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

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
作者：蒋中正
1937年11月19日

中华民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讲

抗战开始至今已三个月以上，赖中枢各同志同心一德，坚苦维持，使前方部队，勇气日增，全国同胞，感动奋发，暴日到了今天，应已知道中国的力量不可侮了，关于军事情形，刚才副参谋总长已有说明，外交财政亦均有各别报告，不待赘说。目前淞沪外围以至苏常一带的战事，日益紧张，暴敌陆续增援，似乎我们的军事应付处于更艰难的地位，北战场自敌人占领太原后，亦形不利，但就全局来观，我们并未失败，要知道此等情形，原来并非意外，而是为我方开战时所预期的。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折亦要有预定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立于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败之忧。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即可以主动而进，大体上说来，是不足虑的，依照预先想定的抗日计划，步步实现，并无错误，更不能说是失败。这是应当首先向各位报告的。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祗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画，到什么时候，才定了下来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祗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画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

现在我们自八一三淞沪开战以来，将士们英勇抗战到了今天，虽然牺牲惨重，已使敌人胆寒，这都因为抗战已有了预定计划，所以前方杀敌，格外安心，如果在四川根据地没有建立以前，那不仅上海不能作战，就是在南京在汉口亦不能和敌人抵抗。回想民国二十四年夏间，敌人是如何的凌逼我们，那时我们忍辱负重，将党部迁移，命中央军队退出，这种空前的侮辱，不是常情所能忍受的。那时节，后方没有确实的基础，军事还没有完成必要的设备，又值夏间水涨之时，敌人的海军溯江而上，一直可以到宜昌，甚至小军舰可以到重庆，如果轻易开衅，国家不堪设想。因之无论如何，祗好忍痛下去。如果在九一八当时，一二八当时，以及民国二十四年敌人在平津横暴侵逼的当时，我们祗要有十分之一的把握，在战局上稍有运用的机会，老实说我们亦毫不迟疑的起而抗战了。但彼时一切均无把握，徒然将国家民族牺牲，于心实有所不忍。这几年来，我们埋头苦干，积极准备，同心一德，完成统一，到这次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止，我们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准备，比之以前，当然有更多的把握。可以说较之民国二十四年已增加了一倍，而较之一二八与九一八当时，增加了二三倍还不止。我们国防上已经有初步的准备，如果尚有和平可能，当然要迟延二三年，再过三年，我们的国防力量，当然格外不同，但敌人不能等待，时机不能许可，情势已至最后关头，自然要和他抵抗，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是无计画，也更不是冒险，可以说，敌人在事实上已立于失败地位，而我们是有一定的目标的。

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一定要分个最后的胜败，现在如单就军队力量比较，当然我们不及敌人，就拿军事以外两国实际国力来较量，也殊少胜利把握。但为什么我们这次毅然决然与之正式作战，而毫不犹豫呢！这并非如一般所想，日本经济力不能维持长久，或是说我们的兵力和自然条件可以维持到多少久，我们的著想点，并不在此，我们决心抗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是由于下面三个根据。

• 第一、自从二十四年开始将四川建设成后方根据地以后，就预先想定以四川作为国民政府的基础。日本如要以兵力进入四川来消灭国民政府，至少也要三年的时间，以如此久长的时间来用兵，这在敌人的内部是事实上所不许，他一定要失败的。我军节节抵抗，不惜牺牲，就希望吸引他的兵力到内地来，愈深入内地，就于我们抗战愈有利。
• 第二、祗要我们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们在国际上一定站得住，而敌人骄横暴戾，到处树敌，他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的，所以我们决不怕消灭，一时一地的得失，无害于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唯一方针，就是要“持久”。
• 第三、鉴于阿比西尼亚的事例，有若干人不免对国际正义失望，阿比西尼亚为国联会员国，最后国家灭亡了。而国际无法援助，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但我们中国决不做阿比西尼亚，要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条件，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独幅员广大，而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越到内地，这种意识、越普遍，所以日本决不能亡我，就是再多几个日本，亦不能亡我，日本如果以意大利来比拟自己，他就一定要失败。

因此我可以断言，我们的国家决没有灭亡的危险。我们的后方有巩固的根据地，虽然前方军事或有局部的失利，祗要国府存在，必与之抵抗到底，这是对日抗战最主要的条件。军事上即或失败，而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和我们三民主义，决不会消灭。越抵抗就越有精神，所以此刻决不能因军事失利而希望停战和妥协。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日本的心理，最好就是趁华北在手上海得利的时候，与我言和，但是如此妥协，不知道要多少年以后，才能翻身，或许是永远不能翻身。所以我们今天决不能与之言和。如此他目的不达，就站于被动的地位，而陷于极大的不利。因为第一层，他这次并没有想到中国会和他抗战，仓卒调兵，陆续增援，他第一步已陷于被动了。第二步他以为华北和上海失利以后，我们就要内部动摇，不得不同他讲和，但现在又出其不意，拒绝与之言和，他第二步又陷于被动的地位了。如此敌为被动，我为主动。客主之间，军心士气的高下，全般战局的利害也就于此可见了。

我要郑重告诉各位同志，抗战开始以来的战局，其失利的程度，并不曾超过我们预想以外，我们早就依预想失利的形势而定下了一贯的计画。所以就军事言，用不著忧虑。而就一般形势来说，则我们中国已经获得成功。三个月的抗战，三十万将士的死伤，已经造成了国际新形势。如果没有中国这三个月的抗战，不会有德意日协定。不会有比京九国公约国会议。亦不会促成对抗侵略阵线的联合阵线。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没有这三个月的抗战，日本的排英不会如此剧烈。英日不会交恶到如此地步。英国的海军军备，虽然要到明年年底才能完成，但日本占领上海以后，他的气焰，简直如同疯狂，日本必将逼得英国迫不及待了。我说这句话，不是说外交已经好转到绝对靠得住，不过我们所预想和预期的形势，确实已一步一步的实现。而且九国公约国的发动，和英日交恶的形势，是出乎意外的提早实现了。固然我们抗战不能观望外交的形势，不可依赖国际的演变，我们为国家为民族争生存，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打算，但对于敌人所处的地位，不能不有详细观察，来决定我们的作战方案。

单从军事来说，敌人的危险比我们更大。日本国内矛盾太多了，老少不一致，海陆不一致，财阀不一致，军阀本身也不一致，至于一般人民，对于侵略战事，更是莫名其故，他侵略中国，已将六年，东三省的治安，至今尚且维持不了，如果他深入华北和内蒙，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而且中国抗战一天不停，他就欲罢不能，而要跟著作被动的冒险，现在他要侵入长江以南，这种计画，决不是他事前所想到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不必到四川，他就一定要失败。试想以六七十年来积储的国力，不照预定计画，而行险徼幸的陆续送到中国战场上来消耗，这是不是于他有利的国策，所以敌人非失败不可。我这一段话，都是实在情形，祗要我们国内共同一致，含辛忍苦，不惜牺牲，持久抗战下去，定可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打倒了侵略的暴敌、以达成我们民族的复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所早已预定的，不过今天实现而已，今天主席以次均将陆续出发，希望政府和党部同人迁渝以后，秉承主席教导，对于一切职务，不但要照常努力，而且要积极整顿，格外振作，在艰苦之中，力求革新和精进，总要使有一番新气象，来安慰前方的将士，激勉后方的军民。切不可因为距离战场辽远了，而精神意志懈怠下来，无形中造成如南宋时代苟安的局面。今后国家存亡，民族安危，还在各位同人是否真能表现革命的精神，实行革命的职责，总要痛念国家艰危，将士牺牲，和人民痛苦，自勉自强，善尽责任，到处表示我们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最后必胜的信心，无论到什么地方，必须要革除惰习，造成蓬蓬勃勃的新气象，使国民有所激劝，国际上也得到良好的观感，以配合我前方的浴血战斗，达成抗战最后的胜利，这是本席今天衷诚恳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