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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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通论

► 《诗经》

○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以沿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治尚书不先考今古文分别，必至茫无头绪，治丝而棼，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非徒争门户也，汉时今文先出，古文后出，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汉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皆今文立学者也，费氏古文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学者也，其后今文立学者皆不传，古文不立学者反盛传，盖自东汉以来，异说渐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谓今古文之分，尚书最先者，史传儒林传举汉初经师，诗自申培公辕固生韩太傅，礼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母生董仲舒，皆今文无古文，惟于尚书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困以起其家，是汉初已有古文尚书，与今文别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也，谓今古文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者，太史公时，尚书立学者惟有欧阳，太史公未方受书何人，史记引书多同今文，而汉书儒林传云，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然则史记引书为欧阳今文乎，抑安国古文乎，此难辨者一，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又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后汉书儒林传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据此则汉时古文尚书，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书，一张霸之百两，一杜林之漆书，此难辨者二，东晋梅颐献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孔颖达作疏，以孔氏经传为真，马郑所注为张霸伪书，宋儒以孔安国书为伪，近儒毛奇龄以孔氏经传为真，马郑所注本于杜林漆书者为伪，阁若璩惠栋，则以孔氏经传伪伪，马郑所注本于杜林者，即孔壁真古文，刘逢禄宋翔凤魏源，又以孔氏经传与马郑本于杜林者皆，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难辨者三。锡瑞案：张霸书之伪，汉书已明辨之，孔安国书之伪，近儒已明辨之，马郑古文尚书出于杜林者，是否即孔壁真古文，至今犹无定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也，若唐玄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乃以当时俗书改隶书，与汉时今文不同，文献通考曰，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时又有古文尚书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据，阮元曰，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以后，又别有古文也。

○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

汉时所谓今文，今谓之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与孔庙等处汉碑是也，汉时所谓古文，今谓之古籀，世所传锺鼎石鼓与说文所列古文是也，隶书时通行，故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古籀汉时已不通行，故谓之古文，犹今人之视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史记儒林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锡瑞案：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见许氏说文自叙，伏生为秦博士，所藏壁中之书，必与壁同为古文，至汉发藏以教生徒，必易为通行之隶书，始便学者诵习，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始用篆文书不通行，后卒改用今体楷书，观今人不识篆文，不能通行，即知汉人不识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汉时立学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学也，古文尚书之名，虽出汉初，尚未别标今文之名，但云欧阳尚书夏侯尚书而已，刘歆建立古文尚书之后，始以今尚书与古尚书别异，许慎五经异义，列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是其明证，龚自珍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则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能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然而译语者未尝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译字之人，必华夷两通而后能之，读古文之人，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如伏生欧阳生夏侯生孔安国，庶几当之，馀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读之之义，不专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谓以博士本读壁中本而言，其如予王父段先生言，详见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案段氏解读字甚精，龚氏通翻译，解读字尤确，据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异之故，学者不必震于古文之名而不敢议矣。

○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书与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书》，其后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伏生传经二十九篇，见《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无所谓二十八篇者，乃孔颖达《正义》云，《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锡瑞案：此引《论衡》法四七宿之说，而遗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谓孔臧书不可信，王引之谓二十八篇之说，见于伪《孔丛子》，及《汉书·刘歆传》臣瓒注，盖晋人始有此说。据段、王说，则今文二十八篇之说非是。孔臧书即伪《孔丛子》所载也。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文选》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论衡》言宣帝时，与《别录》、《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陈寿祺皆以《论衡》为传闻之误，则其言尚书篇数，亦不可信，而即论衡之说考之，亦自有不误者，正说篇云，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馀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馀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据此则王仲任亦以为伏生传晁错，已有二十九篇，与马班说不异，其以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盖当时传闻之辞，仲任非必坚持其说，而其说亦有所自来，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尧典一，皋陶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鸿范十一，大诰十二。叶梦得云，伏生以大诰列金縢前。金縢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康王之诰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释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马本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故或谓今文二十九篇，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而以大誓当一篇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是也。或以书序当一篇者，陈寿祺左海经辨是也，案以书序当一篇，经义述闻已辨之矣，以大誓当一篇，大誓答问已辨之矣，当从大誓答问，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数大誓书序为是，惟龚氏论夏侯欧阳无增篇，无解于释文，所云欧阳夏侯既无增篇，又并二篇为一，则仍止二十八，而无二十九矣，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康诰即康王之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疑因后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读说以教人，博士乃以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而搀入大誓，此夏侯篇数所以仍二十九，欧阳又分大誓为三，所以篇数增至三十一也，论衡所云，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乃据其后言之，云伏生传晁错，适得二十九篇，乃据其先言之，如此解则二说皆可爱，而伏生所传篇数，与博士所传篇数，名同而实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书正义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也，史公不应谬误至此，其说非是，汉所得大誓今残缺，考其文体，与二十九篇不类，白鱼赤鸟之瑞，颇近纬书，伏生大传虽载之，似亦说经之文，而非引经之义，故董子但称为书传，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伪孔古文以此大誓为伪，遂致亡佚，近人以为不伪，复掇拾丛残而补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孔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书，汉立学，今传诵者也，孔氏壁藏之书，汉不立学，今已不传者也，书既不传，则真伪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数，不能不并考古文之篇数，史记儒林传曰，逸书得十馀篇，汉书蓺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书正义曰，案壁内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郑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华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则郑注书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锡瑞案：孔疏以伪孔古文为真，以郑注古文为伪，诚为颠倒之见，而所数篇目，必有所据，其引郑注书序益稷当作弃稷，冏命当作毕命，云增二十五篇，据伪孔序文，宝当作二十四，盖作伪孔书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数泰誓与序，遂误以为二十八篇，而不知当数康王之诰也，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汉书蓺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二说不同，桓云四十五卷盖不数序，五十八篇兼数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则并数序，五十七篇不数武成，武成正义引郑云，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故比桓谭时少一篇矣，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可据，俞正燮谓蓺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与众本皆不应，七是误文，正义引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八亦误文，轻诋前人，殊嫌专辄，龚自珍不信大誓，极是，而必以为博士无增大誓之事，则二十九篇之数不能定，乃谓刘向龚称五十八，班固龚称五十七为误，即亦未尽得也。

○论沿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孔子所定之经，惟尚书真伪难分明，至伪中作伪，屡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为秦时燔经，尚书独受其害，汉书蓺文志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据此则易诗二经皆全，未尝受秦害也，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则礼虽因焚书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传，今犹完全，亦未尝受秦害也，独尚书一经，史记云，秦时焚书，亡数十篇，汉书云，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论衡正说篇云，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遗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馀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又云，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较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有百两篇矣，据此则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残缺不全，王充且以为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于中而不得见，学者既不得见，而徒闻百篇之名，遂有张霸出作伪，后之作伪孔古文者，正袭张霸之故智也，张霸民孔皆伪，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马郑注古文十六篇，世以为孔壁真古文，而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既无师说，真伪难明，史汉皆不具其篇目，刘逢禄以为逸周书之类，非真古文尚书，证以刘歆引武成即逸周书世俘解，似亦有据，其书既亡，是非莫决，此因泰燔亡失而篇名多伪者也，一则今文古文，尚书分别独早，孔壁古文藏于中秘，刘向以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秘百篇校张霸，皆必是真古文，后遭新莽赤眉之乱，西京图籍，未必尚存，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马郑本之以作传注，所谓古文遂行也，此漆书或是中秘古文，遭乱佚出者，杜林作苍颉训纂苍颉故，汉书云，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杜既精于小学，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认，故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皆据以为善本，许慎师贾逵，说文所列古文，当即贾逵所传杜林漆书一卷，故其字亦无多，或以为杜林见孔壁全书，固非，或又以漆书为杜林伪作，亦非也，说文黺字注引卫宏说，隋书经籍志古文官书一卷，后汉卫敬仲撰史记儒林传正义，汉书儒林传注，皆引作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卫宏传杜林之学，官书一卷，盖本杜林，东汉诸儒，多压今文以尊古文，马融诋为俗儒，郑君疾其蔽冒，于是伪孔所谓隶古定，乃乘虚而入，目唐卫包改为今文，而隶古定又非其旧，于是宋人之伪古文，又继踵而起，而据经典释文叙录曰，今齐宋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谓按此则唐以前久有此伪书，盖集说文字林魏石经，及一切离奇之字为之传，至郭忠恕作古文尚书释文，此非陆德明释文也，徐楚金，贾昌朝，夏辣，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见之，公武刻石于蜀薛季宣取为书古文训，此书伪中之伪，不足深辨，今或以为此即伪孔序，所谓隶古者亦非也，又谓按尚书自有此一种与今本绝异者，如郭氏璞说茂才茂才，贾氏公彦说三岳三海，释元应说高宗梦寻说砅砥砮丹，陆氏德明说昚徽五典，孔氏颖达说壁内之书治皆作乱。颜氏师古说汤Ａ５奴Ａ５，徐氏锴说才生明说吺，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声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识优于江。据此则伪中之伪，至于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者也。

○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

篇名文字多伪，皆属古文，古文有伪，伏生所传今文二十九篇，固无伪也，史汉皆云，伏生得书止二十九篇，论衡则云，伏生老死，书残不竟，则伏生所得不止此数，当以史汉为是晁错帝时已大用，受书伏生在文帝时，兒宽受书欧阳生，孔安国非晁错所传授，论衡多闻之失，惟以发孔壁在景帝时，足证汉书之误，史汉与论衡虽少异，而二十九篇之不伪，固昭昭也，史汉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数十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谓博士以尚书为备，臣瓒汉书注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汉时谓尚书唯有二十九篇，故以为备，尚书不止此数，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则虽不备，而不得不以为备矣，史汉与博士说少异，而二十九篇之不伪，又昭昭也，全经几烬，一老慭遗，以九十馀岁之人，传二十九篇之经，又有四十一篇之传，今虽残缺，犹存大略，其传兼明大义，不尽释经，而释经者，确乎可据，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机之星，实为北极，西方上下六宗之义可寻，三才四时七政之文具在，祢祖归假，知事死如事生，鸟兽咸变，见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条之肉刑，难解画象，七始七律，文犹见于唐山，五服五章，制岂同于周世，三公绌陟，在巡守之先，重华禅让，居宾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载而称王，元公居摄，阅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为世子以迎侯，皇天动威，并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传古义，必不可创新解而背师说者，其后三家之传，渐失初祖之义，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是用大夏侯说，背伏生大麓之说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说，背伏生迎侯之说二矣，白虎通以虞宾在位为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说，背伏生舜为宾客之说三矣，欧阳夏侯说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说四矣。说详见后。古文后出，异说尤多，马郑以璿机玉衡为浑天仪，背伏生旋机北极之说五矣，马郑又以日月五星为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时之说六矣，刘歆以六宗为水火雷风山泽，贾马许以为日月星河海岱，郑以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说七矣，马郑训肇十二州之肇为始，分置并幽营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说七矣，郑以蓺祖犹周明堂，背伏生归假祖祢之说九矣，马以鸟兽为笋虚，背伏生鸟兽咸变之说十矣，七始训古文作在治忽，郑本又作习，解为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说十一矣，马郑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国，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说十二矣。说详见后。刘歆欲立古文，诋博士是末师而非往古，试问传尚书者，有古于伏生者乎，岂伏生大传不足信，末师之说乃足信乎，郑君为大传作注，可谓伏生功臣，乃于虞传六宗，夏传三公，周传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礼为说，又谓虞传仪当为义，以传合羲仲，洪范容当为睿，而改从古文，则郑君之于伏书，亦犹注礼笺诗，杂糅今古，而非笃守伏书者矣，近儒王鸣盛说牧誓司徒司马空，以伏生为不可解，段玉裁说金縢以今文为荒谬，彼袒护古文者，犹不足怪，孙星衍始治今文，于多方泥于郑注践奄在摄政时，谓大传不出自伏生，陈乔枞专治今文，乃于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两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此经义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师说，诚无解于孔颖达叶不归根之诮矣。

○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

汉武帝立博士，尚书惟有欧阳，太史公尚书学，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亲受伏生，当是欧阳生所传者，陈寿祺曰，司马子长时，书惟有欧阳，所据尚书，乃欧阳本也，臧琳经义杂记，分别史记引尚书为今文，马郑王本为古文，已列尧典一篇，馀可类推，其说甚是，今考史记一书如大麓是林麓，非录尚书，百揆即百官，匪云宰相，尧太祖称文祖，异于祢祖之亲，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国之爵，舜年凡百岁，见征庸三十之认，帝谘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内。九官十二牧，四岳，即在十二牧内，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属衍文，予乘四载，更当分列戛击鸣球以下，记自虞史，伯夷明喜起之歌，义即舜传，大禹般庚属小辛时作，比于陈古刺今，微子谘乐官乃行，何与剖心胥靡，太师少师皆乐官，非箕子比干，多士文兼毋佚，意在两义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摄，成王开金匮，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赐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鲁公就国，誓众征戎，秦伯封殽，惩前悔过，皆与古文不合，而与大传略同，惟文王囚羑里之后，乃出戡耆，箕子对朝鲜之前，已先访范，此二事与大传年代先后稍异耳。司马贞索隐，凶与伪孔古文不符，谓史公采杂说非本义，此其谬人皆知之矣，汉书谓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多古文说，其言亦无确证，陈寿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纪之载尧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饥，五品不训，归至于祖祢庙，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纪之载禹贡维箘簵楛。荥播既都，周本纪之载洪范毋侮鳏寡，文字皆与今文吻合，则所谓多古方说者，特指其说义耳，段玉裁曰，按此谓诸篇有古文说耳，非谓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经异义每云古某说今某说，皆谓其义，非谓其文字，如说内于大麓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不云大录万机之政，说禹贡云，天子之国千里，以外甸侯绥耍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绥耍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说洪范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说微子云，大师若曰，今诚得治国，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说金縢，虽用今文说，而亦云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说之异于今文家，约略可言者也。锡瑞案：史迁从安国问故，史记所未载，不知班氏何据，若史记所引尚书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于贾马古文，思曰睿与曰涕，同于马郑古文，若大麓不作大录，是用欧阳说，与夏侯异，大师不作父师，是今文说，与马郑古文费，特不同于论衡一家之说耳，金縢在周公薨后，是今文说，与马郑古文异，而又云或谮周公，周公奔楚，虽与论衡引古文说颇合，而以为公归政后，与马郑古文避居之说不同，皆不足为史记用古文说之证，自孙星衍以后，皆误用班氏说，以为史记一书引尚书者，尽属古文，于是尚书今古文家法大乱，不知分别家法确有明征，非可执疑似之单文，揜昭晰之耳目，孙星衍过信班氏，其解金縢误分史记以居东为东征与毛诗同者为古文说，郑以周公居东，在成王禫后者为今文说，而无以处论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为古文者，今文亦古说，岂知论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诬古人，岂不谬哉。

○论伏传史记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两汉书及汉碑引书亦皆汉时通行之本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孔壁古文罕传于世，至东汉卫贾马郑，古文之学渐盛，其原出于杜林，与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据，至东晋伪孔古文出，唐以立学，孔颖达见其篇目与马郑异，乃强谓马郑为今文，近入皆知孔疏之谬矣，而又误执班志迁书多古文说，遂以史记所载皆属古文，而无以处马郑与史记，异者，又强谓马郑为今文，夫史记据欧阳尚书，明明属今文矣，而必以为古文，马郑据杜林漆书，明明属古文矣，而必以为今文，则谓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非过论也，经义最久远难分明者，莫如尚书，经义最有确凭据者，亦莫如尚书，尚书之确凭据，首推伏生大传，次则司马史记，其说已见前矣，又次则白虎通德论，多载今尚书说。陈寿祺曰，白虎通义用今文尚书。如琮璜五玉，麑鹿二牲，九族亲睦，兼列异闻，三考黜陟，不拘一义，放动非号，说见于郊天，伯夷不名，义彰于敬老，鸣球堂上，尤贵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为封禅之礼，考绩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别，受铜即位，大敛即可称王，改朔应天，太平亦须革正，周公薨当改葬，叔封据平安，皆不背于伏书，亦无达于迁史，白虎通为今文各经之总汇，具唐虞三代之遗文，碎璧零珪，均称环宝，虽不专为尚书举证，而尚书之故实典礼，要皆信而有征，治今文尚书者，于伏传史记外，当以此书为最，他如两汉书纪志传之引尚书，汉碑之引尚书，以汉家四百年之通行，证伏书二十九篇之古义，虽不能备，而尚书之大旨，可以了然于心，而不为异说所惑矣，至于孔壁古文，久已不传，其馀真伪难明，或且伪中作伪，既无裨于经学，学者可姑置之，与其信疑似难明之古文，而乡壁虚造，不如信确实有据之今文，而抱缺守残，尚书本出伏生，不当求书义于伏生所传之外，兒宽受学与欧阳生，又受学于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出于宽，是安国古文之传，已并入欧阳夏侯，更不当求书义于欧阳侯三家之外也。

○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方说亦参差不合多不可据

古文尚书之名旧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为断，古文置之不论，其说似乎骇俗，不知真古文之亡久矣，且真古文亦无师说，凡今文早出有师说，古文晚出无师说，各经皆然，非独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或略缀以文字，如后之释文校勘记，亦未可知，要之必无章名训义，汉书孔光传曰，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案此孔安国古文尚书，但有经而无传之明证也，汉人重家法，欧阳生至歙八世，皆治欧阳尚书，霸为安国从孙，如安国有师说，霸岂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则孔氏之家学，转在夏侯，而非传安国矣，盖古文无师说，博士必以今文师说教授，故夏侯师说，有与古文尚书相出入者，班氏世习夏侯尚书，汉书引经，与史记引欧阳说颇不同，而汉书又间用古字，其异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谓起其家者，不过守此孤本，传为家学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讬之孔壁，卫贾马郑，递相授受，马融以为绝无师说，郑亦不注逸书，观于逸书之无师说，又安国古文尚书，有经无传之明证也，有经而无师说，与无经同，况并此真经而亡之，乃以赝鼎乱真，奚可哉，二十九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有，有古文说，盖创始于刘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说义可方教授，周礼左氏传，皆由刘歆创通大义，有明文可据，则古尚书说出于东汉之初者，亦由刘歆创立可知，如以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以六宗为乾坤六子，以父师为箕子，以文王为受命，九年而崩，歆说至今可考见者，皆不与今尚书说同，是其明证，刘歆为国师，王璜涂恽皆贵显，涂恽授桑钦，则汉书禹贡引桑钦说，又在刘歆之后，汉书地理志，于禹贡引古文说，必分别言之，则其馀皆今文可知。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盖出卫宏贾逵，亦或本之于歆，卫贾所作训今不传，郑君书赞曰，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郑注古文尚书，多本于卫贾马，今马郑注解，犹存其略，而郑不同于马，马又不同于卫贾，盖古文本无师授，所以人自为说，其说互异，多不可据，不当以卫贾马郑后起之说，违伏生最初之义也。

○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解之据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

郡县有时而更，山川终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尔雅注曰，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据此则禹奠高山大川之后，始一一为之定名，相传至今，其支峰支注，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终古不易，即或山有崩坏，水道有迁从，而准其地望，考其形势，大致犹可推求，禹贡一书，为后世山经水记之祖，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皆全载其文，汉志又于郡县下，备载禹贡某山某水，在今郡县其处，汉时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后之治禹贡者，吾惑焉，经有明文，习而不察，其数可稽者，乃释以<黹页>预之辞，此大惑者一，汉人引经有明文，诳而不信，其地可据者，反传会不经之说，此大惑者二，试举数条证之，禹贡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经明言九山九川九泽，则必数实有九，注疏及以九州之山川泽解之，据史记云，道九山道九川，其为实有九数，而非泛说九州可知，今以经文考之，岍及岐至于荆山一也，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倾朱围鸟鼠至于太华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嶓家至于荆山七也，内方至于大别八也，岷山之阳至于衡山九也，盖山之数不止于九，而脉络相承，数山实是一山，故经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适得九数，史记索隐曰，汧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嶓冢内方岐，是九山也，其说不误，惟专举为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数山之故，又误文山为岐，岷史记作汶或作文，文与岐相似致误，索隐岍作汧，岷作文，与今文合，盖出今文遗说，后人不能订正误字，又不能按合经文，故索隐虽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川者，索隐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为九川，按之经文，其数适合，漾作瀁，亦与今合，足见其说皆出今文，九泽索隐无说，以经考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泽四，云梦五，荥波六，菏泽七，孟猪八，猪野九，其数亦适合，雷夏彭蠡震泽菏泽，经明言泽，云梦孟猪大野以泽名，见周礼职方，荥泽见左氏传，都野泽见水经。即猪野，猪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泽三泽，或一州无一泽，盖无一定，非若职方每一州一泽也。楚人名泽中为梦中，见王逸楚辞注，是云梦即云泽，若分为二，谓云在江北，梦在江南，则有十泽，非止九泽矣，此大山川明见经者，人且忽而不察，自来说禹贡者，无一人能确指其数，何论其他，九河当从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凶在成平东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汉志东光有胡苏亭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骇河，鬲平当以为鬲津，皆与许商说同，班固许商皆习夏侯尚书者，若王横言九河之地为海所渐，乃古文异说不可从，三江，汉志会稽郡吴县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阳郡芜湖中江出西南，据水经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则汉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脱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为三江，九江，史记云，馀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汉志庐江郡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又豫章郡莽曰九江，有鄱水馀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汉，合湖汉水为九入江，则九江在汉庐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传会山海经，以九江为洞庭，近治禹贡者多惑之，案古有云梦，无洞庭，至战国时，吴起说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苏秦说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苍梧，张仪说秦王，言水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辞，屡称洞庭，而云梦罕见称述，至汉以巴邱湖为云梦，又言云梦，不言洞庭，盖水道迁徒而异名，要与九江无涉，山海经太史公所不敢言，岂可据以证禹贡乎，山海经疑战国人作，必非禹时之书。九河三江亦多异说，九河或并简絜为一，三江或并三江为一，庾仲初以后各创新说，反疑汉志是职方三江，非禹贡三江，又汉志大别在安丰，而或以为翼际，东陵在金兰，而或以为巴陵，皆与古说不同，胡渭禹贡锥指有重名，亦多惑于后起之说，惟焦循禹贡郑注释，成蓉镜禹贡班义述，专明古义，治禹贡者当先观之，郑引地记与班志微不同，盖各有所据，郑以九江孔殷为其孔甚多，因桓是来，桓是为陇坻之名，颇近于新巧，乃古文异说不必从。

○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

陈沣曰，洪范九畴，天帝不锡鲧而锡禹，此事奇怪，而载在尚书，反复读之，乃解所谓我闻在昔者，箕子上距鲧与禹千年矣，天帝之锡不锡，乃在昔传闻之语也，洪范之文，奇古奥博，千年以来，奉为秘宝，以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闻如此耳，至以为龟文，则尤当存而不论，二刘辈乃或以为龟背有三十八字，或以为惟有二十字，从为臆度，徒为辨论而已，孰从而见之乎，洪范以庶征为五事之应，伏生五行传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极与五事为六，又以五福六极分配之，汉书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刘向治穀梁春秋，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沣谓此汉儒术数之学，其源虽出于洪范，然既为术数之学，则治经者存而不论可矣。锡瑞案：经学有正传，有别传，洪范五行，犹齐诗五际，专言术数，皆经学之别传，而洪范之五行五事皇极庶征五福六极，明见经文，非比齐诗五际存于传说，尤为信而有征，不得尽以为汉儒术数矣，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儒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古时天人本不相远，龙官鸟纪以命氏，龙图龟书以授人，所谓天锡当有是事，三国魏时张掖涌石有牛马之形，及大讨曹字，足见祥异之兆，有不可据理以断有无者，安见三代以前，必无石见文字之事乎，岂真如杜镐附会天书云，圣人以神道设教乎，陈氏以为奇怪，不应载在尚书，乃以我闻在昔为传闻之语，殊属非是，周公曰，君奭我闻在昔，伊尹格天之类，并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闻在昔，为传闻之怪事，然则周公曰，我闻在昔，亦为传闻之怪事乎，洪范自洪范，春秋自春秋，洪范言阴阳五行，春秋不言阴阳五行，孔子作春秋经，但书灾异，藉以示儆，未尝云某处之灾，应某处之事也，伏生作洪范传，但言某事不修则有某灾，亦未尝引春秋事应洪范某灾也，董刘牵引洪范五行，以说春秋灾异，某灾应在某事，正如汉志所讥，凌杂米盐，董据公羊，刘向据穀梁，歆据左氏，三传又各不同，尤为后人所疑，隋书经籍志云，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说不同，而谓伏生之传，惟五行传是其本法，则误以伏生之学，仅有五行，不知尚书一经，皆出伏生所传，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传四十一篇，而洪范五行传别出于后，此以五行传为别传之证，伏生已明著之，隋志袒伪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据，陈氏云，汉儒术数亦少别白，董刘强洪范合春秋，谓之术数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谓之术数不可也，以洪范传为术数，洪范经亦术数乎，五行配五事，见汉志，曰，视之不明其极疾，顺之其福曰寿，听之不听其极贫，顺之其福曰富，言之不从其极忧，顺之其福曰康宁，貌之不恭其极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皆本大传为说，书正义引郑注，惟听聪则致富，与汉志同，馀皆不同，盖古文异说，孙星衍以为郑说皆逊于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范图，穿凿支离，与易之先后天图，同一怪妄。

○论古文尚书说误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谓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袭不变者，强后人以尽遵前人，固不能行，强前人而豫法后人，尤为乖谬，今文家之说尚书也，唐虞之书，即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当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说尚书，务创新说，以别异于今文，其所谓新说者，大率本于周官一书，周官出山岩屋壁，汉人多不信为周公所作，即使真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诸帝王，远在千载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书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当不可易者也，乃自刘歆以至马郑鲜知此义，而尚书之制度大乱，今试略举数事言之，如尧命羲和敬授人时，又分命四子，史记天官书，历书，汉书成帝纪，律历志，食货志，艺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传，以及论衡中论，后汉书续汉志，皆以羲和专司天文，四子即是羲和，郑注尚书乃云官名，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六官之名见，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职，郑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乱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传云，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绘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出，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报一，续汉与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与服从欧阳说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山龙九章，华虫七章，与经五服五章不合，当时诏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传而从周官，郑注又本于欧阳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乱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汉书贾捐之传，盐铁论，说苑，论衡，白虎通说同，惟史记以为天子之国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为贾马说六千里所本，异义，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郑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为万里，盖以夏之五服，与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乱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辑五瑞，白虎通瑞贽篇曰，何谓五瑞，谓珪璧琮璜璋也，盖璜以征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珪以质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传解诂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尽亡之也，珪以朝，璧以聘，琮以发兵，璜以发众，璋以征召，与白虎通所施略异，而名正同，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执以为瑞信也，案礼记王制郑注，白虎通爵引礼纬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则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乱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为天地四方，郑引周官以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同，律度量衡，同，训齐同，郑引周官典同，以为同是阴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传孝经纬公羊注白虎通风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是以周制说虞制，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许君谨案此周之此，是周以前不得有六卿，甘誓所云，郑注以为六军之将是也，又引周礼六军将皆命卿，则三代同，与许义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强前人以从后人也。

○论古文尚书说变易今文乱唐虞三代之事实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据后王面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实，尤未可凭胸而强易之也，伏生大传太史公书所载事实，大致不异，古来口授相传，本是如此，两汉今文，并遵师说，东汉古文，始有异义，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实，不知何本，大率采杂说，凭臆断，为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说出，不仅唐虞三代之制度乱，并唐虞三代之事实亦乱，今略举数事以证之，尧典乃命羲和，专为授时，帝曰，畴谘若时登庸，别为一事，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言将登用之嗣位，张说盖本汉人扬雄美新云，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是汉人以登庸为登帝位之证。马郑乃连合上文为一事，马云，羲和为卿官，尧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绩多阙，故求贤顺四时之职，欲用以代羲和。郑注《大传》云，尧始得羲和，命为六卿，后稍死，兜共工等代之。马郑以羲和为六卿，登庸为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贤而荐太子之疑，信伪孔以允子朱为允国子爵，而违《史记》嗣子丹朱之明证，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一也。帝曰，我其试哉。《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吾其试哉。《论衡·正说篇》引尧曰，我其试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马郑王本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无帝曰，如其说当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四岳如何试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证，此唐虞之事实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纪》云：舜摄政巡狩，见鲧治水无状，请于尧而殛之，是殛鲧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郑注云：禹治水事毕，乃流四凶。王肃难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如郑说诚无以解王肃之难，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三也。盘庚，《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郑云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从居汤旧都，上篇盘庚为臣时事，下篇盘庚为君时事。又云，汤自商从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而不数所迁之殷，与经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经盘庚三篇合为一篇，依郑说，非一时事不当合，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四也，微子，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杀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古文太师作父师，郑云，父师者，三公也，时箕子为之，少师者，太师之佐孤卿也，时比干为之，伪孔传从郑义，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五也。《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鲁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步，杀武庚，放殷馀民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是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异义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王与大夫尽弁以开金縢之书，此说当出于刘歆卫贾诸人，始以我之弗辟为弗避，居东为东辟，不为东征，开金縢为周公生前，不在薨后，郑云，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王肃以为横造，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六也。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大传》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鲁世家》、《论衡·感类篇》，《白虎通·封公侯篇》、《葬篇》，《汉书·梅福传》、《杜邺传》、《儒林传》、《后汉书·周举传》、《张奂传》，《公羊何氏解诂》说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后。郑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后，《史记》所载今文书序，与马郑古文书序同，伪孔传云，奄再叛再征，盖本汉人旧说，按之经文，其说不误，郑君误合为一，多方疏引郑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盖谓不应编于多士无逸君奭之后，遂启后人多士多方先后倒置之疑，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八也。无逸，石经肆高宗之飨国百年，下接自时厥后，则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为太甲，在周公曰鸣乎下，以后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书于前遗太宗，而于后增祖甲，《殷本纪》帝甲淫乱国语亦云帝甲乱之，则祖甲非贤主，不当在三宗之例，王肃为调停之说，以祖甲为太甲云，先中宗后祖甲先德后有过，说尤非是，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九也。《君奭》，《史记·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与《列子·杨朱篇》，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相合，《汉书·孙宝传》、《王莽传》，《后汉书·申屠刚传》皆以为周公摄政时作，古文编列多士之后，马郑遂有不说周公贪宠之说，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十也。

○论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

孔广森载氏遗书序曰，君以梅姚售伪，孔蔡谬悠，妄云壁下之书，猥有航头之字，乃或误援伊训，滋元年正月之疑，强执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争年郑巿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孔氏此说，最为通达，据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释群疑，惟戴氏非尚书专家其作《尚书义考》未成，未能发明今文，以津逮后学耳，经定自孔子，传自汉初诸儒，使后世学者能恪遵最先之义，不惑于后起之说，径途归一，门户不分，不难使天下生徒皆通经术，况尚书一经，传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诗有齐鲁韩三家，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师也，欧阳大、小夏侯既分颛门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后古文说出，初不知所自来，卫贾马郑所说各异既无师授，安有据依，后世震于刘歆古文之名，压于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于学官，古文说盛行，而今文衰歇，于是尚书之义一变，王肃学承贾马，亦远本于欧阳，其学兼通古文，又去汉代不远，使其自为传注原可与郑并行，乃必讬名于孔安国，又伪造尚书古文经，后世见其经既增多，孔传又古于郑，废郑行孔定于一尊，伪古文说盛行，而今文尽亡，于是尚书之义再变，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创获，献疑孔传，实为首庸，惟宋儒但知孔传之可疑，而不知古义之可信，又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说盛行，编书者至改古事以从之，《纲鉴辑略》一书，改西伯戡黎为武王，微子奔周为武庚，以近儒臆断之空言，改自古相传之实事，于是《尚书》之义三变，经义既已屡变，学者各有所据，蔽所不见，遂至相攻，有据孔传以攻蔡传者，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是也，有据蔡传以攻孔传者，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也，有据马郑而攻孔传与蔡传者，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是也，经皆不知导原而上，专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未师，甚且信末师以反攻初祖，其说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广森所云争年郑巿，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此尚书一经，所以本极易明，反致纠纷而极不易明也。

○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讹

尝疑卫贾马郑，皆东汉通儒，岂不知今文远有师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诚不解其用意，今细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汉初尚书惟有欧阳而已，后乃增立夏侯，夏侯学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皆伏生弟子，所学当无不同，然既别于欧阳而自成一家，则同中必有异，如以大麓为大录是，夏侯胜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是小夏侯又异于大夏侯，而增立博士，号为颛门，此人情好异，学术易变之证，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又增师法至百万言，桓谭新论秦近君，即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馀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即指秦恭而言，盖小夏侯本破碎支离，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厌，古文家乘其敝，而别开一门径，名虽古而实新，喜新者遂靡然从之，此其故一，一则文字久而致讹，伏生改古文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无刊板印本，专凭口授手钞，讹以传讹，必不能免，观熹平石经残字，及孔庙等处汉碑，字多省俗，不合六书，故桓谭马融，并诋今文家为俗儒，当时所谓通儒刘歆、杨雄、杜林、卫宏、贾逵、许慎，以及马郑，皆精小学，以古文正今文之讹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诸儒当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义训，则三家之原于伏生者，虽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据故书，如周礼之类，创为新说，古文本无者，以意补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师，拨弃初祖，知拔赵帜而立汉帜，以为不如是不能别立一学，义虽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从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虽欧阳、夏侯三家立学数百年，从党遍天下，为古文家掊击，而其热渐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乱，而欧阳、夏侯三家皆亡，至东晋而伪古文经传出，讬之于孔安国，年代比马郑为更古，而篇又增多，马郑不注逸书，而此遍注之，故其后孔郑并行，郑学又渐衰歇，唐以伪孔立学，而郑氏尚书亡，向之攻击三家者，乃与三家同归于尽，大有积薪之欢，甘售赝鼎之欺，岂非好古与喜新者阶之厉哉，夫伏书本藏山之业，而伪孔云失其本经，古文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案《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郑君书赞已有科斗书之说，亦不可信，说见后。

○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馀，脱字数十，此即歆所云，经或脱简也，后之袒古文者每以借口，据为今文不如古文之证，案汉书庸生传古文，为孔安国再传弟子，而尧典开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复肾肠，吕刑之劓刵椓黥，古文与今文不同，当即在七百有馀之内，而皆不如夏侯欧阳本之善，据此可见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师承，一无师承之明证也，龚自珍说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说，馀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优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书，以宣武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馀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处廷自博士以迄民间应奉为定为，斠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生平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受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至于此，十也。假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当帝之时，以中书校百两篇非是，予谓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讬于其馀，并无此事，古文书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独与绝无师承之费直易相同，而不与施孟梁邱同也，汉书刘向一传，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诈，固也侗而愿，案龚氏不信中古文，并疑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书皆有脱简，为刘歆所假讬，可谓特见，惟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书既不存，可以不辨。顾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乱，焚烧无馀。

○论百篇全经不可见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学者当讲求大义不必考求逸书

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数十篇，未言百篇全数，汉书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篹焉，凡丰篇，论衡正说篇曰，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书有百篇，尚书璿玑钤曰，孔子求书，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则以为书有百二篇，乃张霸百两所自出，或以古文尚书为百篇，今文尚书为百二篇，伏传书纬及张霸所据皆今文，伏传有掩诰，史记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无明文，不必深究，汉博士以尚书为备，以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则以为书止有此数，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说，案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如尧典见为君之义，君之义莫大于求贤审官，其馀巡守朝觐封山濬川赏功罚罪皆大事，非大事不书，观此可以知作史本纪之法矣，皋陶谟见为臣之义，臣之义莫大于尽忠纳诲，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两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观此可以知记言问封之体矣，禹贡见禹治水之功，并锡土姓，分别五服，观此可以冠地理水道之书矣，甘誓见天子亲征，申明约束之义，观此知仁义之师，亦必兼节制矣，汤誓见禅让变为征诛，吊民伐罪之义，与牧誓合观，可知暴非桀纣，圣不及汤武，不得以放伐借口矣，般庚见国迁询万民，命众正法度之义，观此知拓拔宏之谲众胁迁者非矣，高宗肜日见遇灾而惧，因事进规之义，观此知汉以灾异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见拒谏速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见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为国当正纪纲，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见吊民伐罪，兼明约束之义，观此知步伐整齐，乃古兵法而非迂论矣，洪范见天人不甚相远，祸福足以儆君之义，观此知人君一言一动，皆关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诰见开国时基业未固，防小腆靖大艰之义，观此知大臣当国，宜挺身犯难，而不宜退避矣，金縢见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报功当逾常格之义，观此知周公所以为圣而成王命鲁郊非僭矣，康诰见用亲贤以治乱国，宜慎用刑之义，观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不似重而实轻矣，酒诰见禁酒以绝乱源，宜从重典之义，观此知作新民必先除旧习矣，梓材见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义，观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妇必无不得所矣，召诰见宅中图大，祈天永命之义，观此知王者宜监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诰见营洛复政，留公命后之义，观此知君臣当各尽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见开诚布公以靖反侧之义，观此知遗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夺矣，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徵所云十渐不克终矣，君奭见大臣当和衷共济，闵天越民之义。君奭据史记为周公居摄时作，当上列于大诰金縢之间。观此知富弼以撤帘与韩琦生意见者，其量褊矣，多方见绥靖四方，重言申明之义，观此知开国之初，人多觊觎，当以德服其心，不当用威服矣，立政见为官择人，尤当慎选左右之义，观此知命官当得其人，不当干预其事矣，顾命见王者所以正终，当命大臣立嗣子之义，观此知宦官宫妾擅废立之祸，由未发大命矣，康王之诰见王者所以正始，当命大臣保王室，观此知成康继治，几致刑措，有由来矣，甫刑见哀敬折狱，轻重得中之义，观此知罚即赎刑，不可轻用其慈祥悱恻，汉人缓刑书，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见命方伯安远迩之义，观此知襄王时王灵犹赫，惜不能振作矣，费誓见诸侯专征，严明纪律之义，观此知用兵不可扰民矣，秦誓见穆公悔过，卒伯西戎之义，观此知人君不可饰非，当改变以救败矣，知二十九篇之大义，则知论衡所引今文家说，独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据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馀左传国语，及诸子书，墨子引书不在百篇之内者，盖非孔子删定之本，大传史记所引逸文，虽非后世伪作，而全篇不可得见，则大义无由而明，至于逸十六篇以及后世太誓，真伪既莫能辨，尤不当以鱼目混珠，逸周书刘向以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文不能闳深，亦不可以乱经，洪迈谓与尚书辞不相类，陈振孙谓文辞与古文不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近人去伪孔古文，而以逸周书入尚书非是，昔人谓读人间未见书，不如读人问常见书，二十九篇皆常见者，学者当宝爱而讲明之，勿从惜不见夫全经，而反而墙于大义也。

○论书序有今古文之异史记所引书序皆今文可据信

西汉马班皆云，孔子序书，东汉马郑皆云，书序，孔子所作，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谁也，孔子也，陈乔枞谓论衡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者，盖指尧黄序书序，实孔子所作也，据此则书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说同，而今古文之序，实有不同，书正义曰，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捡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锡瑞案：伪孔古文尚书序，即马郑之书序，其稍异者见于释文，如金縢序武王有疾云，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诰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马本无平字，则其馀皆同矣，史记不戴典谟之序，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诰，女鸠，女房，汤誓，典宝，夏社，中[B216]，作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与马郑古文序说略同，惟典宝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让作原命，与古文序作伊陟原命异，仲丁云，书阙不具，河亶甲祖乙，亦必有书，史公不云作书，盖省文，盘庚三篇，以为小辛时作，高宗梦得说，序事与古文同，不言作说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师作大师为异，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归兽作归狩为异，洪范分器略同，金縢无周公作金縢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后，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毋逸略同，君奭以为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则当在大诰前后，与古文序次异，蔡仲之命虽序事同，无作命明文，其次序亦无考，书正义云，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则与孔本又异，成王政将蒲姑序事同，不言作书，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贿肃慎之命同，肃之作息，毫姑序事同，不言作书，盖即毫姑之序，孙星衍据之，疑金縢秋大熟以下为毫姑文呈入，顾命康王之诰略同，康王之诰作康诰，毕命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秦誓略同，惟冏作Ａ７，吕作甫，费作肹为异，文侯之命，以为周襄王命晋文公，秦誓以为封殽尸之后追作，此史记引书序，与马郑伪孔书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书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汉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此盖今文二十八篇为二十八卷又逸书十六卷，并书序得此数也，伏生教于齐鲁之间，未知即用书序与否，而太史公胪举十取其八九，则汉时书序盛行，非俟孔安国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间绝无，则亦犹逸书十六卷，绝无师说耳，马班安能采录，马郑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张霸安能窃以成百两哉，孔丛子与连丛子皆伪书也，臧与安国书曰，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古文乃有百篇耶，学者因此语，疑百篇序至安国乃出，然则其所云弟素以为尧典杂有舜典，今果如所论者，岂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内外皆有之，是以史记字时有同异，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饥Ａ８，纣受，牧坶，行狩归兽，异母异亩，馈禾归禾，鲁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无逸，息慎肃慎，伯Ａ９伯冏，誓狝誓粊誓，甫刑吕刑之类，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异也。

○论马郑伪孔古文书序不尽可据信致为后人所疑当以史记今文序为断

朱彝尊曰，说书序者不一，谓作自孔子者，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征程颢董铢诸儒是也，谓历代史书转相授受者，林光朝马廷鸾也，谓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论，谓决非夫子之书，孔门之旧，由是九峰蔡氏作书传，从而去之，按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故陆德明称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至孔安国之传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习而不察，遂谓伏生今文无序，序与孔传并出，不知汉孝武帝时即有之，此史迁据以作夏殷周本纪，而马氏于书小序有注，见于陆氏释文，又郑氏注周官引书序文以证保傅，故许谦云，郑氏不见古文而见百篇之序，考马郑传注本漆书古文，是孔传未上之时，百篇之序，先著于汉代，初不与安国之书，同时而出也。锡瑞案：宋儒疑书序与伪孔传同出，孔传伪，则书序亦伪，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书今文古文考以序为伏书所无，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书序亦从屋壁中得，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列十有七证以明之，以欧阳经三十二卷，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证一，史记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显然兼取伏书，其证二，张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证三，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其证四，书传云，遂践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证五，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证六，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证七，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诰之序，其证八，大传曰，夏刑三千条，此本甫刑之序，其证九，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诰，在二十九篇外，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证十，白虎通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证十一，汉书孙宝传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君奭之序，其证十二，后汉书杨震传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证十三，法言问神篇曰，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书不备过半，唯今文为然，其证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诰唯今文有脱简，其证十五，论衡正说篇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阙遗者七十一篇，其证十六，杜予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与尚书说太甲事乖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其证十七，十七证深切著明，无可再翻之案，惟陈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胜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记引书序是今文，马郑伪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尽可信，崔应榴谓书序可疑者有数端，舜典备载一代政事始终，序只言其历试诸难，则义有不尽，伊训称成汤既殁，太甲无年，则与孟子及竹书纪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不与今文合，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则句意为难通，又左传祝𬶍称鲁曰，命以伯禽，称晋曰，命以唐诰，此二篇何以序反无之，案百篇序无伯禽康诰，孙宝侗顾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无庸深辨，作册毕下脱一公字，故难通，据史记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与伪泰誓不同，伪泰誓从刘歆古文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从史记今文说，九年观兵，十一年克殷，故年岁两歧，序却不误，若舜典序只言历试诸杂，遂开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妄说，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两朝，遂启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为生年之谬论，又如周公东征摄王，成王不亲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后人遂误执为周公未摄王之证，周公作君奭，史记引序在践阼当国时，古文序列于复政后，遂有召公疑周公贪宠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记引今文序为断，则得之矣。

○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

尚书以今文为断，经义本自了解，即云不见全经，二十九篇皆完书，无缺失也，而后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离其篇次，或搀入伪文，使二十九篇亦无完肤，诚不可解，且其说不仅出于宋以后，并出于汉以前，今举尧典一篇言之，尧典本属完书，舜事即在尧典之中，故大学引作帝典，而汉传逸书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别有一篇，非尧典杂有舜典也，舜典不传，仅得其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即尧典之明明扬侧陋，至帝曰予闻云云也，历试诸难，即我其试哉，至纳于大麓云云也，郑君亲见逸书者也，其注书序云，入麓伐木，尤即纳于大麓之明证，然证逸书所谓舜典，亦即分裂尧典之文，并非别有一篇，或即从明明扬侧陋分篇，亦未可知，伪孔古文从慎徽五典分篇，盖因马郑之本小变之耳，其后伪中又伪，增入十二字，复增入二十八字，释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颐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阮孝绪亦云然，方兴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异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夫尧典为二千年之古籍，开宗明义之第一篇，学者当如何宝爱信从，岂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则舜事已备载，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礼，大政事，不可专说逊位，而逊位历试已见尧典，不可重复再见，乃自伪孔分裂于前，方兴加增于后，当时梁武帝为博士已駮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购求遗典，刘炫复以姚书上之，又撰濬哲文明十六字，与尧典钦明文思四句相配，伪中又伪，实自东汉古文逸书启之，此刘逢禄宋翔凤所以不信逸书也，赵岐未见逸书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当作舜典，及逸书所载，自有此说，又开舜典补亡一派，阎若璩谓舜往于田，只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其为舜典之文无疑，毛奇龄作舜典补亡，遂断自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采史记本纪之文，列于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冠于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经义考所说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见太平御览皇天部引，史记本纪载使舜完廪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见其为舜典文，圣经既亡，岂末学所能臆补，如以为可臆补，则伪孔古文，固应颁之学官，唐白居易补汤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库提要曰，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其駮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书疑于舜让于德弗嗣下，补论语尧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宽下，补孟子劳之来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苏轼黄震皆移易洪范，苏轼又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诰有缺文，武成伪书不在内，不知诸儒何仇于圣经，并二十九篇之完书，而必欲颠倒错乱，使无完肤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诸儒为此纷纷，是亦不可以已乎。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

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郑孔并行，至隋郑氏渐微，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棫始发其覆，朱子继之曰，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祇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锡瑞案：朱子于孔传直斥其伪，可谓卓识，而于古文经虽疑之，未敢明斥之，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据，此是朱子以传为伪，于经犹有疑辞，故蔡沈作传，仍存古文，然犹赖有朱子之疑，故蔡传能分别今古文之有无，其后吴澄归有光梅𬸦愈推愈密，尝谓伪孔古文，上于东晋之梅颐，而攻古文渐有实据者，出于晚明之梅𬸦，同一梅氏，而关伪古文之兴废，倘亦天道之循不欤，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沿书馀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为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孔书经传一手所作，伪则俱伪，阎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为饰辞，以为东晋所上之书是经非传，专以隋志为证，使斯言出汉艺文志，乃为可信，若后汉儒林传，则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书之时，伪书已出，不免为所惑也，况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学之后哉，冤词一书，相传为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作，案阎毛二家互有得失，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駮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其误四也，駮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适，其误十三也，阎氏此等处，皆据宋人以駮古义，有伪孔本不误而阎误者，盖孔书虽伪，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毛不信宋人，笃守孔书之义，以为尚书可焚，尚书之事实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黄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勿专主一家之说，但以今文之说为断，则两家之得失明矣。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

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征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縢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晳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龄龁，又讬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锡瑞案：近儒江段孙王，皆尊郑而黜孔，焦氏独称孔传之善，可谓特见，惟未知孔传实王肃伪作，故所说有得有失，肃之学得之父朗，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亦今文家之支流，肃又好贾马之学，则兼退古文者，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駮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駮之，肃以今文駮古文，实有胜郑注者，焦氏所举以稽古为考古，以四罪为禹治水之前，以居东为东征，以罪人为禄父管蔡，是其明证，至信伪孔疑史记明堂位，则其说非是，史记引书最古，明有帝曰，岂可妄去，舜禹同为尧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独不可，周公称王，非独见于明堂位，荀子亲见百篇尚书，其书中屡言之，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摄，岂可改易古事，强为回护，焦氏乃以作传者以触时忌，自隐姓名，则尤求之过深，肃与司马云昏姻，助晋篡魏，岂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伪作竹书者，言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乱臣，又何必作伪古文，以与竹书相龄龁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书申孔篇，与其父所见同，中有数条，即补疏序所说，馀琐细不足辨，兹不具论。

○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

孔传立学，行数百年，至宋而渐见疑，蔡传立学，行数百年，至今又渐见废，陈澧曰，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伪孔传云，以子恶故，孔疏云，民皆养其劝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传云，苏氏曰，养，厮养也，谓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为之臣仆者，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长民者其相劝止不救乎，召诰王敬德，伪孔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为之所哉，而处置之得所也，召诰我不敢知曰，伪孔云，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历年长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坠其命也，江云，夏殷历年长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坠其命，君奭襄我二人，伪孔云，当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业之成，在我与汝而已，江云，二人，与召公也，多方，我惟时其战要囚之，伪孔云，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蔡云，我惟是戒惧而要囚之，江云，战，惧也，康王之诰，惟新陡王，伪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谓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谥，故称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伪孔云，惟察察便巧善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属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谓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当为下文缘起，此皆蔡传精当，而江氏与之同者，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锡瑞案：陈氏取蔡传，与焦氏取孔传，同一特见。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尚书》载唐虞三代之事，汉初诸儒，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悬断千载以前之故事，甚至凭特臆见，将古事做过一番，虽其意在维持名教，未为不善，然维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发论，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传谓周公不称王，伊尹将告归，已与古说不符，而蔡传引宋人之说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传史记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传独为文王回护，以西伯为武王，其失一也，大诰王若曰，郑注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位践阼，则郑说有据，蔡传从孔传，以为周公称成王以诰，其失二也，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王莽传引书解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蔡传不信周公称王之事，从苏氏说，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又无以解朕其弟之语，遂以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记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武王无封康叔事，左氏传视𬶍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𬶍以卫人言事，岂犹有误，而横造事实，擅移经文，其失三也，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当归国，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国为公后，蔡传乃以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节度使乃有留后，周无此官，周公老于丰，薨于于丰，并无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习见莽操，妄讬古人，故极力回护，欲使后世不得借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护，王莽讬周公，无伤于周公，曹操讬文王，无伤于文王，天位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无暗干非分之心，而天与人归，则亦不得不受禅让，易而传子，又复易为征诛，事虽不同，其义则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窋失官，公刘太王迁豳岐，商王未尝过问，文王始率诸侯事纣，后入朝而被囚，释归而诸侯皆从之，受命称王，何损至德，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言受命六年称王，史记言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此汉初古说可信者，必以文王称王为非，则汤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禅亦非，必若巢许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摄，尤是常是，古有摄主，见礼记问君薨而世子未生，则有上卿摄国事，称摄主，此上卿盖同姓子弟，世子生则避位，或生非世子，则摄主即真，观左氏传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贾谊上疏有植遗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证，或世子生而幼，国有大事，亦必有人摄行，郑注命大事权代王，并无语弊，武王薨而东诸侯皆叛，周之势且岌岌，成王幼，不能亲出，公不权代王以镇服天下，大局将不可问，事定而稽首归政，可告无罪于天下万世矣，后世古义不明，即有亲贤处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萧齐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误，并以误国，盖自马郑训我之弗辟为避位，已非古义，宋儒以力辨公不称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设留后之事，以为左证，使后世亲贤当国者误信其说，避嫌而不肯犯难，必误国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实不可改易，如编小说演杂剧者，借引古事做过一番以就其说，此在弹词演剧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经，则断乎不可。

○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

伪孔古文尚书，自宋至今，已灼知其伪矣，而犹相承不废，是亦有故，宋之不废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其进尚书注表，首以三圣传心为说，而四语出伪大禹谟，故宋儒虽于伪传献疑，而于伪经疑信参半，王鸣盛蛾术编戏以虞廷十六字为风俗通所言鲍君神之类，此在今日汉学家吐弃宋学，乃敢为此语，而在当日固无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远因一，且古文虽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开万世性学之源，自成汤始，敬仁诚并言始见于此，三者尧舜禹之正传也，此皆出伪古文，为宋儒言道学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远因二，近儒不尊宋学，斥伪经亦甚于宋儒，而至今仍不废者，阮元曰，古文尚书孔传出东晋，渐为世所诵习，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视太学，太傅于谨为三老，帝北面访道，谨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见太子息于木下，诲之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唐太宗自谓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上甚善之，唐总章元年太子上表曰，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役，从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是知其伪，而欲留为纳言之益，此近因一，龚自珍述庄存与之言曰，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计其委曲，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是知其伪，而恐废之无以垂诫，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废，然而过书举烛，国赖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齐求岑鼎，鲁应以赝，非柳下所许也，古文虽多格言，而伪讬帝王则可恶，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为宋人重文轻武，口不言兵所借口，允征威克厥爱，允济，为杨素等用兵好杀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则汤之伐桀为自全计，非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则伊尹不曾相太甲，与君奭所言及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义违，泰誓三篇数殷纣罪，有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语，宋人遂疑汤数桀之罪简，武数纣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时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训王云，功亏一篑，宋人遂疑汤伐桀后，犹有惭德，武伐纣后，一事不做，君陈以尔有嘉谋嘉猷，为康王语，宋人遂谓康王失言，此皆伪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书缀辑成文，词意亦多牵强不相贯串，如孟子引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夹议夹叙，词意极明，伪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无胃，宁执非故，百姓懔懔，若崩厥角，无论如何解说，必不可通，似全不识文义者所为，此等书岂可以教国胄，毛奇龄以袒伪古文之故，至谓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伪孔擅改古经，显违孔训，僭妄已极，奇龄不罪伪孔，反归罪于孔子改经，可谓悍然无忌惮矣。

○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

尚书与春秋，皆记事之书，所记之事必有义，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所以省繁复也，故孔子之删书，亦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亦所以省繁复也，古书详略互见，变化不拘，非同后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尧典兼言二帝合为一篇，圣德则尧详于舜，政事则舜详于尧，是详略互见之法，而作伪者不达此义，别出舜典一篇，以为不应略于舜之圣德，乃于舜典篇首，伪撰二十八字以配尧典，不顾文义，首尾横决，由不晓古书之法也，盘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亲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迁之后申告有众，未尝有重复之义，康诰酒诰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诰洛诰皆言营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尝有重复之义，而伪孔书太甲三篇说命三篇皆上中下文义略同，且辞多肤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辞，可移为傅说，傅说之辞，可移为伊尹，伊尹傅说之辞，又可移为大禹谟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无甚区别也，泰誓三篇，皆数纣罪而无甚区别，使真如此文繁义复，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初不犯复，其辞亦无复见，若伪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辞亦多雷同，太甲下与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其文义不谓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终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终，亦雷同语，盖其书本凭空结撰，其胸中义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语，说来说去，层见叠出，又文多骈偶，似平正而实浅近，以比尚书之浑浑灏灏者，迥乎不同，而杂凑成篇，尤多文不合题之失，姚鼐谓古文尚书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于理，可谓知言，汉古文学创通于刘歆，伪古文书撰成于王肃，乱经之人，递相祖述，古天子诸侯皆五庙，至周始有七庙，刘歆以为周以上皆七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伪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后世遂引为商时七庙之证，此肃本之于歆者也，异义，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见顾命而无三孤，伪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汉书百官公卿表，表又出于莽歆之制，又肃本之于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虚字，不以为官名，伪古文说命爰立作相，又误沿汉制而不觉者，左氏传，仲虺为汤左相，亦可疑。

○论孔传尽释经文之可疑及马郑古文与今文駮异之可疑

朱子语录云，某尝疑孔安国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日传之馀，更无一字讹舛，现会不得如此，可疑也。锡瑞案：朱子之说，具有特见，汉初说易者，举大谊如丁将军者，是说诗者无传疑，如鲁申公者，是，毛公之传，未知真出汉初与否，而其文亦简略，未尝字字解经，惟伪孔于经尽释之，此伪孔传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吴澄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颐所增，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吴氏之说，亦有特见，伏孔之书难易不同，伏生不应独记其难，安国不应专得其易，此伪孔经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说推之，尚书之可疑者非直此也，伪孔书无论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欧阳之今文，与马郑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经及两汉人引用尚书之文考之，其异于马郑古文者亦多，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试举数条以证，盘庚器非求旧，石经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难也，洪范鲧堙洪水，石经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难也，保后胥戚，石经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难也，无弱孤有幼，石经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难也，无逸乃谚，石经作乃宪，既诞，石经作既延谚宪诞延音近得通，谚诞易而宪延难也，无皇，石经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难也，此厥不听，石经听作圣，听圣音近得通，听字易而圣字难也，立政相时憸作散，憸散音近借，憸字易而散字难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传今文多艰涩，而伪孔古文反平易，即汉所传今文亦多艰涩，而马郑古文反平易，不但伪孔古文可疑，即马郑古文亦不尽可信矣，惜经典释文，不列三家尚书之异同，使学者无由见，今文真本，所赖以略可考见者，惟石经残字十数处及孔，疏引优贤扬历膑宫劓割头庶黥数处而已，岂不惜哉，窃意东汉诸儒之传古文，盖亦多以训故改经，与太史公史记相似，有字异而义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旧之类是也，有字异而义违失者，如般庚优贤扬历之类是也，然则今之伪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国之真，即伪孔同于马郑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窜而非伏生之旧者，伪孔所造古文固当删弃，即伪孔同于马郑之古文，后人以为真，是伏生之所亲传，孔子之所手定，亦岂可尽信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于世所传之尚书，益欢孟子之言为不妄也。

○论尚书有不能解者当阙疑不必强为傅会汉儒疑辞不必引为确据

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则圣人生于今日，其解经必不向壁虚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书最古，文义艰深，伏生易为今文，而史公著书，多以训故改经，马郑名传古文，而与今文駮异者，亦疑多以训故改经，其必改艰深为平易者，欲以便学者诵习也，而二十九篇传于今者，犹未能尽索解人，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文公已言之，尚书之难解，以诸篇为尤甚，如大诰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勿救，盘庚之吊由灵，用宏兹贲等语，或由方言之莫识，或由简策之传讹，无论如何曲说，终难据为确解，而孔传强为解之，近儒江王孙又强为解之，此皆未敢信为必然，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经，史，称其穿凿，所据本八寸策误作八十宗，遂强以八十宗解之，然则强不知以为知，非皆八十宗之类乎，汉儒解经，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决辞，其无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为疑辞，如尧典之羲和疏引郑云，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黎为火正司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子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锡瑞案：郑以四子分属四时，羲和实司天地，地官司徒犹可强附，天官为稷，并无明文，国语云，稷为大官，有误作天官者，纬云，稷为司马，又云，司马主天，故郑君以此傅会之云，初尧天官为稷，禹登用之年，举弃为之，时天下赖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笺诗又云，尧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赖其劳，后虽作司马，天下犹以后稷称焉，郑之弥缝，亦云至矣，然如其说，则弃于尧时已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尧舜祥让，皆不及弃，且稷为天官，司马为夏官，天官尊于夏官，后稷有功于民，何以反由天官降为司马，舜命九官，并无司马之名，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盖曰稷司徒，凡言盖者，皆疑辞也，周礼疏序又引郑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掌四时者，曰仲叔，则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郑以四子即四岳，又别有掌天地之官，与两汉今文说不同，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辞也，其不敢为决辞，犹见先儒矜慎之意，后之主郑义者，必强傅会以为确据，非但不知圣人阙疑之旨，并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诚乃伪孔学非孔学出伪书

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锡瑞案：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惟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注兑当为说，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是王氏所举商书四篇之语，惟学之一字，实出说命，其馀皆未可据，宋儒讲性理，故于古文虽知其伪，而不能不引以为证，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传，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出荀子引道经，荀子亲见全书，若出尚书，不当引为道经，既称道经，不出尚书可知，伪孔以羼人大禹谟，宋儒乃以四语为传心秘诀，四语惟允执厥中，出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实有可据，二帝相传即此已足，中庸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正是推阐允执其中之义，论语云，舜亦以命禹，足见二帝相传无异，朱注云，今见于虞书大禹谟，比此加详，如其说，则尧命舜为寥寥短章，舜命禹为洋洋大篇，由误伪古文与论语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辞愈衍而愈详，性理自尧舜至孔孟而后，推衍精详，前此或有其义而无其文，要其义亦足以盾之，如尧典云，钦明文思安安等语，史记尧本纪，译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语，是当时已有仁之义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是当时已有性之义也，今文尚书文思作文塞，塞有诚实之义，是当时已有诚之义也，古文字简略，而义已包括于其中，何必谓虺诰言仁，汤诰言性，太甲言诚，至商书始发其义乎，典以钦始，谟以钦终，二帝相传心法，钦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书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等书为圣学所自由，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视有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

○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

王柏书疑与诗疑，皆为人诟病，王氏失在并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谓其失也，其疑伪孔尚书序曰，其一曰，三坟之书言大道，五典之书言常道，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书，历代相传，至夫子时已删而去之，则其不足取以为后世法可知矣，序者欲夸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断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圣人经世治民之道，登载于简籍之中，正夫子之所愿幸，必为之发挥纪述，传之方来，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没于后世，夫天下之论，至孔子而定，帝王之书，至尧典而始，上古风气质朴，随时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纪之要，故夫子定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纲，制事有法，可以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脱有误，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传之，孰得其要而详之，予尝为之说曰，凡帝王之事，不出于圣人之经者，皆妄也，学者不当信其说，反引以证圣人之经也，其二曰，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予尝求科斗之书体，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后世所传夏商鬴鬲盘匜之类，举无所谓科斗之形，或谓科斗者，颛顼之时书也，序者之言，不过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谓科斗始于颛帝者，亦不过因序者之言，实以世代之远而傅会之，且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参伍点画，考验偏傍，而更为隶古哉，于是遂遁其词曰，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则是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实陋古文也。锡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条，皆有见解知尚书以孔子所定为断，则郑樵信三坟，王应麟辑三皇五帝书爱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书科斗之无据，则非惟伪孔序不足信，即郑君书赞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晋王隐谓科斗文者，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为，段玉裁据此，以科斗文，乃晋人里语，孔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伪显然，考郑君书赞，已云科斗书，则段说未确。案锺鼎文无头粗尾细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说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则古文科斗之说，乃东汉古文家自相矜炫，郑君信其说而著之书赞，伪孔又信郑说而著之书序也，王氏知古文之伪，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误以宋儒之义理，准古人之义理，以后世之文字，绳古人之文字，苏轼疑顾命不当陈设吉礼，赵汝谈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诸篇。见容齐三等。书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独创，特王氏于尚书篇篇献疑，金履祥等从而和之，故其书在当时盛行，而受后世之掊击最甚，平心而论，疑经改经，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经为圣人手定，王氏诗疑，删郑卫诗，窜改雅颂，僭妄太甚，书疑犹可节取。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

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前汉通行今文，刘歆议立左氏春秋，于是牵引古文尚书毛诗逸礼诸书，以为之佐，后汉虽不立学，而古文由此兴，今文由此废，以后直至国朝诸儒，昌明汉学，亦止许郑古文，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著为专书，二千馀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实亦由治公羊春秋，渐通诗书易礼之今文义也，常州学派蔚为大宗，龚自珍诗所谓秘纬户户知何休者，盖公羊之学为最精，而其说尚书则有不可据者，刘逢禄书序述闻多述庄先生说，不补舜典，不信逸书，所见甚卓，在江孙王诸家之上，而引论语国语墨子以补汤誓，以多士多方为有错简而互易之，自谓非取蹈宋人改经故辙，而明明蹈其故辙矣，盘庚以咸造勿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读为亥子，洪范序以立武庚目为句，谓已当作祀，洛诰以王宾杀禋为句，咸格王为句，入太室祼为句，谓杀当为秉，秉禋即奉璋也，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为句，爰者扶掖之名，毕命序以康王命作册为句，毕分居里成周郊为句，谓毕终也，周公成王未竟之业至康王始毕之，皆求新而近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数之，与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摄之说，以孙卿为诬圣乱经，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传为街谈巷议，不用孟津观兵之义，以马迁为齐东野人，横暴先儒，任意武断，乃云，汉儒诬之于前，宋儒乱之于后，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馀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孙卿在焚书之前，伏生为传经之祖，太史公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乃以理断之，谓皆不可信，宋儒之说，独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庄氏之说，又可信乎，刘逢禄虽尊信之，宋翔凤龚自珍皆不守其说，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而于金縢未敢训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从马郑说，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则其解经并无把握，何怪其是未师而非往古乎，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馀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讬共和，为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讬孔子。锡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黄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盖史公所据载籍，于共和以前之年岁，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纪，但书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后，始纪崩年，正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郑君诗谱曰，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是郑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汉书律历志，据刘歆三统术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案刘歆所推据殷鲁历，于周仅能举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则不能知，鲁则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盖据历推之，不能备，而亦不尽可信者也，今即尚书而论，尧在位七十载，虽有明文，然不知从何年数起，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从何年数起，郑本作征庸二十，其年又异，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飨国百年，其年又异，文王享国五十年，穆王享国百年，有明文，亦不知从何年数起，故孔子序书，略无年月，疑在孔子时，已不尽可考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王在位之年，不知从何得之，竹书纪年据束晳所引云，夏年多殷，与左氏传汉志不同，今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与左氏传汉志亦异，疑皆以意为说，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刘恕作通鉴外纪，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又作疑年谱年略谱，谓先儒叙包羲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刘氏原本史记，犹不失为矜慎，自邵子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胡宏皇王大纪，张栻经世纪年，皆本其说，张氏云，外丙仲壬之纪，康节以数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说，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而复称十三年者，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谬，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锡瑞案：宋儒好武断，而自相标榜，至此而极，二帝三代相传之年，孔子所未言，汉儒所不晓，邵子生于数千载之后，全无依据，而以数推知之，岂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为年岁，古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岂有二岁四岁之人不可立者，古文书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遗却外丙仲壬两朝，正可以见古文书序之伪，邵子不能辨，而据以就其所推之数，误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说，今文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九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一年，古文说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十一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误，其实并非误也，张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馀可知，金履祥通鉴前编，许谦读书丛说纪年图，皆用邵子之说，元明以为，尊崇宋学，臆推之年，遂成铁案，编年之史，率沿伪说，世所传纲鉴易知录历代帝王年表诸书，篇乎载帝王之年，历历可数，唐尧以上，或出于皇甫谧，要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而不知其为向壁虚造也，世传竹书纪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纪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与皇极经世所推多异，而与伪孔古文尚书全符，皆由后人依讬为之，并非汲冢之旧，尤不可据。阎若璩云，邵子出而数明，上下千万载罔或抵牾，此阎氏过信宋学之故，不知皆凭臆撰造也。

○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

刘知几史通，论史有六体，一曰尚书家，刘氏是史才，是说作史者摹仿尚书，有此一家，非说尚书也，以此说尚书则大误，其说曰，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锡瑞案：圣人作经，非可拘以史例，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荀税申鉴说同，郑君六艺论曰，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分左右，言协互异，不知当以何说为正，即如诸家之说，亦不过借尚书春秋作指点语，刘氏所见过泥，遂以尚书专主记言，不当记事，敢议圣经为例不纯，此与惑经甲左诸篇，诋斥春秋，同一谬妄，由史家未通经学也，其论孔衍汉魏尚书邵隋书义例准尚书之非，则甚明确，曰，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案此足证尚书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备。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董虎不成反类犬也，案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敢妄议，其书自成一经，亦非后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当代文章，别定义例，以备观览，必不可以宪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吴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范七业以拟尚书，或云伪作，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汉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拟尚书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书璿玑钤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案中候敕省图，握河纪，运衡考，河命，题期，立象仪，明礼，阏邮，苗兴，契握，雒予命，稷起，我应，雒师谋合符后，摘雒戒，霸免，准纤哲，凡十八篇。纬书虽难尽信，然古时书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为法者，馀皆删之，犹作春秋，但取其可明义者，馀皆削之，圣人删定六经，务在简明，便学者诵习，后人不知此旨，嫌其简而欲求多，于是张霸书伪书书，抵隙而出，史家复从而亡续之，不知史可续，经不可续，孔衍王邵之拟尚书，正与沈既济孙甫之拟春秋，同一谬见也。

○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

孔传至今日，人知伪作而不足信矣，蔡传又为人轻蔑而不屑称矣，然则治尚书者当以何书为主，陈沣曰，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尽善矣。锡瑞案：陈氏说近是而未尽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疏解全经，在国朝为最先，有华路蓝缕之功，惟今文搜辑未全，立说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两歧，孙星衍已辨之，又承东吴惠氏之学，好以古字改经，颇信宋人所传之古尚书，此某未尽善者，王鸣盛尚书后案，主郑氏一家之学，是为专门之书，专主郑，故不甚采今文，且间駮伏生。如解司徒司马空之类。亦未尽善，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于今古文分别具晰，惟多说文字，鲜解经义，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縢诋今文说之类。亦未尽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说搜罗略备，分析亦明，但误执史记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乱。如论衡明引金縢古文说，孙以其与史记不合，乃曰，王氏充以为古者，今文亦古说也，岂非遁词。亦有未尽善者，然大致完善，优于江王，故王懿荣请以立学，其后又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之书，皆主今文，不取古文，盖自常州学派，以西汉今文为宗主，尚书一经亦主今文，刘氏魏氏不取马郑，并不信马郑所传逸十六篇，其识优于前人，惟既不取马郑古文，则当专宗伏生今文，而刘氏魏氏一切武断改经增经。如魏氏改梓材为鲁诰，且臆增以管叔为嗜酒亡国之类。皆不尽善，陈氏博采古说，有功今文，惟其书颇似长编，搜罗多而断制少，又必引郑君为将伯，误执古说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违弃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亦有未尽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说多存，治尚书者，先取是书与孙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义，笃守其说，可不惑于歧趋，今即近人所著书中酌取两家之说，指明初学所入门径，以免歧误，犹易取焦张两家之说也，若如陈沣所言，撰为集解义疏，当先具列伏传史记之说，字字遵信，加以发明，不可误据后起之词，轻疑妄駮，次则取白虎通及两汉书所引经说，加以汉碑所引之经，此皆当日通行之今文，足备考证，又次则取马郑伪孔，择其善者，以今文为折衷，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去之，或于疏引而加駮正，至蔡传与近儒所著，则于义疏择取其长，两说相同，则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于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翏轕，惟其说尢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辨駮，使勿迷眩，后人以此体例勒成一书，斯为尽善，否则俱收并蓄，未能别黑白定一尊，古今杂淆，汉宋兼采，览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归，祇是一部类书，无关一经闳旨，岂得为善本乎，今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