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戕艾先王之人民，憑陵寇虐，四海洶洶，禮樂衣冠，蓋掃地矣。其漸所由來者，非四夷之罪也，中國失道故也。是故吳楚因之交僭大號。觀其蠻夷之眾，斥地數千里，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畏慄，唯其指顧奔走之不暇。鄉非齊威，晉文繼起，盟屈完于召陵，敗得臣于城濮，驅之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為楚乎？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威晉文也。
劉敞曰：「孟子稱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此言要與齊威晉文者，其實傷之也。孔子傷周道之統，與其攘強楚、救中國，一時之功爾。召陵之盟、城濮之戰，雖然，迭勝強楚，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是時安有齊威晉文之事哉？此孔子之深旨也。」
趙鵬飛曰：「威、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每與強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為楚，則亦不為無益於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強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躓而屢興。中宗、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為時賢王。而周之後委靡不振興于衰亂之間者，宣王一人而已。而宣王之為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強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易和懌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于挫，故商之後嚴厲奮發，屢起而屢躓，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髣髴商、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為剛厲果決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纔侵而伐之，綏其來也；戎狄為患，忍而不討，遷邢遷衛，特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諸侯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為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足以守國而已。權專于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惡足怪哉！威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餬口于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以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師殞，得臣拔天下諸侯于左衽之鄉，連衣冠而盟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襄王有所不敢當，而下勞諸侯于河陽矣。其氣焰威靈，震動天下，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為者也。文公勃興于亡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業。楚之強，威公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威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毅果決，勇于必為，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為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綿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為齊之衰弊，不為晉之剛暴。世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強，以仁為本，以兵為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按：原本「中宗」 作「少康」 ，此必訛誤，故改正之。至云「柔可以強而不可以久」 ，理似未確，然不敢擅易也。〉
論祭仲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 出奔衛。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註：〉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莊公本弒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滅鄭，故深慮其大者也。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于宋，內不行于臣下。假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己病，逐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