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部總論四

朱子全書一

《詩綱領》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作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卻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耳。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卻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于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德修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耳。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語，卻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語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卻是箇識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卻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