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睹。始之 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 規模。眾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 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 縱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 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 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 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個、右個，與四時之次相用， 則路寢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 祠於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 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 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 卑也。」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 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 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 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 為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庫之內，亦 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 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 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 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 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 有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 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曰： 「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釋例》亦云： 「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竟為巧說， 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草 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古今不同；律度權衡，前 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 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 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 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 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又 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 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為五 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 情創造，即為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 之多少，疑階廷之廣狹？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 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 同，莫知孰是。唯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 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為其節文， 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
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又敕詳定明堂形制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按《禮樂志》，「高宗永徽二年， 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 配五人帝。」
按《舊唐書禮儀志》：「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元幽 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 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 合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業。 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 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 靈，聿遵孝享。而法宮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 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宣令所司與禮官 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 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 堂制度，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祕書 官、弘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鄭 元議，以為明堂之制，當為五室。內直丞孔志約據《大 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為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祕 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 初以九室之議為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辟雍門 闕等。
按《唐會要》：「永徽二年七月癸巳，詔禮官學士議立明 堂。柳宣依鄭元議五室，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 邕議九室，趙慈皓、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樣。」上以九 室可依，令所司詳定明堂形制，大小、階臺高下，及辟 雍門闕等制度。
永徽三年，出《九室圖》，令有司損益之。
按《唐書高宗本紀》，不載按《舊唐書禮儀志》：永徽三 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乃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 「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 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 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為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 內樣為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 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 方三筵，開四闥八窗，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春 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 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正。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