燕翼詒謀錄/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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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時，有染工自南方來，以山礬葉燒灰，染紫以為黝，獻之宦者洎諸王，無不愛之，乃用為朝袍,乍見者皆駭觀。士大夫雖慕之，不敢為也，而婦女有以為衫禐者，言者亟論之，以為奇衺之服，寖不可長。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詔嚴為之禁，犯者罪之。中興以後，駐蹕南方，貴賤皆衣黝紫，反以赤紫為御愛紫，亦無敢以為衫袍者，獨婦人以為衫禐爾。〈服紫始末，已見前卷〉
真宗時，試進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張士遜以監察御史為巡捕官，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移試別頭。」別試所自此始，且以御史為巡捕，決無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於何年也？
唐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為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寖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於今不廢。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載矣，仲父軒山公知貢舉，武舉林㟽、陶天麟等來拜謝，仲父問之曰：「朝廷設此科以擇將帥，而公等不從軍，何也？」答以不堪笞箠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舊制，申飭三衙、沿江軍帥，待以士禮，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進士皆願從軍。至紹熙庚戌，仲父以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唱進士第，復奏光宗皇帝，命武舉進士從軍，不許軍帥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罰俸。此令一出，皆願從軍，而軍中無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員之額，以至江上諸軍，每舉以二十四員為額，七年為任，第一名同正將，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將，第四名以下同準備將，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後軍帥亦仰承朝廷優卹之意，待遇之禮，與統領官等，或令其兼同統領職事，遇出戰，多領守寨，必自願親行陣者始聽之。蓋軍史自統制以下，多是假攝，或以準備將而權統制者，每於文移公牘、書劄榜子，削其本職，為寫權職為正。遇東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駕士大夫。一聞鉦鼓之聲，則惴惴戰栗。士大夫信其偽銜，不復與較，故以守闕進勇副尉為統制者，往往而是，若於武舉中選願親行陣者，使久於其任而序進之，必能趨事赴功矣。
部吏賣闕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也。」豈不信哉！
國初，宦者不過數十人，真宗時漸衆，蓋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數歲小兒，積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閏七月戊戌，言者以為久弊當革，乃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八十員為額，遇闕額，方許奏補。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詔自供奉官至黃門，以百人為額。然流弊之久，終不能革，至宣、政間，動以千數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職守，惟務奔競，乞申嚴戒勵。慶曆八年五月丁卯，詔中外官滿二年方許差替，其三年、三十月為任者，仍舊。此誠良法也。中興以來，職事官猶計資考，故有須次一兩政者，至於三丞以上，至於郎官、卿監，有三四年不遷者，故人無苟且之心。近年滿年不遷，則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懼求去，是不諳祖宗典故爾。
舊制：御試詩賦論，士人未免上請於殿陛之下，出題官臨軒答之，往復紛紜，殊失尊嚴之體。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詔：「進士題，具書史所出，御藥院印給，士人不許上請。」自後進士各伏其位，不敢復至殿庭。
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元。天聖五年，詔臣僚薨卒，當賜諡，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流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風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之官罷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送，無過送迎人之半。」此閔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於臣下者如此，可謂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遷謫嶺南亡歿者，並許歸葬，官給緡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蓋其人雖犯罪，而其死則可閔，威以懲其罪，恩以恤其死，施於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為限矣。
西京學校，舊為河南府學。景祐元年，詔改為西京國子監，以為優賢之所。
商稅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縣令亦鄙賤之。曾不思客旅往來，鄉民入市，動遭竭澤，又復營私，掩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詔商稅三萬貫以上，選親民官監，給通判添支[1]，所以重譏征之寄。近時理親民資序為監當者，未之聞也，往往以為浼己，不肯褻就矣。然朝廷以場務之寄，責之長貳、縣令，知監當之，難於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天下州縣課利場務，十分虧五厘以下，知州、通判、縣令罰俸一月；一分以下，兩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賞罰不及於監當，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㕔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㕔事。有竹簟，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塗，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
司天監官自挈壺正轉保章正、靈臺郎、直長、局丞至冬官正，僅五遷爾。舊制：五年一轉，或謂較之武臣洎醫官則太優，欲增其等級，慶曆五年六月乙卯朔，詔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遷官。雖循轉甚遲，然比承信郎轉至武翼郎，猶為優矣。
承平時，溫州、鼎州、廣州皆貢柑子，尚方多不過千，少或百數。其後州郡苞苴權要，負擔者絡繹，又以易腐，多其數，以備揀擇，重為人害。天聖六年四月庚戌，詔三州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犯者有罰。然終不能禁也。今惟溫有歲貢歲饋，鼎、廣不復有之矣。
五季日尋干戈，其於軍卒，尤先激勵，凡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皇朝一統，邊境無虞，伴飯者衆，乃詔以處有罪者，凡為此職，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詔改軍頭伴飯指揮使為散指揮使，然自此人不復以為恥，而激勵之權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陸路發運二使，運江南之粟以贍京師，其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詔令水路、陸路發運為一路，以王繼昇掌之，董儼為同掌，自此迄於宣和不改。
國初，進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錢刊小錄、事遊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無幾，或貧而名次高，至於假丐。熙寧六年三月庚申，詔賜進士及第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一時歆豔，以為盛事。次舉，熙寧九年三月戊寅，練亨甫奏罷期集錢，止賜錢造小錄，及第五百千，諸科二百千，而遊燕之費，復率錢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詔復增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相仍至今，定為千七百緡。而局中凡所率錢，皆以小錄為名，而同年得與燕集者無幾。又為職事者，日叨飲食，所得小錄題名，紙劄裝潢皆精致，不費一金；其不與職事者，出錢而所得絕不佳，不沾杯勺，無乃太不均乎？
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練諸軍為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歲月寖久，與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 今靜江府 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厚，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歲試補，刊印板，用紙摹印。新法既行，獻議者立價出賣，每牒一紙，為價百三十千，然猶歲立為定額，不得過數。熙寧元年七月，始出賣於民間，初歲不過三四千人，至元豐六年，限以萬數，而夔州轉運司增價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建中靖國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觀四年，歲賣三萬餘紙，新舊積壓，民間折價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濫，住賣三年，仍追在京民間者毀抹，諸路民間聞之，一時爭折價急售，至二十千一紙，而富家停榻，漸增至百餘貫。有司以聞，遂詔：「已降度牒，量增價直，別給公據，以俟書填。」六年，又詔改用綾紙，依將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踰百萬數，遂詔住給五年，繼更兵火，廢格不行。南渡以後，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為五百千，又增為七百千。然朝廷謹重愛惜，不輕出賣，往往持錢入行都，多方經營而後得之。後又著為停榻之令，許客人增百千興販，又增作八百千。近歲給降轉多，州郡至減價以求售也。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詔天下長吏詳酌公私房錢，與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許蠲放，仍每歲不得過三次。是時天下承平百餘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慮及於細微，真聖主也。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畢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徽宗創立辟廱，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廱。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祭酒總治兩學，辟廱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為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廱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兩浙、福建納士之後，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惟河北、河東、陝西，以捍禦西北二虜，帥臣之權特重，其他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詔揚、廬、江寧、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軍馬鈐轄，各置禁軍駐泊三指揮，越、福二指揮，以威果為額，每指揮四百人，各路兵馬都監二員，越、福一員。其後二廣經略、京東西路安撫、江東西路安撫，皆因事令守臣兼領，而加以鈐轄之名，以至兩浙、四川皆以調發之故，後又改鈐轄為總管，而四川至今仍舊名。開端於嘉祐之時，而定制於中興之後。然帥臣大抵權輕，當緩急之時，罕能成功，承平無事，惟事教閱而已。矧自勤王諸將分為駐劄，州郡之額，闕不復補，名存實亡。然人存政舉，苟擇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幾緩急有所恃也。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通判舉人改官，與太守同，自提舉常平使者列於監司，諸路頓增員數。熙寧元年十二月，始詔通判不得舉人改京官。元豐初，詔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歲以百四十人為額。至元祐元年四月，罷諸路提舉常平，再命通判歲終舉改官一人，或縣令一人間舉。十二月，以改官員多，吏部侍郎孫覺請歲以百人為額，從之。紹聖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見不拘數，則是歲有三百餘員也。中興以來，改官人數絕少，歲不過數十人，雖令選人舉官，逐員放散，數亦不增。至紹熙初，號為頓增，亦僅三十餘員。慶元以後，歲有溢額，蓋孤寒路絕，得舉官五員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勢使然也。
納粟補官，始以拯饑，後以募民實粟於邊。自王安石開邊，國用不足，而致粟於邊頗艱，應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詔進納人許其改官，歷四任十考，增舉主二員，職司二、常員五。自此人樂於應募。此法雖明，未聞有改秩者，或謂中興以後，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舊制：監司、太守舉京官有定數，縣令初不限員數。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舉十六人縣令，乃詔河北、陝西漕舉十二員、憲六員；河東、京東西、淮南漕十員、憲五員；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北、廣東西、益、利、梓路漕、憲各四員；夔路漕四員、憲二員；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六員；開封府、諸州軍各一員。然立法之初，舉縣令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有舉主二人，移注近縣令，任滿無贓私，升幕職，再任知縣，再任滿，引對，改京官。則是受舉之後，歷知縣兩任六考改官，此天聖七年閏二月甲辰詔書也。至熙寧四年，詔：「再任知縣、縣令人，須有安撫、轉運、提刑、知州、通判奏舉五員，方許再任，內有職司二人者亦聽。」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間，又以州縣增官員，復增舉員。中興以來，一循前例，然亦時有增損。舊制特遷官者，其理磨勘，並自受告日為始，故有垂當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廢。熙寧六年八月丙申，詔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實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依應施行。蓋臣子遠宦，熟無墳墓宗族親戚之念，其能專人馳書，必達官貴人而後可。此制一頒，則小官下位受賜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書多入遞者，循舊制也。
國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詞賦，其解釋諸經者，名曰「明經」，不得與進士齒。王安石罷去詞賦，惟以經義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經義、詞賦兩科，用侍御史劉摯之言也。
國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後世已死，偽為之也。真宗時，主客郎中謝泌言：「致仕官如清名為衆所推，粗有勞效，方可聽其納祿。」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詔：「年七十退者，許致仕。如因疾或歷任有贓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詔：「乞致仕者，審官院具歷任有無贓犯，檢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聖四年，始詔郎中以上致仕，與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為祕書省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聽官嫡孫若弟姪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誘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陳致仕，依舊敕，與一子官，如分司，給全俸，違者御史臺糾察。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詔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詔：「文武官年老無子孫，奏朞親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詔：「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課遷官。有功於國，有惠於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詔：「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孫。」凡此者，皆以法繩之也。慶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賈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優與改官致仕。」詔從之，此以賞勸之也。況法初行，須受命之後陳乞恩澤，病者尚不許，豈容已死偽為。其後又限以受命後身故者，方許陳乞恩澤。後又但以陳乞後身故者放行，而詐偽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書丁憂月日，或與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嘗詰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員外致仕恩澤。政和二年，張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聽蔭補，從之。詳考前後詔令，肇端於真宗之朝，而詳密於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嚴，責之甚備。然上勞聖訓丁寧，至於六七而不已，亦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鮮矣。
真宗以朝官注擬於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也。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㕔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府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棲棲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國初，擢用人才不問資序，有初補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塗之艱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視，又且未歷民事，不諳民間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蘇易簡上言：「初任京官，未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從之。然惟施之常調爾，若人主特除，則又不在此例。呂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員外郎即知廬州，正如易簡所論，不以改制而止也。
-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60：「癸未，詔諸州商稅年額及三萬貫以上者，令審官院選親民官監莅，仍給通判添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