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制部總論四

朱健古今治平略

《葉水心宋兵制論》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于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異矣。然國擅于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于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遂以劫脅朝廷。故「國擅于將，人皆知之，將擅于兵，則不知也。」大曆、貞元之閒，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唐末猶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疏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橫不可制而然爾。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為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者矣。乃上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于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為之俛首事敵，而使之自安營伍之中。故王安石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于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為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為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本末並虛。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更，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于本朝者也。自靖康破壞，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于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權，制馭無策，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寖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嚴，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後來者習見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于此。而況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于中外。蓋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為其有事而戰，不為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兵而後可。今養之於無事，竭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