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寶林傳》殘本七卷
| 跋《寶林傳》殘本七卷 作者：胡適 |
山西趙城縣廣勝寺藏的金代刻經四十六種，民國廿四年（1935）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影印流通，題作“宋藏遺珎”。此四十六種是“孤存古籍”，其中有
雙峰山《曹侯溪寶林傳》第一、二、三、四、五、八卷。
《影印藏經會》又用日本常盤大定發現的第六卷（原載昭和八年——民國廿二年，1933——《東方學報》第四期）補為第六卷。故共存七卷。
《寶林傳》原編“秦”字，題為“新編入錄”。其卷第二的首葉有原刻小字校記云：
失第二、第十兩卷，而京師遍問皆無。遂取《聖胄集》，立章品，補此卷。由（猶）欠第十。（“立章品”是分章分品。此卷共分七章七品。）
可見此卷第二不是寶林傳原文，但可以因此考見《聖胄集》的內容是什麼樣子。
卷第二的末葉，又有原刻小字注文，雜亂不可讀，其中有關《寶林傳》的注文是：
長安、終南、太一山、豐德、開利寺譯經沙門雲勝遊禮賫行，借忘（亡）第二、第十二卷。今取《聖胄集》補之。闕第十。
其實《寶林傳》整部是一部雜湊的禪門偽史。雜湊來的資料很多，不但第二卷是用《聖胄集》補的。
第一卷是釋迦文佛的傳記，其中全收《四十二章經》，僅闕第一、二章及第三章的一部分。這可以說是《四十二章經》的一個古本，可以備校勘之用。
第五卷裡，“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章，辨珠品第三十”題下注“五明大集”四字。就是抄湊的原書一種。此章已記師子比丘被殺了。下一章“師子弟子章，橫師統引品第三十一”題下注云：
此下一章，魏支疆梁樓三藏《續法記》。
師子比丘已死，法已“絕”了，故不得不捏造一部《續法記》，這又是雜抄來的偽書一種。
《續法記》雜亂荒謬的可笑，但偽造此書者已在神會的“傳衣”大謊語流行之後多年，故書敘支疆梁樓至罽賓國，向達摩達曰：“某乙昔聞師子否迍於此，特訪其由。”達摩達答曰，“自調禦滅後——法教流行。迦葉傳持大乘心印，加是相付，至師子大尊，……其嗣者則南天竺國同學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婆羅多那也。自師子尊者在日，傳付衣法，令速往南天。唯此同學，賑物利生，是傳衣教”。這就是“續法”了。
日本發現的《寶林傳》卷第六首章題為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卅二
題下有注云：
此章亦名《光㻮（璨）錄》。
這又是雜抄來的一種偽書。《光璨錄》說是“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中天沙門曇摩迦羅來至許昌，……時有當土名僧光璨”記他敘述的話，“光璨命筆錄之，編入僧史。
卷六的次章題為
第廿五〔祖〕婆舍斯多章，焚衣感應品第卅三。
有小注云：
亦名後魏、佛煙三藏《五明集》。
這就是第三十品引的“五明大集”了。
所謂“佛煙三藏《五明集》”，其詳見於《寶林傳》卷八僧璨大師章之末：
自此集（指所謂曇曜付《法藏傳》）後，又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歲，〔文〕成帝敕國子監博士黃元真再窮佛典，……時有北天〔竺〕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並善神足，秦、梵俱契，……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之傳，就此之中，辨得其前後，於彼教綱，甄別宗承，……先陳六葉，次述五明，楷定古今，共詳佛事。
卷八第一章題為
達摩行教遊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十九。
有小注云：
並梁武帝碑文，昭明祭文，並集於後。此一章亦名《東流小傳》。
所謂《東流小傳》，記達摩見梁武帝的事，作者號稱“高座寺靈觀”。（見此章中。）此書是當時出的一部荒謬書，但頗影響後來的禪宗史！此傳記
達摩至廣州實梁普通八年丁卯之歲九月二十一日。
十月一日而赴上元，
十月十九日渡江，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北，時當後魏第八主（明帝）太和十年。
達摩被毒死，“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太和十九年”。即“梁大同二年”。
這種最荒謬的紀年，後來都被《景德傳燈錄》（影瞿氏藏宋刻本）采用了！（大正藏本同。）
梁普通八年丁未（527）當魏孝昌三年。魏太和十年（486）當蕭梁武帝永明四年！相差四十一年！魏太和十九年（495）當齊明帝建成二年。梁大同二年（536）也在四十一年後！這種最荒謬的紀年最可以證明《傳燈錄》是採用《寶林傳》引的《東流小傳》的。
此章中有昭明太子祭“南天竺國聖胄大師之靈”的祭文，（《聖胄集》的書名起於此）又有梁武帝制的達摩碑文！都是最荒謬的文字。然而《傳燈錄》竟說：
初梁武帝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
第卅九章之末，有這一句：
至唐大歷年，代宗睿聖大文孝皇帝諡號〔達摩〕圓覺大師，敕空觀之塔。
代宗死在大曆十四年（779）五月。此處已稱“代宗”，可見《寶林傳》之編成至早不得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之前。
《曹溪大師別傳》的偽作，忽滑穀快天因為其中有“先天二年壬子……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一句，猜測建中二年（781）為《別傳》脫稿之年。我贊成此說。《寶林傳》的偽作也在這個時期，可能是同一個人或同一派無知的和尚製造出來的。
《寶林傳》的編造是在唐德宗的時代，約當八世紀的最後一二十年，大概是無可疑的。因為日本和尚圓仁的承和五年（開成三年，838）目錄，和承和七年（開成五年，840）目錄，和承和十四年（大中元年，847）目錄，都有
韶州雙峰山曹溪《寶林傳》十卷，會稽沙門靈澈字明泳序。
可見這一大部禪宗偽史的總匯在九世紀的前期已很風行了。不過在那個時期，《寶林傳》的編者還是會稽的有名詩僧靈澈，而不是後來署名的“朱陵沙門智炬”（常盤大定發現的《寶林傳》第六卷題“朱陵沙門智炬集”。朱陵不知是何地）。依據《唐詩記事》卷七十二，靈澈生於會稽，本湯氏子，字澄源（圓仁錄作“字明泳”）。與吳興詩僧皎然遊。“貞元中（785—801）游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浸誣得罪，徙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816）終於宣州。”
靈澈的詩名很大，故這部偽史要假託靈澈的名字（《唐詩記事》七十二輯有劉禹錫、柳宗元、權德輿、劉長卿、張祜、呂溫諸人與靈澈有關的詩，可見他詩名之大）。
卷八第二章題為
第二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臂求法品第四十。
此章記惠可死於“非理損害”，在隋開皇十三年癸丑之歲（593）“……春秋一百七歲”。《傳燈錄》全采此說，只加上“三月十六日”的日子。
此章又有法琳的可大師碑文，雖是偽作，但碑文中不言傳衣事，與此章傳記中達摩說的“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傳”的話不相符合。碑文又說達摩“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也與前章所說達摩死於中毒，不相符合。我們可以推測是神秀、普寂一派的作偽，故與後來“南宗”的偽史不完全相符合。
卷八第三章題為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卻歸示化品第四十一。
此章記僧璨於“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歲遇可大師”。《傳燈錄》改作“北齊天平二年”。其實高齊沒有天平紀元，宇文周也沒有天平紀元。天平是東魏孝靜帝的年號，天平二年乙卯，三年丙辰，等於梁武帝的大同元年二年（535—536）。天平沒有己卯。於是有人校正《傳燈錄》云：
當作天保二年，乃辛未歲（551）也。（宋刊《傳燈錄》有不知名的校記甚多，此其一條。校記中常提到嵩禪師的《正宗記》，又提到"廣燈”，即《天聖廣燈錄》，可見校記在宋仁宗後期，或在其後。）
相差十五六年，有什麼關係？偽造的人只信口開河，校正的人也不須有根據。
此章又記"隋開皇十二年（592）壬子之歲”，“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信”來禮僧璨。又記僧璨死在大葉二年丙寅（606）。《傳燈錄》也都照抄。
道宣的《續高僧傳》裡只在法仲傳敘《楞伽經》的師承，有“可禪師後，粲禪師、慧禪師、……那老師、……”等八人，注云，“已上並口說玄理，不出文記”。《續僧傳》卷十三（大正藏本卷十一）的《辯義傳》裡，說
仁壽四年（604）春末，〔辯義〕奉敕於廬州獨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地，……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後，泉涸積年。乃將擬置〔塔寺〕，一夜之間，枯泉還湧。
這已可見僧粲之死遠在仁壽四年（604）之前，可知《寶林傳》說他死在大業二年（606）是信口編造的了。
八世紀前期東都沙門淨覺作《楞伽師資記》，其中有“第四，隋朝舒州思空山粲禪師”的小傳，也沒有多少材料，只能記他
罔知姓位，不測所生。按《續高僧傳》曰，可後粲禪師。隱思空山，蕭然淨坐，不出文記，秘不傳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為器傳燈，一一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見性處，語信曰，“《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故知聖道幽通，言詮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見聞之所不及，即文字語言徒勞虛設也。
大師云，餘人皆貴坐終，……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訖，遂以手攀樹枝，奄然氣盡。終於皖公山，寺中見有廟影。
這裡還沒有說起皖公山有薛通衡撰的《粲禪師碑》。《師資記》引“《續高僧傳》曰”以下，止有“可後粲禪師”“不出文記”九字是出於《法沖傳》。道信奉事十二年，終於皖公山，幾句似是根據《續僧傳》的《道信傳》。不過《道信傳》只說
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信〕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云〕於後住，必大弘益。
此傳不曾說那“二僧”（可能原作一僧）之中有僧粲，也沒有說他從羅浮回到皖公山。但看《辯義傳》，可知廬州獨山有粲禪師的神話，在那傳說裡，他似是死在舒州的。思空山（司空山）與皖公山是緊相連的，獨山在皖公山之東。僧粲往來於那幾座山之間，是可能的。後來就讓舒州皖公山的山谷寺獨佔“三祖粲禪師”的傳說了。
皖公山山谷寺建立所謂隋薛道衡的《粲禪師碑》，大概是在楞伽宗的神秀門下普寂義福等人的勢力最盛的時候，大概和上文提到的法琳的《可禪師碑》是同一個時期製造出來的假史料。
薛碑似已不可見了。獨孤及的“舒州山谷寺隋故鏡智禪師碑銘”（《毗陵集》九）明明提到
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琯繼論撰之。
《毗陵集》此碑之後有兩件附錄：
一是大曆七年（772）4月22日中書門下牒准南觀察史張延賞“奉敕宜賜諡號鏡智禪師……”的牒文（碑陰正文）。
一是獨孤及碑的碑陰題記（無作者姓名）。
這兩件碑陰都是可信的，因為那都是大曆七年（772）立碑後的石刻。（《唐文粹》六十三也載獨孤及此碑文，其後附有咸通二年〔861〕張延賞的曾孫張彥遠的“碑陰記”，那是會昌毀法“塔與碑皆毀”之後咸通二年重刊碑文的題記，已在九十年後了。）碑陰題記中引了薛碑一段，房碑一段，參合討論。其時三碑並存，故所引房碑一段六十二字可與《寶林傳》載的房碑互相參校。碑陰文說：
薛碑曰，大師與同學定公南隱羅浮山，自後竟不知所終。
其銘曰，留法眼兮長在，入羅浮兮不複還。
據此，南遊終不復此地也。
這可見薛道衡碑之作是很早的，其時楞伽宗（北宗）極盛，似有學者細細研究了道宣《續僧傳》裡關於達摩以下諸師的資料，請文人用薛道衡、法琳等人的名字作慧可、僧粲諸師的碑誌，並且刻石建碑。如薛碑所記，即是用《道信傳》的底子，其中無名的“二僧”，一個坐實了是僧粲，一個也有了名字，稱為“定公”。但此碑還謹守《道信傳》的結論，只說他們“南隱羅浮山，不知所終”。
此碑是楞伽宗的正統派建立的，故“南宗”的《寶林傳》裡不提他。《寶林傳》此卷收有房琯做的《璨禪師碑文》。神會是房琯的朋友，故房琯此碑完全是用神會的見解，——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的法統史的看法，——來發揮的。《宋高僧傳》的《慧能傳》說：
弟子神會，若顏子之于孔門也。……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為碑焉（宋鼎的《能大師碑》，當時刻石建立的不止一處，大概洛陽荷澤寺，韶州曹溪山，邢州開元寺，各立此碑。會昌毀法時，諸碑皆毀，獨中央政權達不到的邢州一碑尚存。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皆著錄此碑。可惜此碑文現已亡失了）。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畫圖績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
房琯的《六葉圖序》，我們已看不見了。但房琯的《璨禪師碑》的全文保存在《寶林傳》裡，凡有一千二字，還可以顯示神會的見解用房琯的文字刻在石上。試引一段作例子：
如來以諸法付群龍，以一性付迦葉。〔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性一體。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號為三祖焉。
這裡“自迦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這十四字一句話，若不讀我近三十年中校印出來的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敦煌寫本，誰都讀不懂其中的意思。在《南宗定是非論》裡，有這一段問答：
遠法師問：唐國菩提達摩既稱其始，菩提達摩復承誰後？又經幾代？
〔神會〕和上答：菩提達摩西國承僧伽羅叉，僧伽羅叉承須婆蜜（當作“婆須密”，下同），須婆密承優婆崛，優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難，阿難承迦葉。迦葉承如來付。唐國以菩提達摩而為首。西國以菩提達摩為第八代。……自如來付西國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
遠法師問：據何得知菩提達摩在西國為第八代？
和上答：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惠可禪師親於嵩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西國相承者，菩提達摩答一如《禪經序》所說。（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胡適的新校完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頁八四九。參看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卷三，頁一七八——一七九。又參看胡適的“荷澤大師神會傳”，第三章“菩提達摩以前的傳法世系”。）
神會誤認了東晉晚年廬山譯出的《達摩多羅禪經》的首段（序）裡的“達摩多羅”就是“菩提達摩”，這是一個根本錯誤。這個根本錯誤，經過了一千幾百年，中國、韓國、日本的禪宗信徒到今天都不曾覺悟。廬山譯的《禪經序》裡略舉了大迦葉以下“諸持法者”，只舉了九個人，其中第八位是達摩多羅。神會誤認了這個名單就是菩提達摩在印度的傳法世系，這是第二大錯誤。他沒有印度佛教史的知識，就沒有想從釋迦如來到菩提達摩，這一千多年，怎麼止有八代！所以八代之說，不久就被駁倒了，推翻了。天寶以後，佛教各派系紛爭法統，紛紛提出“菩提達摩以前在西國共有幾代”的問題，有提出二十四代的，有提出二十五代的，有提出五十一代的。八代太少了，五十一代又嫌太多了，故後來漸漸歸到“西天二十八祖”的說法。
但《寶林傳》裡的房琯碑文居然有“自迦葉至〔璨〕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的文字，恰與敦煌出土的兩本神會《南宗定是非論》相印證。這一點就夠證明此碑確是神會托房琯作的，也夠證明此碑文是一件重要的史料。
試再引此碑的銘詞云：
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續一身。
我們若不知道神會《南宗定是非論》的西國傳法自迦葉至達摩止有八人之說，也就不懂“聖者十人”的話了。
房碑是何時撰刻的呢？碑文中說：
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林精爽，朝端向望，自河南少尹左遷同安郡別駕。愴經行之丘墟，慨茔垅之蕪沒。興言改舉，遐邇一辭。於是啟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內，其老耿然。脛骨牙齒，全為舍利，堅潤玉色，鑒鐺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勝數。四眾爭趨，歎末曾有……寶塔肇興，莊嚴雲備。……非別駕李公，孰能權輿建立光若此者乎？
此卷在碑文之後，有敘事一長段，可與碑文參證：
天寶五載，乙酉之歲，（適按五載是丙戌，乙酉是四載。）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師墓在何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耶？〕實耶？”和尚答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贊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谷寺北。”
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尚）懷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玄宗敕貶李尹為舒州（即同安郡）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參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綱答，有。李尹問曰，寺後有三祖大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答，實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縣官僚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阇維，光現數道。（阇維是火葬，即碑文說的“積薪發火”。）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既見此瑞，遂舍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都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于浴堂院前起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
這兩段記述是很有趣味的。看李常問的“入羅浮而不還”，明明是所謂薛道衡碑的文字。神會答“文佳合韻”，也明明是指薛碑不可靠。此傳說李常與神會問答在先，而李常貶舒州在後。但我們讀《舊唐書》《玄宗本紀》及房琯、韋堅、李林甫諸傳，可以明白房琯與李常都是天寶五載（746）七月為了韋堅李適之兩案被李林甫貶謫的。房琯從給事中貶為宜春太守，李常從河南少尹貶為舒州別駕。宜春在今江西宜春縣，與舒州相去不很遠。大概在李常離開洛陽之前，神會就授意給他，要他發掘所謂“三祖墓”了。把兩百年的“靈骨”掘出來火葬，得著舍利三百餘粒，這都是預定的計畫。所以我們猜想房琯作塔碑，可能是他在宜春太守任內的事，約在天寶五六年之間，刻碑可能也在那時候。
《寶林傳》記房琯的官銜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郡開國公”。房琯作宰相是天寶十五年（756）七月的事，封清河郡公是至德二年（757）十二月的事。這都不是碑文上的官銜。獨孤及在大曆七年（772）作“三祖鏡智禪師碑”，提到“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房公琯”，那是房琯死後追贈的官了。
1959，11月尾寫成
（收入《胡適手稿》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