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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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來我在審一個案子——《水經注》。上次在監察院茶會席上,引了台大教授毛子水先生常常引用的明朝大哲學家又是一位好官呂坤的一句話「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水經注考》付印的時候,一定把這一句話擺在前面,我審這個案子實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鄉戴震(東原)申冤。這個案子,牽涉到全祖望、趙一清兩個人。全祖望年紀最長,死得最早,1755年死的。趙一清是1764年死的。戴東原在他們三個人當中死得最晚,1777年死的。他們三個人都是十八世紀第一流學者,都弄《水經注》。三個人出了四部書。戴東原兩部:一部是殿版,一部是自己刻的。三個人的書,刊出的時間不同。戴的兩部,是1775年刊出來的。趙的書,是1786年刊出來的。全的書,在他死的時候,還沒有弄好,死後稿子散失了。百年以後1888年,在我出生前三年,由他的寧波同鄉,把他殘缺的稿子硬湊成一本書刊出來。他們三個人的書,戴的出得最早,全祖望死得最早,而書出得最晚。三個人的書,對於《水經注》,都有很大的貢獻。

  他們三個人中間,全、戴兩個人,有絕頂的天才,和我的老朋友傅斯年先生一樣,理解力最強,記憶力也最強。趙一清沒有全、戴兩個人的天才,但他是一個很用功的人。他家裡又是幾代書香,是浙東幾個大藏書家之一。年輕的時候,看了許多的書,中年又受了很好的教育,在乾隆九年看到從前的人沒有看到過的明朝正德皇帝時代柳僉(大中)所藏的《水經注》,趙一清從馬家(揚州人)把這本書借來校勘,校勘後,親手寫了一部。《水經注》本文是三十四萬五千多字,加上註解同校勘說明,總在四十萬字以上。趙一清寫的一部,從頭到尾,一字不錯,一字不苟且。寫成了,在北上的時候,送請他平生最佩服的全祖望先生看。這個時候,趙一清才三十幾歲。過了幾年不滿意,又重新加了許多材料。

  乾隆十五年全祖望在杭州養病,把趙一清寫的本子拿來仔細的看,以他最高的天才來看趙一清花了幾年工夫校勘的本子,發現許多的問題,就在原本上加了許多批。《水經注》是五世紀末六世紀初年的書,經過一千多年流傳下來,不知道有多少錯誤殘缺,其中最大的錯誤,是「經」同「注」混起來了。這是由於抄寫的人不知道那一部分是「經」,那一部分是「注」,所以弄混了。

  中國有一百二十三條大水道。以最大的水作綱領,從北方說起,最大的水是黃河,下為濟水,再下淮水,再下長江。這四條水道,是最大的。此外渭水、洛水、沔水,也是很大的水道。沔水下面一段叫漢水,到漢口入長江。河、濟、淮、江、渭、洛、沔,都是很長的水道。經、注混在一塊的如果只是一條,還沒有什麼關係,可是錯了五百多條。就是有五百多條的注在經裡面,變成了經。弄到講不通,看不懂。這個錯誤,古人從內容看出了一點,因為從歷史的材料,尤其是地名的變遷,可以看出來,譬如北海是北魏時代的地名,決不會跑到三國時代裡面去,古人在這個地方發生了疑惑,疑惑經、注混合。乾隆十五年,全祖望校勘趙一清的抄本,看出這個漏洞,大膽的指出經、注可以重新劃分。趙一清看到了從前的人沒有看到過的柳大中抄本,把許多的困難補救了,全祖望根據趙一清的寫本來校勘,又發現經、注混在一塊的問題,每查明一條,就寫信告訴趙一清及杭州湖州的朋友。但是改來改去,改了五年,還是沒有改完全,不過找出了一條路。趙一請在離杭州三千多里路的北京,接到全祖望告訴他經、注有一個標準可以劃分的信,趙一清很高興。說他根據這個標準,在一個晚上,把全部改好了。這是一個神話。因為全祖望把趙一清的寫本校勘了五次,經過五年,到乾隆二十年死的時候,還在改。趙一請在全祖望死後,繼續改了九年,到乾隆二十九年死了,也是臨死之前還在改。

  全祖望五十一歲死的。他很窮。病的時候,沒有錢買藥,死了也沒有錢買棺材,埋葬也沒有錢。他死在大熱天,不能久擱,家裡的人遂把他所有的書賣給一個有錢的同鄉,換得了幾百兩銀子來買棺材並作埋葬的費用。在這個紛亂的時候,把他「五校趙一清」寫的這個寶貝的本子混在其他的書里賣出去了。買書的同鄉姓盧,他藏書的樓,稱為「盧氏抱經樓」。盧氏是抱經不讀的,只是有錢買書。因為自己不懂,買了不看,也不給人家看,擺在家裡,一擺擺了百多年。最近才在天津發現。這個書從賣到盧家以後,任何人沒有看過。到了我的手裡,才一字一字的細細的校勘了一遍,因為這個本子是趙一清寫的,全祖望校勘的,所以我稱為「全璧歸趙」。全祖望這一段故事如此。

  趙一清在全祖望死了以後,繼續不斷的校勘,作了九年,到乾隆二十九年死了。他校勘的本子,在他死以前也沒有刊出來,從前作書,沒有版權保障,作書的人,都是秘密的作,只有少數幾個好的朋友知道。趙一清的《水經注》,有幾個本子。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分兩部分整理,一部分整理《永樂大典》遺書。一部分整理各省進來的遺書。當下令各省進送遺書以後,浙江省就把趙一清的《水經注》進上去了,同時在《永樂大典》中發現了一部《水經注》。《水經注》是北魏時代流傳下來的,經過南北朝末期、隋朝、唐朝、五代,到了北宋才有刻本。北宋刻本,已經殘缺,有許多錯誤。因為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而真正宋本流傳到元朝明朝的,也不容易找到。《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與柳大中抄本是從前的人沒有看到過的。

  《水經注》的案子是怎樣發生的呢?明朝有三個大刻本,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黃省曾刻了一部《水經注》,這個本子這次在台中博物館看到了四部,這個刻本,美國只有一部,這是第一個大刻本。過了一些時候,1585年吳琯刻了一部,為第二個大刻本。再過一些時候,1615年朱謀㙔又刻了一部。四百多年的麻煩,就是這些刻本發生出來的。因為黃省曾沒有看到《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也沒有看到柳大中抄本,而是把殘缺的湊合起來,沒有得到好的本子校勘。吳琯校勘,只有小小的修改。而且往往改錯了。到了朱謀㙔,看到一個姓謝的本子,拿來校勘,改正了不少。黃省曾刻本,大錯十處,小錯幾千。

  講到《水經注》,是一個校勘學。校勘學有一個原則,就是用古本來校,要想法子找古本,最好是原本。如果找不到原本,要找最古的抄本刻本。沒有古本,只好理校,以理想來推校,無論怎樣聰明的人,沒有法子校出大的錯誤。如果缺一句話,或者錯一個字,掉一個字,聰明的人拿古書來比較,也許可以校得出來。但是大的錯誤,理校沒有法子校出來的。黃省曾的刻本,是整頁的錯誤,頭一卷二篇,掉了一個整頁,四百十八字,第九卷有兩頁跑到第十三捲去了,第十三卷有兩頁跑到第九卷。這樣的錯誤,有十處。朱謀㙔以姓謝的抄本來修改。把十大錯誤,補正了六處。所以朱謀㙔的《水經注》,是劃時代的,因為他看到前人沒有看到的本子。但是還有四個大錯誤,百多年來沒有法子補正。迨趙一清看到柳大中抄本,補了三處半,柳大中本與《永樂大典》裡面《水經注》不同之點,也就在這個地方。黃省曾刻本十大錯誤中,第十七卷掉了一個整頁,四百十八字,柳大中本補起來了。同卷後面又掉了半頁,也補起來了。第二十二卷中兩個錯誤,也補起來了。但《水經注》裡面,酈道元的一篇自序,四百七十三字,柳大中本只補了二百五十四字,還缺了二百十九字,所以說,補了三處半。如考分數,以黃省曾十個大錯誤作一百分。朱謀㙔補了六處,考了六十分。趙一清繼續補了三處半,考了九十六分。乾隆三十八年《永樂大典》中發現的《水經注》,是外面沒有看到過的,是完整的,《永樂大典》的《水經注》發現以後,派一個不相干的翰林抄,這個人的姓名不知道,大概是一個飯桶,不懂得《水經注》,匆匆的獻給皇帝,皇帝看到非常高興,在上面提了一首詩,四庫全書館,都是翰林,戴東原是一個舉人,沒有資格到四庫全書館,可是因為翰林不夠用,主編的大總裁奏請皇帝調了五個不夠資格的人——三個進士、兩個舉人——來協助。其中的一個舉人,就是戴東原,舉人當然不敢同翰林拼,他到館,奉派兩個大差事;一個整理《五經》中的《儀禮》,這個差事,已經夠他忙幾年了。還有一個大差事,整理古代算學。

  四庫全書館,分東西兩院,東院三十個翰林,西院也是三十個翰林。兩院整理各省進來的遺書。《永樂大典》,是東院整理的。東西兩院互相妒忌,東院不知道西院幹些什麼事,西院也不知道東院幹些什麼事。這種妒忌情形,可以找出許多證據,趙一清的書由浙江進到西院,戴東原無從看到,至於《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戴東原也沒有看到。因為戴東原聽到說,《永樂大典》中發現《水經注》,皇帝提了一首詩,他是弄《水經注》已有很多年了的,得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就向總編纂紀曉嵐說:「可不可以把這個寶貝給我看看」,這時戴東原到館已經兩年,總編纂從工作中認識他很高明,就答應說:「可以。」並說,你如有經驗,就請你整理吧?可是這個書已經派了一位翰林整理,皇帝對這個發現很高興,整理的人,也許可以得獎,現在換一個人整理,發生困難,這件事件,從大總裁宇文忠公與總編纂五十六封信當中,可以看出來,這五十六封信中有兩封信專門討論《水經注》由翰林手中拿出來給戴東原的問題。大致說:由翰林手裡轉給舉人不行。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戴東原自己整理,以後又自己花錢去刊印,《四庫全書》裡的《水經注》,始終不承認是他弄的。

  黃省曾刻本十個大錯誤,朱謀㙔改正了六個,得六十分;一清改正三個半,得九十六分,戴東原得一百分。趙一清的《水經注》由西院翰林整理,戴東原在東院,當然沒有看到,戴東原死了好幾年後,皇帝查出經、史、子、集裡面有犯禁的書,把這些書抽出以後,有兩庫空了。要補一部書進去,趙一清同沈炳巽的兩部《水經注》,遂補進去了,所以《四庫全書》裡面有三部《水經注》,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出全、趙、戴三個人的《水經注》,趙抄全的,都是得到全的同意,戴東原沒有看到趙的書,更沒有看到全的書。這有什麼方法證明呢?剛才說過黃省曾的刻本,有十大錯誤。凡是弄《水經注》的人,沒有不注意這十大錯誤的,但是不能靠聰明來校勘,必須以古本來校勘。戴東原有兩個本子,一個自定《水經注》一卷。這是把一百二十三條水的經提出來寫成的,這在他的年譜裡面寫得清清楚楚。這也是戴東原也看出經、注混在一起,把他改正過來的,這個改正,不是全祖望的關係,也不是趙一清的關係,而是學者一步一步找出來的,譬如河水到什麼地方,再到什麼地方,說得很清楚。還有渭水一篇文章,濟水一篇文章,以及所有一百二十三條水的經,作成一百二十三篇文章,把他作成一卷。

  我為了這個問題,在外國把所有的材料都翻了,但找到的材料很少,三十五年回國,想在國內大登廣告找材料,所以船到中國,還沒有進口,新聞記者乘海關汽艇到了船上問我:「胡先生有什麼話說。」我就告訴他,「這幾年干《水經注》這個案子」。我說這個話的目的,是請他們代我登廣告。不錯,第二天各報都把我的話登出來了,大家便知道胡適之弄《水經注》。所以一到上海,一個朋友把他看到的《水經注》告訴我,那個朋友也把他收藏的《水經注》給我看,問我:「你看到這個本子沒有?」很短的時間,全上海所藏的《水經注》,我都看到了。到了北平,也是這樣。於是各地的《水經注》都跑到我這裡來了。在北平看到一個姓孔(繼涵)的朋友,把他所藏的也就是剛才提到的戴東原自定《水經注》一卷〔給我看〕;過了一些時候,安徽周一良問我說:「家父藏書裡面有戴東原《水經注》一個本子,」並全給我看。這兩個本子,一個是乾隆三十年出的,一個是乾隆三十七年出的。乾隆三十年的本子,沒有看到《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三十七年的本子,也沒有看到。為什麼知道他沒有看到呢?黃省曾刻本十大錯誤,朱謀㙔改正了六處,趙一清又改正了三處半。頭一卷掉了一個整頁四百十八字,柳大中本補正了,《永樂大典》中《水經注》也補正了,如果看到趙一清的本子,《永樂大典》的本子,可以照抄下來,沒有照抄可以斷定沒有看見。他自定《水經注》一卷裡面,有一部分是他的序。有一部分叫做附考,他把每一條水發生的問題,都校勘了,缺少多少與補的東西,都記在附考裡面。第十七卷渭水缺了一個整頁,四百十八字,他想法子補了一百六十三字。沒有書,沒有本子,到處去看,逗來逗去,補了一百六十三字,非常高興,把經過寫在附考裡面,這就可以證明他決沒有看到趙一清的東西,全祖望的東西,也沒有看到柳大中本,《永樂大典》本,這是一個證明。

  第二,《潁水篇》,朱謀㙔說他看到宋本改的,他根本沒有看到過宋本,是假宋本改的,改錯了;戴東原改朱謀㙔的,也改錯了。

  第三,《濟水篇》掉了一頁,朱謀㙔沒有看見,戴東原乾隆三十年的本子沒有看出來,乾隆三十九年的本子也沒有看出來。全祖望看見了,趙一清看見了。這三個證據,證明戴東原沒有偷人家的書,是無可疑的了。

  這個案子還有許多問題,大家說是戴東原偷書,我找材料,發現戴東原兩個本子;這兩個本子可以互相參證。這兩個本子有三個大缺陷,以這三個缺陷,可以證明戴東原沒有偷全、趙兩個人的書,主題可以解決了。但是還有附帶的問題。

  第一,趙一清死在戴東原以前,不會偷戴東原的書,但是他的書是在戴東原的書出來以後十年出的,是他的兒子作河南歸德知府,旋作淮揚道的時候,請學者刻的。替趙一清刻書的人,確用了戴東原的書來改。這是本案的第二個大問題,第二個大問題,不是戴偷趙的書,而是趙的家人偷戴的書,這有什麼證明呢?戴東原的學生段玉裁寫信給趙家刻書的梁玉繩,說梁把他老師的書去改趙的書。所不幸的沒有看到回信,更不幸的,是這一封信留在段的集子裡,但是相信段玉裁收到回信的。從什麼地方證明呢?因為段玉裁後來完全修正了他的話。他在晚年(八十歲的時候)替他老師戴東原作年譜,不說趙一清家裡的人偷他老師的書,只說;杭州趙一清也是作這種學問——《水經注》,作了多少年,到後來不謀而合,得到同一的結論。段玉裁為什麼這樣修改過去的話呢?一定得到梁玉繩的回信,把趙一清著書的經過告訴了他,所以段玉裁才說「閉門造車,出而合轍」。段玉裁給梁玉繩的信,段玉裁死後,他的學生們、同鄉們把它收在集子裡面,惹起了許多的問題。因此認為我們所作的東西,決不可以讓後人來編礙,甚至遺囑不准後人編集子,最好自己編好。段玉裁這一封信惹起後人的反感,反過來控訴他的老師,說他的老師偷書。

  第三,在六十幾年前,1888年,全祖望的寧波同鄉刻全祖望的《七校水經注》,刻的人把趙一清的書,戴東原的書拿來校勘,簡單的說,其中有惡意作偽的部門。我審這個案子,作了幾年苦工,證明全祖望的書有一部分真是全祖望的材料,可是決沒有看到全祖望的五校本。五校本中許多寶貝,所謂的「七位本」都沒有的,又可以證明戴沒有偷全的書。全的書是根據趙的,這是第三個問題。現在可以宣告判決,1888年全祖望《七校水經注》,有惡意作偽的痕跡,惡意冤枉戴的痕跡。

  前次講治學方法,最後說明,最要緊的要養成某種良好習慣,就是要勤,要謹,要和,要緩。比方考證趙一清的書,在趙家刻本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改動,趙一清的書,是被收在《四庫全書》以後的本子,一百五十年前,湖南魏源作了一本書說他看到了揚州《四庫全書》、鎮江《四庫全書》,看到裡面如何如何,並說戴東原偷趙一清的書,現在有許多東西證明魏源沒有看見揚州《四庫全書》、鎮江《四庫全書》。江蘇孟森也說趙一清的本子不錯的,說他拿《四庫全書》裡面趙一清的本子對了五條,一字沒有改易。《水經注》三十四萬五千字,加上註解與校勘說明四十多萬字。只查了五條,就下判斷,太隨便了。我們看《水經注》第二卷一條「河水由南入蔥嶺山」。趙一清的本子下面沒有了,就是河水入崑崙山,不出來了,戴東原的本子是,「河水由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西南流」,趙家刻書,不好用戴東原「又從蔥嶺出而西南流」九個字,於是把入字改為出字,變為:「河水由南出蔥嶺山」,校勘不說明,這是惡意作偽的證明。這個案子審了多少年沒有審出來,為什麼到了我的手裡可以審出來呢?因為當初審的人,不肯花多的工夫,我花了五年工夫,找出許多新材料,所以審出來了。同時又查明張穆,魏源,孟森,王國維他們為什麼罵十八世紀一位了不得的大哲學家,大思想家戴東原是賊呢?因為戴東原是當時思想的一個叛徒,批評宋朝理學,批評程子,朱子。罵戴東原這一班人,又沒有下多的工夫,做到勤,又不仔細的校勘,做到謹,同時動了正誼的火氣,沒有做到和,稍為查了一下,就發表文章,也沒有做到緩。我考證了五年,現在九年了,還不敢發表,此次紀念傅斯年先生,才第一次發表一小部分。我審這個案子一方面作法官,一方面作偵探,並作律師,我作這個工夫,的確很有興趣。我認為五年的工夫,沒有白費,今天以時間太短,不能把經過詳細的告訴大家,只有把結論,作一個大概的說明。

(本文為1952年12月19日胡適在台灣大學
文學院的演講,收入《胡適言論集》甲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