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仓山房文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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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

公生明论

或问：“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欤？庸医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国也，引经法古，公矣，而国不治。以是观之，公安能生明欤？

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所谓公，非今之所谓公乎？夫公者，对乎私而言之也。必先知何者谓之私，然后知何者谓之公。所谓私者，非货利而已也。自贤自智，强不知以为知，私矣；矫俗矜廉，避嫌好胜，私矣；喜功名之己出，惧他人之我先，私矣；气质之粗，学术之偏，私矣。私即不公，不公则不明。货利之私，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于明也浅；意见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于明也深。彼无私者，非圣人耶？然而圣人不自知其无私，故迩言必察，昌言则拜，舍己从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即公也。既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谘于人，不询于众，悻悻然惟所欲为。其自以为无私之心，即私也。既私矣，又焉得明？

天下林林而生，总总而群。先王所以设君相而治焉者，虑其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爱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与先王何与？而为之立政设教，以求其亲爱，则先王之公也。《周官》论刑曰：议亲议贵。孔子于贤曰“举尔所知”，于亲曰“父为子隐”。《诗》曰“迁其私人”，曰“言私其？”。古之圣人不自讳其私，又惴惴焉若惧人之忘其私，而为之代遂其私。呜呼，何其公也！惟其无有己之见存，而万事万物无不文理密察，以措之于至当。公之所至，明自生焉。

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于刻，何欤？曰：刻，非明也，即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当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当明也。当明与不当明，亦了然易晓矣。而尚且懵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则照，不容其光则不照也。若夫萤火鬼磷、粪溷中犹营营然照之尔。《大学》曰：“在止于至善。”明乎所当止之处，故曰明。彼贸贸然抉摘不已者，是不如止于丘隅之黄鸟也。固禽兽之不若也，而得谓之明乎？

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小忠者，不大诈。故愦愦之昏浅，而察察之昏深。见于一偏之明小，而揽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宽，可以严，可以生，可以杀，惟其当耳。当，斯公矣。然则谓“明生公”也可。

佛者九流之一家论

韩子辟佛太迂，白傅佞佛大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谦之乎？谦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尽天下之民，于是阴阳、星巫、佛老诸家兴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赘疣，如人家之有羸仆、有惰游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灸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

然予以为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备攻者无所不至，而所以自卫与诱人者，亦无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财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种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说则托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淫矣。且虑其坐而食则病，乃礼拜以劳之；死而焚则熄，乃塔庙以神之；无子孙则绝，乃招徒众以续之；取于人而自利则术破，乃为祈为祷，以利益之；城市居则亵，乃踞名山胜境以崇耀之。曼衍其书，一波穷一波又起，故聪明者悦焉；含宏其教，元恶大憝，立可忏免，故下愚者悦焉。嘻！使佛而果自信其说，则饮食男女可也，旌别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绌，广招滥受，而为是汶汶者哉？

彼九流者，其诞与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财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与佛常存者，何也？则以无业之民，非此不养，与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祸福之说动人，亦与佛同故也。夫吉凶祸福，无人而不动心者也。因人所易动者动之，乘其虚，丐其馀，裒多益寡，以暗辅井田封建之穷，以补《周官》闲民之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周、孔复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独去佛？

若夫吉凶祸福，命也；不因吉凶祸福而为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之说，是何造诣，而谓常人能之乎？韩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为所见皆出高谦之下矣。

刘后主可比齐桓论

李密谓后主可比齐桓，人疑其阿旧君。余谓非阿也。人君之道无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无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贤足用，后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则用伊尹即为汤，用太公即为文王矣，何区区之齐桓而震之？先主殁后，不闻后主下一诏行一事，一则曰“丞相”，再则曰“丞相”。以为形迹无可疑乎？则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汉宣之芒刺，此其时也。以为时事不足疑乎？则街亭一败，陈仓再遁，魏之君臣，岂无反间之纵，廉颇之失亡，此其时也。居可疑之时，操独信之识，虽先主家法，孔明忠诚，有以致之，而要非后主之贤不及此。

且吾以为后主不特比齐桓，且胜齐桓。齐桓多内宠，管仲不能裁；后主妃嫔之数，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劝除易牙、竖刁、开方，桓公不能从；孔明死，劝用蒋琬、费、董允，后主能从之。其不颠覆典刑也，贤于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贤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也，贤同孟庄子。呜呼！使后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辅之，致太平，兴礼乐，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诸贤短命，独劝降之谯周老而不死，岂非天哉！

且世之称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称孔明者疑若聪强廉悍，目无朋辈者矣；不知孔明之贤，即后主之贤也。其贤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马谡一用而败，似乎孔明非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尧不以一鲧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谡之故而疑诸贤。观其推云长，奖马超，拜许靖之虚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简雍之倨床，听子龙之还绢，纵法正之报恩怨，泣杨颙之谏辛勤，交元直而求启诲，平交州而问得失，勤勤恳恳，乐取于人。孟子所谓“好善优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谓“断断猗无他技”者是也。后之人误褒孔明而妄讥后主，宜其不知为政欤！

荆轲书盗论

《纲目》荆轲书盗，仿《春秋》之书齐豹也，误矣。豹为卫司寇，艰难其身，以险危大人，故曰盗。荆轲非秦臣也，为天下除虎狼，其见大处，远过豫让，非豹比也。

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纣之亡天下也。亡桀、纣，亡独夫也。为独夫报仇者，顽民也。周积德累仁，千有馀年，子孙衰弱，无暴虐之迹，不过尾大不掉，以亡于强秦。而秦反有桀、纣之暴，以灭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义论之，凡为周之臣民者，复仇而义；为六国之臣民者，复仇而义。彼荆轲者，独非周之遗民乎？虽无燕太子，轲诚勇士，亦宜行也。呜呼！

轲之刺秦王，岂真以燕太子饮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试哉？轲虽下愚，自待如蝼蚁，亦不应以区区之恩为之死也。盖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怜六国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连之达，张良之智，田光之深沉，樊将军之慷慨，高渐离之穷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东海而甘心者也。轲与田光、樊将军、高渐离交最善，其畜此志也久矣，不过少督亢图与匕首耳。

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谓顺正以行其义也。当六国尽亡，秦兵旦暮渡易水之时，而责以行仁义，张三军，此凶年劝食肉糜之说也。假使药囊不至，武阳不惊，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轲一身当之。扶苏尚幼，秦大将擅兵于外，其时张良、田横、魏豹之徒，必有环视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历数必归于秦，而召公之血食终于就斩，岂轲与丹之心哉？

且轲固非暴虎冯河者也。待客与俱，何尝非“临事而惧”之意？而丹临孤城待尽之时，劳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国势仓皇，既少同心，又惧漏泄，故轲不能将己意达之于丹，丹又危且怯，计无再复，而遂为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万死不顾生之计，图存社稷。君子读史至此，将涕泣哀伤之不暇，而反加以“盗贼”之名，此又丹与轲所不料于千秋万世之后者也。

或曰：然则张良之击，与轲同乎？曰：张良之击，报于事后也；轲之刺，救于事前也。轲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轲更贤于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义而尊之；见轲败丹斩，贱而贬之。论成败不论是非，穴捍不见，可谓之《春秋》法耶？

驳侯朝宗《于谦论》

侯氏曰：于谦非社稷臣也，故不谏易储。袁子曰：于谦社稷臣也，故不谏易储。侯氏欲论于谦，先读《孟子》。《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为容悦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统，正统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则彼正统者，固得罪于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谓甚轻者也。其君轻，则君之子更轻。当其时，正统既弃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弃城，将弃军，遗敌之擒，而侥幸返国，幸矣。复欲偿其官，荫其子孙，此何理也？

晋惠公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复得。”唐肃宗即位灵武，明皇西归，唐贤如颜平原、郭汾阳无请上皇复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棋，可朝暮易也。若论太子之当废不当废，先当论景泰之当让不当让。景泰不当让，则太子非天子之子，废可也；景泰当让，则群臣当争之于上皇返跸之年，不当争之于景泰易储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尝践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号矣。就使卫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责备贤者，以之责景泰可也，责于谦不可也。

夫谦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为容悦者也”。但愿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愿其君有谦让之小节。金英，妇寺之忠，争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谲谏，亦不加罪。在谦，固闻之矣。就使博一谏名，未必遽干帝怒。谦诚迂儒，宜谏；谦诚巧士，亦宜谏。以谦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见者大，而用心纯故也。谦见杀时，徐？等诬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争，谦不辨。人以为于公必无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谓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废太子见深，立太子见济，未逾年，见济亦亡。当是时，储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犹存。谦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启景泰为社稷计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择藩王之贤者而立之。君臣鱼水，所论事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闻锺鼓声，疑曰：“是于谦耶？”以谦之忠，帝岂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谦之心，惓惓于社稷之不可无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则景泰无子，襄王世子果贤于上皇，果贤于上皇之子，则迎立之谋，并不必为谦讳也。谦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

吾又尝读《宋史》而叹明之不亡，非谦之贤，实景泰之贤也。宋南渡时，有相如李纲，将如宗、岳而不能用，终于二圣不归。景泰用一于谦，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复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国门。及再窃大位，而反戮其勋臣，革其年号，呜呼冤矣！然而公论卒难泯没，故成化为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王？州亦当时臣子，而深不以易储为非。侯朝宗隔二百年始生异议，魏叔子从而附和之，此非持论之苛，由其学识之小故欤！

书后

或难曰：“子以社稷为重，然则死建文者非与？”曰：一则社稷有人而夺之，篡也；一则社稷无人而守之，礼也。景泰得国，岂永乐比哉？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谓公之不谏，以身握兵权，恐谏则景泰将忌公而转戕太子故也。所见亦高，然鄙意以为委曲以取大臣之心，不如直捷以论大臣之道。

魏徵论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贤臣也。征以谏得名，而所谏不得与古谏臣比。古之谏臣，婉谏与直谏不同，受赏与受诛又不同，要在问其心而已。其心纯，虽好货好色，孟子亲劝其君，而为君子。其心杂，虽攻击上身，谷永日谏其君，而为小人。魏徵之谏，魏徵之心何如乎？

太宗锐意太平，颇事粉饰。名言谠论，史不绝书。纵囚吞蝗之事，靡所不为。其不肯杀谏臣以自累也明矣。当其谏也，太宗有故纵魏徵之心，魏徵有挟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诱征，而博纳谏之名。征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谏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笼络以成名也，曷足贵也？使太宗有纳谏之实，征有忠谏之心，则太宗不应贰过，征谏而不听亦当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惮烦乎？征临卒以谏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盖至此而君臣争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谏草何与乎史官？而付谏草，又何损于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具簪珥以贺，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杀征，杀可也，何必退而诅咒，如儿女子然？盖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贤。此太宗诈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征望昭陵，曰：“臣以为献陵耳”。太宗臂鹞，征奏事故迟，鹞死怀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当念亡后、玩禽鸟，谏可也，何必佯为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于友者，而竟施于君。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动人之传闻。此魏徵诈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纳元吉妃，杀张蕴古、卢祖尚，较望陵、臂鹞二事，过孰重焉？而征既无谏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盖征固才智士也，知其说之可以行，即不行亦无害，则谏；知其说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则不谏。其事太子建成时，屡劝杀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征之才智，岂不知以吴泰伯劝建成，亦岂不知以修身睦弟劝建成？而忍为此羽父、华督之计者，征盖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谏故也。其谏太宗之心，即其谏建成之心而已矣。

征曾为李密官，为窦建德官，再为建成官，终乃为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称者也，谥之曰“贞”，愧矣！

鲁肃论

孙权以荆州资刘备，肃劝之；荆州不还，权深为肃病。或曰：“肃心不忘汉，故资蛟龙以云雨。”或曰：“是肃之失计。公瑾在，必不为此。”是二说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计而熟筹夫当日之形势者也。

肃果忠于汉，则去孙归刘可矣，何必怀二心以事君？若以为失计，则当日之深于为吴而得计者，莫如肃；浅于为吴而失计者，莫如吕蒙、陆逊。惜乎孙权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国时，最强者操耳。赤壁之战，权能独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刘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权能兼取蜀以立乎？抑终不免于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谋蜀也，先结孙权而后攻魏；鲁肃之谋吴也，先结刘备而后攻魏。魏可灭，操可诛，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灭，操未可诛，而唇齿已固，外难不侵，大丈夫将三分鼎足，南面而称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节一朝，局促如辕下驹哉？英雄所见，大抵同也。惟孙权见不及此，然后袭取荆州，通和于魏，而从此称臣质子无虚日矣。亦惟昭烈见不及此，然后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称兵，一败呕血矣。

不特此也，曹操据形胜之地，拥百万之众，又得孙权为之外应，宜若无所却顾者。然赵俨襄阳之役，不肯穷追关公，劝留之为权害。操深然其说。权请擒关自效，操发露其奏，射以示关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强，犹欲学战国两利而俱存之说，使自树其敌。而以区区之吴，乃欲外绝蜀援，孤军当操，不已悖乎？力不能当操，势不得不称臣。既称臣，势不得不纳贡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诡词阿谀而阴为反复。邢贞一匹夫耳，敢于称诏倨傲，坐车自若，而权以江东两世之王业，至于俯首都亭，群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伤心于地下，而鲁肃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偿其辱否？

肃之言曰：“宜相辅协，与之同仇。”曰：“总括九州，先成帝业。”权虽有负此言，然黄初以后，魏好不继，蜀使仍通，事到无可奈何，终不出肃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魏国，窃尊号于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终，合肥之号令不远。自埋自蝵，形同狐鼠。不用良谋，只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偕虢亡，韩、魏肘而智伯灭。陈涉不听张耳、陈馀，立六国后以败；马超受曹公反间，离韩遂以败。权不能效韩、魏、张、陈之谋，而甘心于虞公、陈涉、马超之下，误矣！且权绝蜀好之后，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关公之怨伐吴，吴求救于魏，刘晔劝袭之，赖魏主不从以免。出兵后，魏伪助讨备，仍欲袭之，赖陆逊收兵以免。及至锺会伐蜀，吴不力救，遂致两亡。此皆日后之明验也。

然则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无人乎？曰：史称曹操方作书，闻权以荆州资刘备，不觉笔落于手。夫荆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与一家，与操何与？而乃骇然震惊者，正恐鲁肃之计行，两雄相倚，而天下难争故也。呜呼，操之才所以终出孙、刘上哉！

高帝论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锋，锋即兵也。合时与势，而锋出焉。败国之气，累世不复；胜国之兵，所向无敌。兵之胜败，锋之利钝实使之。项羽以轻用其锋，而计失于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锋，而计失于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项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误于史称规模宏远，而不熟计夫当日之时势也。

时莫利于相良、平，将彭、韩，势莫利于诛秦灭项。平城置酒高会，自取败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弱于前，而欲子孙振于后，吾知其难也。尝谓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为子孙谋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尽，何也？当是时，使高祖下诏曰：“朕有积怨深怒于匈奴，诸公辅朕平天下，共安辑之，与诸公约，王齐王楚，世世享之。”遣韩信数千出酒泉，彭越数千出上党，鲸布数千出张掖。其士马皆百练之馀，其器械皆摧坚之旧，其父老习闻兵而不为怪，其将校玩于兵而无所苦。冒顿虽强，不如项籍；其将虽强，不如龙且。诸将或分或合，或击或守，逞其诛秦灭项之馀威，不数年而坐见匈奴之弱矣。说者谓冒顿狡狯，难与争锋。夫楚、汉方拒荥阳，中原无帝，彼以精骑长驱而进，谁敢禁之？徒恣睢于外地，其无能为可知。或谓匈奴地远厄塞，非秦、项比。不知武帝时卫青、霍去病才出韩、彭下，尚能浮西河，绝大漠，封狼居胥以还。其不难深入，又可知。

且夫功臣之不善终，亦高祖有以启之耳。诸臣既已列土为王，精兵奇策，无所复用，血气方刚，人人皆欲帝制自为。使当日者英雄疲老消磨于沙漠之场，遣腹心如良、平者监其军，高祖拥全兵而坐制关中，诸臣既欲立功，且释疑惧，谁敢结党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以弹鸟折，狗以逐兔死，其与杀之醢之，亦迥殊矣！服强胡而开国，东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于汉。其为子孙计不远且大哉！文帝之卑辞厚币，武帝之黩武穷兵，皆高祖不用其锋之过也。

晋郭钦请及平吴之威，徙边郡内戎于杂地。晋主不从，启五胡之乱。刘裕克关中，急图篡事，旋即弃归，致子孙受索虏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丽，厥后回纥且来助顺。宋艺祖欲复幽、燕，有志未成，子孙浸弱。此皆后世开国之明验也。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高祖纵欲与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边，待其至而与之战。何至听齐虏之言，以女乞和！为天子不能庇一儿女，以付虎狼，又乞儿女之灵，以安天下，何其悲也！使单于据天下，岂少乃女乎？且项王得太公不能为质，匈奴应闻之矣，则又何有于公主？始则谈笑而弃父于鼎镬，终则涕泣而弃女于绝域，失天性之恩，纳外夷之侮，暮气至矣，悖莫甚焉！厥后匈奴贻书吕后，备极丑诋，盖已视高祖为齐景公也。

然则季布谏伐之言非乎？曰：今有远行者，足疲勿辍，数十里尚可致；息以坐，则肉腾筋颤，难举趾矣。不于高祖用兵之日，一劳永逸，乃于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复燃。观衅而动，布诚老将言也。唯十万横行之说，不斩樊哙而斩娄敬，庶可以谢天下哉！

此与《郭巨论》同作，年甫十四，受知于杨文叔先生。虽于事理未协，而笔情颇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记。

宋论

宋之病，不病于小人，而病于君子；不病于君子之少，而病于君子之多；不病于君子之私，而病于君子之公。

《易》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三代、汉、唐惟有君子为朋，专攻小人，常惧不胜；未有君子与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于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见杂出，而各自以为是。其自信太坚，故躬自薄而厚责于人；其居心太公，故厚于责君子而薄于责小人。夫国事丛丛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孑孑然，非独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非其类者，锄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期有济于吾君吾百姓，而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辞。当其时，岂无意见学术与吾为异者乎？要在审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从耳。又岂无仇怨之积，怙权之讥，侧目于其侧者乎？要在“除君之恶，惟力是视”，而不顾其后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则不然。以相争为公，以乞退为高，以责备贤者为《春秋》法，以释有罪为“犯而不校”。是故欧公攻狄青，唐介攻彦博，伊川、东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诛丁谓，杨亿救之；太后欲窜蔡确，范纯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则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犹虑人主狃而不察，况自相淆混，反眼如不相识，而欲人主能识之乎？

孔子曰：“吾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盖不于恶之之严，不足以见好之之切。刘向曰：“月虽暗，明于星之光；君子虽非，贤于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应之。富公欲诛高仲谋，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后吾辈亦不免。”富公自河北归，中夜旁皇，叹曰：“希文真圣人也。”夫希文为宰相，刑赏天下，惟其当耳，不应为日后吾辈计。富公识深力定，亦不应怵于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当宣仁时，司马当国，熙、丰小人，眈眈虎视，乘间欲发，形迹已露。诸君子不以此时联《同人》之欢，行《？》之决，而乃洛、蜀互争，代人自攻，过矣！其进调停之说者，又知调停小人，而不知调停君子，何也？今有乡民掩庐，盗贼环伺，其家不磨刃外向，而惟闻夫妻反目，父子责善，盗贼闻之，宁不大快！

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颇不悦，蔺相如下之。萧、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术而相荐。唐玄宗将幸洛阳，太庙灾，宋璟奏天灾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庙乃苻坚旧材，故坏，无害于行。”璟遂无言。以璟之刚，知崇之谀而不复争者，不肯以小妨大，而伤贤者之心，为国故也。宋则不然。臣争于朝而洛、蜀分，儒争于野而朱、陆分。欲国无亡，得乎？

郭巨论

吾闻养体之谓孝，养志之谓孝，百行不亏之谓孝。巨，孝人也，即慈父也，即廉士也。儿可埋，金可取耶？不能养，何生儿？既生儿，何杀儿？以儿夺母食故埋，似母爱儿也，以爱及爱，见请所与者矣，见抚杯蒱者矣。杀所爱以食之，是以犬马养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拟以埋闻，母弗禁。似母勿爱儿也，以恶名怼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儿者，宁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绝之也。杀子则逆，取金则贪，以金饰名则诈，乌乎孝？

虽然，仅折其理，未发其术也。为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伪携儿掘，骇于众曰：“金也，金也，天哀予孝，故馀畀云尔。”蚩蚩者见其金则惊，临以天则又惊，相与传其孝不衰。不然，禁儿食可也，弃若儿可也，鬻之以济母食可也，杀之亦无不可也。而埋则何说？

设当日者巨不生儿，无可埋；巨多儿不胜其埋，则奈何？使巨见金，挥锄不顾，如管宁然，则奈何？或掩其处，别掘之，以卜天心，则又奈何？韩愈书《鄠人对》以其剔股欲腰诸市。若巨者，其尤出鄠人上哉！

张巡杀妾论

张巡可谓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训也；杀妾，非训也。孟子曰：“兽相食，且人恶之。”又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孟之言，以为有民而后有社稷，民秉三纲五常之性，宁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兽也。睢阳危急，是去食时也；食去民死，率其妾而死之，礼也。纵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并食其妾，是朱粲、赵思绾之为，非忠臣训也。臣事君，犹子事父也。父饿且死，杀子孙以奉之，非孝也。

或谓巡之杀妾，激军心也。然军人食之，不足济一日之穷；敌人闻之，适足为急攻之计。或谓巡之杀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则爵为上公，妾无罪而形同犬彘，于心不安。请于朝而旌之，于事无济。乐羊食子，吴起杀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则一也。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杀一不辜而号忠臣，君子为之乎？

然则邓攸之抱从子而弃子，亦非欤？曰：子与侄，天性也。济则并生，不济则并死。废一不可，理之经也。至于两尽，事之穷也。吴吾粲与魏战，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将覆，船人以戈撞击。粲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嘻！此言也，足以证巡与攸之过矣。

杀妾飨军，按《三国志》臧洪已为之，不自巡始也。巡得重名，故论之。后见《池北偶谈》载巡妾报冤事。《抚青杂志》载巡显灵见何兼资，解说妾系自缢非杀云云。稗史言虽不经，然足证人心之所同。自记。

徐有功论

生人，仁也；杀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于杀人。何哉？杀人者，侃侃类公，纵乖于理，君上无所疑焉。生人者，迹类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己先不免。非勇过贲、育，其孰能之！余读《唐书》至《徐有功传》，而不觉涕之淫淫也。

当武后朝，酷吏偾兴，独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称有功宽厚长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与武后争，下与酷吏挤，屡滨于死而不惧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圣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为天下臣民设也。诚恐后世为人君者，宽则弛，严则滥，惟予言而莫违，故设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与天子争。奈天下之为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则亦有法如无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见刚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

虽然，有功岂果纵朝廷法，以失出为名誉哉？昔徐邈在魏武时，人称为通。及在凉州，人称为介。或以问毛玠。玠曰：“当魏武时，人皆毁车服以崇俭，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为通。今士大夫风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为介。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当武后时，贤如魏元忠、薛季厓，俱以严见惮，而有功独多平反。然则史称其多失出也，非真失出也。举世失入，则有功以失出闻矣。犹之举世尚通，则徐公以介称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与入也。

且夫君子之救时也，不可守其经而不达其变也。孔明当刘璋后，治尚严；有功当武后时，治尚宽。此因时而变者也。崔郾治鄂则宽，治陕则严。此因地而变者也。古之君子以矫时救俗为达变，后之君子以随时徇俗为达变。使有功生于梁武之朝，以面为牺牲，杀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兴、来俊臣辈俱能转而为之。而此时之引律固争必以杀人为事者，安知非有功耶？虽然，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见为后所挟持，必不能霁威屈己，屡踬屡起。惟其杀人不忧，赦之不喜，后虽鸷毒，天性感动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从其请。向之所喜酷吏，诛杀殆尽，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寿终。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呜呼！世之为大臣而司法律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