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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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韩肖胄又奏曰：“臣窃谓逆臣刘豫，藉黠虏之兵，驱胁从之众，自以为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国不义，虽不烦干戈，鬼神雷霆，犹得诛之，而况陛下神武，亲御戎辂，以作王旅之气，献馘受俘，月馀三捷，凶徒败北，奉头鼠窜，可谓策贵庙算，功尚帷幄，无复遗虑矣！陛下深诏，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议博询旧弼之臣，臣窃仰陛下明目达聪，比徳虞舜，好谋能听，同符汉高，臣虽固陋，不足以与大计，然荷陛下深恩，虽身在外，日夜惟念国家利害至熟也，其敢敛默以辜明问？臣不识比日寇淮并江之虏，其亦合从诸国，如靖康元年再犯东都之师乎？悉起精锐如建炎三年再犯维扬之师乎？无乃虏情不急于用兵，徇逆豫之请，姑遣偏师以侥幸万一也。其合从诸国，悉起精锐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举，则今者盛气而来，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堕，则虏中必有大变，豫虽欲恃虏久安，虏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师，当遣兵分道追蹑，俟虏远去，度其已疲不能还救，则亟进擒豫，尽俘其雏孽党类，中原之人必洒然自归矣。臣以为计策若当，出于贼虏初退，陛下必已断而行之，岂复俟于数千里之外。若曰虏徇逆豫为国之请，姑遣偏师以侥幸万一，则近日之事可知也，臣常策逆豫伪为国家，求成于虏，其谋有三：方国家建议遣大臣，豫欲藉虏制和以款我师，其谋一也，虏若不与国家接，则其忿几息矣，而受之安然，非豫之利也，故欲使二国通使而和成，则豫偷安其间，和不成，则豫乃得奋其诈，怵虏用兵，名曰合交，实欲激怒之也，虏虽为豫怒，实非真情，故不汲汲于用兵，而其来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则必图再来，再举必大发兵，则战守之计，诚如明诏，不可缓也，臣尝深思，为今之计已烂熟不足为，而甚有新益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幷江之民甚少，旷土甚多，皆可措为屯田，沿江大将各见分地而分屯，而其军士旧尝为农者，十计五六，择其非甚精锐，可为田者，使各受地，凡为田者，聚屯于所屯之旁，有形势之地，农隙则各教其所习之技，岁成则多分以所种之麦禾，至于蒭稿薪蒸之用，鸡豚狗彘之养，家择荒地给之，如此则士之不预选为田者，亦皆望耒耜而兴起矣，军士所田，必不能尽遍长江之南岸，则募江北流徙之人给之，又有馀，则募江南无业愿迁之人给之，其分给、部勒、训习，皆如军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农具、榖种，营屯之费，不惮以图久长之利者，国家所当急务也。凡置营田，皆占形势之地，则应江上之势可备御处，遂皆因田以成营屯，于众屯之中，择其甚要害处，又加以重兵为大寨，一年之后，大寨之粮食可稍取于屯田之榖，则漕运之费省，大寨之军，止则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则可以渡江而攻讨，屯田之事，常为根本则备御之计成，昔人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其言诚有理，然今与古异，虏人用兵，非有古人按节钤制之理，不择可否，视利辄进，如间者泛海之师，覆亡相继，计犹不悔，则不止险要必争之地为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当守，今若大江南岸，营屯相望，传烽数号，千里不绝，则敌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离失职，江南士民多忌且恶之，若无所容者，今若使得耕幷江之田，是生死而骨肉也，荷载深恩，民力之馀，将出死卫生以备捍御，则绥怀之略成矣，津岸有可绝江处，当预设险固，使不得渡，浦溆有可泊舟处，当素备舟师，使不得入，险固非一日可设也，舟师非一日可习也，因屯兵使为之，日积有功，贼至可战则战，战守之道尽矣，臣谓此策非止为保固守御之计，至复中原区宇，抚定四夷，皆由此为之，是贵谋贱战，万举万全之道也，虽然有一于此，臣曏者叨侍帷幄，日闻天语，退而考诸行事，陛下爱民之意至优厚也，至诚悫也，间者兵兴，有司或不得已为一切弊政，预买借税之类，期限颇急，事少定矣，当有以休息之，献言者于谋国多为目前之务，而不计利害之实，万一过听而尽行之，民力不胜其任，背于陛下平日之圣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细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敌也，豫专为虐，陛下专为徳，使安静之化，刑于四海，宽厚之气，袭于诸俗，则胁从之众皆慕之，以为君心愈坚决矣，臣谓攻战、备御、措置、绥怀，惟是为本，陛下虽圣心得之，愿加察焉。”

朱胜非奏对曰：“国家承平日久，兵备既弛，夷虏投间抵隙，流毒天下，伏自陛下临御，修讲军政，赏罚必当，纪律既明，号令每下，旌旗皆变，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会，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遂列四事以献：一曰进讨僣伪、二曰守备江淮、三曰招抚遣民、四曰揆度虏势。”上皆善之。

吕丞相頥浩奏对十论札子。

一论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臣岁久，目睹金人与契丹相持二十年，今岁战，次年和，次年复战，而辽主天祚不悟其诈，卒致颠覆。仰惟陛下天性圣孝，痛北狩之未还，悼生灵之荼毒，累遣信使，卑辞屈己，祈请讲和，以纾父兄之厄，以救生民之命，而虏性贪婪，吞噬未已，自王伦之囘，逾四年矣，岁岁举兵，侵凌川口，去年虽不曽出兵，而移师南来，大入淮甸，与淮甸刘豫同恶相济，其志岂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则五月必传箭虏中金人五月间传箭于国中，令乡民备八月点集，秋冬间复举兵至淮甸，在我支吾赋敛，终至财竭力困，此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之地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和议之计必不可谐，大江之南亦不可保，纵能保定，不过一隅尔。或曰：‘如此，遂废讲和一事耶？’臣对曰：‘不然，古者交兵，使在其间，既不可因战而废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战，间遣使命，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绐之，而我急急为备，出其不意，乘时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论彼此形势：“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国，辽主天祚侵陵其民，诛求无厌，以致愤怨，举兵交战，遂灭耶律氏，政和年间，内侍童贯奉使大辽，得赵良嗣于芦沟河，听其狂计，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国通好，女真既灭耶律氏，兵益众，势益张，知中国太平日久，都无战备，必可图也，遂陷中京，势愈猖獗，二十年主张国事者，相粘罕也，为之谋臣者，刘彦宗、兀室孛堇、萧三太师、高庆裔、张愿〈一作慕恭〉之徒是也，为之将帅者，斡离不、蟾目国王、余睹、娄宿孛堇、三太子、四太子挞懒郎君之徒是也。谋无不从，战无不克，横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势可谓强矣，然粘罕之性好杀而善战，用兵不已，昩于不戢，自焚之祸，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臣于宣政七年十一月陷于虏贼，次年二月得归朝廷，在贼中时，其虏众每夜嗟叹，皆云契丹交兵十年不得归，今又向南去，不知何时到家去也，又虏性嗜杀，将兵所向，族其强壮老弱，略其妇女财宝，悖天道，结民怨，穷极已甚，此亦将亡之兆。刘彦宗、斡离不、余睹、蟾目国王、娄宿孛堇皆已死，所存者，才气皆在数人下，其将士所有子女玉帛充满于室，志骄意满，亦将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势也。我之形势，比之数年前不同，何以言之？数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战，兵未及交锋，悉已遁走，近年以来，陛下留神军政，拣择精锐，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将下，兵已精矣臣窃料刘光世、韩世忠、张俊、杨沂中、岳飞、王𤫙下，兵数约二十万人，除辎重火头外，战士不下十五万，陛下圣性精于器械，制作工巧，数年以来，卑宫室，菲饮食，而辍那财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备矣夷狄之兵，自来以全装衣甲御敌，中国甲士，自来止于前后掩心，副膊，有皮笠子而无兜鍪，故怯战。臣尝观太宗皇帝于北京武库垛排下河北十七将军器，并无全装，今日并不堪用，祈沟之败，恐由此也，兵既精，器械又备，将士之心，曽经战阵，胆气不怯，勇于赴敌，故顷韩世忠扼虏于镇江，张俊获捷于眀州，陈思恭邀击于长桥，去年虏人初到淮南，韩世忠首挫贼锋，诸将屡得胜捷，至于吴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势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万而平定诸国，遂取天下，今日有兵十五万，察贼之势如彼，度我之势如此，若不用兵恢复中原，则必有后时之悔，岂宜缓哉？”

三论举兵之时：“臣在河北使陜西，沿边备见虏人风俗，每于逐年四月，尽括官私战马，逐水草牧放，号曰入淀淀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处，其地虚旷宜马，入淀之后，禁人乘骑，八月末，各取马出淀，饲以粟豆，准备战闘，又虏人所长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远，故自古至今，凡夷虏犯边，未尝出于盛暑之时，历代将帅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之尝献言于宰相李徳裕曰：‘汉伐匈奴，率以秋冬，当虏人劲弓折胶，重马免乳之际，与之较胜负，故败多胜少，今若以仲夏月发兵，出其意外，一举无遗类矣。’呜呼！世称杜牧之论〈【旧校云:此处似有阙文】〉。臣前具札子奏陈，次日进呈之际，蒙圣谕以为夏月举兵，乃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时方议和，未暇及此，去岁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去北请和，而豫贼之子与虏酋引兵过淮，信义俱弃可知也，然则和议岂可信凭？在我之计，岂可但已，纵令今年秋末，复为边患哉？臣愿陛下奋发睿断，乘此机会不可失之时，密与大臣决策定议，阴敕大将，速为之备，于今年四月初，举兵北伐。若乃进兵之路，趋汴之计，供饷之方，招怀之略，臣一一条陈于后，伏望睿旨深思熟计，广询博访施行。”

四论分道进兵之策：“臣本东北人，自中原陷贼以来，传闻京西路残破为甚，京畿次之，惟京东东路、河北东路不曽经兵火，百姓安堵如旧，然苦于刘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兹盖祖宗徳泽感民之所致，今乘斯民徯望之心，出敌人不意之际，举兵北伐，必有大功，纵未能尽有其地，亦可以救民心，慰众望也。臣已条具今年四月举兵之策矣，臣欲乞即今所有战兵数内，差拨五万人，选大将一员统之，由泗州𢭏南京，至汴京粮运，开具在后篇，又差大将一员，统兵二万人，驻泗州为应援，又别选大将一员，统兵二万人，自明州，趁今年四月便风泛海，前后攻沂密州至青潍州密州至潍州，陆路一百二十里，又一百二十里到青州，京东之民企望王师日久，所至必望风而下，又遣大将一员，提兵二万驻濠州，张声援，此兵不可以深入，以粮运艰阻，但时遣奇兵渡淮，𢭏顺昌府、陈州，则京西北路诸郡，传檄亦可下，惟是申敕大将，所至不得杀人劫掠，务要宣谕朝廷徳意，蠲除刘豫什一之政，明出黄榜，除二税之外，更不得行青苖、预买之法，所下州县，选差逐处豪杰为众推服者，主管事务，七八月间，且班师过淮，次年复出，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谓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间，中原之地，黄河已南，必先为我有，盖谓是也。”

五论运粮供军事：“臣契勘臣已条具分三路进兵以窥中原事，其粮食亦合分项应副 —— 一项自明州，由海道趋沂密州，兵二万人，每日一人支米二升，二万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万二千石，臣乞于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粮，令海船帯附前去密州板桥头镇左右住岸，则有粮可因矣密州界乡民不曽废耕种，米粮易得；一项自驻军濠州策应入界，大兵所有军粮，由淮河水运，可到濠岸下，则此项人马不患乏粮也臣曽任察河，拨发自承楚州，运粮至濠州城门交卸；惟是自泗州趋汴京之兵五万人，縁泗州已北，汴水不通，诸军合赍十日之粮至有粮地，分委江浙漕臣拣选精米五万石，前期运至泗州，凖备诸军附帯入界兼凖备应副为声援军二万人口食，南京以北乡民，皆有耕种，则可以因粮矣，仍乞申敕大军，凡军兵所至，晓谕乡村，使民通知王师吊伐，除粮食必籍乡村百姓供应外，一行军士，如敢攘夺财物，掳掠妇女，幷行军法，及处分大将。凡王师所至，捜索刘豫父子所聚粮料凖备资给金人者，并行焚毁。绍兴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议北伐，尝请韩世忠到都堂，谕以焚毁刘豫粮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

六论大兵进发日，乞圣驾驻跸镇江事：“臣于建炎四年春末，车驾在绍兴府日，尝具奏韩世忠已于镇江府江心舣舟，邀截住虏酋四太子人马，未得济渡，乞车驾进幸浙西，号令诸将前去江上夹击虏酋，及具奏闻，以万乘之尊，仗雷霆之威，车驾所至，可以耸动人心，销弭群慝，此议未决而罢政，其事不行臣罢左仆射告词，云下吴门之诏，有失于先时，请浙右之行，力违于众议。去岁秋末，虏骑初到淮甸，陛下奋然决策，下亲征之诏，大驾进幸平江，诸军将罔敢退缩，斩获既众，虏遂退师，此乃皇天悔祸，开悟圣衷，宗社有灵，遂将恢复之兆也。臣尝考往时耶律氏方强，徳光举兵破汴京之际，大辽强盛，自古亦罕闻也，不数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戎狄之心，亲统诸军，巡行塞上，其出师也，自乾宁军御楼船入黄河，顺流而下，故北取三关，兵不血刃瓦桥关乃雄州；高阳关乃河间府；益津关乃霸州也，欧阳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其料强弱，较彼我，非明于决战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虑，若夏初进兵北伐之时，暂移跸，权驻镇江府，训敕大将，抚循战士讫而遣之，此帝王之盛举也。尝观汉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栉风沐雨，躬临行阵况，陛下天资神武，精于骑射，何惮而不行哉？”

七论经理淮甸事：“臣契勘淮南、京东路，平土广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残破之后，居民稀少，旷土弥望，今又重困虏人蹂践，焚荡一空，正当选择守臣经理之，不可缓也。夫总兵统众，破敌决战，当责武臣，抚存雕瘵，招集流亡，当用文臣，欲望圣慈，更命辅臣详议可否，应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夀春府差武臣外，其馀并差文臣，使之大讲经理之政，仍劝率乡村，于三月间多种早禾，六七月间成熟，可济艰食，比至防秋，场圃事毕矣，其东西二帅，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别差官，仍训敕，令讲求羊祜治襄阳之政事踵行之，其通泰州产盐地分，尤宜选任能吏，收盐息以助军兴，臣于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常考榷货入纳，大率淮南路入纳岁约一千四五百万贯，浙东西岁入七八百万贯，下户部勘会，便见昔年所收实数，盖通、泰、楚州产盐浩瀚，倍于浙东西，有此数事，岂可不遴选守臣乎？或曰：‘虏酋或犯边，文臣岂可委任？’臣对曰：‘不然，去年宣抚司尝奏差文臣樊序等守承、楚、泗州，金人望风遁去，大率东南州郡无城壁守御之具，若小小寇盗，有兵者犹可御捍，若大敌至，不问文武臣，皆不能保守也。’但当较其利害大小、事体轻重而图之，绥怀之略自近者始，此其要也。”

八论机会不可失事：“臣在陜西縁边见中国与夏人相持前后五十年，每出接战，胜负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来，中国之兵，未尝交锋，望尘奔溃者，岂金人真不可敌耶？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来，金人一举而围汴京，再举而破京城，又再举而犯扬州，又再举而渡大江，并陜西亦失之，数年以来，朝廷深究其弊，修军政，备器械。又虏人过江之时，战士屡经得捷，胆气不怯，人人皆敢迎敌，则金人何复能强梁横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吴玠初击退于和尚原，再御退于饶风岭，又大捷于仙人关，去岁九月，贼犯淮甸，我师累捷，虏寇顿兵百馀日，师老粮匮，无所得而遁，则情见势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国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师已振，虏众向衰，若不发兵攻击，则终无讨伐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于此事？’臣对曰：‘不然，昔汉高入关，约法三章，除秦烦苛之令，民心归之，项羽以其地析为三秦，徙高祖于汉中，然关中之地，终为汉有，因之以取天下，况此一举，必可以擒刘麟，平僭伪，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亦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国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无大悔吝乎？’臣尝考宣和年间，国家以富有四海之力，而户部支费，每月不过九十五万贯是时臣为太府少卿，绍兴三年，臣在政府，日会计户部经费，每月一百一十万贯，臣闲退以来，窃料户部经费必有増添之数臣尝考每月支用，十分中，八分系五军下费耗，夫养二十万兵不能北向争天下，则东南之民力，何可枝梧？岂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数年之后，见管战兵渐次衰老，消磨既尽，虽欲北向争天下亦难矣！臣冒死为陛下喋喋言之。”

九论舟楫之利：“臣尝观鼂错论兵，以为中国之长技五，夷狄之长技三，未尝不服鼂错之知兵也。以今论之，金人便鞍马，每以骑兵取胜，国家驻跸东南，当以舟楫，舟楫者，非虏人之长技，乃今日我之长技也，屏而不用，可胜惜哉！臣已乞舟师二万，照应北伐之兵矣，臣尝广行询问海上东北之人，皆云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昌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与水不相宜，海水咸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御风涛，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国家与虏人相持之际，天以舟楫之力赐我，助中兴之大业，朝廷其舍诸？臣自少壮时，遍走两浙、东京、河北及虏中沿海地分，通知海上可往去处，是宜大讲海上之利，以扰伪齐京东诸郡潍、密、登、莱、青州，皆海道地分。自来客旅载南货至密州板桥镇卸下、河北诸郡滨、沧州及海道北分。自来商旅贩盐经行及虏中诸郡契丹平、营州地分。唐太宗伐高丽，自营州登船，昨赵良嗣与马政使女真国苏州界出远路，今当聚集福建等路沿海人，于明州岸先补船主稍工一官非承信郎不可，依臣所论，赍一月之粮前去沂密州京东海北界边海去处，亦如浙东海岸，有居民市井，既赍一月之粮，到京东界，则所在皆有粮可资也，仍差选曽在京东界金人接战将兵，授以全装铁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东界不肯臣刘豫之人，在海上聚众，屡与豫贼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为将官，数年间与金人于青州、潍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极喜之，可遣也。王进本系登州界递铺兵士，后来为官兵，尝屠戮番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离朝廷，不知诸将见管人兵之数，通计崔邦弼下有兵三千人，王进下约有二千，范温初到时，有兵六千人，后来并入军中，或汰诸军充厢军，若尽行刬刷归范温处，约得五千人，已一万人矣，又于诸军补足二万之数，遣行所至去处，遇伪齐海船可用者，即用之，其不可用者，焚之，起南风而去，得北风乃归，虏人虽有铁骑百万，必不能御，此行在我无浩瀚之费，到彼资东北之粮，万全之计，岂可缓哉？”

十论并谋独断事：“臣尝考古之帝王，举大事，决大议，谋不可不广，而断不可不必。晋武帝欲伐吴，群臣以为未可，惟张华赞成其计，故一举而平江表；唐宪宗欲伐蔡，众议排沮，惟裴度与帝意合，故一举而擒吴元济，韩退之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圣明英武之资，虏人退兵之际，以善后之计，下询于前宰臣僚六人者，或以为当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理淮甸，或欲坚守和议，或以为上䇿莫如自治，或以谓来则拒之，去则勿追，乃御戎之道，人之见既不同，则议论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已然之势，孰利孰害，缓急是非可否，在圣上独断而已，臣事陛下久，出入将相逾二十年，平日尝以谓若不举兵，则必不能还二圣，复中原，牵制川陜贼兵。绍兴三年，臣与朱胜非、孟庾等已定计北征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尧、高公绘自粘罕处奉使囘，遽言和议，其事中辍，今又二年矣，夫虏性反复，金贼狡谲，其操心坚忍，必欲吞噬我国，陛下屈己极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浅，今其去也，必大为之备，秋冬间，若不举兵南来，必并兵以窥四川，在我之计，决不可茍暂时之安，而忘北向争天下之事，万一欲举兵，更乞质诸大臣，参详禁从，博访卿士，谋及庶人及卜筮，所贵虑无遗策，动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尽于畎亩，妄陈所见，不中事机，惟陛下赦其万死幸甚！”

贴黄：“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来，天下之论，或以谓必讲和议，或以谓必须用兵，二说胶扰，曽无一定论。伏睹自建炎元年至今日，前遣去使命若宇文虚中、王伦、朱弁、郭元迈、魏行可、崔纵、洪皓、龚璹、张邵辈，前后所请，非不切至，今又遣潘致尧、高公绘、韩肖胄、胡松年、章谊、孙近、魏良臣、王伦相继入国，窃料虏人国书必无果决之言，亦有难从之请，姑欲款我尔！伏望圣明，深赐洞察，所请十项，略无显效，勘量和议可成不可成，如和议可成，则臣乞举兵之䇿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议决不可成，则臣愚言或可以备圣明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