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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宝林传》残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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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宝林传》残本七卷
作者:胡适

  山西赵城县广胜寺藏的金代刻经四十六种,民国廿四年(1935)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流通,题作“宋藏遗珎”。此四十六种是“孤存古籍”,其中有

    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第一、二、三、四、五、八卷。

《影印藏经会》又用日本常盘大定发现的第六卷(原载昭和八年——民国廿二年,1933——《东方学报》第四期)补为第六卷。故共存七卷。

  《宝林传》原编“秦”字,题为“新编入录”。其卷第二的首叶有原刻小字校记云:

    失第二、第十两卷,而京师遍问皆无。遂取《圣胄集》,立章品,补此卷。由(犹)欠第十。(“立章品”是分章分品。此卷共分七章七品。)

可见此卷第二不是宝林传原文,但可以因此考见《圣胄集》的内容是什么样子。

  卷第二的末叶,又有原刻小字注文,杂乱不可读,其中有关《宝林传》的注文是:

    长安、终南、太一山、丰德、开利寺译经沙门云胜游礼赍行,借忘(亡)第二、第十二卷。今取《圣胄集》补之。阙第十。

  其实《宝林传》整部是一部杂凑的禅门伪史。杂凑来的资料很多,不但第二卷是用《圣胄集》补的。

  第一卷是释迦文佛的传记,其中全收《四十二章经》,仅阙第一、二章及第三章的一部分。这可以说是《四十二章经》的一个古本,可以备校勘之用。

  第五卷里,“第二十四祖师子比丘章,辨珠品第三十”题下注“五明大集”四字。就是抄凑的原书一种。此章已记师子比丘被杀了。下一章“师子弟子章,横师统引品第三十一”题下注云:

    此下一章,魏支疆梁楼三藏《续法记》。

师子比丘已死,法已“绝”了,故不得不捏造一部《续法记》,这又是杂抄来的伪书一种。

  《续法记》杂乱荒谬的可笑,但伪造此书者已在神会的“传衣”大谎语流行之后多年,故书叙支疆梁楼至罽宾国,向达摩达曰:“某乙昔闻师子否迍于此,特访其由。”达摩达答曰,“自调御灭后——法教流行。迦叶传持大乘心印,加是相付,至师子大尊,……其嗣者则南天竺国同学婆舍斯多,彼南天梵名曰婆罗多那也。自师子尊者在日,传付衣法,令速往南天。唯此同学,赈物利生,是传衣教”。这就是“续法”了。

  日本发现的《宝林传》卷第六首章题为

  三藏辨宗章,示化异香品第卅二

题下有注云:

  此章亦名《光㻮(璨)录》。

这又是杂抄来的一种伪书。《光璨录》说是“黄初三年壬寅之岁,有中天沙门昙摩迦罗来至许昌,……时有当土名僧光璨”记他叙述的话,“光璨命笔录之,编入僧史。

  卷六的次章题为

    第廿五〔祖〕婆舍斯多章,焚衣感应品第卅三。

有小注云:

    亦名后魏、佛烟三藏《五明集》。

这就是第三十品引的“五明大集”了。

  所谓“佛烟三藏《五明集》”,其详见于《宝林传》卷八僧璨大师章之末:

    自此集(指所谓昙曜付《法藏传》)后,又经一十三年,丙午之岁,〔文〕成帝敕国子监博士黄元真再穷佛典,……时有北天〔竺〕三藏吉弗烟,译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先翻释氏之经,次明菩萨之传,就此之中,辨得其前后,于彼教纲,甄别宗承,……先陈六叶,次述五明,楷定古今,共详佛事。

  卷八第一章题为

    达摩行教游汉土章,布六叶品第三十九。

有小注云:

    并梁武帝碑文,昭明祭文,并集于后。此一章亦名《东流小传》。

所谓《东流小传》,记达摩见梁武帝的事,作者号称“高座寺灵观”。(见此章中。)此书是当时出的一部荒谬书,但颇影响后来的禅宗史!此传记

    达摩至广州实梁普通八年丁卯之岁九月二十一日。

    十月一日而赴上元,

    十月十九日渡江,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北,时当后魏第八主(明帝)太和十年。

    达摩被毒死,“时后魏第八主孝明帝太和十九年”。即“梁大同二年”。

这种最荒谬的纪年,后来都被《景德传灯录》(影瞿氏藏宋刻本)采用了!(大正藏本同。)

  梁普通八年丁未(527)当魏孝昌三年。魏太和十年(486)当萧梁武帝永明四年!相差四十一年!魏太和十九年(495)当齐明帝建成二年。梁大同二年(536)也在四十一年后!这种最荒谬的纪年最可以证明《传灯录》是采用《宝林传》引的《东流小传》的。

  此章中有昭明太子祭“南天竺国圣胄大师之灵”的祭文,(《圣胄集》的书名起于此)又有梁武帝制的达摩碑文!都是最荒谬的文字。然而《传灯录》竟说:

    初梁武帝欲自撰师碑,而未暇也。后闻宋云事,乃成之。

  第卅九章之末,有这一句:

    至唐大历年,代宗睿圣大文孝皇帝谥号〔达摩〕圆觉大师,敕空观之塔。

代宗死在大历十四年(779)五月。此处已称“代宗”,可见《宝林传》之编成至早不得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之前。

  《曹溪大师别传》的伪作,忽滑谷快天因为其中有“先天二年壬子……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一句,猜测建中二年(781)为《别传》脱稿之年。我赞成此说。《宝林传》的伪作也在这个时期,可能是同一个人或同一派无知的和尚制造出来的。

  《宝林传》的编造是在唐德宗的时代,约当八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大概是无可疑的。因为日本和尚圆仁的承和五年(开成三年,838)目录,和承和七年(开成五年,840)目录,和承和十四年(大中元年,847)目录,都有

    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十卷,会稽沙门灵澈字明泳序。

可见这一大部禅宗伪史的总汇在九世纪的前期已很风行了。不过在那个时期,《宝林传》的编者还是会稽的有名诗僧灵澈,而不是后来署名的“朱陵沙门智炬”(常盘大定发现的《宝林传》第六卷题“朱陵沙门智炬集”。朱陵不知是何地)。依据《唐诗记事》卷七十二,灵澈生于会稽,本汤氏子,字澄源(圆仁录作“字明泳”)。与吴兴诗僧皎然游。“贞元中(785—801)游京师,缁流嫉之,造飞语激动中贵人,浸诬得罪,徙汀州。后归会稽。元和十一年(816)终于宣州。”

  灵澈的诗名很大,故这部伪史要假托灵澈的名字(《唐诗记事》七十二辑有刘禹锡、柳宗元、权德舆、刘长卿、张祜、吕温诸人与灵澈有关的诗,可见他诗名之大)。

  卷八第二章题为

    第二十九祖可大师章,断臂求法品第四十。

此章记惠可死于“非理损害”,在隋开皇十三年癸丑之岁(593)“……春秋一百七岁”。《传灯录》全采此说,只加上“三月十六日”的日子。

  此章又有法琳的可大师碑文,虽是伪作,但碑文中不言传衣事,与此章传记中达摩说的“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吾灭度后二百年中此衣不传”的话不相符合。碑文又说达摩“思宝珠已明,智灯将曜,法化有人,西归示灭”,也与前章所说达摩死于中毒,不相符合。我们可以推测是神秀、普寂一派的作伪,故与后来“南宗”的伪史不完全相符合。

  卷八第三章题为

    第三十祖僧璨大师章,却归示化品第四十一。

此章记僧璨于“后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卯之岁遇可大师”。《传灯录》改作“北齐天平二年”。其实高齐没有天平纪元,宇文周也没有天平纪元。天平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天平二年乙卯,三年丙辰,等于梁武帝的大同元年二年(535—536)。天平没有己卯。于是有人校正《传灯录》云:

    当作天保二年,乃辛未岁(551)也。(宋刊《传灯录》有不知名的校记甚多,此其一条。校记中常提到嵩禅师的《正宗记》,又提到"广灯”,即《天圣广灯录》,可见校记在宋仁宗后期,或在其后。)

相差十五六年,有什么关系?伪造的人只信口开河,校正的人也不须有根据。

  此章又记"隋开皇十二年(592)壬子之岁”,“有沙弥年始十四,名曰道信”来礼僧璨。又记僧璨死在大叶二年丙寅(606)。《传灯录》也都照抄。

  道宣的《续高僧传》里只在法仲传叙《楞伽经》的师承,有“可禅师后,粲禅师、慧禅师、……那老师、……”等八人,注云,“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续僧传》卷十三(大正藏本卷十一)的《辩义传》里,说

    仁寿四年(604)春末,〔辩义〕奉敕于庐州独山梁静寺起塔,初与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地,……本有一泉,乃是僧粲禅师烧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粲亡后,泉涸积年。乃将拟置〔塔寺〕,一夜之间,枯泉还涌。

这已可见僧粲之死远在仁寿四年(604)之前,可知《宝林传》说他死在大业二年(606)是信口编造的了。

  八世纪前期东都沙门净觉作《楞伽师资记》,其中有“第四,隋朝舒州思空山粲禅师”的小传,也没有多少材料,只能记他

    罔知姓位,不测所生。按《续高僧传》曰,可后粲禅师。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为器传灯,一一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见性处,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虚设也。

    大师云,馀人皆贵坐终,……余今立化,生死自由。言讫,遂以手攀树枝,奄然气尽。终于皖公山,寺中见有庙影。

这里还没有说起皖公山有薛通衡撰的《粲禅师碑》。《师资记》引“《续高僧传》曰”以下,止有“可后粲禅师”“不出文记”九字是出于《法冲传》。道信奉事十二年,终于皖公山,几句似是根据《续僧传》的《道信传》。不过《道信传》只说

    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信〕闻而往赴,便蒙授法,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云〕于后住,必大弘益。

此传不曾说那“二僧”(可能原作一僧)之中有僧粲,也没有说他从罗浮回到皖公山。但看《辩义传》,可知庐州独山有粲禅师的神话,在那传说里,他似是死在舒州的。思空山(司空山)与皖公山是紧相连的,独山在皖公山之东。僧粲往来于那几座山之间,是可能的。后来就让舒州皖公山的山谷寺独占“三祖粲禅师”的传说了。

  皖公山山谷寺建立所谓隋薛道衡的《粲禅师碑》,大概是在楞伽宗的神秀门下普寂义福等人的势力最盛的时候,大概和上文提到的法琳的《可禅师碑》是同一个时期制造出来的假史料。

  薛碑似已不可见了。独孤及的“舒州山谷寺隋故镜智禅师碑铭”(《毗陵集》九)明明提到

    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东薛公道衡,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继论撰之。

《毗陵集》此碑之后有两件附录:

    一是大历七年(772)4月22日中书门下牒准南观察史张延赏“奉敕宜赐谥号镜智禅师……”的牒文(碑阴正文)。

    一是独孤及碑的碑阴题记(无作者姓名)。

这两件碑阴都是可信的,因为那都是大历七年(772)立碑后的石刻。(《唐文粹》六十三也载独孤及此碑文,其后附有咸通二年〔861〕张延赏的曾孙张彦远的“碑阴记”,那是会昌毁法“塔与碑皆毁”之后咸通二年重刊碑文的题记,已在九十年后了。)碑阴题记中引了薛碑一段,房碑一段,参合讨论。其时三碑并存,故所引房碑一段六十二字可与《宝林传》载的房碑互相参校。碑阴文说:

    薛碑曰,大师与同学定公南隐罗浮山,自后竟不知所终。

    其铭曰,留法眼兮长在,入罗浮兮不复还。

    据此,南游终不复此地也。

这可见薛道衡碑之作是很早的,其时楞伽宗(北宗)极盛,似有学者细细研究了道宣《续僧传》里关于达摩以下诸师的资料,请文人用薛道衡、法琳等人的名字作慧可、僧粲诸师的碑志,并且刻石建碑。如薛碑所记,即是用《道信传》的底子,其中无名的“二僧”,一个坐实了是僧粲,一个也有了名字,称为“定公”。但此碑还谨守《道信传》的结论,只说他们“南隐罗浮山,不知所终”。

  此碑是楞伽宗的正统派建立的,故“南宗”的《宝林传》里不提他。《宝林传》此卷收有房琯做的《璨禅师碑文》。神会是房琯的朋友,故房琯此碑完全是用神会的见解,——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的法统史的看法,——来发挥的。《宋高僧传》的《慧能传》说:

    弟子神会,若颜子之于孔门也。……会于洛阳荷泽寺崇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宋鼎的《能大师碑》,当时刻石建立的不止一处,大概洛阳荷泽寺,韶州曹溪山,邢州开元寺,各立此碑。会昌毁法时,诸碑皆毁,独中央政权达不到的邢州一碑尚存。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第一千二百九十八,皆著录此碑。可惜此碑文现已亡失了)。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凡六祖,画图绩其影,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

房琯的《六叶图序》,我们已看不见了。但房琯的《璨禅师碑》的全文保存在《宝林传》里,凡有一千二字,还可以显示神会的见解用房琯的文字刻在石上。试引一段作例子:

    如来以诸法付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迦叶〕付阿难,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传印继明,累性一体。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

这里“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这十四字一句话,若不读我近三十年中校印出来的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的敦煌写本,谁都读不懂其中的意思。在《南宗定是非论》里,有这一段问答:

    远法师问:唐国菩提达摩既称其始,菩提达摩复承谁后?又经几代?

    〔神会〕和上答:菩提达摩西国承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承须婆蜜(当作“婆须密”,下同),须婆密承优婆崛,优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难,阿难承迦叶。迦叶承如来付。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八代。……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有一十三代。

    远法师问:据何得知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

    和上答: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又惠可禅师亲于嵩山少林寺问菩提达摩西国相承者,菩提达摩答一如《禅经序》所说。(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胡适的新校完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页八四九。参看胡适校敦煌唐写本“神会和尚遗集”,卷三,页一七八——一七九。又参看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传”,第三章“菩提达摩以前的传法世系”。)

神会误认了东晋晚年庐山译出的《达摩多罗禅经》的首段(序)里的“达摩多罗”就是“菩提达摩”,这是一个根本错误。这个根本错误,经过了一千几百年,中国、韩国、日本的禅宗信徒到今天都不曾觉悟。庐山译的《禅经序》里略举了大迦叶以下“诸持法者”,只举了九个人,其中第八位是达摩多罗。神会误认了这个名单就是菩提达摩在印度的传法世系,这是第二大错误。他没有印度佛教史的知识,就没有想从释迦如来到菩提达摩,这一千多年,怎么止有八代!所以八代之说,不久就被驳倒了,推翻了。天宝以后,佛教各派系纷争法统,纷纷提出“菩提达摩以前在西国共有几代”的问题,有提出二十四代的,有提出二十五代的,有提出五十一代的。八代太少了,五十一代又嫌太多了,故后来渐渐归到“西天二十八祖”的说法。

  但《宝林传》里的房琯碑文居然有“自迦叶至〔璨〕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的文字,恰与敦煌出土的两本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相印证。这一点就够证明此碑确是神会托房琯作的,也够证明此碑文是一件重要的史料。

  试再引此碑的铭词云:

    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

    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

我们若不知道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的西国传法自迦叶至达摩止有八人之说,也就不懂“圣者十人”的话了。

  房碑是何时撰刻的呢?碑文中说:

    洎皇唐天宝五载,有赵郡、李常,士林精爽,朝端向望,自河南少尹左迁同安郡别驾。怆经行之丘墟,慨茔垅之芜没。兴言改举,遐迩一辞。于是启坟开棺,积薪发火,灰烬之内,其老耿然。胫骨牙齿,全为舍利,坚润玉色,鉴铛金振,细圆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胜数。四众争趋,叹末曾有……宝塔肇兴,庄严云备。……非别驾李公,孰能权舆建立光若此者乎?

此卷在碑文之后,有叙事一长段,可与碑文参证:

    天宝五载,乙酉之岁,(适按五载是丙戌,乙酉是四载。)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泽寺问神会和尚:“三祖师墓在何所?弟子往往闻说入罗浮而不还,虚〔耶?〕实耶?”和尚答曰,“夫但取文佳合韵,赞大道而无遗。若据实由,墓在舒州山谷寺北。”

    是时李尹虽知所止,心上(尚)怀疑。其年七月十三日奉玄宗敕贬李尹为舒州(即同安郡)别驾。至任三日,僧道等参李尹,李尹问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纲答,有。李尹问曰,寺后有三祖大师墓虚实?上座僧惠观答,实有。其年十一月十日,李尹与长史郑公及州县官僚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发棺而看,果有灵骨,便以阇维,光现数道。(阇维是火葬,即碑文说的“积薪发火”。)收得舍利三百馀粒。李尹既见此瑞,遂舍俸禄,墓所起塔供养,一百馀粒现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与东都荷泽寺神会和尚。和尚于浴堂院前起塔供养。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请供养。

这两段记述是很有趣味的。看李常问的“入罗浮而不还”,明明是所谓薛道衡碑的文字。神会答“文佳合韵”,也明明是指薛碑不可靠。此传说李常与神会问答在先,而李常贬舒州在后。但我们读《旧唐书》《玄宗本纪》及房琯、韦坚、李林甫诸传,可以明白房琯与李常都是天宝五载(746)七月为了韦坚李适之两案被李林甫贬谪的。房琯从给事中贬为宜春太守,李常从河南少尹贬为舒州别驾。宜春在今江西宜春县,与舒州相去不很远。大概在李常离开洛阳之前,神会就授意给他,要他发掘所谓“三祖墓”了。把两百年的“灵骨”掘出来火葬,得著舍利三百馀粒,这都是预定的计画。所以我们猜想房琯作塔碑,可能是他在宜春太守任内的事,约在天宝五六年之间,刻碑可能也在那时候。

  《宝林传》记房琯的官衔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琯作宰相是天宝十五年(756)七月的事,封清河郡公是至德二年(757)十二月的事。这都不是碑文上的官衔。独孤及在大历七年(772)作“三祖镜智禅师碑”,提到“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房公琯”,那是房琯死后追赠的官了。

  1959,11月尾写成

  (收入《胡适手稿》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