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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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彊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自馀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馀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馀，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馀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馀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略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臣按：昔之忠臣，为国远虑者无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人小}、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馀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䃅、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以上内外之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