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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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公赏罚之施

《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等之服。章，显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五刑，五等之人）〉。政事懋〈（勉也）〉哉懋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则五等之服以彰显之，天讨有罪之人则五等之刑以惩戒之，盖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当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臣按：先儒谓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故全是衷者为德，是不失天之所赋也，故天命之，君必体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戾是衷者为罪，是失天之所赋也，故天讨之，君必体祸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赏、刑罚乃政事之大者，当勉勉而不可怠也。由是以观，则知人君之爵赏、刑罚皆承天以从事，非我有之得私也。后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己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恶辄加赏罚于人，则失天命、天讨之旨矣。

《诗·商颂·殷武》篇曰：天命降监〈（视也）〉，下民有严〈（威也）〉。不僭〈（僭赏之差也）〉不滥〈（刑之过也）〉，不敢怠遑〈（暇也）〉。命于下国，封〈（大也）〉建厥福。

朱熹曰：“天命降监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视听，则下民亦有严矣。惟赏不僭、刑不滥而不敢怠遑，则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兴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兴之道，曰天虽高而实下其监视，甚可畏也；民虽卑而天实以为视听，其威严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见于刑赏者未尝有僭滥之失，存于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观之，则人君之刑赏非一己之刑赏，乃上天之刑赏；非上天之刑赏，乃民心之刑赏也。是故赏一人也必众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众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纣之任恶来、飞廉，杀王子比干，则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礼·天官》：太宰以八则〈（法也）〉治都〈（王子弟食邑）〉鄙〈（公卿食邑）〉，其七曰刑〈（刑以惩恶）〉赏〈（赏以劝善）〉以驭其威〈（明其刑赏以示劝惩）〉。

刘彝曰：“刑以诛恶，赏以劝善，其威柄皆出于朝廷。”

以八柄〈（所秉节以起事者）〉诏〈（告也）〉王驭〈（凡言驭者驱而纳之于善）〉群臣，一曰爵〈（谓内则公、卿、大夫、士，外则公、侯、伯、子、男）〉，以驭其贵〈（有爵则贵）〉；二曰禄〈（禄仕者之俸）〉，以驭其富；三曰予〈（予之以财）〉，以驭其幸〈（出于恩赐）〉；四曰置〈（置之于位）〉，以驭其行〈（谓有贤行）〉；五曰生〈（生犹养也）〉，以驭其福〈（福及子孙）〉；六曰夺〈（臣有罪而夺之）〉，以驭其贫〈（夺其所有）〉；七曰废〈（放之于远）〉，以驭其罪；八曰诛〈（谓以言责让之）〉，以驭其过〈（谓有过失）〉。

林椅曰：“必言诏王者，赏罚、诛废非臣下所得专也。盖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夺之间又将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长之势也，此非人君晓然自有见于中，则驭臣之柄吾未见其可。”又曰：“爵禄者，厉世磨钝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禄必以功，所以抑夫人侥求幸得之心而作其进德兴功之志，固不容以滥受也。今八柄爵禄之外又有予以驭其幸，岂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启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谓当然之报，有所谓特厚之恩。当然之报人以为宜得，而或视以为常而无激昂自奋之意，故于人之有超异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于事功也，此则八柄予以驭幸之深意。”

岁终，则令百官府〈（遍敕百官之府）〉各正其治〈（各使之自正其治）〉，受其会〈（受其一岁功德之事）〉，听其政事〈（听其所致以告之政事）〉而诏王废置〈（告于王而废之置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臣按：人君为治之大柄曰庆赏刑罚而已，《周礼》大宰以八则治都鄙，既有曰刑赏以驭其威矣，而又有八柄诏王以驭群臣，内史所掌之法以诏治者亦同焉。所谓爵、赏、予、置、生五者赏之类也，夺、诛、废三者罚之类也，是八者之柄皆掌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杀然后以成天之道，君有庆赏、刑罚然后以成君之道。人君持其柄于上以驭乎下，大臣计其治于下以辅乎上，则纲纪立而主威不至于下移，诛赏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国驭众之大权诚莫有先于此者矣。

《礼记》：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臣按：爵人于朝所以劝君子，士之所共乐也，故于朝，朝者君子之所会也；刑人于市所以惩小人，众之所共恶也，故于市，市者众人之所聚也。以此见人君之刑赏非一人喜怒之私，乃众人好恶之公焉。后世人主往往赐人爵位乃自内降而出，不欲其公庭显谢；人臣有罪或至加以鸩毒，惟恐外闻，此皆非天命、天讨之至公也。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

臣按：刑赏贵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滥也。所谓“宁僭无滥”，与《书》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同。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赏罚当合天下之公论，不可徇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犹恐其蔽于私也，至于国人则其论公矣，然犹必察之者，盖人有同俗而为众所悦者，亦有特立而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亲见其贤否之实，然后从而用舍之，则于贤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矣。然非独以此进退人才，至于用刑亦以此道，盖所谓天命、天讨，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赏罚，固不可不参之于众，既参于众，尤不可不察之于独也。参之于众也详而察之于独也审，则用舍刑赏皆得其当矣。而或不然，听一人之言遽以为贤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赏焉，不复参详致察，此朱熹所谓名曰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也欤。

《通鉴》：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人民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至，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人民贪馁，赵攻鄄子不救，卫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臣按：齐威王之于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于左右之尝誉者；其于即墨大夫也，非惟封之而又及于左右之尝毁者。若威王者，可谓能操赏罚之权而不为左右所惑者矣。后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溺于左右之偏私，轻信其言不复致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者多矣，幸而觉悟，又或置而不复诘问，世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贤人君子恒有摈弃沈郁之患者，此也，其视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汉高祖以项籍将季布数窘辱之，籍灭，购求布急，滕公言于上以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乃还。至来谒，帝以徇军中，曰：“丁公为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人臣无效丁公也。

司马光曰：“高祖网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海内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人，使为臣者人怀二心以侥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已犹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

臣按：高帝之斩丁公、赦季布、封雍齿，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当法者也。

宣帝厉精为治，信赏必罚，见于诏令者有曰“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举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为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赏以为治也，诚有如宣帝诏书之所云者矣。然是诏也乃为胶东相王成劳来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馀口，赐之以关内侯爵而下，抑孰知其所赏者乃伪增户口者邪？不特此也，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弘恭、石显之委任非人，所谓厉精为治、信赏必罚，亦虚言尔！

唐太宗尝谓房玄龄曰：“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尽力以修职业。”

臣按：太宗此言可谓得驭臣之道矣。观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义，用魏徵而忘平日之仇，裴寂货赂公行虽故旧亦行贬斥，萧瑀劾李靖之过乃录其功而赏之，刑赏如是，则臣下孰敢不竭心尽力以修职业哉？然以谶言而诛李君羡，以谮言而杀刘洎，以外戚而封长孙无忌，以受赂而赐长孙顺德，则又不能尽出于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圣人之心未感于物，其体广大而虚明，绝无毫发偏倚，所谓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于物也，则喜怒哀乐之用各随所感而应之，无一不中节者，所谓天下之达道者也。盖自本体而言，如镜之未有所照则虚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则平而已矣；至语其用，则以其至虚而好丑无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轻重不能违其则，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虽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论，则知圣人之于天下，其所以庆赏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论‘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与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虽然，喜而赏者阳也，圣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阴也，圣人之所恶也。是以圣人之心虽曰至虚至平，无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间其所以处之亦不能无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此则圣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虽曰好赏而不能赏无功之士，虽曰恶刑而不敢纵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实苟已晓然而无疑，则虽欲轻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尝不虚不平，而大本之立、达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论。

以上论公赏罚之施

○谨号令之颁

《易·后》卦大象曰：天下有风，后〈（遇也）〉。后〈（人君也）〉以施命诰四方。

程颐曰：“风行天下无所不周，为君后者观其周遍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诰四方也。”

臣按：昔人有言风者天之号令，所以鼓舞万物；命者君之号令，所以鼓舞万民。风自天而下无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实似之。人君尊居九重，与下民本无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则万民争先快睹，莫不鼓舞于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是观之，人君命令之颁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心，其机括之大、转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谨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颐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顺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顺从，上下皆顺重，《巽》之象也。君子体重巽之义，以申复其命令。申，重复也，丁宁之谓也。”

臣按：《巽》之卦象风也，风之吹物无处不入、无物不鼓动，诏令之入人沦于肌肤、浃于骨髓，亦如风之动物也。人君体《巽》之象，顺人心以行事，重复而丁宁之，必须上下皆以为顺而不拂逆人心，然后行之，则德之入人也深而泽之及人也厚矣。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颐曰：“两风相重，随风也。随，相继之义，君子观重巽相继以顺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随与重上下皆顺也。上顺下而出之，下顺上而从之，上下皆顺，重巽之义也。命令、政事顺理，则合民心而民顺从矣。”

臣按：先儒谓巽为风，而风者所以发扬天之号令，风随风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体随风之巽出而发号施令，凡事必申复详审，一再命之然后见之行事，则四方风动，顺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践其言于申命之后。由是观之，人君诏令之出不可不详审于未颁之前，尤不可不践行于既颁之后。审之于前，不可行者则不言也，践之于后，既言之矣则不可不行也。后世之诏惟其失于详审，轻为条款，故既行之后往往杌棿龃龉，有所牵制妨碍而不可行焉。此其诏令所以不见信于臣民，有所颁布人率以虚言视之，国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机败事者多矣。

《涣》：九五，涣汗其大号。

程颐曰：“君臣合德，以刚中正巽顺之道治涣，唯在浃洽于人心则顺从也。当使号令洽于民心，如人身之汗浃于四体，则信服而从矣。如是，则可以济天下之涣。”

朱熹曰：“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能散其号令，则可以济涣而无咎矣。九五巽体有号令之象，汗谓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涣汗其大号，号令当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窍中迸散出来，人君之号令当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远，虽至幽至远之处无不被而及之，亦犹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浃于四体也。”

臣按：人君当人心涣散之时而欲收之，非有大号令不可也。故当涣之时，必有号令之颁如身之出汗，无处而不浃洽，然后可以免咎也。观唐德宗奉天、宋高宗中兴二诏可验矣。

《书·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

吕祖谦曰：“先曰‘周公曰’而复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传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遍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即淮夷之一种）〉屡叛，驱扇者广，今虽平殄，譬诸馀邪遗疾犹或在肺腑间，恐或有时而发也，故涣发大号，历叙天命之功、前代之事、征诛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与闻之，大破群疑，深绝乱根，盖本于是。兵寝刑措者四十馀年，其亦训诰之助欤。”

臣按：后世人臣代传王言盖本诸此。国家不幸而有刑讨征诛之事，在可否之间、涉形似之疑者，必须明白详悉颁布天下，使人心晓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随其罪而加以刑，盖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则群疑释而人心服，乱根永绝而国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谓，言敬汝所主之职，谨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灭一己之私情，则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怀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条于其属亦令也。故成王既训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训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于下，由内而行之于外，必假命令以达之，于其未出之前必须谨审详度，知其必可行而无弊然后出之。既出之后必欲其通行而无碍，不至于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灭私情，然后可行而不反，苟或私胜而公微，则将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怀服也哉？

《诗·大雅·抑》之篇曰：𬣙〈（大也）〉谟〈（谋也）〉定命〈（号令也）〉，远犹〈（图也）〉辰〈（时也）〉告。

朱熹曰：“𬣙谟，大谋也。大谋，谓不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也。定，审定不改易也。远谋，谓不为一时之计而为长久之规也。辰告，谓以时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训于四方也，必广大其谋谟，不为一身而必为天下无终穷之虑；审定其号令，不敢轻易而必为一定不可易之制。于是乎长虑却顾，深思远图，稽其所终所蔽，益之损之，与时宜之，必可为久远之规，然后以时而播告之焉。如此，则夫号令之颁、图惟之事永永无弊，施之于一时者可以为法于百世矣。后世世主浅谋轻举，容易发为号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纵有可行，亦惟可用于一时，不可诒之于久远。于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号令之颁，民视之以为泛常，一旦遇夫仓猝之变，有所补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往往至于不可救药。吁，可不谨哉！

《春秋穀梁传》曰：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违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则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则不足以继天而君非君矣，臣侵君命则不知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继天以出治，恒必兢兢业业，敬以存心，明以烛理，刚以制欲，则臣下知所凛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继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细如丝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转绳之大焉；其初出也仅大如纶而已，及其出而益远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为万方之主，一言一话在人君虽若甚微者，及其施之于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远而见之愈大焉，然则人君号令之颁，其可以不谨哉！

汉贾山言于文帝曰：“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

臣按：司马迁作《史记》，于《文帝纪》凡诏皆称“上曰”而他纪则不然，盖以见文帝之诏皆出于帝之实意也。上以实感，故下以实应，一见其诏书之下，欣欣然相率以听，意必其真有此实惠，然后为此实言也。后世诏书之下率出于词臣之视草、有司之议拟，皆按故事而举之，未必皆出于上心也。是以有其言无其事，有其事无其效，许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许民以欠负不复征而征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于民，民之心不孚于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歉于文帝欤。

光武时天下已定，务用安静，以手迹赐万国者一札下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天下。

唐陆贽从德宗幸奉天，尝奏曰：“今乘舆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德宗从之，故行在诏书始下，虽骄将悍卒莫不挥涕激发。及还京师，李抱真来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时，山东士卒闻书诏之辞无不感泣，思奋臣节，臣知贼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于言，故人君一言之善，虽于深宫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远莫不应之，况以德音之宣布、诏令之颁行于郡国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诚，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观光武勤约之风行于天下、德宗引过之诏感夫士卒可见矣。人君诚能诚实其心，审定其命，择视草之臣，守涣汗之信，则虽蠢愚之夫、骄悍之卒亦无不感动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尽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又《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臣按：太宗此言，则凡号令之颁不但诏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轻出，必委曲审定以为久远之规焉。

宋刘安世言于其君〈（哲宗）〉曰：“臣尝考载籍以推先王之道，虽礼乐刑政号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观人之国者，不视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张，未论其政之醇疵而先审其令之繁简，惟其虑之既臧，发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则坚如金石、信如四时，敷天之下莫不倾耳承听，耸动厌服，此圣人所恃以鼓舞万民之术也。传曰‘令重则君尊’，又曰‘国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谨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变易频数，远不过一二岁，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诏来颁后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求其弊原，盖由讲议未精，思虑未审，人情有所未尽，事理有所未通，或牵于好恶之私，或溺于迎合之说，是非无所辨，取舍无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为之纷更也。方平安无事之时，轻慢多变之如此，缓急有事之际，何以取信于人？伏望深鉴前古之戒，谨为今日之虑，至于法度之废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协谋，博询利病，广揽详择，务当义理，更其所可更则不嫌于违俗，守其所可守则无惮于袭，故庶几政令清简，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于天下国家者，其于命令之颁要当以为鉴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为国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下而已。命令重则其政举，命令轻则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盖以吾君之所以为国者在焉，故《曲礼》序尊敬君命之说为尤详。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化万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动如此。是以圣王兢兢业业不敢忽于出令，审之而勿轻发，守之而勿轻变，使天下致敬而取，则观听不惑，而后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礼》曰“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也。《曲礼》之言为臣而发，范氏之言为君而发，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谨己命之发。命之发也不轻，礼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发，发而人必信之；事不妄举，举而人必从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欤。

以上论谨号令之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