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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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作者:魯迅
1935年10月
蕭紅作《生死場》序
本作品收錄於《且介亭雜文二集》和《文學論壇

署名發表

所謂文人,輕個不完,弄得別一些作者搖頭歎氣了,以為作踐了文苑。這自然也說得通。陶淵明先生「採菊東籬下」,心境必須清幽閒適,他這才能夠「悠然見南山」,如果籬中籬外,有人大嚷大跳,大罵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卻「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見南山」了。現在和晉宋之交有些不同,連「象牙之塔」也已經搬到街頭來,似乎頗有「不隔」之意,然而也還得有幽閒,要不然,即無以寄其沉痛,文壇減色,嚷嚷之罪大矣。於是相輕的文人們的處境,就也更加艱難起來,連街頭也不再是擾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窮道盡。

然而如果還要相輕又怎麼樣呢?前清有成例,知縣老爺出巡,路遇兩人相打,不問青紅皂白,誰是誰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輕的文人們縱有「肅靜」「迴避」牌,卻無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於的,他還是用「筆伐」,說兩面都不是好東西。這裡有一段炯之先生的《談談上海的刊物》為例——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醜角,等於木偶戲的互相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天津《大公報》的《小公園》,八月十八日。)「這種鬥爭」,炯之先生還自有一個界說:「即是向異己者用一種瑣碎方法,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辱罵。(一個術語,便是『鬥爭』。)」雲。

於是乎這位炯之先生便以憐憫之心,節制之筆,定兩造為醜角,覺文壇之可憐了,雖然「我們記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似乎不但並不以「『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簡直不登什麼「文壇消息」。不過「罵」是有的;只「看熱鬧」的讀者,大約一定也有的。試看路上兩人相打,他們何嘗沒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觀者往往只覺得有趣;就是綁出法場去,也是不問罪狀,單看熱鬧的居多。由這情形,推而廣之以至於文壇,真令人有不如逆來順受,唾面自亁之感。到這裡來一個「然而」罷,轉過來是旁觀者或讀者,其實又並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擬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斷的。所以昔者古典主義者和羅曼主義者相罵,甚而至於相打,他們並不都成為醜角;左拉遭了劇烈的文字和圖畫的嘲罵,終於不成為醜角;連生前身敗名裂的王爾德,現在也不算是醜角。

自然,他們有作品。但中國也有的。中國的作品「可憐」得很,誠然,但這不只是文壇可憐,也是時代可憐,而且這可憐中,連「看熱鬧」的讀者和論客都在內。凡有可憐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憐的時代。昔之名人說「恕」字訣——但他們說,對於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今之名人說「忍」字訣,春天的論客以「文人相輕」混淆黑白,秋天的論客以「凡罵人的與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抹殺是非。冷冰冰陰森森的平安的古塚中,怎麼會有生人氣?

「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問。有是有的。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於二加二,一面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彼兌飛說得好:

我的愛並不是歡欣安靜的人家,

花園似的,將平和一門關住,
其中有「幸福」慈愛地往來,
而撫養那「歡欣」,那嬌小的仙女。

我的愛,就如荒涼的沙漠一般——
一個大盜似的有嫉妒在那裡霸著;
他的劍是絕望的瘋狂,

而每一刺是各樣的謀殺!

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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