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国庆纪念吿全国军民书

双十节吿全国军民书
作者：蒋中正
中华民国29年（1940年）10月10日
1940年10月10日

　　全国将士和同胞，今天是辛亥起义，建立民国的二十九周年纪念日。我们在抗战的第四年度，在东亚及世界风云剧变的今天，来纪念建国的双十节，这意义的重大，自非寻常可比。我们更应该深切认识中国建国的目标，继续先烈革命的伟大精神，来完成我们的重大任务。回溯我们中华民国成立的经过，我们要一致追念毕生为国民革命奋斗的总理，由于我们总理伟大的领导，与我们无数先烈的慷慨赴义，为国牺牲，我们在二十九年前的今天，终得推翻帝制，建造共和；但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过是建国事业的发轫，不过是国民革命过程的第一步，我们革命建国的目标，是要实现三民主义，一方面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使我们国家富强，民生康乐，永久生存于世界之上，一方面要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义，发挥我民族固有道德的伟大精神，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促进全人类的和平与幸福，以尽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我们立国在东亚，当然先要谋东亚的安宁；就世界大势来说，也惟有确保太平洋的安宁，而后全世界和平才有确实的保障。所以简单的说，内而充实国防，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外而安定亚洲，期致世界之真正和平，这是总理毕生奋斗的伟大目标，也就是辛亥革命建国的伟大理想。

　　自辛亥至今，为时已将三十年了，然而总理及先烈的遗志，犹未完成，我们蹉跎因循，实在感觉惶愧万分；但是中国建国事业之所以如此迟钝迟延，没有继辛亥革命而完成者，其最大的症结，还是在外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日本军阀这一个重大的障碍。我们应该痛切认识日本军阀是中国建国之死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是三民主义势不两立之死敌。日本军阀侵略政策的目标，是灭亡中国，奴隶东亚，征服世界，而其第一步即在征服中国。田中奏折中不但说“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又说“最可恐怖者，即支那日就醒觉，将来支那统一，工业必随之发达，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再以满蒙为司令塔，攫取全支那之利源。”这不是田中一人的狂言，而是日本军阀一贯的根本国策。日阀一心一意妄想灭亡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对我国之民族统一，经济复兴，及国防建设，没有一天不采取一贯的迫害干涉和破坏。在北伐以前，日本对我中国，操纵政治，制造内争，贩毒走私，挑拨离间，各种阴谋暴行，凡足以危害我国统一及民族复兴者，既无所不用其极；自我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日本破坏我国统一，阻挠我们建国的祸心，就更猛烈更露骨，于是出兵山东，跟着扰乱沈阳，在九年以前，又发动“九一八”的事变，蹂躏我东北四省；到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七七，”更对我国作大规模的侵略，企图根本打击中国的建国事业。今天敌人之屠杀淫掠，固然是我们的血海深仇，而三十年来我国家的纷乱，生灵的涂炭，追源祸始，都由敌人破坏我们建国而来。总而言之，消灭中国生存，破坏中国建国，是敌人一贯的目的。

　　我们今天抗战，不仅是为雪耻复仇，也是为实现建国理想而战，亦即为完成辛亥革命事业，实现三民主义而战。我们这一战，一定要达到恢复我们主权独立、领土行政完整的目的，也一定要达到树立国际信义、人类公理与世界和平的目的。要知道，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完整，是建国所必不可少的初步基础，而世上唯公理为不可磨灭，正义必能战胜强权。中正已屡次昭告我全国军民，在建国纪念的今天，我们对此更须有澈底的认识。敌人的野心，他自称是没有际限的，自然不止于侵略中国。敌人的野心，是要以征服中国为中心，占领整个的东亚，宰割整个的太平洋，再不断对世界作无限制的侵略，这是敌国军阀政客毫不隐讳的狂想与梦呓。所以敌人侵略中国与其侵略世界，是不能分离的，无论敌人说“解决中国事变”也好，“南守北进”也好，或“北守南进”也好，这都不过是实行其野心的步骤之一端，而其征服中国，宰制东亚，统治世界的野心，是一贯的。田中奏折中公然无忌的说，“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必畏我而降于我，全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他又说到他日日本必须与美国苏联一战，以及要“以中国富源，作为征服印度南洋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日本军阀的头脑，为这种狂梦所昏迷，他们所说的甚么“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太平洋上所有国家以及亚洲一切民族，都屈服于他的阴谋野心之下，让他作整个亚洲与太平洋的主宰。这种中风狂走的冒险，结果无非是他的自杀；然而狂妄的敌人，不到临死，是决不觉悟的。我们中国明白这一点，所以不仅决心抗战，来粉碎他征服中国的野心，且要以抗战来打破他征服东亚的妄想。中国为东亚最古最大之国家，没有中国，决没有东亚，而东亚安危，关系中国生存至深且切，所以中国决不辞以安定东亚之先锋自任。自从此次欧战发生以来，敌人虽因其有限的实力，为中国抗战所束缚，仍无时无刻不想乘人之危，因而积极南进。英法失利之后，其所谓“东亚新秩序，”就一变而为“大东亚新秩序，”并公然说“大东亚包括南洋在内；”又屡次鼓吹什么“世界新秩序，”最近且勾结德义，订立三国同盟，从此以后，日本的内心，显然是愈益烦燥，而他的行动，则必愈益狂妄。我们都知道，无论敌人南进或北进，均是危害我中国之生存，我们为了自卫及建国，必尽力之所及，来澈底打击敌人征服东亚的暴举。我们中国与所谓“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决不两立。我们中华民族为贯澈建国理想，无论前途如何困难，终必奋斗到底，凡是承认日本“东亚新秩序”领导地位的国家，我可断定终必有后悔被其欺骗之一日；任何与日本成立之有关东亚条约而为中国所反对者，终不过废纸一张，其效力与麕集南京之傀儡与其主人日阀所订之废纸，正复相同。我复敢断言，只要我们中国抗战到底，决不屈服，则敌人利用三国同盟的阴谋，就被我们粉碎而无遗。须知敌人实在是因为中国抗战一天不停止，就是他本身危机一天不得解除，所以他的本意，实在是要利用这三国同盟，急于求得中国事变的结束，”以达到他灭亡中国独霸东亚之目的；然而我们中国抗战是存亡生死的斗争，总理曾说，“在生死关头，当然是要奋斗，”如果我们不能达成抗战的目的，无论敌人任何威胁与阴谋，断不能影响我们抗战于毫末，而且就客观形势分析起来，这三国同盟，在敌人无非是在他“东亚新秩序”自造桎梏以外，更加深踏进了一个自寻覆灭的深渊而已。

　　我全国军民必须深知，敌人在东亚任何地域之侵略行为，均系其灭亡中国罪行之一部，亦系我中国建国事业之致命伤；不打破敌人“东亚新秩序”之妄想，建国事业决无由完成，总理理想亦无由实现。在敌人作更进一步的冒险之时，更须淬砺我抗战杀敌之勇气，予敌人以最大打击，始无愧于总理之遣训，以及中国对东亚所负之责任。在今天抗战紧要关头和世界空前钜变之际，我全国忠勇军民，必须一秉总理的教训，抱定坚确的信心，作勇锐之努力。我们要驱逐敌人，完成先烈未竟之业，就要有先烈的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试看我们辛亥先烈所处环境，其艰难不下于我们今天，而他们的凭借，则不及我们于万一；然而他们万死不辞，百折不回，终以赤手空拳，缔造民国，正如总理所说，“黄花岗之役，是以三百人打三万多敌人，”以手枪炸弹抵御长枪大炮。至于武汉起义，则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这种奋斗，是古今中外兵法上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条例。……我们要使中国与各国倂驾齐驱，中国民族永远生存于人类，就要学先烈的行为，以先烈作标准，要像先烈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专心救国。要知道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这种舍身报国、成仁取义的精神，便是中华民国缔结的基础。世界上凡是顺之天理、应之人情的革命事业，莫不成功；然救国建国，亦未有不经万苦千辛，而能幸致。我国前代祖宗开国之际，都是立定了伟大永久的目标，作始终不变的奋斗，坚忍奋发，惨淡经营，才能扫除障碍创业兴邦，各国革命建国，亦莫不历万险，破万难，忍耐饥寒，埋头苦干，始底于成。美国的独立，经过无数次的挫败，物质条件的艰难，远过于今天的中国，然有八年的血战，才有今天富强的新天地。苏联革命之时，外有全世界的干涉封锁，内有反革命分子的騒动反侧，重以连续严重的天灾；然而他们循一贯的步骤，向一定的目标，忍受着内外种种的艰难，作坚毅无比的奋斗，终于攘外安内，成就今日的建国伟业。再说土耳其的复兴，第一次大战后，列强所订的和约，无异致土耳其于死地，凯末尔奋起救国，也是在国家疆土日蹙，经济力量日衰，军队解体，内政散漫之中，冲破空前的艰难，领导军民，坚苦作战，收复失地，达到土耳其的解放。此后更尽瘁于建国建军，厉行种种改革，黾勉十年，方完成复兴之伟业。这种坚毅奋发，苦干实干的精神，都应为我们所效法。在此次抗战之中，我们当憧憬觉悟于集中全力，增强国防的重要，而这种努力，又要有始终不懈的长期奋斗，同时，我们更可看出世上任何国家，无论处境如何优厚，如果他萎靡散漫，苟且自私，这个国家就可以转瞬覆灭；无论处境如何孤危，如果他万众一心，坚毅不拔，亦必能转危为安。

　　我们的国家，诚然是在生死存亡危急之际，我们的抗战，固已进入更重要而艰钜的阶段；然而我们今日较之辛亥先烈所处的环境，较之各国革命建国当时的环境，则优越得多，顺利多得。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的，我们所抗战的敌人，是一个四面楚歌而自身力量垂尽的日本，而世界上所有共谋正谋生存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澈底说起来，谁都希望亚洲有一个自由强盛的新中国，谁都预期着抗战胜利后新中国的发展，可以有助于世界经济的互助合作，可以有助于世界真正的和平。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我们自己有无自信，能否自强，就看我们自已有没有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有没有各国建国时代的奋斗精神。此次抗战，其必经危难艰险，中正知之最切，而且早已言之；然而我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正亦信之最笃。我曾经明告全国同胞，“敌人根本既鏎，枝叶就一无是处，”这就是根据总理所说“以少数压迫多数，与正义人道大不相容，反乎正义人道的行为，总之是要失败”的道理。现在敌人无论如何挣扎，如何投机，结果必然是冒险愈大，失败愈惨。我又曾说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根本都与我国抗战有利，”因为我们始终是在主动的地位，我们的抗战，是站在自立自强的立场，准备以独力奋斗，贯澈我们的目的。最近各友邦对我们援助的加强，对敌人制裁的加紧，固然是有利于我们的抗战，但这还不过是有形的迹象。其实无形之中，我们目前更要认识一个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国际局势的演变，一天天与我们抗战所抱的目的更显得接近，总理救国救世的主义与理想，将要在这一次我们抗战与世界大纷乱中，逐渐为世人所认识，而最后必能全部实现。我们抱定决心，不问环境如何，国际形势有利的时候，固然要努力，就是在过程中间，国际上对我抗战形势不利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奋斗到底。今天敌人任何伎俩都使用浄尽了，自从三国同盟订立，他最后的把戏也都拿出来了；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巍然屹立，而且还愈战愈强。老老实实说，今天东亚兴亡，世界安危的大责重任，已经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肩上，除非我们自己懈怠，决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危害我们的，也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建国理想的实现的。

　　记得我在抗战第一年双十节曾经告诉我们同胞，“这一战非一年半载可以了。”今天我们的奋斗已经过了三年，一切在获得最后光明的程途上，我们检读总理的遗教，更应该感觉到我们真是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忍耐，作进一步的刻苦与勤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民族是一个最能忍耐艰辛克服一切困难的民族，我们决不为困苦所动摇，为艰难所眩惑，决不因挫折而生颓丧的心理，决不因世局变幻而生观望的心理；尤不肯在困难之中，而生苟且因循责过的心理。因为就世界来说，中国努力抗战，善尽自己的责任，就是对世界善尽了责任；就国民义务来说，人人守住岗位，努力奋勉，竭尽自己的责任，就是对民族作最大的贡献。今后我们愈在困苦艰难之中，愈要担负起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责任，因为唯有在抗战之中，努力于建国，才能迅速，也才能澈底。人人都要任劳任怨，同时都要自责自勉，无论敌人如何挣扎，我们的答复祇是努力抗战，奋斗到底。全体军民必须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忠于主义，忠于法令，勇于舍身报国，勇于忍痛从公，集中我们的心思才力，贡献我们的一切能力，自由和生命，在抗战中间努力于建国。我们须知，世间最大的朋友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亦是自己，能够自信自强，就能无敌不摧；反之，自暴自弃，就是自取灭亡。须知我们今天的惨痛耻辱，无一不是过去醉生梦死、自私自利的结果，而今天卧薪尝胆、血汗奋斗，也就是将来富强幸福之因。这一次抗战，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关头，也是东亚与亡人类绝续的大关键，我们中华民族正受着历史最严重的考验，在非常之际，自有非常的困难，能打破非常的困难，必然发生非常的力量。我们民族的伟力，人格的光芒，都要在这艰险危难中，表现出来。我们的民族必能在鲜血与烈火之中，变为千缍百炼的金钢，担当千载一时的大任。我们的同胞必能在艰难困苦之中，养成开天辟地的志气，开拓建国与邦的路程。

　　我要求我全国军民，在前线要努力杀敌，在沦陷区要努力破坏敌人，牵制敌人，誓死不与敌人和汉奸两立；在后方的同胞，要特别刻苦，特别节约，特别坚定而振奋；一切在职的人员，更应该特别检点自身，特别痛自鞭策。要知道，我们总理从前苦心垂教的一切建国的典章方略，就是预期到有今天这样一个千载难得的机会，为我们事先定下了详密的教程，我们必须乘这个民气振奋的时期，集中意志，充实力量，奠立健全的政治基础。我们必须乘这个封锁压迫、艰难缺乏的时机，尽于开发产业，增加生产，努力于科学的硏究、发明和创造，奠立我们坚实而独立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乘这个艰苦战斗的时机，努力建军，努力社会训练，完成新县制，完成地方自治，振兴工业，开展交通，增强实力，以奠立总理所决定的国防建设初步的基础。总之，我全国军民，特别是具有丰富知识技能而身居领导地位的各界领袖人士，都要澈底认清祖国复兴的责任，东亚兴亡，世界盛衰的责任，全在我们这一辈的身上，这责任不能躲避，必须竖起脊梁，站定脚步，以至忠勇至仁爱之精神，完成至伟大至庄严救国救世的事业。古人说，三十年为一世，从辛亥到今天，已是二十九年，到明年就是三十年了，我们的国运，还是如此艰险，我们建国工作，还是没有基础，而我们前面还有如此凶横狂妄的敌人，想到这里，我们不仅无以对总理和一切革命先烈，也无以对民国成立以来受困苦被牺牲的同胞。现在世界整个形势和我们抗战局势，都将有极大的转变，这正是我们努力自的时候，正是我们洗雪国耻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开拓国家命运、创造未来光明的时候。中正身负国民付托之重，追溯既往，瞻望将来，真感到十分悚惕，十分兴奋。希望我全国军民一致奋发，共同黾勉，人人发扬，舍身报国的抗战精神，人人发挥坚忍切实的建国精神，矢忠矢信，不馁不懈，驱逐敌人，复兴中华，成就革命建国的伟业，才不愧为总理及辛亥革命先烈的后继者，才能踵武先烈，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完成我们对民族祖先与对东亚对世界的庄严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