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之議刻山也，其群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 金石，以日為紀。」則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 前矣。若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 代之前無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 盤、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 遂可盛可烹，皆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 今其此鼓則石為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 故人莫明其用，且驚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於策之 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 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 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田漁必用眾，致眾必以 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記事焉。是其托 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銘刻 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不止於盤、鼎三 物矣，而此三物偶傳於後焉耳。後漢橋元之廟石鉦 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則曰「是用鏤石，作 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之勳焉。」邕之謂 勳者，蓋橋嘗剋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皆軍旅間用 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必專為鼓 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耳，而他 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邕最 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勳為銘，而石鼓源流賴之 以存也。《詩》于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 矣。
世傳大篆起于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 世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以為宣鼓，其亦 近似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 史籀亦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 「《史籀》十五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 七章李斯作，《爰歷》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恆曰：『斯、 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 于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 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恆之說曰：「宣王時 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 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刱也。王 莽時，甄豐攷定六書目，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 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 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 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 也？則謂籀體刱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 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體數四，其變 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於何世也。 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 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 論，而詳此審是也。
鼓之數十，先時散棄於鳳翔之野，鄭餘慶耴寘夫子 廟中，尚亡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傅師求諸民間，得 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 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 至竇臮但見墨本，而曰「石尋毀失」，則在鄭餘慶未嘗 寘廟之前矣。至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 因餘慶收徙，而其石得存也。紹興壬子，福唐鄭昂得 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韻，次和謝 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 之，字又差訛矣。寇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 鼓考》，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 與昂同，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 予嘗論辨正之文，多不錄。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 我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 詩曰：「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 今見之，文字鬱律龍蛇走。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 二遺八九」是也。東坡初仕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 得而親見之也。予之取古辭而敘辨石鼓也，非獨不 曾見石鼓，亦復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 曉者，而隨用其見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 木，予既得版木，遂隨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 本見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點畫糢糊，皆不可 讀，而其觕可曉解者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 坡所謂「眾星錯落僅名斗」者也。鄭樵《南劍木》，其成字 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知鄭本所傳奚自耳。 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 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此六句可讀， 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而於鼓上見 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而鄭本乃作摽，蓋疑鄭 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 向傅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傅師《自跋》， 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 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