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自三傳已有異同，又益以三家之註，實有矛盾。 至啖趙、陸氏又往往自為說。及。近代孫泰山胡文定 所見又往往不同。晦菴所以不解《春秋》者，為此故也。 或問：朱子何以不解《春秋》？答以元年春，王正月，某已 不曉。據此，則是已不滿於胡《傳》，但不肯翻然立異耳。 凡解《春秋》，不與先儒立異，則經旨不明，若與先儒立 異，則於事體又甚不便。正說未見信，謗議已隨之。所 以晦菴答門人問胡《傳》，曰：「不若且聽他如此說，得三 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此不得已之說，其實不滿於 胡《傳》也。
《春秋》所以難說，蓋不止於元年「春，王正月。」如不書「即 位」，《公羊》《穀梁》所見自殊。胡文定是《穀梁》而非《公羊》，其 說雖正，然於事情不察，未免有差。夫以《王制》論之，則 惠公元妃，孟子既無子，則隱是庶長，當立。胡氏以隱 是讓而非攝，其說是矣。但禮失之餘，先君之事亦已 如此。既不容探其本而歸之正，而徒裁正其末流，豈 不齟齬扞格而大咈於人情哉！仲子之歸魯，蓋以夫 人禮聘之，亦已假寵於王室，故王室知有仲子，其後 歸其賵也。若據此事情，則仲子既貴，桓是太子，隱自 不得立，其所以攝者，父命也。如此，則《公羊》之說為是。 又據《左傳》，則元妃既薨，聲子已攝內政。久之，仲子歸 魯，既稱夫人，聲子亦已退避，仲子之貴有素矣。隱公 二年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三年四月辛卯「君氏 卒」，「仲子稱薨，聲子稱卒」，書法如此，聖人斟酌輕重之 意亦可見焉。或曰：正義不從，而固從此偏曲之說，何 也？曰：「此變禮也，非偏曲也。」若欲伸正義，必明天子而 後可。不然，則用《穀梁》之說，以輔佐隱公使之自立，則 上逆天子君父之命，又必殺桓公母子而後可焉。此 說《春秋》者，所以不得已則從權也。或曰：「何以謂之上 逆天子？」曰：惠公在位久，晚年以魯夫人之祥娶仲子， 若不請於天子，以夫人禮聘，則宋人必不與，故經書 「『夫人子氏薨』。是嘗請命於天子，可以稱夫人矣。雖是 失禮，然亦有故，又與汎常違禮者不同。故說《春秋》者， 又當」斟酌事情，未可直情而徑行也。
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 然，但音切未善。宋氏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卻 疏。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 矣。去古既遠，不先傚漢、魏諸儒之勤，卻便欲說義理， 祇愈疏耳。大扺生於後世，既不獲親見聖賢，又不獲 在兩漢、魏、晉間，則去古日遠，考古之功自然不及。如 名物度數，漢儒猶有目擊者，今卻皆是索之紙上，豈 不疏乎！「夏時周月」之說，晉魏諸儒焉得有此論乎？自 唐以來，說《春秋》者多不滿於三《傳》，然說者之於《春秋》， 其詳密未必能及左氏、杜預也。使說《春秋》者，先有丘 明、元凱詳密之功，而後加以河、洛大儒之論，則事情 既得，書法不差，義理自然順序，可以歸一。今諸說皆 捨先儒已成之功、稽古之實，所見又未完備，而遽與 之立異焉。《春秋》之道所以久而不明者，以此故也。 《周易》《春秋》有繩墨之書，不可不學，而實未易學也。《易》 當明象，《春秋》當明書法，象學久已失傳，故《易》尤難焉。 然自輔嗣以來，玩其辭，解其義，所失亦未遠。唯《春秋》 當據事以求《書法》，說者往往不察事情，而輒以己意 窺聖人，由是眾說迭興，而夫子之志荒矣。澤自蚤歲 已深有所疑，乃潛心以求，積數十年而後默有所悟。 大德八年始作註，具槁積十有七年改削，猶未成書。 其辯難剖決之文，悉入《六經辯釋補註》。其《春秋》筆削 本旨，以貧故未得修述，是以有其義而無其辭。今年 已六十餘，大懼失墜，所以不得忘言者，用工已有次 第，中道而廢，則深可惜。且古今說《春秋》，最苦於所說 不完，雜糅紛紜，徒亂人意，是以王介甫幾欲舉而廢 之。澤嘗有言：「凡說《春秋》，要意思渾全。若一處欠闕，便 成疏漏，一切舛謬，從之而起。故說《春秋》者，若所見未 完，則如勿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若所見果」完，則雖 微賤，無聞於時，神明必有相之者。此澤所以不得不 盡智畢議，求以無負於聖人也。然《正解》既未脫槁，《本 旨》又未著筆，《補註》雖已刊，澤亦頗靳惜其書。蓋四十 餘年之勤，覽者一目可盡，而此心終未暴白於世，懼 人之褻而視之也，故具指要數十處，使觀者察焉。夫 說之詳，辯之明，則易為觀聽，而人往往遂怠於學。又 「補註者積久之功，如器之已成，人但見其易而不知 其難也。故推本其始，與有志經學者共之。儻不棄鄙 言，先默會於此，而後推以及其餘，則全經可通，意無 不渾，而諸儒之得失無所遁其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