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考

　　几年来我在审一个案子——《水经注》。上次在监察院茶会席上，引了台大教授毛子水先生常常引用的明朝大哲学家又是一位好官吕坤的一句话“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水经注考》付印的时候，一定把这一句话摆在前面，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这个案子，牵涉到全祖望、赵一清两个人。全祖望年纪最长，死得最早，1755年死的。赵一清是1764年死的。戴东原在他们三个人当中死得最晚，1777年死的。他们三个人都是十八世纪第一流学者，都弄《水经注》。三个人出了四部书。戴东原两部：一部是殿版，一部是自己刻的。三个人的书，刊出的时间不同。戴的两部，是1775年刊出来的。赵的书，是1786年刊出来的。全的书，在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弄好，死后稿子散失了。百年以后1888年，在我出生前三年，由他的宁波同乡，把他残缺的稿子硬凑成一本书刊出来。他们三个人的书，戴的出得最早，全祖望死得最早，而书出得最晚。三个人的书，对于《水经注》，都有很大的贡献。

　　他们三个人中间，全、戴两个人，有绝顶的天才，和我的老朋友傅斯年先生一样，理解力最强，记忆力也最强。赵一清没有全、戴两个人的天才，但他是一个很用功的人。他家里又是几代书香，是浙东几个大藏书家之一。年轻的时候，看了许多的书，中年又受了很好的教育，在乾隆九年看到从前的人没有看到过的明朝正德皇帝时代柳佥（大中）所藏的《水经注》，赵一清从马家（扬州人）把这本书借来校勘，校勘后，亲手写了一部。《水经注》本文是三十四万五千多字，加上注解同校勘说明，总在四十万字以上。赵一清写的一部，从头到尾，一字不错，一字不苟且。写成了，在北上的时候，送请他平生最佩服的全祖望先生看。这个时候，赵一清才三十几岁。过了几年不满意，又重新加了许多材料。

　　乾隆十五年全祖望在杭州养病，把赵一清写的本子拿来仔细的看，以他最高的天才来看赵一清花了几年工夫校勘的本子，发现许多的问题，就在原本上加了许多批。《水经注》是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年的书，经过一千多年流传下来，不知道有多少错误残缺，其中最大的错误，是“经”同“注”混起来了。这是由于抄写的人不知道那一部分是“经”，那一部分是“注”，所以弄混了。

　　中国有一百二十三条大水道。以最大的水作纲领，从北方说起，最大的水是黄河，下为济水，再下淮水，再下长江。这四条水道，是最大的。此外渭水、洛水、沔水，也是很大的水道。沔水下面一段叫汉水，到汉口入长江。河、济、淮、江、渭、洛、沔，都是很长的水道。经、注混在一块的如果只是一条，还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错了五百多条。就是有五百多条的注在经里面，变成了经。弄到讲不通，看不懂。这个错误，古人从内容看出了一点，因为从历史的材料，尤其是地名的变迁，可以看出来，譬如北海是北魏时代的地名，决不会跑到三国时代里面去，古人在这个地方发生了疑惑，疑惑经、注混合。乾隆十五年，全祖望校勘赵一清的抄本，看出这个漏洞，大胆的指出经、注可以重新划分。赵一清看到了从前的人没有看到过的柳大中抄本，把许多的困难补救了，全祖望根据赵一清的写本来校勘，又发现经、注混在一块的问题，每查明一条，就写信告诉赵一清及杭州湖州的朋友。但是改来改去，改了五年，还是没有改完全，不过找出了一条路。赵一请在离杭州三千多里路的北京，接到全祖望告诉他经、注有一个标准可以划分的信，赵一清很高兴。说他根据这个标准，在一个晚上，把全部改好了。这是一个神话。因为全祖望把赵一清的写本校勘了五次，经过五年，到乾隆二十年死的时候，还在改。赵一请在全祖望死后，继续改了九年，到乾隆二十九年死了，也是临死之前还在改。

　　全祖望五十一岁死的。他很穷。病的时候，没有钱买药，死了也没有钱买棺材，埋葬也没有钱。他死在大热天，不能久搁，家里的人遂把他所有的书卖给一个有钱的同乡，换得了几百两银子来买棺材并作埋葬的费用。在这个纷乱的时候，把他“五校赵一清”写的这个宝贝的本子混在其他的书里卖出去了。买书的同乡姓卢，他藏书的楼，称为“卢氏抱经楼”。卢氏是抱经不读的，只是有钱买书。因为自己不懂，买了不看，也不给人家看，摆在家里，一摆摆了百多年。最近才在天津发现。这个书从卖到卢家以后，任何人没有看过。到了我的手里，才一字一字的细细的校勘了一遍，因为这个本子是赵一清写的，全祖望校勘的，所以我称为“全璧归赵”。全祖望这一段故事如此。

　　赵一清在全祖望死了以后，继续不断的校勘，作了九年，到乾隆二十九年死了。他校勘的本子，在他死以前也没有刊出来，从前作书，没有版权保障，作书的人，都是秘密的作，只有少数几个好的朋友知道。赵一清的《水经注》，有几个本子。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分两部分整理，一部分整理《永乐大典》遗书。一部分整理各省进来的遗书。当下令各省进送遗书以后，浙江省就把赵一清的《水经注》进上去了，同时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部《水经注》。《水经注》是北魏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南北朝末期、隋朝、唐朝、五代，到了北宋才有刻本。北宋刻本，已经残缺，有许多错误。因为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而真正宋本流传到元朝明朝的，也不容易找到。《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与柳大中抄本是从前的人没有看到过的。

　　《水经注》的案子是怎样发生的呢？明朝有三个大刻本，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黄省曾刻了一部《水经注》，这个本子这次在台中博物馆看到了四部，这个刻本，美国只有一部，这是第一个大刻本。过了一些时候，1585年吴琯刻了一部，为第二个大刻本。再过一些时候，1615年朱谋㙔又刻了一部。四百多年的麻烦，就是这些刻本发生出来的。因为黄省曾没有看到《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也没有看到柳大中抄本，而是把残缺的凑合起来，没有得到好的本子校勘。吴琯校勘，只有小小的修改。而且往往改错了。到了朱谋㙔，看到一个姓谢的本子，拿来校勘，改正了不少。黄省曾刻本，大错十处，小错几千。

　　讲到《水经注》，是一个校勘学。校勘学有一个原则，就是用古本来校，要想法子找古本，最好是原本。如果找不到原本，要找最古的抄本刻本。没有古本，只好理校，以理想来推校，无论怎样聪明的人，没有法子校出大的错误。如果缺一句话，或者错一个字，掉一个字，聪明的人拿古书来比较，也许可以校得出来。但是大的错误，理校没有法子校出来的。黄省曾的刻本，是整页的错误，头一卷二篇，掉了一个整页，四百十八字，第九卷有两页跑到第十三卷去了，第十三卷有两页跑到第九卷。这样的错误，有十处。朱谋㙔以姓谢的抄本来修改。把十大错误，补正了六处。所以朱谋㙔的《水经注》，是划时代的，因为他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本子。但是还有四个大错误，百多年来没有法子补正。迨赵一清看到柳大中抄本，补了三处半，柳大中本与《永乐大典》里面《水经注》不同之点，也就在这个地方。黄省曾刻本十大错误中，第十七卷掉了一个整页，四百十八字，柳大中本补起来了。同卷后面又掉了半页，也补起来了。第二十二卷中两个错误，也补起来了。但《水经注》里面，郦道元的一篇自序，四百七十三字，柳大中本只补了二百五十四字，还缺了二百十九字，所以说，补了三处半。如考分数，以黄省曾十个大错误作一百分。朱谋㙔补了六处，考了六十分。赵一清继续补了三处半，考了九十六分。乾隆三十八年《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水经注》，是外面没有看到过的，是完整的，《永乐大典》的《水经注》发现以后，派一个不相干的翰林抄，这个人的姓名不知道，大概是一个饭桶，不懂得《水经注》，匆匆的献给皇帝，皇帝看到非常高兴，在上面提了一首诗，四库全书馆，都是翰林，戴东原是一个举人，没有资格到四库全书馆，可是因为翰林不够用，主编的大总裁奏请皇帝调了五个不够资格的人——三个进士、两个举人——来协助。其中的一个举人，就是戴东原，举人当然不敢同翰林拼，他到馆，奉派两个大差事；一个整理《五经》中的《仪礼》，这个差事，已经够他忙几年了。还有一个大差事，整理古代算学。

　　四库全书馆，分东西两院，东院三十个翰林，西院也是三十个翰林。两院整理各省进来的遗书。《永乐大典》，是东院整理的。东西两院互相妒忌，东院不知道西院干些什么事，西院也不知道东院干些什么事。这种妒忌情形，可以找出许多证据，赵一清的书由浙江进到西院，戴东原无从看到，至于《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戴东原也没有看到。因为戴东原听到说，《永乐大典》中发现《水经注》，皇帝提了一首诗，他是弄《水经注》已有很多年了的，得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就向总编纂纪晓岚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宝贝给我看看”，这时戴东原到馆已经两年，总编纂从工作中认识他很高明，就答应说：“可以。”并说，你如有经验，就请你整理吧？可是这个书已经派了一位翰林整理，皇帝对这个发现很高兴，整理的人，也许可以得奖，现在换一个人整理，发生困难，这件事件，从大总裁宇文忠公与总编纂五十六封信当中，可以看出来，这五十六封信中有两封信专门讨论《水经注》由翰林手中拿出来给戴东原的问题。大致说：由翰林手里转给举人不行。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戴东原自己整理，以后又自己花钱去刊印，《四库全书》里的《水经注》，始终不承认是他弄的。

　　黄省曾刻本十个大错误，朱谋㙔改正了六个，得六十分；一清改正三个半，得九十六分，戴东原得一百分。赵一清的《水经注》由西院翰林整理，戴东原在东院，当然没有看到，戴东原死了好几年后，皇帝查出经、史、子、集里面有犯禁的书，把这些书抽出以后，有两库空了。要补一部书进去，赵一清同沈炳巽的两部《水经注》，遂补进去了，所以《四库全书》里面有三部《水经注》，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全、赵、戴三个人的《水经注》，赵抄全的，都是得到全的同意，戴东原没有看到赵的书，更没有看到全的书。这有什么方法证明呢？刚才说过黄省曾的刻本，有十大错误。凡是弄《水经注》的人，没有不注意这十大错误的，但是不能靠聪明来校勘，必须以古本来校勘。戴东原有两个本子，一个自定《水经注》一卷。这是把一百二十三条水的经提出来写成的，这在他的年谱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这也是戴东原也看出经、注混在一起，把他改正过来的，这个改正，不是全祖望的关系，也不是赵一清的关系，而是学者一步一步找出来的，譬如河水到什么地方，再到什么地方，说得很清楚。还有渭水一篇文章，济水一篇文章，以及所有一百二十三条水的经，作成一百二十三篇文章，把他作成一卷。

　　我为了这个问题，在外国把所有的材料都翻了，但找到的材料很少，三十五年回国，想在国内大登广告找材料，所以船到中国，还没有进口，新闻记者乘海关汽艇到了船上问我：“胡先生有什么话说。”我就告诉他，“这几年干《水经注》这个案子”。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请他们代我登广告。不错，第二天各报都把我的话登出来了，大家便知道胡适之弄《水经注》。所以一到上海，一个朋友把他看到的《水经注》告诉我，那个朋友也把他收藏的《水经注》给我看，问我：“你看到这个本子没有？”很短的时间，全上海所藏的《水经注》，我都看到了。到了北平，也是这样。于是各地的《水经注》都跑到我这里来了。在北平看到一个姓孔（继涵）的朋友，把他所藏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戴东原自定《水经注》一卷〔给我看〕；过了一些时候，安徽周一良问我说：“家父藏书里面有戴东原《水经注》一个本子，”并全给我看。这两个本子，一个是乾隆三十年出的，一个是乾隆三十七年出的。乾隆三十年的本子，没有看到《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三十七年的本子，也没有看到。为什么知道他没有看到呢？黄省曾刻本十大错误，朱谋㙔改正了六处，赵一清又改正了三处半。头一卷掉了一个整页四百十八字，柳大中本补正了，《永乐大典》中《水经注》也补正了，如果看到赵一清的本子，《永乐大典》的本子，可以照抄下来，没有照抄可以断定没有看见。他自定《水经注》一卷里面，有一部分是他的序。有一部分叫做附考，他把每一条水发生的问题，都校勘了，缺少多少与补的东西，都记在附考里面。第十七卷渭水缺了一个整页，四百十八字，他想法子补了一百六十三字。没有书，没有本子，到处去看，逗来逗去，补了一百六十三字，非常高兴，把经过写在附考里面，这就可以证明他决没有看到赵一清的东西，全祖望的东西，也没有看到柳大中本，《永乐大典》本，这是一个证明。

　　第二，《颍水篇》，朱谋㙔说他看到宋本改的，他根本没有看到过宋本，是假宋本改的，改错了；戴东原改朱谋㙔的，也改错了。

　　第三，《济水篇》掉了一页，朱谋㙔没有看见，戴东原乾隆三十年的本子没有看出来，乾隆三十九年的本子也没有看出来。全祖望看见了，赵一清看见了。这三个证据，证明戴东原没有偷人家的书，是无可疑的了。

　　这个案子还有许多问题，大家说是戴东原偷书，我找材料，发现戴东原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可以互相参证。这两个本子有三个大缺陷，以这三个缺陷，可以证明戴东原没有偷全、赵两个人的书，主题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附带的问题。

　　第一，赵一清死在戴东原以前，不会偷戴东原的书，但是他的书是在戴东原的书出来以后十年出的，是他的儿子作河南归德知府，旋作淮扬道的时候，请学者刻的。替赵一清刻书的人，确用了戴东原的书来改。这是本案的第二个大问题，第二个大问题，不是戴偷赵的书，而是赵的家人偷戴的书，这有什么证明呢？戴东原的学生段玉裁写信给赵家刻书的梁玉绳，说梁把他老师的书去改赵的书。所不幸的没有看到回信，更不幸的，是这一封信留在段的集子里，但是相信段玉裁收到回信的。从什么地方证明呢？因为段玉裁后来完全修正了他的话。他在晚年（八十岁的时候）替他老师戴东原作年谱，不说赵一清家里的人偷他老师的书，只说；杭州赵一清也是作这种学问——《水经注》，作了多少年，到后来不谋而合，得到同一的结论。段玉裁为什么这样修改过去的话呢？一定得到梁玉绳的回信，把赵一清著书的经过告诉了他，所以段玉裁才说“闭门造车，出而合辙”。段玉裁给梁玉绳的信，段玉裁死后，他的学生们、同乡们把它收在集子里面，惹起了许多的问题。因此认为我们所作的东西，决不可以让后人来编碍，甚至遗嘱不准后人编集子，最好自己编好。段玉裁这一封信惹起后人的反感，反过来控诉他的老师，说他的老师偷书。

　　第三，在六十几年前，1888年，全祖望的宁波同乡刻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刻的人把赵一清的书，戴东原的书拿来校勘，简单的说，其中有恶意作伪的部门。我审这个案子，作了几年苦工，证明全祖望的书有一部分真是全祖望的材料，可是决没有看到全祖望的五校本。五校本中许多宝贝，所谓的“七位本”都没有的，又可以证明戴没有偷全的书。全的书是根据赵的，这是第三个问题。现在可以宣告判决，1888年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有恶意作伪的痕迹，恶意冤枉戴的痕迹。

　　前次讲治学方法，最后说明，最要紧的要养成某种良好习惯，就是要勤，要谨，要和，要缓。比方考证赵一清的书，在赵家刻本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改动，赵一清的书，是被收在《四库全书》以后的本子，一百五十年前，湖南魏源作了一本书说他看到了扬州《四库全书》、镇江《四库全书》，看到里面如何如何，并说戴东原偷赵一清的书，现在有许多东西证明魏源没有看见扬州《四库全书》、镇江《四库全书》。江苏孟森也说赵一清的本子不错的，说他拿《四库全书》里面赵一清的本子对了五条，一字没有改易。《水经注》三十四万五千字，加上注解与校勘说明四十多万字。只查了五条，就下判断，太随便了。我们看《水经注》第二卷一条“河水由南入葱岭山”。赵一清的本子下面没有了，就是河水入昆仑山，不出来了，戴东原的本子是，“河水由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西南流”，赵家刻书，不好用戴东原“又从葱岭出而西南流”九个字，于是把入字改为出字，变为：“河水由南出葱岭山”，校勘不说明，这是恶意作伪的证明。这个案子审了多少年没有审出来，为什么到了我的手里可以审出来呢？因为当初审的人，不肯花多的工夫，我花了五年工夫，找出许多新材料，所以审出来了。同时又查明张穆，魏源，孟森，王国维他们为什么骂十八世纪一位了不得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戴东原是贼呢？因为戴东原是当时思想的一个叛徒，批评宋朝理学，批评程子，朱子。骂戴东原这一班人，又没有下多的工夫，做到勤，又不仔细的校勘，做到谨，同时动了正谊的火气，没有做到和，稍为查了一下，就发表文章，也没有做到缓。我考证了五年，现在九年了，还不敢发表，此次纪念傅斯年先生，才第一次发表一小部分。我审这个案子一方面作法官，一方面作侦探，并作律师，我作这个工夫，的确很有兴趣。我认为五年的工夫，没有白费，今天以时间太短，不能把经过详细的告诉大家，只有把结论，作一个大概的说明。

（本文为1952年12月19日胡适在台湾大学

文学院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