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广大干部群众、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澄清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的性质，要求对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予以平反、昭雪。我们认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分清路线是非，正本清源，必将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有极大的作用。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其死党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对武汉军区不放心，“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打倒陈再道同志。江青还说，“要冲一冲武汉军区”。这就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有预谋的。
一九六七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的一些坏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吴炎金、杨道远、李湘玉等人（现已查明他们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帮派骨干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打倒一切，大搞武斗，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持了革命群众，保护了大批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和拥护。这些正确的做法，却触犯了林彪、“四人帮”，引起了他们的仇视。四五月间，林彪、“四人帮”悍然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提出什么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于是在武汉掀起了一股“揪出军内武老潭”、“打倒陈再道”的黑风恶浪。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抓革命，促生产，同混进有些群众组织里的少数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少数坏人的挑动下，发生了大型武斗。七月十四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武汉，他们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剧武斗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这些罪恶活动十分愤慨，七月二十日纷纷上街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这就是所谓“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广大军民一提到“七·二〇事件”，莫不义愤填膺，情绪激昂。
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〇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
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我们在落实有关“七·二〇事件”政策时，一定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据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教导，引导大家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不能再搞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身上，进一步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把湖北省和武汉部队的各项工作搞上去，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努力奋斗。
以上报告当否，请中央批示。
中共湖北省委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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