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概而不稅。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 茲器維則。」
王昭禹曰：「量之為器，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其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黃鍾為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 也，宮於五行為「土」 ，於五常為信，則以量為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為公平而不敢私焉。
鄭敬仲曰：「量之為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所謂「求啟厥後，茲器維則」 者也。
臣按：先儒謂栗之為義有堅栗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為則，萬世守之以為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偷焉，所以名官謂之「栗氏」 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為之，外圜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者先王所以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鎔煉金錫而鑄為之器，權其輕重之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為銘文，以為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 以此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為是屑屑也。其為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 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 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澔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於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維《王制》僅有此文，然正言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寬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為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為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 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 、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群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 權概。」
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元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之也。」
吳徵曰：「衡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惟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無為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為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