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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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作者:鲁迅
1935年10月
萧红作《生死场》序
本作品收录于《且介亭杂文二集》和《文学论坛

署名发表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乾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

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
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
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
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著;
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

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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