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翼诒谋录/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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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禐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邪之服，寖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禐尔。〈服紫始末，已见前卷〉
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张士逊以监察御史为巡捕官，因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别试所自此始，且以御史为巡捕，决无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祐元年，边事寖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㟽、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棰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领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盖军史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为正。遇东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驾士大夫。一闻钲鼓之声，则惴惴战栗。士大夫信其伪衔，不复与较，故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举中选愿亲行阵者，使久于其任而序进之，必能趋事赴功矣。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祐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由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幸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国初，宦者不过数十人，真宗时渐众，盖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数岁小儿，积累至多故也。皇祐五年闰七月戊戌，言者以为久弊当革，乃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八十员为额，遇阙额，方许奏补。至元祐二年二月，又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人为额。然流弊之久，终不能革，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诏中外官满二年方许差替，其三年、三十月为任者，仍旧。此诚良法也。中兴以来，职事官犹计资考，故有须次一两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于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迁者，故人无苟且之心。近年满年不迁，则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惧求去，是不谙祖宗典故尔。
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元。天圣五年，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连状封赠。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权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盖其人虽犯罪，而其死则可闵，威以惩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犹尔，况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犹尔，况无罪者乎！仁宗可谓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廪给，此祖宗旧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让请自三岁廪给，仁宗以太过，三月甲辰，诏宗室三岁以上，官为给食。今又复以五岁为限矣。
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祐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亦鄙贱之。曾不思客旅往来，乡民入市，动遭竭泽，又复营私，掩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诏商税三万贯以上，选亲民官监，给通判添支[1]，所以重讥征之寄。近时理亲民资序为监当者，未之闻也，往往以为浼己，不肯亵就矣。然朝廷以场务之寄，责之长贰、县令，知监当之，难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天下州县课利场务，十分亏五厘以下，知州、通判、县令罚俸一月；一分以下，两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赏罚不及于监当，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尝至其村，故厅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厅事。有竹簟，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几世也。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将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岂不甚厚乎！
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司天监官自挈壶正转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至冬官正，仅五迁尔。旧制：五年一转，或谓较之武臣洎医官则太优，欲增其等级，庆历五年六月乙卯朔，诏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迁官。虽循转甚迟，然比承信郎转至武翼郎，犹为优矣。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馀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五季日寻干戈，其于军卒，尤先激励，凡军头非有战功，皆号“伴饭指挥使”。皇朝一统，边境无虞，伴饭者众，乃诏以处有罪者，凡为此职，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改军头伴饭指挥使为散指挥使，然自此人不复以为耻，而激励之权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令水路、陆路发运为一路，以王继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
元丰四年二月乙卯，诏东南团练诸军为十三将。盖太祖皇帝初下江南，虑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岁月寖久，与州郡之兵无别故也。淮东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东第四，江东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准备广州应援福建第十，广东第十一，桂州 今静江府 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廪给特厚，与禁卫比。若江上诸军，乃诸郡兵额，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驻札名之，其廪给与将兵不同，况州郡之兵乎！
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新法既行，献议者立价出卖，每牒一纸，为价百三十千，然犹岁立为定额，不得过数。熙宁元年七月，始出卖于民间，初岁不过三四千人，至元丰六年，限以万数，而夔州转运司增价至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馀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朝廷病其滥，住卖三年，仍追在京民间者毁抹，诸路民间闻之，一时争折价急售，至二十千一纸，而富家停榻，渐增至百馀贯。有司以闻，遂诏：“已降度牒，量增价直，别给公据，以俟书填。”六年，又诏改用绫纸，依将仕郎、校尉例。宣和七年，以天下僧道逾百万数，遂诏住给五年，继更兵火，废格不行。南渡以后，再立新法，度牒自六十千增至百千。淳熙初，增至三百千，又增为五百千，又增为七百千。然朝廷谨重爱惜，不轻出卖，往往持钱入行都，多方经营而后得之。后又著为停榻之令，许客人增百千兴贩，又增作八百千。近岁给降转多，州郡至减价以求售也。
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馀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廱，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廱。废太学自讼斋，太学之不率教者，移之辟廱。以祭酒总治两学，辟廱别置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为百斋，讲堂凡四所。其后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废之，而辟廱之士，太学无所容矣。
自江南既平，两浙、福建纳士之后，诸州直隶京师，无复藩府。惟河北、河东、陕西，以捍御西北二虏，帅臣之权特重，其他诸路，责任监司，按察而已。嘉祐四年五月丁巳，始诏扬、庐、江宁、洪、潭、越、福七路兼本路军马钤辖，各置禁军驻泊三指挥，越、福二指挥，以威果为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一员。其后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皆因事令守臣兼领，而加以钤辖之名，以至两浙、四川皆以调发之故，后又改钤辖为总管，而四川至今仍旧名。开端于嘉祐之时，而定制于中兴之后。然帅臣大抵权轻，当缓急之时，罕能成功，承平无事，惟事教阅而已。矧自勤王诸将分为驻札，州郡之额，阙不复补，名存实亡。然人存政举，苟择人而用之，仍委以久任，庶几缓急有所恃也。
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通判举人改官，与太守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于监司，诸路顿增员数。熙宁元年十二月，始诏通判不得举人改京官。元丰初，诏改官人，五日引一甲，一甲三人，岁以百四十人为额。至元祐元年四月，罢诸路提举常平，再命通判岁终举改官一人，或县令一人间举。十二月，以改官员多，吏部侍郎孙觉请岁以百人为额，从之。绍圣三年，吏部乞以每甲五人，引见不拘数，则是岁有三百馀员也。中兴以来，改官人数绝少，岁不过数十人，虽令选人举官，逐员放散，数亦不增。至绍熙初，号为顿增，亦仅三十馀员。庆元以后，岁有溢额，盖孤寒路绝，得举官五员俱足，而不得者，多不破白，势使然也。
纳粟补官，始以拯饥，后以募民实粟于边。自王安石开边，国用不足，而致粟于边颇艰，应募者寡。元祐二年八月，诏进纳人许其改官，历四任十考，增举主二员，职司二、常员五。自此人乐于应募。此法虽明，未闻有改秩者，或谓中兴以后，有一人官至太守，忘其姓名。
旧制：监司、太守举京官有定数，县令初不限员数。皇祐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十六人县令，乃诏河北、陕西漕举十二员、宪六员；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十员、宪五员；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宪各四员；夔路漕四员、宪二员；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六员；开封府、诸州军各一员。然立法之初，举县令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有举主二人，移注近县令，任满无赃私，升幕职，再任知县，再任满，引对，改京官。则是受举之后，历知县两任六考改官，此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诏书也。至熙宁四年，诏：“再任知县、县令人，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奏举五员，方许再任，内有职司二人者亦听。”此乃就任改官也。政和间，又以州县增官员，复增举员。中兴以来，一循前例，然亦时有增损。旧制特迁官者，其理磨勘，并自受告日为始，故有垂当磨勘，忽拜特恩，前功俱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诏文武臣僚特迁官者，不隔磨勘，施恩甚均，人蒙实惠，至今仍之。
景祐三年五月，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熟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
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王安石罢去词赋，惟以经义取士。元祐元年十一月，立经义、词赋两科，用侍御史刘挚之言也。
国初，致仕以旌表士大夫之恬退者，非如后世已死，伪为之也。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言：“致仕官如清名为众所推，粗有劳效，方可听其纳禄。”咸平五年五月丙戌，诏：“年七十退者，许致仕。如因疾或历任有赃犯者，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诏：“乞致仕者，审官院具历任有无赃犯，检勘吏部，申上取旨。”仁宗天圣四年，始诏郎中以上致仕，与一子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诏：“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录其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诏：“三丞以上致仕，无子，听官嫡孙若弟侄一人，降一等。”凡此者，皆以利诱之也。景祐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言：“文武官年七十，令自陈致仕，依旧敕，与一子官，如分司，给全俸，违者御史台纠察。特令致仕，更不与子官及全俸。”诏榜朝堂。皇祐三年二月戊子，又诏：“文武官年老无子孙，奏期亲一人。”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诏：“文武官年七十以上未致仕，更不考课迁官。有功于国，有惠于民，勿拘。”嘉祐三年十二月辛未，又诏：“年七十居官犯事未致仕，更不推恩子孙。”凡此者，皆以法绳之也。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言：“臣僚年七十筋力衰者，优与改官致仕。”诏从之，此以赏劝之也。况法初行，须受命之后陈乞恩泽，病者尚不许，岂容已死伪为。其后又限以受命后身故者，方许陈乞恩泽。后又但以陈乞后身故者放行，而诈伪者公行不忌矣。今士大夫解官持服，批书丁忧月日，或与其父致仕月日自相抵牾，有司未尝诘也。至徽宗朝，始放行员外致仕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乞依武官副使非降黜中身亡者，听荫补，从之。详考前后诏令，肇端于真宗之朝，而详密于仁宗之朝，待之甚厚，防之甚严，责之甚备。然上劳圣训丁宁，至于六七而不已，亦可见风俗之日趋于薄，而士大夫能守知足之戒者鲜矣。
真宗以朝官注拟于堂，贫者留滞逆旅，无以为资，乃置朝集院于朱雀门外，此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诏也。院既成，诏陞朝官以上到阙，并馆于院中，官给公券，出入则乘马，开封府差兵士随直，惟可至庙堂、省部、铨曹官厅而已，虽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上造朝，则先匿于亲戚故旧之家，俟所干置悉备，方敢报阁门放见。盖阁门即日关报朝集院，开封府人马即至，迎入院中。虽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游从，情如兄弟，或商确文字，或彼此询问风土，或因而结交，互相推荐，其况味与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诏复增置，以士大夫之来者日多故也。
国初，擢用人才不问资序，有初补京官，便除知州，或差通判，既不知仕涂之艰苦，小官往往遭其慢视，又且未历民事，不谙民间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苏易简上言：“初任京官，未历州县，不得拟知州、通判。”诏从之。然惟施之常调尔，若人主特除，则又不在此例。吕公弼年十九，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正如易简所论，不以改制而止也。
-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癸未，诏诸州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者，令审官院选亲民官监莅，仍给通判添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