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答伯秋與傅斯稜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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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先生的忠告,我们都很感谢。但他们两位有一条相同的责备,使我们不能不有一度的声明。他们两位都盼望我们专力谈政治而不愿我们谈文学或新文学。他们都怪我的《跋<红楼梦>考证》”,这话我不愿驳回。但伯秋先生竟不要我发表关于“新文学”等等的主张,傅先生竟说我们不应该管“什么耶稣教的地位如何,什么美国的新闻纸如何”。这种主张,我们便不能心服了。

  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的希望是:讨论活的问题,提倡活的思想,介绍活的文学。基督教的问题近来在国中颇引起一番热闹的注意,岂不值得讨论?至于美国新闻纸的经过,这也是我们做舆论事业的人应该借鉴的。我们应该知道:政治不单是官吏与法制,也不单是裁兵与理财。我们这几年所以不谈政治,和许多不谈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方面的。

  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十一,五,二七 适[1]

  (原载1922年5月28日《努力周报》第4号)

  1. 编者注:《努力周报》第4期后登有一则启事:“除了以上的讨论之外,我们还收到许多文章,但因为他们多是赞成的意思,很少讨论,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只好暂时不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