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要论

印章要论
作者：朱简　明朝

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于六朝，废弛于唐、宋，元复变体，亦词曲之于诗，似诗而非诗矣。

《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次则《峄山碑》、《诅楚文》。商、周、秦、汉款识、碑帖、印章等字，刻诸金石者，庶几古法犹存，须访旧本观之。其他传为诸书，及近人翻刻新本，全失古法，不足信也。

商、周款识，内有象形、假借等字，与今意义不同，不深考据，不可妄用。

许氏《说文》为习篆要书，然字画全非汉法，原刻颇佳。今之《说文韵谱》，又出近代翻本，内有新增俗字，与汉意义已自舛悖。《说文》而下，书皆后人凿说，不可为据。

《洪武正韵》正沈韵之失；许氏《说文》正汉字之失。然《正韵》不用于唐诗，《说文》不用于汉印，其理一也。《泉志》载：历代钱币之文，可考文字之变。

杨用修曰：“梦英好篆书而无古法，其自序云：落笔无滞，纵横得宜，大者缩其势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势而伸其画。此正为病处。”今作印字，亦犯此病，惜不令用修一砭之耳。

王弇州先生曰：“《夏承碑》有四分之篆，皇象《天发神谶碑》有五分之篆，此即所谓八分篆法。”

字有难措手，不屈曲填满不能藏拙，一染此习，则流为缪篆。与今字印，直五十步之间耳。馀故曰：“习印当如锺元常习书，张南本画火，须出人头地，若画虎类狗，固自下乘，而刻鹄者亦是庸夫之见。”

又曰：“表字只用二字为正。近人或并姓氏于上，若作‘某甫’，古虽有此称，系他让美已，却不可入印。”按古人字印必有姓，今不用姓，亦简省之法，或可从俗，而“氏”字在宋、元方有，亦非汉、晋、六朝法也。

又曰：“款识字不可作印。三代时却又未有印。”又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并碑盖等字为最。”又曰：“唐用朱文，古法尽废。”又曰：“朱文印或用杂体篆。”按：三代未尝无印，朱文不始于唐。汉器岂非款识？杂体何施朱文？此馀所不解者。

沈从先曰：“汉、晋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锺、王法帖，何者？法帖犹籍二人临摹，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具在，真足袭藏者也。”

又曰：“奇不欲怪，委曲不欲忸怩，古拙不欲做作。”今人不怪不谓之奇，不忸怩不谓之委曲，不做作不谓之古拙，学无渊源耳。

又曰“‘冯虎’、‘王象’之类以形作字，恶甚。”按：古人多用象形，鸟、兽、龙、虎、人物之类作印，正如今之花押，原无道理，不过防奸伪设耳。岂知其为“王象”、“冯虎”耶？存而不论可也。

虫鱼鸟兽之文，不经师授，八体六书之辨，精入丝毫，少有伪谬，遗讥识者，自当穷究偏旁，博纵形象，既晓篆法，后论运刀。

秦、汉若出宋、元，亦为杜撰。盖字未见秦、汉以上碑帖印章款识者，定是有故，当细推求古篆，若无，求之汉隶，汉隶再无，则不可作。如以“暗”作“暗”，以“盦”作“庵”，以“鬲”作“窝”之类，皆后人牵强凿说。

先秦以上印全有字法，故汉、晋莫及。然汉、晋虽以章夺字，而字尚完。其增损不成字样者，近代印也，不可为法。赵凡夫曰：“今人不会写篆字，如何有好印？”

摹印家不精《石鼓》、款识等字，是作诗人不曾见《诗经》、《楚辞》，求其高古，可得乎哉！

以商、周字法入汉印晋章，如以汉、魏诗句入唐律，虽不妨取裁，亦要浑融无迹。以唐、元篆法入汉、晋印章，如以词曲句字入选诗，决不可也。

临仿古帖，毫发精研，随手变化，得鱼忘筌。以上皆古人书法，通用于印，则思过半矣。江湖之号、牵涉之语，及科第世家名目入印，唯科第不韵。

使刀如使笔，不易之法也。正锋紧持，直送缓结，转须带方，折须带圆，无棱角、无臃肿、无锯牙、无燕尾，刀法尽于此矣。若刻文自小修大，自完修破，如俗所谓飞刀、补刀、救刀，皆刀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