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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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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對於辭賦及辭賦作家的評論 中國文學批評史·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
第七章 王充的文學批評
作者:羅根澤
1943年
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 第一章 文學概念

— 王充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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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後漢書》卷四十九與王符、仲長統合傳。他在漢代,不惟是思想界的重鎮,亦是文學批評界的重鎮。所謂周秦諸子,固然也有時說一些近似文學批評的話,但他們的目的絕對不在文學,更不在文學批評。到漢代,揚雄《法言》中的《吾子》篇和《問神》篇,勉強可以說是為文學而批評文學。不過第一,他的具體方法是「宗經」「要聖」,哲學的意味更濃於文學意味,不能算是純粹的文學的批評。第二,就算是文學的批評吧,也不能算是「文學批評」,因為他只批評了近似文學的東西,至批評的義界和價值,則根本沒有注意。王充則不惟寫了許多文學的批評的文章,而且提出並確定了「文學批評」的義界和價值。這是在《緒言》第二節曾經引過的,有人說他的《論衡》和《政務》,「可謂作者」,他答云:

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典,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


他所謂「論」,就是現在所謂「批評」,不是「作」,也不是「述」,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的批評。自然《論衡》是批評專書,而不是文學批評專書;但其中許多批評文學的話,不能不說文學的批評,而這裡所提出的批評的義界和價值,雖不只是為「文學批評」而作,而「文學批評」亦當然在內了。現在看來固不是新奇可喜之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卻當大書而特書,因為他創造了「文學批評」的新紀元。

二 王充的精神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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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批評不專在挑剔或故意的反抗時代,但只是頌揚休美,決不能對文學及文學批評有新的貢獻。王充的確是一個敢於反抗時代的健者,他的一生精力;都放置在反抗時代的事業上。《論衡·自紀》篇云: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沒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曆日彌久,以為古昔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實論或非書名)。


《佚文》篇亦云: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對作》篇亦云: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在這幾段話里,可以看出王充是一個袒裼肉搏的戰士,他執着一枝禿筆,在時代之網的層層包圍壓迫之下,與世俗抗戰,與政教抗戰,與著作界抗戰,竟能以一人之力,掃蕩一切,殺出一條血路,「論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對作》篇自述《論衡》語)。


這種反抗的成功,自有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們已經說過,王充是一個健者。據《論衡·自紀》篇,他的遠祖就是「從軍有功」的。「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仇所擒,祖父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移處上虞。」由此知道王充的祖若父都是雄赳赳的勇士。王充秉了這種遺傳,受了這種家庭教育的薰陶,成功一個使氣凌人的健者,是可以想見的。但以廢商業儒,這種使氣凌人的氣概,遂不表現於行為,而表現於著作。

第二,他的世祖的「橫道傷殺」是否就是「綠林英雄」,不好武斷;他的祖若父僅僅是小販商人,出身猥賤,這是他自己有記載的。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封建勢力極為膨漲的時代。他若自甘猥賤,不廢商業儒,也便罷了,偏偏他還要讀書,還要著書—著批評時代的書,自然使整個的封建集團由嫉妒而益加卑視。他們這樣的不客氣的罵他說:「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眾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自紀》篇)壓迫愈甚,自然使他的反抗也愈甚。

第三,便是有他的反抗對象。他為什麼能作《譏俗》之書?因為「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自紀》篇)。為什麼能作《政務》之書?因為「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為什麼能作《論衡》之書?因為「偽書俗文,多不實誠」。

第二項與第三項是客觀的條件,第一項是主觀的條件。只有客觀的條件,也許由世人的卑夷而自暴自棄,也許由世人的泄泄沓沓與著作的「多不實誠」,而隨人俯仰,俗偽(偽文偽書)是尚。只有主觀的條件,也許從另一方面發展,或者竟如他的世祖的「橫道傷殺」,亦未可知。惟其主觀的及客觀的條件備具,所以造成了他的反抗的志趣,完成了他的批評的盛業。

三 王充所最崇拜的桓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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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緒言》的第七節,我曾說「王充的文學批評,偏於消極的改造」。但也不是絕對的沒有由於積極的演進。他「問孔」、「刺孟」、「非韓」,對歷史的有權威的人物,都有所薄斥,獨對於東漢的桓譚,則推崇不遺餘力。他的《論衡》有《定賢》一篇,說古往今來各式各樣的人物都不得稱為賢者,只有桓譚才是賢者:

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藝,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譚字)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又《佚文》篇云:「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案書》篇云:「〔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又云:「《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王充是好「罵」人而不好「捧」人的,獨對於桓譚,這樣的「捧」,「捧」的什麼?《論衡·超奇》篇云:

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


可見王充的捧桓譚,因為桓譚是一個偉大的批評家,「能差眾儒之才」,「作《新論》,論世間事,辯明然否」,而「虛妄之言,偽飾之辭」,因之「莫不證定」。

《後漢書》卷五十八上《桓譚傳》云:「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唐章懷太子賢註:「《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征》,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余並有上下。」按名思義,當然是一部批評書;《言體》、《道賦》幾篇,當然是文學批評。全書已亡,據嚴可均(《全後漢文》)、孫馮翼(《問經堂叢書》)、錢熙祚(《指海》)所輯,其有關文學批評者如下: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元言》。(《指海》本頁七)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聘天下辨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艷,體具而言微也。(頁二十九)


諸儒睹《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為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后聖,未必相襲也。(頁三十)


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頁四十四)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核,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頁四十四)


在這裡雖看不見十分激烈的批評,但在舉世崇奉《春秋》的時代,敢說聖人復起,不復作《春秋》,也可借知他的反抗時代的精神。據《後漢書》本傳,譚之死,就是死於反抗時代。那時的皇帝信讖,嘗因一事,「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如何?'譚默色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但究竟因此,「出為六安郡丞,竟忽忽不樂,道病卒」。設其全書具在,必有很激烈的反時代的批評。

王充沒有贊成的人,獨對桓譚極力推崇,其推崇點又在桓譚的「辯昭然否」,則王充的反時代的批評,當然受桓譚的影響,王充的思想當然有許多是由桓譚思想的積極演進,不過較桓譚更為完美而已。

四 「尚文」與「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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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學一方面看,漢代是尚用的時代;從辭賦一方面看,漢代又似是尚文的時代,因為無論如何解釋,辭賦究竟是唯美的文學。我們的批評家王充,是時代的反抗者,他受了經學家尚用的激動,使他反而尚文;但他所尚之文,不似辭賦家的唯美之文。他受了辭賦家尚文的激動,使他又反而尚用;但他所尚之用,也不似經學家的迂闊之用。《超奇》篇云:

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書解》篇載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他答云:

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日,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院者大夫之簀。


同篇又說,「人無文則為朴人」,「人無文德不為聖賢」。可見他很重視文。惟其重視文,所以也重視文人。《佚文》篇云:

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又云: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嘆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歡氣發於內也。


韓非之書和陸賈《新語》都不是文學書,始皇和漢高左右的稱讚,也不是稱讚他們的文學之美,而王充卻要說是,「誠見其美,歡氣發於內也」。愈是曲解,愈見其對於文學的重視。他接着說:

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文為操也。


這不惟集曲解之大成,而且拉入了許多毫無道理的候氣占察之說,真正「豈有此理」!但在這豈有此理的話里,更充分的認識了他的尚文。所以他在《佚文》篇云: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不過,他所尚之文,不是辭賦家的唯美之文。他在《超奇》篇極力的推崇,「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因為這三人的作品,不是「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而是「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所以他的《論衡》,便是不「純美」的;不是不能「純美」,

是不要「純美」。《自紀》篇載或者以為「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了於耳,則事昧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因此對《論衡》的「不美好」,說是「於觀不快」。這足以證明當時所尚之文,是「文必麗以好」的。王充則頗不謂然,答云:

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澤案,此字疑誤)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則無譴毀?……言奸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


為什麼尚文而不尚「雕文飾辭」呢?為什麼「為文欲顯白其為」呢?因為他於尚文之外,還有尚用的意向。《佚文》篇云:

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


《自紀》篇云: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


《對作》篇云:

周道不弊,則民不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這裡所尚之用,是「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不同於經學家所尚之用。因為經學家所尚之用,是在以經書適用於一切的一切,是一成不變的,是按之百世而皆準的;王充所尚之用,是適用於一種情況之下的,是因時制宜的,是時用不同而文書亦異的。

五 「作」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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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是尚述不尚作的時代,隨處都有我們的證據,王充書裡也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如《書解》篇云:「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引或曰:

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也。


這確可以代表漢代之一般的見解。可是富有反抗精神、批評精神的王充,與此恰恰相反。他答云:

夫世儒說聖情,……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義,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


他卑視世儒的纂述,說他們「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他尊崇文儒的創作,說他們「卓絕不循」,「書文奇偉」。

他又就文而言,分文為五種,而獨重「造論著說之文」。《佚文》篇云: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讀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又就人而言,分人為六等,而獨重「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的鴻儒。《超奇》篇云:

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


又就述作而言,在《超奇》篇說儒生「或不能說一經」;「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不能陳得失,奏便宜」;「其高第若穀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記著行事」。史學家較好一些,「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傳記家更好一些,「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者猶曰傳記」。最好的是著論家,「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云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聖貳之才者也」。又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造於眇思,極窅冥之深」和「立義創意」,「眇思自出於胸中」,都是「作」,不是「述」。

唯其重「作」卑「述」,所以他的文學方法,要自我的表現,不要因襲的摹擬。據《自紀》篇,他的《論衡》成書以後,有人說「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有人說:「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納)之子云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他答云:

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前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斫不傷手,然後稱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此言極其明晰,無庸再來詮釋。惟有須待說明者,王充反對因襲,卻並不是要如韓愈所謂「戛戛獨造」,乃是提倡自然之美,「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所以在《超奇》篇亦云:「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

六 「實誠」與「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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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美,當然要「實誠」的,不要「虛妄」的。《超奇》篇云: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則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此所謂「實誠」有兩層意義,一就文學本身立論,一就文學功用立論。就文學本身立論者,略同於現在一部分人所提倡的真誠的文學。有根株自然有榮葉,有實核自然有皮殼;同樣有實誠的情志,自然有實誠的文學。所以《佚文》篇云:「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書解》篇云:「《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扎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超奇》篇云:「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文既是情志的表現,所以《超奇》篇云:「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但王充所提倡的文學上的「實誠」,與現在一部分人所提倡的文學上的「真誠」有不同者。現在所提倡的文學上的「真誠」,只就「情」而言,不就「事」而言;文學裡所載的事情儘管「荒乎其唐」,假使有真誠的情感,仍不失為真誠的文學。王充所提倡的「實誠」,於「精誠由中」以外,還要計及所載的事物的真偽,這便是就功用而言了。

前邊已經引過他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又說:「《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此外又於《對作》篇云:

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一作盛溢)之說: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奸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辦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


這是因他的重視文學,本是因為文學有功用。在第四節我們曾引《對作》篇云:「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下文續云:「聖人作經藝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既然要「作有益於化,化有益於正」;既然「作經藝傳記」,是在「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則作品的本身更要「實誠」,不要「虛妄」。所以《佚文》篇謂文在使「後人觀之,見以正偽,安宜妄記」?

世俗為文,為什麼「妄記」?為什麼「增益」?為什麼「虛妄」?他以為由於作者的迎合一般人的錯誤心理。《對作》篇云:「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藝增》篇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言之語,千反萬畔。」但他認為這種現象,最壞不過。《藝增》篇云:「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所以他提倡「實誠」的文學,反對「虛妄」的文學。這種提倡「實誠」的文學,反對「虛妄」的文學,就王充言,是對時代的一種反抗;就這種主張的來源而言,則也可以說是食當時著作虛妄之賜了。

七 「言文一致」與「文無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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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對於創作文學,內容方面主張「實誠」的表現,形式方面主張「言文一致」。據《論衡·目紀》篇,因為「充書形露易觀」頗見詆於當時的人物,說「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王充給他以下的答覆:

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遠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獲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


「文猶語也」云云,還不就是現在所謂「言文一致」嗎?既然主張「言文一致」,由是對於聖經賢傳之所以難讀的緣故,在《自紀》篇釋為:

經傳之文,聖賢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


既然謂「文猶語也」,既然謂「經傳之文,賢聖之語」之所以「訓古乃下」,是由於「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不是因為「聖賢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由是相隨而至的,主張「文無古今」,而對一班人的崇古卑今的見解,力加詆淇。《超奇》篇云: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密(澤案,當為蜜)酩辛苦。……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


《齊世》篇云:

述事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


《須頌》篇云:

俗儒好長古而短今,……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偽,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


《案書》篇云: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


這種見解,大概來自桓譚。王充稱道桓譚的評讚揚雄(詳三節)。桓譚的評讚揚雄見他的《新論·閔友》篇:

王公子問:「揚子云何人耶?」答曰:「揚子云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絕於眾,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老子》其心遠而與道合。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1]


本來「發思古之幽情」,是人類的通性,而在我們這個國度里更來得濃厚有力。周秦諸子是「托古」,兩漢儒生更進而「泥古」;在這「托古」「泥古」的層層壓迫之下,由是借了反動的大力,產生了反動的桓譚,指出貴古賤今的錯誤觀念;又產生了反動的王充,進而完成「文無古今」的見解。這種見解,現在看來還是歷久彌新,因為「泥古」的勢力還在繼續着進行哩。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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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班固引此人《漢書·揚雄傳》,文字略有異同,列下以資參證:「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允,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揚子云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云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