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通論/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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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通論

► 《詩經》

○論尚書分今古文最先而尚書之今古文最糾紛難辨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以沿書為最先，亦以尚書為最糾紛難辨，治尚書不先考今古文分別，必至茫無頭緒，治絲而棼，故分別今古文，為治尚書一大關鍵，非徒爭門戶也，漢時今文先出，古文後出，今文立學，古文不立學，漢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魯齊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皆今文立學者也，費氏古文易，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學者也，其後今文立學者皆不傳，古文不立學者反盛傳，蓋自東漢以來，異說漸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謂今古文之分，尚書最先者，史傳儒林傳舉漢初經師，詩自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禮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母生董仲舒，皆今文無古文，惟於尚書雲，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困以起其家，是漢初已有古文尚書，與今文別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為最先也，謂今古文以尚書為最糾紛難辨者，太史公時，尚書立學者惟有歐陽，太史公未方受書何人，史記引書多同今文，而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然則史記引書為歐陽今文乎，抑安國古文乎，此難辨者一，漢書藝文志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又儒林傳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據此則漢時古文尚書，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書，一張霸之百兩，一杜林之漆書，此難辨者二，東晉梅頤獻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孔穎達作疏，以孔氏經傳為真，馬鄭所注為張霸偽書，宋儒以孔安國書為偽，近儒毛奇齡以孔氏經傳為真，馬鄭所注本於杜林漆書者為偽，閣若璩惠棟，則以孔氏經傳偽偽，馬鄭所注本於杜林者，即孔壁真古文，劉逢祿宋翔鳳魏源，又以孔氏經傳與馬鄭本於杜林者皆，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難辨者三。錫瑞案：張霸書之偽，漢書已明辨之，孔安國書之偽，近儒已明辨之，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者，是否即孔壁真古文，至今猶無定論，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書為最糾紛難辨也，若唐玄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乃以當時俗書改隸書，與漢時今文不同，文獻通考曰，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時又有古文尚書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據，阮元曰，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

○論漢時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譯語各異

漢時所謂今文，今謂之隸書，世所傳熹平石經，與孔廟等處漢碑是也，漢時所謂古文，今謂之古籀，世所傳鍾鼎石鼓與說文所列古文是也，隸書時通行，故謂之今文，猶今人之於楷書，人人盡識者也，古籀漢時已不通行，故謂之古文，猶今人之視篆隸，不能人人盡識者也，史記儒林傳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錫瑞案：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見許氏說文自敘，伏生為秦博士，所藏壁中之書，必與壁同為古文，至漢發藏以教生徒，必易為通行之隸書，始便學者誦習，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始用篆文書不通行，後卒改用今體楷書，觀今人不識篆文，不能通行，即知漢人不識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漢時立學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學也，古文尚書之名，雖出漢初，尚未別標今文之名，但雲歐陽尚書夏侯尚書而已，劉歆建立古文尚書之後，始以今尚書與古尚書別異，許慎五經異義，列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是其明證，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則出孔子之手，一為伏生之徒讀之，一為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既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既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群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讀之之義，不專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王父段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案段氏解讀字甚精，龔氏通翻譯，解讀字尤確，據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異之故，學者不必震於古文之名而不敢議矣。

○論伏生傳經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不當數書與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開傳《尚書》，其後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漢初傳尚書者，始自伏生，伏生傳經二十九篇，見《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無所謂二十八篇者，乃孔穎達《正義》雲，《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雲，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錫瑞案：此引《論衡》法四七宿之說，而遺其一曰鬥之文，段玉裁謂孔臧書不可信，王引之謂二十八篇之說，見於偽《孔叢子》，及《漢書·劉歆傳》臣瓚注，蓋晉人始有此說。據段、王說，則今文二十八篇之說非是。孔臧書即偽《孔叢子》所載也。惟王充《論衡·正說篇》雲，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說，則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傳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選》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論衡》言宣帝時，與《別錄》、《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陳壽祺皆以《論衡》為傳聞之誤，則其言尚書篇數，亦不可信，而即論衡之說考之，亦自有不誤者，正說篇雲，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據此則王仲任亦以為伏生傳晁錯，已有二十九篇，與馬班說不異，其以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蓋當時傳聞之辭，仲任非必堅持其說，而其說亦有所自來，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葉夢得雲，伏生以大誥列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鮮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釋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馬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故或謂今文二十九篇，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而以大誓當一篇者，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也。或以書序當一篇者，陳壽祺左海經辨是也，案以書序當一篇，經義述聞已辨之矣，以大誓當一篇，大誓答問已辨之矣，當從大誓答問，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不數大誓書序為是，惟龔氏論夏侯歐陽無增篇，無解於釋文，所雲歐陽夏侯既無增篇，又並二篇為一，則仍止二十八，而無二十九矣，史記周本紀雲，作顧命作康誥。康誥即康王之誥。則史公所傳伏生之書，明分二篇，其後歐陽夏侯乃合為一，疑因後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博士乃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而攙入大誓，此夏侯篇數所以仍二十九，歐陽又分大誓為三，所以篇數增至三十一也，論衡所雲，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乃據其後言之，雲伏生傳晁錯，適得二十九篇，乃據其先言之，如此解則二說皆可愛，而伏生所傳篇數，與博士所傳篇數，名同而實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書正義謂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雲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雲民間所得也，史公不應謬誤至此，其說非是，漢所得大誓今殘缺，考其文體，與二十九篇不類，白魚赤鳥之瑞，頗近緯書，伏生大傳雖載之，似亦說經之文，而非引經之義，故董子但稱為書傳，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偽孔古文以此大誓為偽，遂致亡佚，近人以為不偽，復掇拾叢殘而補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論古文增多十六篇見漢誌增二十四篇為十六卷孔疏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書，漢立學，今傳誦者也，孔氏壁藏之書，漢不立學，今已不傳者也，書既不傳，則真偽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數，不能不並考古文之篇數，史記儒林傳曰，逸書得十餘篇，漢書蓺文誌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書正義曰，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華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蓺文誌劉向《別錄》雲五十八篇。錫瑞案：孔疏以偽孔古文為真，以鄭注古文為偽，誠為顛倒之見，而所數篇目，必有所據，其引鄭注書序益稷當作棄稷，冏命當作畢命，雲增二十五篇，據偽孔序文，寶當作二十四，蓋作偽孔書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數泰誓與序，遂誤以為二十八篇，而不知當數康王之誥也，桓譚新論雲，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五十八篇，漢書蓺文誌雲，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二說不同，桓雲四十五卷蓋不數序，五十八篇兼數武成，班雲四十六卷則並數序，五十七篇不數武成，武成正義引鄭雲，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故比桓譚時少一篇矣，篇數分合增減，皆有明文可據，俞正燮謂蓺文誌本注雲，五十七篇者，與眾本皆不應，七是誤文，正義引劉向別錄雲，五十八篇，八亦誤文，輕詆前人，殊嫌專輒，龔自珍不信大誓，極是，而必以為博士無增大誓之事，則二十九篇之數不能定，乃謂劉向龔稱五十八，班固龔稱五十七為誤，即亦未盡得也。

○論沿書偽中作偽屢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則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偽一則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偽

孔子所定之經，惟尚書真偽難分明，至偽中作偽，屢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為秦時燔經，尚書獨受其害，漢書蓺文誌曰，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據此則易詩二經皆全，未嘗受秦害也，史記儒林傳曰，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據此則禮雖因焚書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傳，今猶完全，亦未嘗受秦害也，獨尚書一經，史記雲，秦時焚書，亡數十篇，漢書雲，書凡百篇，秦燔書禁學，漢興亡失，論衡正說篇雲，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遺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又云，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較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有百兩篇矣，據此則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殘缺不全，王充且以為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於中而不得見，學者既不得見，而徒聞百篇之名，遂有張霸出作偽，後之作偽孔古文者，正襲張霸之故智也，張霸民孔皆偽，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馬鄭注古文十六篇，世以為孔壁真古文，而馬融雲，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既無師說，真偽難明，史漢皆不具其篇目，劉逢祿以為逸周書之類，非真古文尚書，證以劉歆引武成即逸周書世俘解，似亦有據，其書既亡，是非莫決，此因泰燔亡失而篇名多偽者也，一則今文古文，尚書分別獨早，孔壁古文藏於中秘，劉向以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秘百篇校張霸，皆必是真古文，後遭新莽赤眉之亂，西京圖籍，未必尚存，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難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馬鄭本之以作傳注，所謂古文遂行也，此漆書或是中秘古文，遭亂佚出者，杜林作蒼頡訓纂蒼頡故，漢書雲，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杜既精於小學，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認，故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皆據以為善本，許慎師賈逵，說文所列古文，當即賈逵所傳杜林漆書一卷，故其字亦無多，或以為杜林見孔壁全書，固非，或又以漆書為杜林偽作，亦非也，說文黺字注引衛宏說，隋書經籍誌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衛敬仲撰史記儒林傳正義，漢書儒林傳注，皆引作衛宏詔定古文尚書衛宏傳杜林之學，官書一卷，蓋本杜林，東漢諸儒，多壓今文以尊古文，馬融詆為俗儒，鄭君疾其蔽冒，於是偽孔所謂隸古定，乃乘虛而入，目唐衛包改為今文，而隸古定又非其舊，於是宋人之偽古文，又繼踵而起，而據經典釋文敘錄曰，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謂按此則唐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此非陸德明釋文也，徐楚金，賈昌朝，夏辣，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中之偽，不足深辨，今或以為此即偽孔序，所謂隸古者亦非也，又謂按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絕異者，如郭氏璞說茂才茂才，賈氏公彥說三嶽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尋說砅砥砮丹，陸氏德明說昚徽五典，孔氏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氏師古說湯Ａ５奴Ａ５，徐氏鍇說才生明說吺，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聲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識優於江。據此則偽中之偽，至於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偽者也。

○論伏生所傳今文不偽治尚書者不可背伏生大傳最初之義

篇名文字多偽，皆屬古文，古文有偽，伏生所傳今文二十九篇，固無偽也，史漢皆云，伏生得書止二十九篇，論衡則雲，伏生老死，書殘不竟，則伏生所得不止此數，當以史漢為是晁錯帝時已大用，受書伏生在文帝時，兒寬受書歐陽生，孔安國非晁錯所傳授，論衡多聞之失，惟以發孔壁在景帝時，足證漢書之誤，史漢與論衡雖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偽，固昭昭也，史漢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數十篇，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博士以尚書為備，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鬥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鬥矣，故二十九，漢時謂尚書唯有二十九篇，故以為備，尚書不止此數，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則雖不備，而不得不以為備矣，史漢與博士說少異，而二十九篇之不偽，又昭昭也，全經幾燼，一老憖遺，以九十餘歲之人，傳二十九篇之經，又有四十一篇之傳，今雖殘缺，猶存大略，其傳兼明大義，不盡釋經，而釋經者，確乎可據，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機之星，實為北極，西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禰祖歸假，知事死如事生，鳥獸咸變，見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難解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製豈同於周世，三公絀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為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並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傳古義，必不可創新解而背師說者，其後三家之傳，漸失初祖之義，漢書於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是用大夏侯說，背伏生大麓之說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說，背伏生迎侯之說二矣，白虎通以虞賓在位為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說，背伏生舜為賓客之說三矣，歐陽夏侯說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說四矣。說詳見後。古文後出，異說尤多，馬鄭以璿機玉衡為渾天儀，背伏生旋機北極之說五矣，馬鄭又以日月五星為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時之說六矣，劉歆以六宗為水火雷風山澤，賈馬許以為日月星河海岱，鄭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說七矣，馬鄭訓肇十二州之肇為始，分置並幽營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說七矣，鄭以蓺祖猶周明堂，背伏生歸假祖禰之說九矣，馬以鳥獸為筍虛，背伏生鳥獸咸變之說十矣，七始訓古文作在治忽，鄭本又作習，解為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說十一矣，馬鄭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國，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說十二矣。說詳見後。劉歆欲立古文，詆博士是末師而非往古，試問傳尚書者，有古於伏生者乎，豈伏生大傳不足信，末師之說乃足信乎，鄭君為大傳作注，可謂伏生功臣，乃於虞傳六宗，夏傳三公，周傳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禮為說，又謂虞傳儀當為義，以傳合羲仲，洪範容當為睿，而改從古文，則鄭君之於伏書，亦猶注禮箋詩，雜糅今古，而非篤守伏書者矣，近儒王鳴盛說牧誓司徒司馬空，以伏生為不可解，段玉裁說金縢以今文為荒謬，彼袒護古文者，猶不足怪，孫星衍始治今文，於多方泥於鄭注踐奄在攝政時，謂大傳不出自伏生，陳喬樅專治今文，乃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此經義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師說，誠無解於孔穎達葉不歸根之誚矣。

○論伏傳之後以史記為最早史記引書多同今文不當據為古文

漢武帝立博士，尚書惟有歐陽，太史公尚書學，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親受伏生，當是歐陽生所傳者，陳壽祺曰，司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所據尚書，乃歐陽本也，臧琳經義雜記，分別史記引尚書為今文，馬鄭王本為古文，已列堯典一篇，餘可類推，其說甚是，今考史記一書如大麓是林麓，非錄尚書，百揆即百官，匪雲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親，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國之爵，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認，帝谘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四嶽，即在十二牧內，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更當分列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喜起之歌，義即舜傳，大禹般庚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谘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太師少師皆樂官，非箕子比幹，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眾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皆與古文不合，而與大傳略同，惟文王囚羑裏之後，乃出戡耆，箕子對朝鮮之前，已先訪範，此二事與大傳年代先後稍異耳。司馬貞索隱，凶與偽孔古文不符，謂史公采雜說非本義，此其謬人皆知之矣，漢書謂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其言亦無確證，陳壽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鬱夷曰柳穀，便在伏物，黎民始饑，五品不訓，歸至於祖禰廟，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紀之載禹貢維箘簵楛。滎播既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文字皆與今文吻合，則所謂多古方說者，特指其說義耳，段玉裁曰，按此謂諸篇有古文說耳，非謂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經異義每雲古某說今某說，皆謂其義，非謂其文字，如說內於大麓雲，堯使舜入山林川澤，不雲大錄萬機之政，說禹貢雲，天子之國千里，以外甸侯綏耍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雲甸服千里，加侯綏耍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說洪範雲，思曰睿，不雲思心曰容，說微子雲，大師若曰，今誠得治國，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雲微子若曰，我舊雲孩子王子不出，說金縢，雖用今文說，而亦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約略可言者也。錫瑞案：史遷從安國問故，史記所未載，不知班氏何據，若史記所引尚書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雲惟方六千里，同於賈馬古文，思曰睿與曰涕，同於馬鄭古文，若大麓不作大錄，是用歐陽說，與夏侯異，大師不作父師，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費，特不同於論衡一家之說耳，金縢在周公薨後，是今文說，與馬鄭古文異，而又云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雖與論衡引古文說頗合，而以為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避居之說不同，皆不足為史記用古文說之證，自孫星衍以後，皆誤用班氏說，以為史記一書引尚書者，盡屬古文，於是尚書今古文家法大亂，不知分別家法確有明徵，非可執疑似之單文，揜昭晰之耳目，孫星衍過信班氏，其解金縢誤分史記以居東為東征與毛詩同者為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禫後者為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為古文者，今文亦古說，豈知論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誣古人，豈不謬哉。

○論伏傳史記之後惟白虎通多引今文兩漢書及漢碑引書亦皆漢時通行之本

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孔壁古文罕傳於世，至東漢衛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於杜林，與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據，至東晉偽孔古文出，唐以立學，孔穎達見其篇目與馬鄭異，乃強謂馬鄭為今文，近入皆知孔疏之謬矣，而又誤執班誌遷書多古文說，遂以史記所載皆屬古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強謂馬鄭為今文，夫史記據歐陽尚書，明明屬今文矣，而必以為古文，馬鄭據杜林漆書，明明屬古文矣，而必以為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非過論也，經義最久遠難分明者，莫如尚書，經義最有確憑據者，亦莫如尚書，尚書之確憑據，首推伏生大傳，次則司馬史記，其說已見前矣，又次則白虎通德論，多載今尚書說。陳壽祺曰，白虎通義用今文尚書。如琮璜五玉，麑鹿二牲，九族親睦，兼列異聞，三考黜陟，不拘一義，放動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為封禪之禮，考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即位，大斂即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須革正，周公薨當改葬，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達於遷史，白虎通為今文各經之總彙，具唐虞三代之遺文，碎璧零珪，均稱環寶，雖不專為尚書舉證，而尚書之故實典禮，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尚書者，於伏傳史記外，當以此書為最，他如兩漢書紀誌傳之引尚書，漢碑之引尚書，以漢家四百年之通行，證伏書二十九篇之古義，雖不能備，而尚書之大旨，可以了然於心，而不為異說所惑矣，至於孔壁古文，久已不傳，其餘真偽難明，或且偽中作偽，既無裨於經學，學者可姑置之，與其信疑似難明之古文，而鄉壁虛造，不如信確實有據之今文，而抱缺守殘，尚書本出伏生，不當求書義於伏生所傳之外，兒寬受學與歐陽生，又受學於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皆出於寬，是安國古文之傳，已並入歐陽夏侯，更不當求書義於歐陽侯三家之外也。

○論古文無師說二十九篇之古方說亦參差不合多不可據

古文尚書之名舊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為斷，古文置之不論，其說似乎駭俗，不知真古文之亡久矣，且真古文亦無師說，凡今文早出有師說，古文晚出無師說，各經皆然，非獨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或略綴以文字，如後之釋文校勘記，亦未可知，要之必無章名訓義，漢書孔光傳曰，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案此孔安國古文尚書，但有經而無傳之明證也，漢人重家法，歐陽生至歙八世，皆治歐陽尚書，霸為安國從孫，如安國有師說，霸豈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孔氏之家學，轉在夏侯，而非傳安國矣，蓋古文無師說，博士必以今文師說教授，故夏侯師說，有與古文尚書相出入者，班氏世習夏侯尚書，漢書引經，與史記引歐陽說頗不同，而漢書又間用古字，其異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謂起其家者，不過守此孤本，傳為家學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讬之孔壁，衛賈馬鄭，遞相授受，馬融以為絕無師說，鄭亦不注逸書，觀於逸書之無師說，又安國古文尚書，有經無傳之明證也，有經而無師說，與無經同，況並此真經而亡之，乃以贗鼎亂真，奚可哉，二十九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有，有古文說，蓋創始於劉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說義可方教授，周禮左氏傳，皆由劉歆創通大義，有明文可據，則古尚書說出於東漢之初者，亦由劉歆創立可知，如以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以六宗為乾坤六子，以父師為箕子，以文王為受命，九年而崩，歆說至今可考見者，皆不與今尚書說同，是其明證，劉歆為國師，王璜塗惲皆貴顯，塗惲授桑欽，則漢書禹貢引桑欽說，又在劉歆之後，漢書地理志，於禹貢引古文說，必分別言之，則其餘皆今文可知。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蓋出衛宏賈逵，亦或本之於歆，衛賈所作訓今不傳，鄭君書讚曰，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鄭注古文尚書，多本於衛賈馬，今馬鄭注解，猶存其略，而鄭不同於馬，馬又不同於衛賈，蓋古文本無師授，所以人自為說，其說互異，多不可據，不當以衛賈馬鄭後起之說，違伏生最初之義也。

○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說

郡縣有時而更，山川終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爾雅注曰，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據此則禹奠高山大川之後，始一一為之定名，相傳至今，其支峰支注，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終古不易，即或山有崩壞，水道有遷從，而準其地望，考其形勢，大致猶可推求，禹貢一書，為後世山經水記之祖，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皆全載其文，漢誌又於郡縣下，備載禹貢某山某水，在今郡縣其處，漢時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後之治禹貢者，吾惑焉，經有明文，習而不察，其數可稽者，乃釋以<黹頁>預之辭，此大惑者一，漢人引經有明文，誑而不信，其地可據者，反傳會不經之說，此大惑者二，試舉數條證之，禹貢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經明言九山九川九澤，則必數實有九，注疏及以九州之山川澤解之，據史記雲，道九山道九川，其為實有九數，而非泛說九州可知，今以經文考之，岍及岐至於荊山一也，壺口雷首至於太嶽二也，砥柱析城至於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四也，西傾朱圍鳥鼠至於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六也，嶓家至於荊山七也，內方至於大別八也，岷山之陽至於衡山九也，蓋山之數不止於九，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是一山，故經言某山至於某山，合之適得九數，史記索隱曰，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塚內方岐，是九山也，其說不誤，惟專舉為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數山之故，又誤文山為岐，岷史記作汶或作文，文與岐相似致誤，索隱岍作汧，岷作文，與今文合，蓋出今文遺說，後人不能訂正誤字，又不能按合經文，故索隱雖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川者，索隱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為九川，按之經文，其數適合，漾作瀁，亦與今合，足見其說皆出今文，九澤索隱無說，以經考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澤四，雲夢五，滎波六，菏澤七，孟豬八，豬野九，其數亦適合，雷夏彭蠡震澤菏澤，經明言澤，雲夢孟豬大野以澤名，見周禮職方，滎澤見左氏傳，都野澤見水經。即豬野，豬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澤三澤，或一州無一澤，蓋無一定，非若職方每一州一澤也。楚人名澤中為夢中，見王逸楚辭注，是雲夢即雲澤，若分為二，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則有十澤，非止九澤矣，此大山川明見經者，人且忽而不察，自來說禹貢者，無一人能確指其數，何論其他，九河當從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凶在成平東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漢誌東光有胡蘇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鬲平當以為鬲津，皆與許商說同，班固許商皆習夏侯尚書者，若王橫言九河之地為海所漸，乃古文異說不可從，三江，漢誌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據水經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則漢誌毗陵江在北，江上脫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為三江，九江，史記雲，餘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漢誌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又豫章郡莽曰九江，有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漢，合湖漢水為九入江，則九江在漢廬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傳會山海經，以九江為洞庭，近治禹貢者多惑之，案古有雲夢，無洞庭，至戰國時，吳起說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蘇秦說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蒼梧，張儀說秦王，言水破荊襲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辭，屢稱洞庭，而雲夢罕見稱述，至漢以巴邱湖為雲夢，又言雲夢，不言洞庭，蓋水道遷徒而異名，要與九江無涉，山海經太史公所不敢言，豈可據以證禹貢乎，山海經疑戰國人作，必非禹時之書。九河三江亦多異說，九河或並簡絜為一，三江或並三江為一，庾仲初以後各創新說，反疑漢誌是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又漢誌大別在安豐，而或以為翼際，東陵在金蘭，而或以為巴陵，皆與古說不同，胡渭禹貢錐指有重名，亦多惑於後起之說，惟焦循禹貢鄭注釋，成蓉鏡禹貢班義述，專明古義，治禹貢者當先觀之，鄭引地記與班誌微不同，蓋各有所據，鄭以九江孔殷為其孔甚多，因桓是來，桓是為隴坻之名，頗近於新巧，乃古文異說不必從。

○論五福六極明見經文不得以為術數五行配五事當從伏傳漢誌

陳灃曰，洪範九疇，天帝不錫鯀而錫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奧博，千年以來，奉為秘寶，以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為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為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為惟有二十字，從為臆度，徒為辨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洪範以庶徵為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極與五事為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雲，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傅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灃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然既為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錫瑞案：經學有正傳，有別傳，洪範五行，猶齊詩五際，專言術數，皆經學之別傳，而洪範之五行五事皇極庶徵五福六極，明見經文，非比齊詩五際存於傳說，尤為信而有徵，不得盡以為漢儒術數矣，係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漢儒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古時天人本不相遠，龍官鳥紀以命氏，龍圖龜書以授人，所謂天錫當有是事，三國魏時張掖湧石有牛馬之形，及大討曹字，足見祥異之兆，有不可據理以斷有無者，安見三代以前，必無石見文字之事乎，豈真如杜鎬附會天書雲，聖人以神道設教乎，陳氏以為奇怪，不應載在尚書，乃以我聞在昔為傳聞之語，殊屬非是，周公曰，君奭我聞在昔，伊尹格天之類，並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聞在昔，為傳聞之怪事，然則周公曰，我聞在昔，亦為傳聞之怪事乎，洪範自洪範，春秋自春秋，洪範言陰陽五行，春秋不言陰陽五行，孔子作春秋經，但書災異，藉以示儆，未嘗雲某處之災，應某處之事也，伏生作洪範傳，但言某事不修則有某災，亦未嘗引春秋事應洪範某災也，董劉牽引洪範五行，以說春秋災異，某災應在某事，正如漢誌所譏，淩雜米鹽，董據公羊，劉向據穀梁，歆據左氏，三傳又各不同，尤為後人所疑，隋書經籍誌雲，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誌所雲乖戾指向歆之說不同，而謂伏生之傳，惟五行傳是其本法，則誤以伏生之學，僅有五行，不知尚書一經，皆出伏生所傳，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傳四十一篇，而洪範五行傳別出於後，此以五行傳為別傳之證，伏生已明著之，隋誌袒偽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據，陳氏雲，漢儒術數亦少別白，董劉強洪範合春秋，謂之術數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謂之術數不可也，以洪範傳為術數，洪範經亦術數乎，五行配五事，見漢誌，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聽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為說，書正義引鄭注，惟聽聰則致富，與漢誌同，餘皆不同，蓋古文異說，孫星衍以為鄭說皆遜於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範圖，穿鑿支離，與易之先後天圖，同一怪妄。

○論古文尚書說誤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略，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襲不變者，強後人以盡遵前人，固不能行，強前人而豫法後人，尤為乖謬，今文家之說尚書也，唐虞之書，即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說尚書，務創新說，以別異於今文，其所謂新說者，大率本於周官一書，周官出山岩屋壁，漢人多不信為周公所作，即使真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諸帝王，遠在千載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書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當不可易者也，乃自劉歆以至馬鄭鮮知此義，而尚書之制度大亂，今試略舉數事言之，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又分命四子，史記天官書，曆書，漢書成帝紀，律曆志，食貨志，藝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傳，以及論衡中論，後漢書續漢誌，皆以羲和專司天文，四子即是羲和，鄭注尚書乃雲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駐方嶽之事，是為四嶽，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嶽主方嶽，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職，鄭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亂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出，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報一，續漢與服誌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與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山龍九章，華蟲七章，與經五服五章不合，當時詔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傳而從周官，鄭注又本於歐陽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亂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漢書賈捐之傳，鹽鐵論，說苑，論衡，白虎通說同，惟史記以為天子之國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為賈馬說六千里所本，異義，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鄭雲，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亂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輯五瑞，白虎通瑞贄篇曰，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蓋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與白虎通所施略異，而名正同，馬注雲，五瑞，公侯伯子男，取執以為瑞信也，案禮記王制鄭注，白虎通爵引禮緯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亂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為天地四方，鄭引周官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律度量衡，同，訓齊同，鄭引周官典同，以為同是陰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傳孝經緯公羊注白虎通風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馬融注雲，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以周制說虞製，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之屬，許君謹案此周之此，是周以前不得有六卿，甘誓所雲，鄭注以為六軍之將是也，又引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與許義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強前人以從後人也。

○論古文尚書說變易今文亂唐虞三代之事實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據後王麵強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實，尤未可憑胸而強易之也，伏生大傳太史公書所載事實，大致不異，古來口授相傳，本是如此，兩漢今文，並遵師說，東漢古文，始有異義，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實，不知何本，大率采雜說，憑臆斷，為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說出，不僅唐虞三代之制度亂，並唐虞三代之事實亦亂，今略舉數事以證之，堯典乃命羲和，專為授時，帝曰，疇谘若時登庸，別為一事，張守節《史記正義》雲，言將登用之嗣位，張說蓋本漢人揚雄美新雲，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是漢人以登庸為登帝位之證。馬鄭乃連合上文為一事，馬雲，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鄭注《大傳》雲，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後稍死，兜共工等代之。馬鄭以羲和為六卿，登庸為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賢而薦太子之疑，信偽孔以允子朱為允國子爵，而違《史記》嗣子丹朱之明證，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一也。帝曰，我其試哉。《史記·五帝本紀》作堯曰：吾其試哉。《論衡·正說篇》引堯曰，我其試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雲，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無帝曰，如其說當直以我其試哉為四嶽語。四嶽如何試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證，此唐虞之事實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紀》云：舜攝政巡狩，見鯀治水無狀，請於堯而殛之，是殛鯀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鄭注云：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雲，若待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如鄭說誠無以解王肅之難，此亂唐虞之事實者三也。盤庚，《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鄭雲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從居湯舊都，上篇盤庚為臣時事，下篇盤庚為君時事。又云，湯自商從毫，數商毫囂相耿為五，而不數所遷之殷，與經文於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經盤庚三篇合為一篇，依鄭說，非一時事不當合，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四也，微子，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幹強諫紂，紂殺比幹，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古文太師作父師，鄭雲，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幹為之，偽孔傳從鄭義，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五也。《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魯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步，殺武庚，放殷餘民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是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異義引《古尚書》說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此說當出於劉歆衛賈諸人，始以我之弗辟為弗避，居東為東辟，不為東征，開金縢為周公生前，不在薨後，鄭雲，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攝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盡為成王所得，王肅以為橫造，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六也。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大傳》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魯世家》、《論衡·感類篇》，《白虎通·封公侯篇》、《葬篇》，《漢書·梅福傳》、《杜鄴傳》、《儒林傳》、《後漢書·周舉傳》、《張奐傳》，《公羊何氏解詁》說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後。鄭雲，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後，《史記》所載今文書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同，偽孔傳云，奄再叛再征，蓋本漢人舊說，按之經文，其說不誤，鄭君誤合為一，多方疏引鄭雲，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蓋謂不應編於多士無逸君奭之後，遂啟後人多士多方先後倒置之疑，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八也。無逸，石經肆高宗之饗國百年，下接自時厥後，則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為太甲，在周公曰鳴乎下，以後乃雲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書於前遺太宗，而於後增祖甲，《殷本紀》帝甲淫亂國語亦云帝甲亂之，則祖甲非賢主，不當在三宗之例，王肅為調停之說，以祖甲為太甲雲，先中宗後祖甲先德後有過，說尤非是，此亂三代之事實者九也。《君奭》，《史記·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與《列子·楊朱篇》，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相合，《漢書·孫寶傳》、《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皆以為周公攝政時作，古文編列多士之後，馬鄭遂有不說周公貪寵之說，此亂三代之事實者十也。

○論尚書義凡三變學者各有所據皆不知專主伏生

孔廣森載氏遺書序曰，君以梅姚售偽，孔蔡謬悠，妄雲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乃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爭年鄭巿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孔氏此說，最為通達，據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釋群疑，惟戴氏非尚書專家其作《尚書義考》未成，未能發明今文，以津逮後學耳，經定自孔子，傳自漢初諸儒，使後世學者能恪遵最先之義，不惑於後起之說，徑途歸一，門戶不分，不難使天下生徒皆通經術，況尚書一經，傳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師也，歐陽大、小夏侯既分顓門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後古文說出，初不知所自來，衛賈馬鄭所說各異既無師授，安有據依，後世震於劉歆古文之名，壓於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於學官，古文說盛行，而今文衰歇，於是尚書之義一變，王肅學承賈馬，亦遠本於歐陽，其學兼通古文，又去漢代不遠，使其自為傳注原可與鄭並行，乃必讬名於孔安國，又偽造尚書古文經，後世見其經既增多，孔傳又古於鄭，廢鄭行孔定於一尊，偽古文說盛行，而今文盡亡，於是尚書之義再變，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創獲，獻疑孔傳，實為首庸，惟宋儒但知孔傳之可疑，而不知古義之可信，又專持一理字，臆斷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即以為是，與其理不合者，即以為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說盛行，編書者至改古事以從之，《綱鑒輯略》一書，改西伯戡黎為武王，微子奔周為武庚，以近儒臆斷之空言，改自古相傳之實事，於是《尚書》之義三變，經義既已屢變，學者各有所據，蔽所不見，遂至相攻，有據孔傳以攻蔡傳者，如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是也，有據蔡傳以攻孔傳者，如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是也，有據馬鄭而攻孔傳與蔡傳者，如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尚書後案是也，經皆不知導原而上，專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未師，甚且信末師以反攻初祖，其說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廣森所雲爭年鄭巿，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是者，此尚書一經，所以本極易明，反致糾紛而極不易明也。

○論衛賈馬鄭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一則文字久而致訛

嘗疑衛賈馬鄭，皆東漢通儒，豈不知今文遠有師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誠不解其用意，今細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則學術久而必變，漢初尚書惟有歐陽而已，後乃增立夏侯，夏侯學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皆伏生弟子，所學當無不同，然既別於歐陽而自成一家，則同中必有異，如以大麓為大錄是，夏侯勝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是小夏侯又異於大夏侯，而增立博士，號為顓門，此人情好異，學術易變之證，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又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近君，即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藝文志雲，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即指秦恭而言，蓋小夏侯本破碎支離，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厭，古文家乘其敝，而別開一門徑，名雖古而實新，喜新者遂靡然從之，此其故一，一則文字久而致訛，伏生改古文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無刊板印本，專憑口授手鈔，訛以傳訛，必不能免，觀熹平石經殘字，及孔廟等處漢碑，字多省俗，不合六書，故桓譚馬融，並詆今文家為俗儒，當時所謂通儒劉歆、楊雄、杜林、衛宏、賈逵、許慎，以及馬鄭，皆精小學，以古文正今文之訛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諸儒當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義訓，則三家之原於伏生者，雖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據故書，如周禮之類，創為新說，古文本無者，以意補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師，撥棄初祖，知拔趙幟而立漢幟，以為不如是不能別立一學，義雖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從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雖歐陽、夏侯三家立學數百年，從黨遍天下，為古文家掊擊，而其熱漸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亂，而歐陽、夏侯三家皆亡，至東晉而偽古文經傳出，讬之於孔安國，年代比馬鄭為更古，而篇又增多，馬鄭不注逸書，而此遍注之，故其後孔鄭並行，鄭學又漸衰歇，唐以偽孔立學，而鄭氏尚書亡，向之攻擊三家者，乃與三家同歸於盡，大有積薪之歡，甘售贗鼎之欺，豈非好古與喜新者階之厲哉，夫伏書本藏山之業，而偽孔雲失其本經，古文書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案《史漢》無伏生使女傳言之事，古人書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傳言，亦有藏書可憑，何至以意屬讀，其時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榮古虐今，意以伏生所傳，全不可信，偽孔以為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正用衛宏之說，而更加誣，不知《史漢》明言得二十九篇，則失本經之說不可信，鄭君書讚已有科斗書之說，亦不可信，說見後。

○論庸生所傳已有脫漏足見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說亦不可信

劉歆移太常博士書雲，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此即歆所雲，經或脫簡也，後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據為今文不如古文之證，案漢書庸生傳古文，為孔安國再傳弟子，而堯典開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復腎腸，呂刑之劓刵椓黥，古文與今文不同，當即在七百有餘之內，而皆不如夏侯歐陽本之善，據此可見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證也，龔自珍說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說，餘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尚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使中秘有尚書，何必遣晁錯往優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書，以宣武之為君，諸大儒之為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處廷自博士以迄民間應奉為定為，斠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生平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跡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並無百篇，則向作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即劉歆所自序之言，讬於其餘，並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願，案龔氏不信中古文，並疑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書皆有脫簡，為劉歆所假讬，可謂特見，惟漢誌所雲，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別有一書，而此中秘書，不復見於東漢以後，則亦如龔氏所雲，毀於更始赤眉之火矣，書既不存，可以不辨。顧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

○論百篇全經不可見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學者當講求大義不必考求逸書

史記雲，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數十篇，未言百篇全數，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凡豐篇，論衡正說篇曰，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書有百篇，尚書璿璣鈐曰，孔子求書，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則以為書有百二篇，乃張霸百兩所自出，或以古文尚書為百篇，今文尚書為百二篇，伏傳書緯及張霸所據皆今文，伏傳有掩誥，史記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無明文，不必深究，漢博士以尚書為備，以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則以為書止有此數，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說，案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如堯典見為君之義，君之義莫大於求賢審官，其餘巡守朝覲封山濬川賞功罰罪皆大事，非大事不書，觀此可以知作史本紀之法矣，皋陶謨見為臣之義，臣之義莫大於盡忠納誨，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兩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觀此可以知記言問封之體矣，禹貢見禹治水之功，並錫土姓，分別五服，觀此可以冠地理水道之書矣，甘誓見天子親征，申明約束之義，觀此知仁義之師，亦必兼節制矣，湯誓見禪讓變為征誅，吊民伐罪之義，與牧誓合觀，可知暴非桀紂，聖不及湯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見國遷詢萬民，命眾正法度之義，觀此知拓拔宏之譎眾脅遷者非矣，高宗肜日見遇災而懼，因事進規之義，觀此知漢以災異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見拒諫速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見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義，觀此知為國當正紀綱，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見吊民伐罪，兼明約束之義，觀此知步伐整齊，乃古兵法而非迂論矣，洪範見天人不甚相遠，禍福足以儆君之義，觀此知人君一言一動，皆關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誥見開國時基業未固，防小腆靖大艱之義，觀此知大臣當國，宜挺身犯難，而不宜退避矣，金縢見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報功當逾常格之義，觀此知周公所以為聖而成王命魯郊非僭矣，康誥見用親賢以治亂國，宜慎用刑之義，觀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不似重而實輕矣，酒誥見禁酒以絕亂源，宜從重典之義，觀此知作新民必先除舊習矣，梓材見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義，觀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婦必無不得所矣，召誥見宅中圖大，祈天永命之義，觀此知王者宜監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誥見營洛復政，留公命後之義，觀此知君臣當各盡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見開誠布公以靖反側之義，觀此知遺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奪矣，無逸見人君當知艱難，毋以太平漸耽樂逸之義，觀此知憂盛危明，當念魏徵所雲十漸不克終矣，君奭見大臣當和衷共濟，閔天越民之義。君奭據史記為周公居攝時作，當上列於大誥金縢之間。觀此知富弼以撤簾與韓琦生意見者，其量褊矣，多方見綏靖四方，重言申明之義，觀此知開國之初，人多覬覦，當以德服其心，不當用威服矣，立政見為官擇人，尤當慎選左右之義，觀此知命官當得其人，不當干預其事矣，顧命見王者所以正終，當命大臣立嗣子之義，觀此知宦官宮妾擅廢立之禍，由未發大命矣，康王之誥見王者所以正始，當命大臣保王室，觀此知成康繼治，幾致刑措，有由來矣，甫刑見哀敬折獄，輕重得中之義，觀此知罰即贖刑，不可輕用其慈祥悱惻，漢人緩刑書，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見命方伯安遠邇之義，觀此知襄王時王靈猶赫，惜不能振作矣，費誓見諸侯專征，嚴明紀律之義，觀此知用兵不可擾民矣，秦誓見穆公悔過，卒伯西戎之義，觀此知人君不可飾非，當改變以救敗矣，知二十九篇之大義，則知論衡所引今文家說，獨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據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餘左傳國語，及諸子書，墨子引書不在百篇之內者，蓋非孔子刪定之本，大傳史記所引逸文，雖非後世偽作，而全篇不可得見，則大義無由而明，至於逸十六篇以及後世太誓，真偽既莫能辨，尤不當以魚目混珠，逸周書劉向以為孔子刪書之餘，其文不能閎深，亦不可以亂經，洪邁謂與尚書辭不相類，陳振孫謂文辭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仿效為之者，近人去偽孔古文，而以逸周書入尚書非是，昔人謂讀人間未見書，不如讀人問常見書，二十九篇皆常見者，學者當寶愛而講明之，勿從惜不見夫全經，而反而牆於大義也。

○論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引書序皆今文可據信

西漢馬班皆云，孔子序書，東漢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樅謂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為孔子所言者，蓋指堯黃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此則書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說同，而今古文之序，實有不同，書正義曰，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撿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錫瑞案：偽孔古文尚書序，即馬鄭之書序，其稍異者見於釋文，如金縢序武王有疾雲，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誥序康王既屍天子雲，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雲，馬本無平字，則其餘皆同矣，史記不戴典謨之序，禹貢，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誥，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中[B216]，作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伊訓，肆命，徂後，太甲，沃丁，咸艾，皆與馬鄭古文序說略同，惟典寶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讓作原命，與古文序作伊陟原命異，仲丁雲，書闕不具，河亶甲祖乙，亦必有書，史公不雲作書，蓋省文，盤庚三篇，以為小辛時作，高宗夢得說，序事與古文同，不言作說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師作大師為異，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歸獸作歸狩為異，洪範分器略同，金縢無周公作金縢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後，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略同，君奭以為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則當在大誥前後，與古文序次異，蔡仲之命雖序事同，無作命明文，其次序亦無考，書正義雲，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則與孔本又異，成王政將蒲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慎之命同，肅之作息，毫姑序事同，不言作書，蓋即毫姑之序，孫星衍據之，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為毫姑文呈入，顧命康王之誥略同，康王之誥作康誥，畢命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秦誓略同，惟冏作Ａ７，呂作甫，費作肹為異，文侯之命，以為周襄王命晉文公，秦誓以為封殽屍之後追作，此史記引書序，與馬鄭偽孔書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誌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為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並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即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書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偽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雲弟素以為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饑Ａ８，紂受，牧坶，行狩歸獸，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慎肅慎，伯Ａ９伯冏，誓獮誓粊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論馬鄭偽孔古文書序不盡可據信致為後人所疑當以史記今文序為斷

朱彝尊曰，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征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書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書，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於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傳並出，不知漢孝武帝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雲，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考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錫瑞案：宋儒疑書序與偽孔傳同出，孔傳偽，則書序亦偽，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書今文古文考以序為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以書序亦從屋壁中得，陳壽祺今文尚書有序說，列十有七證以明之，以歐陽經三十二卷，西漢經師不為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證一，史記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顯然兼取伏書，其證二，張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證三，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其證四，書傳云，遂踐奄三字，明出於成王政之序，其證五，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毫姑序，其證六，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證七，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誥之序，其證八，大傳曰，夏刑三千條，此本甫刑之序，其證九，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誥，在二十九篇外，非見書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證十，白虎通誅伐篇稱尚書序曰，武王伐紂，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證十一，漢書孫寶傳曰，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此引君奭之序，其證十二，後漢書楊震傳曰，般庚五遷，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證十三，法言問神篇曰，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為然，其證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誥唯今文有脫簡，其證十五，論衡正說篇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闕遺者七十一篇，其證十六，杜予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與尚書說太甲事乖異，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詳預此言，直以書序為出自伏生，其證十七，十七證深切著明，無可再翻之案，惟陳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勝於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記引書序是今文，馬鄭偽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盡可信，崔應榴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隻言其曆試諸難，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無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不與今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裏成周郊，則句意為難通，又左傳祝鮀稱魯曰，命以伯禽，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案百篇序無伯禽康誥，孫寶侗顧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無庸深辨，作冊畢下脫一公字，故難通，據史記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與偽泰誓不同，偽泰誓從劉歆古文說，十一年觀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從史記今文說，九年觀兵，十一年克殷，故年歲兩歧，序卻不誤，若舜典序隻言曆試諸雜，遂開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之妄說，伊訓序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所雲二年四年為生年之謬論，又如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古文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為周公未攝王之證，周公作君奭，史記引序在踐阼當國時，古文序列於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貪寵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記引今文序為斷，則得之矣。

○論二十九篇皆完書後人割裂補亡殊為多事

尚書以今文為斷，經義本自了解，即雲不見全經，二十九篇皆完書，無缺失也，而後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離其篇次，或攙入偽文，使二十九篇亦無完膚，誠不可解，且其說不僅出於宋以後，並出於漢以前，今舉堯典一篇言之，堯典本屬完書，舜事即在堯典之中，故大學引作帝典，而漢傳逸書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別有一篇，非堯典雜有舜典也，舜典不傳，僅得其序雲，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即堯典之明明揚側陋，至帝曰予聞云云也，曆試諸難，即我其試哉，至納於大麓云云也，鄭君親見逸書者也，其注書序雲，入麓伐木，尤即納於大麓之明證，然證逸書所謂舜典，亦即分裂堯典之文，並非別有一篇，或即從明明揚側陋分篇，亦未可知，偽孔古文從慎徽五典分篇，蓋因馬鄭之本小變之耳，其後偽中又偽，增入十二字，復增入二十八字，釋文王氏注相承雲，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阮孝緒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夫堯典為二千年之古籍，開宗明義之第一篇，學者當如何寶愛信從，豈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則舜事已備載，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禮，大政事，不可專說遜位，而遜位曆試已見堯典，不可重復再見，乃自偽孔分裂於前，方興加增於後，當時梁武帝為博士已駮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購求遺典，劉炫復以姚書上之，又撰濬哲文明十六字，與堯典欽明文思四句相配，偽中又偽，實自東漢古文逸書啟之，此劉逢祿宋翔鳳所以不信逸書也，趙岐未見逸書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當作舜典，及逸書所載，自有此說，又開舜典補亡一派，閻若璩謂舜往於田，隻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斷自月正元日以下為舜典，采史記本紀之文，列於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議，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冠於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經義考所說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見太平御覽皇天部引，史記本紀載使舜完廩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見其為舜典文，聖經既亡，豈末學所能臆補，如以為可臆補，則偽孔古文，固應頒之學官，唐白居易補湯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庫提要曰，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即用遷書為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半忽接以古經，混合為一，其駮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書疑於舜讓於德弗嗣下，補論語堯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孟子勞之來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蘇軾黃震皆移易洪範，蘇軾又改康誥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金履祥亦移易洪範，疑洛誥有缺文，武成偽書不在內，不知諸儒何仇於聖經，並二十九篇之完書，而必欲顛倒錯亂，使無完膚也，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諸儒為此紛紛，是亦不可以已乎。

○論偽孔經傳前人辨之已明閻若璩毛奇齡兩家之書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後鄭孔並行，至隋鄭氏漸微，唐作正義，專用孔傳，至宋吳棫始發其覆，朱子繼之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祇是孔叢子等做出來，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錫瑞案：朱子於孔傳直斥其偽，可謂卓識，而於古文經雖疑之，未敢明斥之，猶為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據，此是朱子以傳為偽，於經猶有疑辭，故蔡沈作傳，仍存古文，然猶賴有朱子之疑，故蔡傳能分別今古文之有無，其後吳澄歸有光梅鷟愈推愈密，嘗謂偽孔古文，上於東晉之梅頤，而攻古文漸有實據者，出於晚明之梅鷟，同一梅氏，而關偽古文之興廢，倘亦天道之循不歟，至閻若璩惠棟考證更精，至丁晏沿書餘論據家語後序定為王肅偽作，隋書經籍誌孔氏正義，皆有微辭，唐初人已疑之，不始於吳才老，朱子可謂搜得真贓實證矣，毛奇齡好與朱子立異，乃作古文尚書冤詞，其所執為左證以鳴冤者，隋書經籍誌也，隋誌作於唐初，其時方尊偽孔，作義讚，頒學官，作誌者即稍有微辭，何敢顯然直斥其偽，誌所雲，雖曆曆可據，要皆傳為偽書者臆造不經之說，孔書經傳一手所作，偽則俱偽，閻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為飾辭，以為東晉所上之書是經非傳，專以隋誌為證，使斯言出漢藝文志，乃為可信，若後漢儒林傳，則已不可信矣，以範蔚宗作書之時，偽書已出，不免為所惑也，況隋誌修於唐初，在古文立學之後哉，冤詞一書，相傳為駮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而作，案閻毛二家互有得失，閻證古文之偽甚確，特當明末宋學方盛，未免沾染其說，夫據古義以斥孔傳可也，據宋人以斥孔傳則不可，閻引金履祥說，以高宗肜日典祀無豐於昵，為祖庚繹於高宗之廟，其誤一也，引邵子書，以定或十年等年數，其誤二也，引程子說，謂武王無觀兵事，其誤三也，駮武成篇，並以文王受命改元為妄，其誤四也，駮孔傳以居東為避居，不為東征，其誤五也，信金履祥以為武王封康叔，其誤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為在多士前，其誤七也，知九江在尋陽，又引水經雲，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未免騎牆之見，其誤八也，解三江亦以為有二，與九江同，其誤九也，信蔡氏說，以康誥屬武王，其誤十也，移易康誥大誥洛誥以就其說，其誤十一也，謂伏生時未得小序，其誤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範，為文從字順章妥句適，其誤十三也，閻氏此等處，皆據宋人以駮古義，有偽孔本不誤而閻誤者，蓋孔書雖偽，而去漢未遠，臆說未興，信宋人不如信偽孔，毛不信宋人，篤守孔書之義，以為尚書可焚，尚書之事實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後治洛黃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則毛是而閻非者，學者當分別觀之，勿專主一家之說，但以今文之說為斷，則兩家之得失明矣。

○論焦循稱孔傳之善亦當分別觀之

國朝諸儒，自毛奇齡外，鮮有袒孔傳者，惟焦循頗右之，其尚書補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皋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皋陶，若亦以皋陶為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為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即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雲，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曆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為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為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為盤庚為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答之，不雲少師，鄭以為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幹，顧大臣徒誌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為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幹，而於此則雲，比幹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為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為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為然，傳則訓辟為法，居東即東征，罪人即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為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為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曆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為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為，為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束晳等之偽造竹書，舜可囚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稷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齡齕，又讬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錫瑞案：近儒江段孫王，皆尊鄭而黜孔，焦氏獨稱孔傳之善，可謂特見，惟未知孔傳實王肅偽作，故所說有得有失，肅之學得之父朗，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是肅亦今文家之支流，肅又好賈馬之學，則兼退古文者，雜糅今古與鄭君同，而立意與鄭君為難，鄭注書從今文，則以古文駮之，鄭從古文，則又以今文駮之，肅以今文駮古文，實有勝鄭注者，焦氏所舉以稽古為考古，以四罪為禹治水之前，以居東為東征，以罪人為祿父管蔡，是其明證，至信偽孔疑史記明堂位，則其說非是，史記引書最古，明有帝曰，豈可妄去，舜禹同為堯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獨不可，周公稱王，非獨見於明堂位，荀子親見百篇尚書，其書中屢言之，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攝，豈可改易古事，強為回護，焦氏乃以作傳者以觸時忌，自隱姓名，則尤求之過深，肅與司馬雲昏姻，助晉篡魏，豈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偽作竹書者，言啟殺益，太甲殺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亂臣，又何必作偽古文，以與竹書相齡齕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書申孔篇，與其父所見同，中有數條，即補疏序所說，餘瑣細不足辨，茲不具論。

○論宋儒體會語氣勝於前人而變亂事實不可為訓

孔傳立學，行數百年，至宋而漸見疑，蔡傳立學，行數百年，至今又漸見廢，陳澧曰，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偽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偽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雲，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仆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雲，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召誥王敬德，偽孔雲，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雲，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雲，王其敬為之所哉，而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偽孔雲，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雲，夏商曆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江雲，夏殷曆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偽孔雲，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雲，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雲，二人，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偽孔雲，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雲，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雲，戰，懼也，康王之誥，惟新陡王，偽孔雲，惟周家新升王位，蔡雲，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陡王，江雲，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諡，故稱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偽孔雲，惟察察便巧善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雲，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屬下文，江雲，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日之昧昧於思也，此文當為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與之同者，如為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錫瑞案：陳氏取蔡傳，與焦氏取孔傳，同一特見。宋儒解經，善於體會語氣，有勝於前人處，而其失在變易事實以就其說。《尚書》載唐虞三代之事，漢初諸儒，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見之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故事，甚至憑特臆見，將古事做過一番，雖其意在維持名教，未為不善，然維持名教亦隻可借古事發論，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傳謂周公不稱王，伊尹將告歸，已與古說不符，而蔡傳引宋人之說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傳史記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傳獨為文王回護，以西伯為武王，其失一也，大誥王若曰，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伏傳史記皆云周公居位踐阼，則鄭說有據，蔡傳從孔傳，以為周公稱成王以誥，其失二也，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引書解之曰，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蔡傳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從蘇氏說，移篇首四十八字於洛誥上，又無以解朕其弟之語，遂以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記明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武王無封康叔事，左氏傳視鮀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鮀以衛人言事，豈猶有誤，而橫造事實，擅移經文，其失三也，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當歸國，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國為公後，蔡傳乃以為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不知唐置節度使乃有留後，周無此官，周公老於豐，薨於於豐，並無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習見莽操，妄讬古人，故極力回護，欲使後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後儒回護，王莽讬周公，無傷於周公，曹操讬文王，無傷於文王，天位無常，惟有德者居之，聖人無闇幹非分之心，而天與人歸，則亦不得不受禪讓，易而傳子，又復易為征誅，事雖不同，其義則一，稷契同受封於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窋失官，公劉太王遷豳岐，商王未嘗過問，文王始率諸侯事紂，後入朝而被囚，釋歸而諸侯皆從之，受命稱王，何損至德，詩書皆言文王受命，伏傳言受命六年稱王，史記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此漢初古說可信者，必以文王稱王為非，則湯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禪亦非，必若巢許而後可也，至周公居攝，尤是常是，古有攝主，見禮記問君薨而世子未生，則有上卿攝國事，稱攝主，此上卿蓋同姓子弟，世子生則避位，或生非世子，則攝主即真，觀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賈誼上疏有植遺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證，或世子生而幼，國有大事，亦必有人攝行，鄭注命大事權代王，並無語弊，武王薨而東諸侯皆叛，周之勢且岌岌，成王幼，不能親出，公不權代王以鎮服天下，大局將不可問，事定而稽首歸政，可告無罪於天下萬世矣，後世古義不明，即有親賢處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蕭齊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誤，並以誤國，蓋自馬鄭訓我之弗辟為避位，已非古義，宋儒以力辨公不稱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設留後之事，以為左證，使後世親賢當國者誤信其說，避嫌而不肯犯難，必誤國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實不可改易，如編小說演雜劇者，借引古事做過一番以就其說，此在彈詞演劇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經，則斷乎不可。

○論偽孔書相承不廢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學者不可不知

偽孔古文尚書，自宋至今，已灼知其偽矣，而猶相承不廢，是亦有故，宋之不廢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為道統相傳，其進尚書注表，首以三聖傳心為說，而四語出偽大禹謨，故宋儒雖於偽傳獻疑，而於偽經疑信參半，王鳴盛蛾術編戲以虞廷十六字為風俗通所言鮑君神之類，此在今日漢學家吐棄宋學，乃敢為此語，而在當日固無不屍祝俎豆者也，此其遠因一，且古文雖偽，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此皆出偽古文，為宋儒言道學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遠因二，近儒不尊宋學，斥偽經亦甚於宋儒，而至今仍不廢者，阮元曰，古文尚書孔傳出東晉，漸為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為出自古聖賢，則聞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視太學，太傅於謹為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於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是知其偽，而欲留為納言之益，此近因一，龔自珍述莊存與之言曰，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計其委曲，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幹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是書頗為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是知其偽，而恐廢之無以垂誡，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廢，然而過書舉燭，國賴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齊求岑鼎，魯應以贗，非柳下所許也，古文雖多格言，而偽讬帝王則可惡，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謨舞幹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為宋人重文輕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愛，允濟，為楊素等用兵好殺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則湯之伐桀為自全計，非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則伊尹不曾相太甲，與君奭所言及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義違，泰誓三篇數殷紂罪，有刳剔孕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等語，宋人遂疑湯數桀之罪簡，武數紂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時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訓王雲，功虧一簣，宋人遂疑湯伐桀後，猶有慚德，武伐紂後，一事不做，君陳以爾有嘉謀嘉猷，為康王語，宋人遂謂康王失言，此皆偽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書綴輯成文，詞意亦多牽強不相貫串，如孟子引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夾議夾敘，詞意極明，偽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無胃，寧執非故，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無論如何解說，必不可通，似全不識文義者所為，此等書豈可以教國胄，毛奇齡以袒偽古文之故，至謂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偽孔擅改古經，顯違孔訓，僭妄已極，奇齡不罪偽孔，反歸罪於孔子改經，可謂悍然無忌憚矣。

○論偽古文多重復且敷衍不切

尚書與春秋，皆記事之書，所記之事必有義，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關係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所以省繁復也，故孔子之刪書，亦非有關係足以明義者不載，事見於前者，不復見於後，亦所以省繁復也，古書詳略互見，變化不拘，非同後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堯典兼言二帝合為一篇，聖德則堯詳於舜，政事則舜詳於堯，是詳略互見之法，而作偽者不達此義，別出舜典一篇，以為不應略於舜之聖德，乃於舜典篇首，偽撰二十八字以配堯典，不顧文義，首尾橫決，由不曉古書之法也，盤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親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遷之後申告有眾，未嘗有重復之義，康誥酒誥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誥洛誥皆言營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嘗有重復之義，而偽孔書太甲三篇說命三篇皆上中下文義略同，且辭多膚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辭，可移為傅說，傅說之辭，可移為伊尹，伊尹傅說之辭，又可移為大禹謨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無甚區別也，泰誓三篇，皆數紂罪而無甚區別，使真如此文繁義復，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書二十九篇，篇篇有義，初不犯復，其辭亦無復見，若偽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辭亦多雷同，太甲下與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雲，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雲，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其文義不謂之雷同得乎，太甲下雲，慎終於始，蔡仲之命雲，慎厥初，惟厥終，亦雷同語，蓋其書本憑空結撰，其胸中義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語，說來說去，層見疊出，又文多駢偶，似平正而實淺近，以比尚書之渾渾灝灝者，迥乎不同，而雜湊成篇，尤多文不合題之失，姚鼐謂古文尚書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於理，可謂知言，漢古文學創通於劉歆，偽古文書撰成於王肅，亂經之人，遞相祖述，古天子諸侯皆五廟，至周始有七廟，劉歆以為周以上皆七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偽古文咸有一德改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世遂引為商時七廟之證，此肅本之於歆者也，異義，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製，周三公在六卿中，見顧命而無三孤，偽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漢書百官公卿表，表又出於莽歆之制，又肅本之於歆者也，古雲相某君是虛字，不以為官名，偽古文說命爰立作相，又誤沿漢制而不覺者，左氏傳，仲虺為湯左相，亦可疑。

○論孔傳盡釋經文之可疑及馬鄭古文與今文駮異之可疑

朱子語錄雲，某嘗疑孔安國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省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日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現會不得如此，可疑也。錫瑞案：朱子之說，具有特見，漢初說易者，舉大誼如丁將軍者，是說詩者無傳疑，如魯申公者，是，毛公之傳，未知真出漢初與否，而其文亦簡略，未嘗字字解經，惟偽孔於經盡釋之，此偽孔傳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吳澄曰，伏生書雖難盡通，然詞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體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吳氏之說，亦有特見，伏孔之書難易不同，伏生不應獨記其難，安國不應專得其易，此偽孔經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說推之，尚書之可疑者非直此也，偽孔書無論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歐陽之今文，與馬鄭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經及兩漢人引用尚書之文考之，其異於馬鄭古文者亦多，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試舉數條以證，盤庚器非求舊，石經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難也，洪範鯀堙洪水，石經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難也，保後胥戚，石經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難也，無弱孤有幼，石經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難也，無逸乃諺，石經作乃憲，既誕，石經作既延諺憲誕延音近得通，諺誕易而憲延難也，無皇，石經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難也，此厥不聽，石經聽作聖，聽聖音近得通，聽字易而聖字難也，立政相時憸作散，憸散音近借，憸字易而散字難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傳今文多艱澀，而偽孔古文反平易，即漢所傳今文亦多艱澀，而馬鄭古文反平易，不但偽孔古文可疑，即馬鄭古文亦不盡可信矣，惜經典釋文，不列三家尚書之異同，使學者無由見，今文真本，所賴以略可考見者，惟石經殘字十數處及孔，疏引優賢揚曆臏宮劓割頭庶黥數處而已，豈不惜哉，竊意東漢諸儒之傳古文，蓋亦多以訓故改經，與太史公史記相似，有字異而義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舊之類是也，有字異而義違失者，如般庚優賢揚曆之類是也，然則今之偽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國之真，即偽孔同於馬鄭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竄而非伏生之舊者，偽孔所造古文固當刪棄，即偽孔同於馬鄭之古文，後人以為真，是伏生之所親傳，孔子之所手定，亦豈可盡信哉，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觀於世所傳之尚書，益歡孟子之言為不妄也。

○論尚書有不能解者當闕疑不必強為傅會漢儒疑辭不必引為確據

子曰，多聞闕疑，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然則聖人生於今日，其解經必不向壁虛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書最古，文義艱深，伏生易為今文，而史公著書，多以訓故改經，馬鄭名傳古文，而與今文駮異者，亦疑多以訓故改經，其必改艱深為平易者，欲以便學者誦習也，而二十九篇傳於今者，猶未能盡索解人，周誥殷盤，詰屈聱牙，韓文公已言之，尚書之難解，以諸篇為尤甚，如大誥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勿救，盤庚之吊由靈，用宏茲賁等語，或由方言之莫識，或由簡策之傳訛，無論如何曲說，終難據為確解，而孔傳強為解之，近儒江王孫又強為解之，此皆未敢信為必然，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經，史，稱其穿鑿，所據本八寸策誤作八十宗，遂強以八十宗解之，然則強不知以為知，非皆八十宗之類乎，漢儒解經，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決辭，其無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為疑辭，如堯典之羲和疏引鄭雲，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子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錫瑞案：鄭以四子分屬四時，羲和實司天地，地官司徒猶可強附，天官為稷，並無明文，國語雲，稷為大官，有誤作天官者，緯雲，稷為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鄭君以此傅會之雲，初堯天官為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時天下賴後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後稷稱焉，鄭之彌縫，亦云至矣，然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塚宰矣，何以堯舜祥讓，皆不及棄，且稷為天官，司馬為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後稷有功於民，何以反由天官降為司馬，舜命九官，並無司馬之名，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蓋曰稷司徒，凡言蓋者，皆疑辭也，周禮疏序又引鄭雲，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之官，又主方嶽之事，是為四嶽，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鄭以四子即四嶽，又別有掌天地之官，與兩漢今文說不同，鄭知其無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辭也，其不敢為決辭，猶見先儒矜慎之意，後之主鄭義者，必強傅會以為確據，非但不知聖人闕疑之旨，並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論偽古文言仁言性言誠乃偽孔學非孔學出偽書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錫瑞案：商書四篇，皆出偽孔古文，惟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鄭注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是王氏所舉商書四篇之語，惟學之一字，實出說命，其餘皆未可據，宋儒講性理，故於古文雖知其偽，而不能不引以為證，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傳，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出荀子引道經，荀子親見全書，若出尚書，不當引為道經，既稱道經，不出尚書可知，偽孔以羼人大禹謨，宋儒乃以四語為傳心秘訣，四語惟允執厥中，出論語堯曰篇允執其中，實有可據，二帝相傳即此已足，中庸稱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正是推闡允執其中之義，論語雲，舜亦以命禹，足見二帝相傳無異，朱注雲，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如其說，則堯命舜為寥寥短章，舜命禹為洋洋大篇，由誤偽古文與論語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辭愈衍而愈詳，性理自堯舜至孔孟而後，推衍精詳，前此或有其義而無其文，要其義亦足以盾之，如堯典雲，欽明文思安安等語，史記堯本紀，譯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語，是當時已有仁之義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是當時已有性之義也，今文尚書文思作文塞，塞有誠實之義，是當時已有誠之義也，古文字簡略，而義已包括於其中，何必謂虺誥言仁，湯誥言性，太甲言誠，至商書始發其義乎，典以欽始，謨以欽終，二帝相傳心法，欽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偽孔古文，出於魏晉孔孟之學大明之時，掇拾闕里緒言，撰成偽書文字，此乃偽孔書襲孔學，非孔學本於偽孔書，王氏不知，乃以此等書為聖學所自由，豈非顛倒之甚哉，惟商頌作於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為孔子之傳有自來，其說尚不誤耳，然亦本於近視有正考父，而非本於遠祖商王也。

○論王柏書疑疑古文有見解特不應並疑今文

王柏書疑與詩疑，皆為人詬病，王氏失在並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謂其失也，其疑偽孔尚書序曰，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為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為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天下之論，至孔子而定，帝王之書，至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樸，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紀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詳之，予嘗為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其說，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鬴鬲盤匜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頊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傅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為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錫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條，皆有見解知尚書以孔子所定為斷，則鄭樵信三墳，王應麟輯三皇五帝書愛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書科斗之無據，則非惟偽孔序不足信，即鄭君書讚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晉王隱謂科斗文者，其字頭粗尾細，似科斗之蟲，故俗名之為，段玉裁據此，以科斗文，乃晉人裏語，孔敘尚書乃有科斗文字之稱，其偽顯然，考鄭君書讚，已雲科斗書，則段說未確。案鍾鼎文無頭粗尾細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說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則古文科斗之說，乃東漢古文家自相矜炫，鄭君信其說而著之書讚，偽孔又信鄭說而著之書序也，王氏知古文之偽，不知今文之真，其並疑今文，在誤以宋儒之義理，準古人之義理，以後世之文字，繩古人之文字，蘇軾疑顧命不當陳設吉禮，趙汝談疑洪範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堯典禹貢洪範呂刑甘誓盤庚酒誥費諸篇。見容齊三等。書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獨創，特王氏於尚書篇篇獻疑，金履祥等從而和之，故其書在當時盛行，而受後世之掊擊最甚，平心而論，疑經改經，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經為聖人手定，王氏詩疑，刪鄭衛詩，竄改雅頌，僭妄太甚，書疑猶可節取。

○論劉逢祿魏源之解尚書多臆說不可據

今古文之興廢，皆由公羊左氏為之轉關，前漢通行今文，劉歆議立左氏春秋，於是牽引古文尚書毛詩逸禮諸書，以為之佐，後漢雖不立學，而古文由此興，今文由此廢，以後直至國朝諸儒，昌明漢學，亦止許鄭古文，及孔廣森專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學，陽湖莊氏，乃推今春秋公羊義並及諸經，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繼之，而三家尚書三家詩，皆能紹承絕學，淩曙陳立師弟陳壽祺喬樅父子，各以心得，著為專書，二千餘年之墜緒，得以復明，十四博士之師傳，不至中絕，其有功於聖經甚大，實亦由治公羊春秋，漸通詩書易禮之今文義也，常州學派蔚為大宗，龔自珍詩所謂秘緯戶戶知何休者，蓋公羊之學為最精，而其說尚書則有不可據者，劉逢祿書序述聞多述莊先生說，不補舜典，不信逸書，所見甚卓，在江孫王諸家之上，而引論語國語墨子以補湯誓，以多士多方為有錯簡而互易之，自謂非取蹈宋人改經故轍，而明明蹈其故轍矣，盤庚以咸造勿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讀為亥子，洪範序以立武庚目為句，謂已當作祀，洛誥以王賓殺禋為句，咸格王為句，入太室祼為句，謂殺當為秉，秉禋即奉璋也，顧命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為句，爰者扶掖之名，畢命序以康王命作冊為句，畢分居裏成周郊為句，謂畢終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皆求新而近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數之，與今文古文皆不合，至於不信周公居攝之說，以孫卿為誣聖亂經，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傳為街談巷議，不用孟津觀兵之義，以馬遷為齊東野人，橫暴先儒，任意武斷，乃雲，漢儒誣之於前，宋儒亂之於後，其實莊氏所自矜創獲，皆陰襲宋儒之餘唾，而顯背漢儒之古訓者也，孫卿在焚書之前，伏生為傳經之祖，太史公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乃以理斷之，謂皆不可信，宋儒之說，獨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莊氏之說，又可信乎，劉逢祿雖尊信之，宋翔鳳龔自珍皆不守其說，魏源尊信劉逢祿，其作書古微痛斥馬鄭，以扶今文，實本莊劉，更參臆說，補湯誓，本莊氏，補舜典湯誥牧誓武成，則莊氏所無，周誥分年集證，將大誥至洛誥之文，盡竄易其次序，與王柏書疑無以異，以管叔為嗜酒亡國，則雖宋儒亦未敢為此無據之言，而於金縢未敢訓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則其解經並無把握，何怪其是未師而非往古乎，解經但宜依經為訓，莊劉魏皆議論太暢，此宋儒說經之文，非漢儒說經之文，解經於經無明文者，必當闕疑，莊劉魏皆立論太果，此宋儒武斷之習，非漢儒矜慎之意也。

○論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皇極經世竹書紀年所載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據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係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讬共和，為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曰，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讬孔子。錫瑞案：太史公於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黃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後，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蓋史公所據載籍，於共和以前之年歲，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紀，但書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後，始紀崩年，正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鄭君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是鄭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漢書律曆志，據劉歆三統術曰，夏後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故傳曰，殷載祀六百，殷曆曰，當成湯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於六府首，當周公五年，則為距伐桀四百五十歲，少百七十一歲，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時乙丑為甲子，計其年，乃孟統後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案劉歆所推據殷魯曆，於周僅能舉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則不能知，魯則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蓋據曆推之，不能備，而亦不盡可信者也，今即尚書而論，堯在位七十載，雖有明文，然不知從何年數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從何年數起，鄭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異，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饗國百年，其年又異，文王享國五十年，穆王享國百年，有明文，亦不知從何年數起，故孔子序書，略無年月，疑在孔子時，已不盡可考矣，皇甫謐帝王世紀，載帝王在位之年，不知從何得之，竹書紀年據束晳所引雲，夏年多殷，與左氏傳漢誌不同，今紀年雲，自禹至桀十七世，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與左氏傳漢誌亦異，疑皆以意為說，當從不知蓋闕者也，劉恕作通鑒外紀，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為一編，又作疑年譜年略譜，謂先儒敘包羲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眾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為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為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為年略譜，劉氏原本史記，猶不失為矜慎，自邵子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胡宏皇王大紀，張栻經世紀年，皆本其說，張氏雲，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錫瑞案：宋儒好武斷，而自相標榜，至此而極，二帝三代相傳之年，孔子所未言，漢儒所不曉，邵子生於數千載之後，全無依據，而以數推知之，豈可信乎，孟子雲，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為年歲，古者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有二歲四歲之人不可立者，古文書序雲，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遺卻外丙仲壬兩朝，正可以見古文書序之偽，邵子不能辨，而據以就其所推之數，誤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說，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為九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一年，古文說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為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誤，其實並非誤也，張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餘可知，金履祥通鑒前編，許謙讀書叢說紀年圖，皆用邵子之說，元明以為，尊崇宋學，臆推之年，遂成鐵案，編年之史，率沿偽說，世所傳綱鑒易知錄歷代帝王年表諸書，篇乎載帝王之年，曆曆可數，唐堯以上，或出於皇甫謐，要皆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而不知其為向壁虛造也，世傳竹書紀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紀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與皇極經世所推多異，而與偽孔古文尚書全符，皆由後人依讬為之，並非汲塚之舊，尤不可據。閻若璩雲，邵子出而數明，上下千萬載罔或抵牾，此閻氏過信宋學之故，不知皆憑臆撰造也。

○論尚書是經非史史家擬尚書之非

劉知幾史通，論史有六體，一曰尚書家，劉氏是史才，是說作史者摹仿尚書，有此一家，非說尚書也，以此說尚書則大誤，其說曰，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錫瑞案：聖人作經，非可拘以史例，漢書藝文志曰，左史記言，言為尚書，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荀稅申鑒說同，鄭君六藝論曰，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是以玉藻雲，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分左右，言協互異，不知當以何說為正，即如諸家之說，亦不過借尚書春秋作指點語，劉氏所見過泥，遂以尚書專主記言，不當記事，敢議聖經為例不純，此與惑經甲左諸篇，詆斥春秋，同一謬妄，由史家未通經學也，其論孔衍漢魏尚書邵隋書義例準尚書之非，則甚明確，曰，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案此足證尚書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備。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裏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董虎不成反類犬也，案史家不知尚書是經非史，其書不名一體，非後人所敢妄議，其書自成一經，亦非後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當代文章，別定義例，以備觀覽，必不可以憲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吳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範七業以擬尚書，或云偽作，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漢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擬尚書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書璿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案中候敕省圖，握河紀，運衡考，河命，題期，立象儀，明禮，閼郵，苗興，契握，雒予命，稷起，我應，雒師謀合符後，摘雒戒，霸免，準纖哲，凡十八篇。緯書雖難盡信，然古時書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為法者，餘皆刪之，猶作春秋，但取其可明義者，餘皆削之，聖人刪定六經，務在簡明，便學者誦習，後人不知此旨，嫌其簡而欲求多，於是張霸書偽書書，抵隙而出，史家復從而亡續之，不知史可續，經不可續，孔衍王邵之擬尚書，正與沈既濟孫甫之擬春秋，同一謬見也。

○論治尚書當先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

孔傳至今日，人知偽作而不足信矣，蔡傳又為人輕蔑而不屑稱矣，然則治尚書者當以何書為主，陳灃曰，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為一書，取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偽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者，采擇會聚而為集解，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擇融貫而為義疏，其為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錫瑞案：陳氏說近是而未盡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疏解全經，在國朝為最先，有華路藍縷之功，惟今文搜輯未全，立說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兩歧，孫星衍已辨之，又承東吳惠氏之學，好以古字改經，頗信宋人所傳之古尚書，此某未盡善者，王鳴盛尚書後案，主鄭氏一家之學，是為專門之書，專主鄭，故不甚采今文，且間駮伏生。如解司徒司馬空之類。亦未盡善，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於今古文分別具晰，惟多說文字，鮮解經義，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縢詆今文說之類。亦未盡善，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於今古說搜羅略備，分析亦明，但誤執史記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亂。如論衡明引金縢古文說，孫以其與史記不合，乃曰，王氏充以為古者，今文亦古說也，豈非遁詞。亦有未盡善者，然大致完善，優於江王，故王懿榮請以立學，其後又有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三家之書，皆主今文，不取古文，蓋自常州學派，以西漢今文為宗主，尚書一經亦主今文，劉氏魏氏不取馬鄭，並不信馬鄭所傳逸十六篇，其識優於前人，惟既不取馬鄭古文，則當專宗伏生今文，而劉氏魏氏一切武斷改經增經。如魏氏改梓材為魯誥，且臆增以管叔為嗜酒亡國之類。皆不盡善，陳氏博采古說，有功今文，惟其書頗似長編，搜羅多而斷製少，又必引鄭君為將伯，誤執古說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違棄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亦有未盡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說多存，治尚書者，先取是書與孫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義，篤守其說，可不惑於歧趨，今即近人所著書中酌取兩家之說，指明初學所入門徑，以免歧誤，猶易取焦張兩家之說也，若如陳灃所言，撰為集解義疏，當先具列伏傳史記之說，字字遵信，加以發明，不可誤據後起之詞，輕疑妄駮，次則取白虎通及兩漢書所引經說，加以漢碑所引之經，此皆當日通行之今文，足備考證，又次則取馬鄭偽孔，擇其善者，以今文為折衷，合於今文者錄之，不合於今文者去之，或於疏引而加駮正，至蔡傳與近儒所著，則於義疏擇取其長，兩說相同，則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於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翏轕，惟其說尢足惑人，及人所誤信者，乃加辨駮，使勿迷眩，後人以此體例勒成一書，斯為盡善，否則俱收並蓄，未能別黑白定一尊，古今雜淆，漢宋兼采，覽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歸，祇是一部類書，無關一經閎旨，豈得為善本乎，今人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兼疏今古文，詳明精確，最為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