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章7

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第七章 王充的文学批评
作者：罗根泽
1943年

— 王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后汉书》卷四十九与王符、仲长统合传。他在汉代，不惟是思想界的重镇，亦是文学批评界的重镇。所谓周秦诸子，固然也有时说一些近似文学批评的话，但他们的目的绝对不在文学，更不在文学批评。到汉代，扬雄《法言》中的《吾子》篇和《问神》篇，勉强可以说是为文学而批评文学。不过第一，他的具体方法是“宗经”“要圣”，哲学的意味更浓于文学意味，不能算是纯粹的文学的批评。第二，就算是文学的批评吧，也不能算是“文学批评”，因为他只批评了近似文学的东西，至批评的义界和价值，则根本没有注意。王充则不惟写了许多文学的批评的文章，而且提出并确定了“文学批评”的义界和价值。这是在《绪言》第二节曾经引过的，有人说他的《论衡》和《政务》，“可谓作者”，他答云：

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典，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他所谓“论”，就是现在所谓“批评”，不是“作”，也不是“述”，是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的批评。自然《论衡》是批评专书，而不是文学批评专书；但其中许多批评文学的话，不能不说文学的批评，而这里所提出的批评的义界和价值，虽不只是为“文学批评”而作，而“文学批评”亦当然在内了。现在看来固不是新奇可喜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当大书而特书，因为他创造了“文学批评”的新纪元。

二 王充的精神及其背景

自然批评不专在挑剔或故意的反抗时代，但只是颂扬休美，决不能对文学及文学批评有新的贡献。王充的确是一个敢于反抗时代的健者，他的一生精力；都放置在反抗时代的事业上。《论衡·自纪》篇云：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没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古昔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实论或非书名）。

《佚文》篇亦云：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对作》篇亦云：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在这几段话里，可以看出王充是一个袒裼肉搏的战士，他执着一枝秃笔，在时代之网的层层包围压迫之下，与世俗抗战，与政教抗战，与著作界抗战，竟能以一人之力，扫荡一切，杀出一条血路，“论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篇自述《论衡》语）。

这种反抗的成功，自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已经说过，王充是一个健者。据《论衡·自纪》篇，他的远祖就是“从军有功”的。“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移处上虞。”由此知道王充的祖若父都是雄赳赳的勇士。王充秉了这种遗传，受了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成功一个使气凌人的健者，是可以想见的。但以废商业儒，这种使气凌人的气概，遂不表现于行为，而表现于著作。

第二，他的世祖的“横道伤杀”是否就是“绿林英雄”，不好武断；他的祖若父仅仅是小贩商人，出身猥贱，这是他自己有记载的。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封建势力极为膨涨的时代。他若自甘猥贱，不废商业儒，也便罢了，偏偏他还要读书，还要著书—著批评时代的书，自然使整个的封建集团由嫉妒而益加卑视。他们这样的不客气的骂他说：“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自纪》篇）压迫愈甚，自然使他的反抗也愈甚。

第三，便是有他的反抗对象。他为什么能作《讥俗》之书？因为“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自纪》篇）。为什么能作《政务》之书？因为“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为什么能作《论衡》之书？因为“伪书俗文，多不实诚”。

第二项与第三项是客观的条件，第一项是主观的条件。只有客观的条件，也许由世人的卑夷而自暴自弃，也许由世人的泄泄沓沓与著作的“多不实诚”，而随人俯仰，俗伪（伪文伪书）是尚。只有主观的条件，也许从另一方面发展，或者竟如他的世祖的“横道伤杀”，亦未可知。惟其主观的及客观的条件备具，所以造成了他的反抗的志趣，完成了他的批评的盛业。

三 王充所最崇拜的桓谭

在《绪言》的第七节，我曾说“王充的文学批评，偏于消极的改造”。但也不是绝对的没有由于积极的演进。他“问孔”、“刺孟”、“非韩”，对历史的有权威的人物，都有所薄斥，独对于东汉的桓谭，则推崇不遗余力。他的《论衡》有《定贤》一篇，说古往今来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不得称为贤者，只有桓谭才是贤者：

口谈之实语，笔墨之余迹，陈在简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艺，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谭字）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

又《佚文》篇云：“挟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案书》篇云：“〔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又云：“《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王充是好“骂”人而不好“捧”人的，独对于桓谭，这样的“捧”，“捧”的什么？《论衡·超奇》篇云：

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者知神于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可见王充的捧桓谭，因为桓谭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能差众儒之才”，“作《新论》，论世间事，辩明然否”，而“虚妄之言，伪饰之辞”，因之“莫不证定”。

《后汉书》卷五十八上《桓谭传》云：“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唐章怀太子贤注：“《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征》，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按名思义，当然是一部批评书；《言体》、《道赋》几篇，当然是文学批评。全书已亡，据严可均（《全后汉文》）、孙冯翼（《问经堂丛书》）、钱熙祚（《指海》）所辑，其有关文学批评者如下：

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彩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骏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元言》。（《指海》本页七）

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能有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页二十九）

诸儒睹《春秋》之文，录政治之得失，以为圣人复起，当复作《春秋》也。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也。（页三十）

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页四十四）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页四十四）

在这里虽看不见十分激烈的批评，但在举世崇奉《春秋》的时代，敢说圣人复起，不复作《春秋》，也可借知他的反抗时代的精神。据《后汉书》本传，谭之死，就是死于反抗时代。那时的皇帝信谶，尝因一事，“帝谓谭曰，＂吾欲谶决之如何？＇谭默色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但究竟因此，“出为六安郡丞，竟忽忽不乐，道病卒”。设其全书具在，必有很激烈的反时代的批评。

王充没有赞成的人，独对桓谭极力推崇，其推崇点又在桓谭的“辩昭然否”，则王充的反时代的批评，当然受桓谭的影响，王充的思想当然有许多是由桓谭思想的积极演进，不过较桓谭更为完美而已。

四 “尚文”与“尚用”

从经学一方面看，汉代是尚用的时代；从辞赋一方面看，汉代又似是尚文的时代，因为无论如何解释，辞赋究竟是唯美的文学。我们的批评家王充，是时代的反抗者，他受了经学家尚用的激动，使他反而尚文；但他所尚之文，不似辞赋家的唯美之文。他受了辞赋家尚文的激动，使他又反而尚用；但他所尚之用，也不似经学家的迂阔之用。《超奇》篇云：

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书解》篇载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他答云：

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故日，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院者大夫之箦。

同篇又说，“人无文则为朴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可见他很重视文。惟其重视文，所以也重视文人。《佚文》篇云：

蹂蹈文锦于泥涂之中，闻见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当尊，不通类也。

又云：

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

韩非之书和陆贾《新语》都不是文学书，始皇和汉高左右的称赞，也不是称赞他们的文学之美，而王充却要说是，“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愈是曲解，愈见其对于文学的重视。他接着说：

候气变者，于天不于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于衣，不在于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观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观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

这不惟集曲解之大成，而且拉入了许多毫无道理的候气占察之说，真正“岂有此理”！但在这岂有此理的话里，更充分的认识了他的尚文。所以他在《佚文》篇云：

文人之休，国之符也。望丰屋知名家，睹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

不过，他所尚之文，不是辞赋家的唯美之文。他在《超奇》篇极力的推崇，“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因为这三人的作品，不是“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而是“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所以他的《论衡》，便是不“纯美”的；不是不能“纯美”，

是不要“纯美”。《自纪》篇载或者以为“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了于耳，则事昧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因此对《论衡》的“不美好”，说是“于观不快”。这足以证明当时所尚之文，是“文必丽以好”的。王充则颇不谓然，答云：

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泽案，此字疑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则无谴毁？……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

为什么尚文而不尚“雕文饰辞”呢？为什么“为文欲显白其为”呢？因为他于尚文之外，还有尚用的意向。《佚文》篇云：

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自纪》篇云：

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对作》篇云：

周道不弊，则民不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这里所尚之用，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不同于经学家所尚之用。因为经学家所尚之用，是在以经书适用于一切的一切，是一成不变的，是按之百世而皆准的；王充所尚之用，是适用于一种情况之下的，是因时制宜的，是时用不同而文书亦异的。

五 “作”与“述”

汉代是尚述不尚作的时代，随处都有我们的证据，王充书里也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如《书解》篇云：“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引或曰：

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也。

这确可以代表汉代之一般的见解。可是富有反抗精神、批评精神的王充，与此恰恰相反。他答云：

夫世儒说圣情，……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义，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

他卑视世儒的纂述，说他们“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他尊崇文儒的创作，说他们“卓绝不循”，“书文奇伟”。

他又就文而言，分文为五种，而独重“造论著说之文”。《佚文》篇云：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读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

又就人而言，分人为六等，而独重“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超奇》篇云：

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又就述作而言，在《超奇》篇说儒生“或不能说一经”；“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不能陈得失，奏便宜”；“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记著行事”。史学家较好一些，“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传记家更好一些，“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者犹曰传记”。最好的是著论家，“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圣贰之才者也”。又云：“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和“立义创意”，“眇思自出于胸中”，都是“作”，不是“述”。

唯其重“作”卑“述”，所以他的文学方法，要自我的表现，不要因袭的摹拟。据《自纪》篇，他的《论衡》成书以后，有人说“稽合于古，不类前人”。有人说：“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纳）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他答云：

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前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此言极其明晰，无庸再来诠释。惟有须待说明者，王充反对因袭，却并不是要如韩愈所谓“戛戛独造”，乃是提倡自然之美，“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所以在《超奇》篇亦云：“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

六 “实诚”与“虚妄”

自然之美，当然要“实诚”的，不要“虚妄”的。《超奇》篇云：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则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此所谓“实诚”有两层意义，一就文学本身立论，一就文学功用立论。就文学本身立论者，略同于现在一部分人所提倡的真诚的文学。有根株自然有荣叶，有实核自然有皮壳；同样有实诚的情志，自然有实诚的文学。所以《佚文》篇云：“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书解》篇云：“《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扎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烈。”《超奇》篇云：“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文既是情志的表现，所以《超奇》篇云：“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

但王充所提倡的文学上的“实诚”，与现在一部分人所提倡的文学上的“真诚”有不同者。现在所提倡的文学上的“真诚”，只就“情”而言，不就“事”而言；文学里所载的事情尽管“荒乎其唐”，假使有真诚的情感，仍不失为真诚的文学。王充所提倡的“实诚”，于“精诚由中”以外，还要计及所载的事物的真伪，这便是就功用而言了。

前边已经引过他说：“《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又说：“《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此外又于《对作》篇云：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一作盛溢）之说：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办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

这是因他的重视文学，本是因为文学有功用。在第四节我们曾引《对作》篇云：“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下文续云：“圣人作经艺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既然要“作有益于化，化有益于正”；既然“作经艺传记”，是在“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则作品的本身更要“实诚”，不要“虚妄”。所以《佚文》篇谓文在使“后人观之，见以正伪，安宜妄记”？

世俗为文，为什么“妄记”？为什么“增益”？为什么“虚妄”？他以为由于作者的迎合一般人的错误心理。《对作》篇云：“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艺增》篇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言之语，千反万畔。”但他认为这种现象，最坏不过。《艺增》篇云：“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所以他提倡“实诚”的文学，反对“虚妄”的文学。这种提倡“实诚”的文学，反对“虚妄”的文学，就王充言，是对时代的一种反抗；就这种主张的来源而言，则也可以说是食当时著作虚妄之赐了。

七 “言文一致”与“文无古今”

王充对于创作文学，内容方面主张“实诚”的表现，形式方面主张“言文一致”。据《论衡·目纪》篇，因为“充书形露易观”颇见诋于当时的人物，说“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王充给他以下的答复：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远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获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文犹语也”云云，还不就是现在所谓“言文一致”吗？既然主张“言文一致”，由是对于圣经贤传之所以难读的缘故，在《自纪》篇释为：

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

既然谓“文犹语也”，既然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之所以“训古乃下”，是由于“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不是因为“圣贤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由是相随而至的，主张“文无古今”，而对一班人的崇古卑今的见解，力加诋淇。《超奇》篇云：

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密（泽案，当为蜜）酩辛苦。……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

《齐世》篇云：

述事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近有奇而辨不称，今有异而笔不记。

《须颂》篇云：

俗儒好长古而短今，……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

《案书》篇云：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这种见解，大概来自桓谭。王充称道桓谭的评赞扬雄（详三节）。桓谭的评赞扬雄见他的《新论·闵友》篇：

王公子问：“扬子云何人耶？”答曰：“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老子》其心远而与道合。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1]

本来“发思古之幽情”，是人类的通性，而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更来得浓厚有力。周秦诸子是“托古”，两汉儒生更进而“泥古”；在这“托古”“泥古”的层层压迫之下，由是借了反动的大力，产生了反动的桓谭，指出贵古贱今的错误观念；又产生了反动的王充，进而完成“文无古今”的见解。这种见解，现在看来还是历久弥新，因为“泥古”的势力还在继续着进行哩。

注脚

1. 班固引此人《汉书·扬雄传》，文字略有异同，列下以资参证：“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允，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乐，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云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