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丰文钞/00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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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文钞 卷一　疏、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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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疏、札、状

熙宁转对疏

劝学二字，公之所见，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见用于时。姑录而存之，以见公之槩。

准御史台告报臣寮朝辞日具转对，臣愚浅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窃观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与论天下之事，而能绌封伦，用魏郑公之说，所以成贞观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群臣，使陈当世之务，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显德之政，亦独能变五代之因循。夫当众说之驰骋，而以独见之言，陈未形之得失，此听者之所难也。然二君能辨之于群众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时之效，此后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颂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诏群臣，使以次对，然且将岁馀，未闻取一人，得一言，岂当世固乏人，不足以当陛下之意与？抑所以延问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实欤？臣愚窃计殆进言者，未有以当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将比迹于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独观于世俗之表，详思臣言而择其中，则二君之明，岂足道于后世，而士之怀抱忠义者，岂复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

臣伏以陛下恭俭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聪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来，早朝晏罢，广问兼听，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时，在天则有日食星变之异，在地则有震动陷裂、水泉涌溢之灾，在人则有饥馑流亡、讹言相惊之患，三者皆非常之变也。及从而察今之天下，则风俗日以薄恶，纪纲日以弛坏，百司庶务，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则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计，则不足于食货。近则不能不以盗贼为虑，远则不能不以夷狄为忧。海内智谋之士，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时如此，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万事理。臣以谓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于心而已。

臣观《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而要其所以为始者，思也；《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谓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为大学之道也。古之圣人，舜、禹、成汤、文、武，未有不由学而成，而傅说、周公之辅其君，未尝不勉之以学。故孟子以谓学焉而后有为，则汤以王，齐桓公以霸，皆不劳而能也。盖学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诚能磨砻长养，至于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事物接于我者，无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无以蔽其外。夫然则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从善而已矣，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资之以不息，则积其小者必至于大，积其微者必至于显。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学，而积之至于从心之不逾矩，岂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终始典于学。”又曰：“学然后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学不厌。”盖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于我者不能累其内，所以治内也；言语之接于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应外也。有以治内，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应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发育万物，而和同天人之际也。

自周衰以来，道术不明。为人君者，莫知学先王之道以明其心；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简，溺于流俗末世之卑浅，以先王之道为迂远而难遵。人主虽有聪明敏达之质，而无磨砻长养之具，至于不能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有所不能尽也。不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从善而邪说足以乱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则愈甚无补；行之以不息，则不能见效。其弊则至于邪情胜而正理灭，邪说长而正论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于乱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来，人主之所以可传于后世者少也。可传于后世者，若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谓有美质矣。由其学不能远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贤于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议唐虞三代之盛德，则彼乌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来，千有馀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浅陋，以趋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绌而不省。故以孔子之圣，孟子之贤，而犹不遇也。

今去孔孟之时又远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馀年，所谓迂远而难遵者也。然臣敢献之于陛下者，臣观先王之所已试，其言最近而非远，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圣质，而渐渍于道义之日又不为不久，然臣以谓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则在学焉而已者。臣愚以谓陛下宜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观傅说、周公之所戒知学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当恳诚恻怛，以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务当于道德之体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复之熟之，使圣心之所存，从容于自得之地，则万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万事之理，则内不累于天下之物，外不累于天下之言。然后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论而用之，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资之以不息，则虽细必巨，虽微必显。以陛下之聪明，而充之以至于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积之以至于从心所欲之不逾矩，夫岂远哉？顾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发育万物，而和同天人之际，甚易也。若夫移风俗之薄恶，振纪纲之弛坏，变百司庶务之文具，属天下之士使称其位，理天下之财使赡其用，近者使之亲附，远者使之服从，海内之势使之常安，则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应不臻，而变异不消者也。如圣心之所存，未及于此，内未能无秋毫之累，外未能无纤芥之蔽，则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虑有所未审；欲用天下之智谋材谞之士，而议论有所未一，于国家天下愈甚无补，而风俗纲纪愈以衰坏也。非独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乱之几，未尝不出于此。

臣幸蒙降问，言天下之细务，而无益于得失之数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辄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国家之大体。惟陛下审察而择其宜，天下幸甚。

王遵岩曰：“董仲舒、刘向、扬雄之文，不过如此。若论结构法，则汉犹有所未备，而其气厚质醇，曾远不迨董、刘矣，惟扬雄才艰，而又不能大变于当时之体，比曾为不及耳！”

移沧州过阙上殿疏

曾公此札欲附古作者雅颂之旨，陈上功德，宣之金石，而其结束归于劝戒。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祸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遹求厥宁，既定晋疆，钱俶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继统遵业，以涵煦生养，蕃息齐民，以并容遍覆，扰服异类。盖自天宝之末，宇内板荡，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兵，犹闲人窥边，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馀年，契丹始讲和好，德明亦受约束，而天下销锋灌燧，无鸡鸣犬吠之惊以迄于今。故于是时，遂封泰山，禅社首，荐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祧之庙，所以为帝真宗。

仁宗皇帝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早朝晏退，无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群臣之贤不肖忠邪，选用政事之臣，委任责成。然公听并观，以周知其情伪，其用舍之际，一稽于众，故任事者亦皆警惧，否辄罢免，世以谓得驭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传付惟允，故传天下之日，不陈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恺弟之行，足以附众者，非家施而人悦之也。积之以诚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亲，故弃群臣之日，天下闻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动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庙，为帝仁宗。

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动以礼，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称疾逊避，至于累月。自践东朝，渊默恭慎，无所言议施为，而天下传颂称说，德号彰闻。及正南面，勤劳庶政，每延见三事，省决万机，必谘询旧章，考求古义，闻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为。虽早遗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识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庙，为帝英宗。

陛下神圣文武，可谓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俭，可谓有君人之大德。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率皆不能独见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群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

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势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习，或在于大臣。宋兴以来，戚里宦臣，曰将曰相，未尝得以擅事也。所以谨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辑师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于外，天下不得专尺土一民之力。其自处之势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爱物之际，未尝有须臾懈也。其忧劳者又如此。盖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乱也。民附于下，操柄谨于上，处势甚便，而加之以忧劳，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谕色授，而六服震动；言传号涣，而万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民，不待期会，而时输岁送以供其职者，惟恐在后；航浮索引之国，非有发召，而籯赍橐负以致其贽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纵马，相与袨服而戏豫；东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挟册而吟诵。至于六府顺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气之属，皆裕如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三四世，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馀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窃观于《诗》，其在《风》《雅》，陈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与武王之所以继代，而成王之兴，则美有《假乐》《凫》，戒有《公刘》《泂酌》。其所言者，盖农夫女工筑室治田，师旅祭祀饮尸受福，委曲之常务。至于《兔罝》之武夫，行修于隐，牛羊之牧人，爱及微物，无不称纪。所以论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详如此。后嗣所以昭先人之功，当世之臣子所以归美其上，非徒荐告鬼神、觉寤黎庶而已也。《书》称劝之以《九歌》俾勿坏，盖歌其善者，所以兴其向慕兴起之意，防其怠废难久之情，养之于听而成之于心。其于劝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将来，圣人之所以列之于经，垂为世教也。

今大宋祖宗，兴造功业，犹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犹武王、成王。而群臣之于考次论撰，列之简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阙而不图，此学士大夫之过也。盖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颂》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时考之，则祖宗神灵固有待于陛下。臣诚不自揆，辄冒言其大体。至于寻类取称，本隐以之显，使莫不究悉，则今文学之臣，充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积仁累善，至成王、周公为最盛之时，而《泂酌》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所以为成王之戒。盖履极盛之势，而动之以戒惧者，明之至，智之尽也。如此者，非周独然，唐虞至治之极也，其君臣相饬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则处至治之极，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亲有德、飨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万机之不可以不察，而处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实，日新岁益，闳远崇侈，循之无穷，至千万世永有法则，此陛下之素所蓄积。臣愚区区爱君之心，诚不自揆，欲以庶几诗人之义也，惟陛下之所择。

王遵岩曰：“体意虽出于封禅美新诸家，与韩柳进唐雅序等门户中来，然原本经训别出机轴，不为谀悦浅制，而忠荩进戒之义，昭然与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议经费札子

名言。

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用者，必于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常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馀，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

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祐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于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于旧而浮于今者，有约于今而浮于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一，则岁有馀财一万万。驯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馀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

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之。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于凋敝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

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庭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诚至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臣诚不自揆，敢献其区区之愚，惟陛下裁择，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请减五路城堡札子

似亦名言，惜也篇末措注，亦欠发明。

臣尝议今之兵，以谓西北之宜在择将帅，东南之备在益戍兵。臣之妄意，盖谓西北之兵已多，东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陕西河东城堡之赏法，因得考于载籍。盖秦凤、鄜延、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祐之间，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宁二百一十有二，元丰二年二百七十有四。熙宁较于嘉祐为一倍，元丰较于嘉祐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虽故有之城，始籍在于三班者，或在此数，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

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善弈者置棋虽疏，取数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敌虽万变，途虽百出，而形势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筭多也。不善弈者，置棋虽密，取数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敌有他变，途有他出，而形势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筭少也。守边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则兵不分，兵不分，则用士少，所应者又能合其变，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犹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则兵分，兵分则用士众，所应者又不能合其变，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犹之不善弈也。

昔张仁愿度河筑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馀里，首尾相应，繇是朔方以安，减镇兵数万。此则能得其要，立城虽疏，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为守备，曰：“寇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谓所应者合其变也。

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数岁中，至于再倍，则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众？殆疆场之吏，谋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弈棋况之，则立城不必多。臣言不为无据也。以他路况之，则北边之备胡，以遵誓约之故，数十年间，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则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验也。臣以此窃意城多则兵分，故谓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边之臣，未有称其任者也。今守边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筭以从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备驱策。然出万全之画，常诿于上，人臣之于职，苟简而已，固非体理之所当然。况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应者未合其变，顾使西北之兵独多，而东南不足。

在陛下之时，方欲事无不当其理，官无不称其任，则因其旧而不变，必非圣意之所取也。夫公选天下之材，而属之以三军之任，以陛下之明，圣虑之绪馀，足以周此。臣历观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兴太祖之用将英伟特出者也。故能拨唐季、五代数百年之乱，使天下大定，四夷轨道，可谓千岁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牵常见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聪明睿圣，有非常之大略，同符太祖。则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乱，莫如太祖；能继太祖之志以经武，莫如陛下。臣诚不自揆，得太祖任将之一二，窃尝见于斯文，敢缮写以献。万分之一，或有以上当天心，使西北守边之臣，用众少而得筭多，不益兵而东南之备足，有助圣虑之纤芥，以终臣前日之议，惟陛下之所裁择。

贴黄：五路城堡，据逐次降下三班院窠名数目如此。窃恐系旧来城堡，自来属枢密院差遣，后来逐度方降到窠名，系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数目加多。若虽是旧来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馀城，亦是立城太多。

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

极为通达国体之言。

窃见接送高丽使副仪内一项，高丽国进奉使副，经过州军，送知州、通判土物，并无答谢书。候进奉使回日，依例估价，以系官生帛，就整数量加回答。检会熙宁六年高丽国进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钱二百贯以上九十九陌。熙宁五年及九年，有进奉使，无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计价钱一百贯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圣旨并依例令收，估价回答。臣今有愚见合具奏闻者，右谨具如前。

窃以高丽于蛮夷中为通于文学，颇有知识，可以德怀，难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炀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骚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𪟝之善将，至于君臣皆东向，以身督战，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谓难以力服也。宋兴，自建隆以来，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继修贡职，使者相望。其中间厌于强虏，自天圣以后，始不能自通于中国。陛下即祚，声教四塞，其国闻风不敢宁息，不忌强胡之难，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实，五岁三至，如东西州，唯恐在后。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谓可以德怀也。陛下亦怜其万里惓惓，归心有德，收而抚之，恩礼甚厚。州郡当其道馀所出，迎芳燕饯，所以宣达陛下宠锡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职分也。其使者所历之州，贽其所有，以为好于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许受之，而资以官用，为其酬币。其使一再至之间，许其如此，不为常制可也。今其使数来，邦域之臣受其贽遗，著于科条，以为常制，则臣窃有疑焉。

盖古者相聘，贽有圭璋，及其卒事，则皆还之，以明累财重之义。今蛮夷使来，邦域之臣与之相接，示之以轻财重礼之义，使知中国之所以为贵，此人事之所宜先，则当还其贽，如古之聘礼，此谊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贽见君者，国君于其臣则受之，非其臣则还之。今蛮夷向化，来献其方物，以致其为臣之义。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义，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与其使接，以非其臣之意还其贽，以明守礼而不敢逾，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属，以明天子之尊，中国之贵，所重者礼义所轻者货财，其于待遇蛮夷之道，未有当先于此者也。且彼贽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计之：知州、通判所受，为钱一二十万，受之者既于义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达京师，历者尚十馀州，当皆有贽。以彼之力度之，蛮夷小国，于其货财，恐未必有馀也。使其有亲附中国之心，而或忧于货财之不足，臣窃恐有伤中国之义，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

臣愚窃欲自今高丽使来，贽其所有以为好于邦域之臣者，许皆以诏旨还之。其资于官用以为酬币已有故事者，许皆以诏旨与之如故。惟陛下详择之。如可推行，愿更著于令。盖复其贽以及于恐其力之不足，厚其与以及于察其来之不易，所谓尚之以义，绥之以仁。中国之所以待蛮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国粗为有知，归相告语，必皆心服诚悦，慕义于无穷，此不论而可知也。

臣愚，非敢以是为廉，诚以拊接蛮夷，示之以轻财重礼之义，不可不先。庶几万分之一，无累于陛下以德怀远人之体。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择。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请令州县特举士札子

子固按：“古者三代及汉，兴令郡国，各举贤良者，以闻甚属古意，世之君相，未必举行而不可不闻。”此议予故录之。

臣闻三代之道，乡里有学。士之秀者，自乡升诸司徒，自司徒升诸学。大乐正论其秀者，升诸司马。司马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论定然后官之者，郑康成云：谓使试守。任官然后爵之者，盖试守而能任其官，然后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详如此。然此特于王畿之内，论其乡之秀士耳。故在《周礼》，则称乡老献贤能之书于王也。至于诸侯贡士，则有适、再适、三适之赏，黜爵削地之罚。而其法之详，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

汉兴，采董生之议，始令郡国举孝廉一人。其后，又以口为率，口百二十万至不满十万，自一岁至三岁，自六人至一人，察举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议，则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有好文学、孝悌谨顺、出入无悖者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诣太常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课试，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又请以治礼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选择为左右内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其郡国贡士、太常试选之法详矣。此汉之事也。

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参天地，本人伦，兴学崇化，以风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学校，非先王教养之法；今之科举，非先王选士之制。圣意卓然，自三代以后，当途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谓三代学校劝教之具，汉氏郡国太常察举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参用。今州郡京师有学，同于三代，而教养选举非先王之法者，岂不以其遗素励之实行，课无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欤！诚令州县有好文学、厉名节、孝悌谨顺、出入学悖者所闻，令佐升诸州学，州谨察其可者上太学。以州大小为岁及人数之差，太学一岁，谨察其可者上礼部，礼部谨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学至礼部，皆取课试，通一艺以上，御试与否，取自圣裁。今既正三省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故之属，旧品不卑，宜清其选，更用士人，以应古义。遂取礼部所选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试守，满再岁或三岁，选择以为州属及县令丞。即有秀才异等，皆以名闻，不拘此制。如此者谓之特举。其课试不用糊名誊录之法，使之通一艺以上者，非独采用汉制而已。《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亦以礼乐射御书数也。

如臣之议为可取者，其教养选用之意，愿降明诏以谕之。得人失士之效，当信赏罚以厉之。以陛下之所向，孰敢不虔于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于考择？行之以渐，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举者，未之闻也。其旧制科举，以习者既久，难一日废之，请且如故事。惟贡举疏数，一以特举为准，而入官试守选用之叙，皆出特举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风俗既成之后，则一切罢之。如圣意以谓可行，其立法弥纶之详，愿诏有司而定议焉，取进止。〈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进呈。〉

入时事以后，措注须本古之所以得，与今之所以失参错论列，使朝廷开明，然后得按行之，而子固于此，往往亦似才识不称其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