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 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 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敕旨：康買得尚在童 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 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又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鬥 爭無事而殺者，乃名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 則非故殺。據大理寺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鬥， 相擊為毆，交鬥致死，始名鬥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 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則不得名為相 擊。阿王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鬥爭，又蓄怨怒，即 是故殺者。又按《律疏》云：不因鬥爭，無事而殺，名為故 殺。此言事者，謂鬥爭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 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 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鬥。上 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即曰： 「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 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鬥之事，非他事也。又凡 言鬥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鬥，一毆一擊，不 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 怨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藉，當夜便死，察其情狀， 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 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 後，以物毆殺，即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 況阿王既死，無以辯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 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 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殺人者，從 今得計。奉敕：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 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 委所在重杖，一頓處死。
《唐書柳公綽傳》：綽復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 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鬥也。且子在以妻 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冊府元龜》：王正雅，文宗時為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 獄自內出，無支證可驗。當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 之勢，在廷雖宰相已下，無能以顯言辨其事者。惟正 雅與京兆尹崔琯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驗其辭狀 以聞。」由是獄稍辨，以琯與正雅挺然申理也，中外翕 然推重。及卒，時論惜之。
宇文鼎，太和中為御史中丞，奏當司前後推覆，造偽 出身文書賣官，并造偽印行用等因。張璹、劉建、胡伯 忠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刑 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准《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 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依輕法者。臣 以前件因等，雖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 「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 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 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以前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 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絕披陳。」敕：「張 璹、胡伯忠、劉建等，宜准元敕處分。」 殷侑為鄆州觀察使，時，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坐贓 決六十，配流賀州。侑以元武或託公事被罰，取於五 縣人吏，率斂州縣官科錢，或以私馬抬估納官，計絹 一百二十匹。大理寺斷三犯以重者論抵，以中私馬 為重，止合削官三任。侑復奏，以官法不及法律，三犯 不同，即坐其所重。元武所犯，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 五匹以上絞。《律疏》云：「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 元武所犯，合當入處絞刑。」疏奏，崔元武遂依刑部元 斷。先是，御史大夫溫造彈奏侑居天下，不由敕旨賦 斂百姓，即詔庾承宣代之。及奏論崔元武，文宗嘉侑 之守法，翌日詔徵侑為刑部尚書。
《唐書崔碣傳》：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 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 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 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 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 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 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 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 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於道。
《冊府元龜》：陳商，武宗會昌中為刑部郎中，敕以劉從 諫妻裴氏合誅與不誅。商議曰：「『『臣等徵諸古典，《周禮》 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漢律云：『女 子沒為奴婢』。鍾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朝議： 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隨夫家之罰』。謹按 奴婢、舂槁罪罰之例，名則為重，而非罪刑。故法律明 文，古今通議。夫子有罪，母妻無誅死之制。然事出一 時，法由情斷，帝王刑辟，豈在一途。昔少卿降虜，漢武 誅其母；元宗時，安慶宗妻榮義郡主，夫以義誅，主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