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 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 家書于屋壁。
〈正義〉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 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 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正義〉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人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紀》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白，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君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止出于伏生。鄭元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元溺于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于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何云孔子加也？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 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 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 宅。
〈正義〉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云「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 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 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 《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