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钞/08

庐陵文钞
卷八　状
作者：欧阳修　宋

卷八·状

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

右臣近有奏论，今后军国大事不须秘密，请集百官廷议。近闻元昊再遣使人将至阙下，和之与否，决在此行。窃计庙谋，合思成算，臣谓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系之。今公卿、士大夫爱君忧国者，人人各为陛下深思极虑，惟恐庙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奸谋，众口纷纷，各有论议。

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

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无纾患之实。

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盖虑才和之后，便忘发愤，因循弛废，为患转深。

一曰纵使元昊复臣，西边减费，不弛武备，不忘后图，然犹有大可忧者，北戎将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有邀求，遂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臣忝为耳目之官，见国有大事，旁采外论，所闻如此异同，然大抵皆谓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议云何？

臣见汉唐故事、大事必须廷议。盖以朝廷示广大，不欲自狭；谋臣思公共，不敢自强。故举事多臧，众口皆服。伏思国家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初欲隐藏护惜，不使人知，及其处置乖违，岂能掩蔽？臣谓莫若采大公之议，收众善之谋，待其都无所长，自用庙谋未晚。其元昊请和一事，伏乞于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议。臣只自朝夕以来，诸处询访，已闻众说如此。若使并集于廷，各陈所见，必有长策，以裨万一。谨具状。

论西贼议和利害状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来，窃闻朝议不许贼称吾祖，必欲令其称臣，然后许和。此乃国家大计，庙堂得策。盖由陛下至圣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虑向去之忧，断自宸衷，决定大议。然数日来，风闻颇有无识之人妄陈愚见，不思远患，欲急就和。臣虽知必不能上惑圣聪，然亦虑万一少生疑沮，则必坏已成之计。臣职在言责，理合辨明。

伏自西贼请和以来，众议颇有异同，多谓朝廷若许贼不称臣，则虑北戎别索中国名分，此诚大患。然臣犹谓纵使贼肯称臣，则北戎尚有邀功责报之患，是臣与不臣，皆有后害。如不得已，则臣而通好犹胜不臣，然于后患不免也。此有识之士，忧国之人，所以不愿急和者也。

今若不许通和，不过惧贼来寇耳。且数年西兵遭贼而败，非是贼能善战，盖由我自缪谋。今如遣范仲淹处置边防，稍不失所，贼之胜负尚未可知。以彼骄兵，当吾整旅，使我因而获胜，则善不可加。但得两不相伤，亦已挫贼锐气。纵仲淹不幸小败，亦所失不至如前后之缪谋，是比于通和之后别有大患，则所损犹少。此善算之士、见远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惧未和也。

臣谓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无识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曰陕西之民欲急和。

自用兵以来，居庙堂者劳于斡运，在边鄙者劳于戎事，若有避此勤劳，苟欲陛下屈节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此臣所谓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此臣所谓无识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兴以来，陛下忧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后，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政，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大抵古今人主忧勤，小人所不愿也，此臣所谓奸邪之人欲急和也。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谓贼来常败，此臣所谓懦将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听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其馀一切小人无识之论，伏望圣慈绝而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则社稷之福也。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言西边事宜第一状

右臣伏见谅祚狂僭，衅隙已多，不越岁年，必为边患。臣本庸暗，不达时机，辄以外料敌情，内量事势，鉴往年已验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谋。虽兵不先言，俟见形而应变；然坐而制胜，亦大计之可图。谨具条陈，庶裨万一。

臣所谓外料敌情者，谅祚世有夏州，自彝兴、克睿以前，止于一镇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时，继捧、继迁始为边患，其后遂陷灵、盐，尽有朔方之地。盖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馀年，既不能剪灭，遂务招怀。适会继迁为潘罗支所杀，其子德明乃议归款，而我惟以恩信，复其王封，岁时俸赐，极于优厚。德明既无南顾之忧，而其子元昊亦壮，遂并力西攻回纥，拓地千馀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复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虚民弊，如此数年。元昊知我有厌兵之患，遂复议和。而国家待之，恩礼又异于前矣，号为国主，仅得其称臣，岁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时，半于契丹之数。今者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作为。盖继迁之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此臣窃料敌情在于如此也。

夫所谓内量事势者，盖以庆历用兵之时，视方今御边之备，较彼我虚实强弱，以见胜败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虏于澶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元昊复叛，盖三十馀年矣。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而元昊勇鸷桀黠之虏也，其包畜奸谋欲窥中国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为虑，待其谋成兵具，一旦反书来上，然后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仓惶，所以用兵之初，有败而无胜也。既而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耻，复与之和，此庆历之事尔。

今则不然。方今甲兵虽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垒粗尝完缉，不若往年之隳颓也。土兵蕃落增添训练，不若往年寡弱之骄军也。大小将校曾经战阵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随之徒绮纨子弟也。一二执政之臣皆当时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时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方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不类往年，而谅祚狂童不及元昊远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觉，可以早为之备。苟其不叛则已，若其果叛，未必不为中国利也。臣谓可因此时，雪前耻，收后功，但顾人谋如何尔。若上凭陛下神威睿算，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最下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此臣窃量事势，谓或如此。

臣所谓鉴往年已验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数，臣请言其大者。夫夷狄变诈，兵交阵合，彼佯败以为诱，我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为其所邀，或进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兵败之戒，今明习兵战者，亦能知之。此虽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谓大计之缪者，攻守之策皆失尔。臣视庆历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一千馀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馀，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谓攻守皆无策者，往年已验之失也。

臣所谓今日可用之谋者，在定出攻之计尔，必用先起制人之术，乃可以取胜也。盖列兵分地而守，敌得时出而挠于其间，使我处处为备，常如敌至，师老粮匮，我劳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也。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则我当先为出攻之计，使彼疲于守御，则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为大举。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拒，彼集于东，则别出其西。我归彼散，则我复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国之众，聚散奔走，无时暂停，则无不困之虏矣。此臣所谓方今可用之谋也。

盖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尝五路出攻矣。当时将相，为谋不密，盖欲攻黠虏方强之国，不先以谋困之，而直为一战必取之计，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难事也。故谋既审矣，则其发也必果，故能动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险易，道里之迂直，蕃汉兵马之强弱，骑军、步卒、长兵、短兵之所利，与夫左右前后，一出一入，开阖变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势，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抚，遍见诸将，与熟图之，以先定大计。凡山川、道里、蕃汉、步骑、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图上方略。其馀不可先言，付之将率，使其见形应变，因敌制胜。至于谅祚之所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骄其心，亦少缓其事，以待吾之为备。而且严戒五路，训兵选将，利器甲，畜资粮，常具军行之计。待其反书朝奏，则王师暮出，以骇其心，而夺其气，使其支吾不暇，则胜势在我矣。往年议者，亦欲招辑横山蕃部，谋取山界之地。然臣谓必欲招之，亦须先藉胜捷之威，使其知中国之强，则方肯来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尔。然臣足未尝践边陲，目未尝识战阵，以一儒生偏见之言，诚知未可必用。直以方当陛下劳心西事、广询众议之时，思竭愚虑，备刍荛之一说尔。

论契丹侵地界状

右臣伏见北虏近于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汤则，侵过银坊、冶谷地界等事。窃闻朝廷至今未有分明严切指挥，令边臣以理争辨。窃料朝廷之意，必谓争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虑过而计之失也。

夫虏性贪狠，知足无时，欺弱畏强，难示以怯。今杜之于早而力为拒绝，犹恐不能；若纵之不争而诱其来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馀处皆可行兵，其险要所扼，在于军城、银坊等路，为彼夺据而不争，则北寨、王柳等口，渐更来侵，岂能争矣？是则西山险要，尽为彼夺。一日使虏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虏之西平陆而来，以奇兵自飞狐出西山诸口而下，则我腹背受敌之患，不知何以御之？此盖兵法必争之地也。且与人为邻敌，而自弃险要，任彼夺据而不争，虽使我弱彼强，尚须勉强。何况势均力敌，又违誓约，而彼曲我直乎？

臣谓朝廷所以然者，盖由未察虏中强弱之形，而不得其情伪之实也。

臣又见朝廷常有惧虏之色，而无忧虏之心。夫忧之与惧，名近而意殊。忧者，深思极虑而不敢暂忘；惧者，临事惶惑而莫知所措。

今边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机者，惧虏之意过深也。若能察其强弱之形，得其情伪之实，则今日之事诚不足惧，而将来之患深有可忧。奈何不忧其深可忧，而反惧其不足惧！且戎虏虽以战射为国，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与中国通和之后，未尝躬战阵，遭敌，谋臣旧将，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贯宁者，无三两人。宁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杰者，所以君臣计事，动多不臧。当初对梁适遣使河西，使与中国通好，及议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国厚利，乃与元昊争夹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战累败，亡人失马，国内疮痍，诛敛山前，汉人怨怒。往时虏杀汉人者罚，汉人杀虏者死，近闻反此二法，欲悦汉人，汉人未能收其心，而虏人亦已怒矣。又闻今春女真、渤海之类，所在离叛攻劫，近才稍定。方且招辑败亡，修完器甲，内恐国中之复叛，外有西夏之为虞，心自怀疑，忧我乘虚而北袭。故于界上勉强虚张，囚我巡兵，侵我地界。盖其实弱而示强者，用兵之诡计。故臣谓苟能察其强弱，知其情伪，则无不争之理，何必惧其不足惧哉！

自国家困于西鄙用兵，常虑北戎合谋，乘隙而动。及见二虏相失而交攻，议者皆云中国之福。夫幸其相攻为我之福，则不幸使其解仇而复合，岂不为我祸乎？臣谓北虏昨所以败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骤战而逢敌耳。闻其自败衄以来，君臣恐惧，日夜谋议，通招丁口，扌柬募甲兵，处处开教阅之场，家家括粮马之数。以其天姿骁劲之俗，加以日夜训练之勤，则其强难敌矣。今虏国虽未有人，然大抵为国者久无事则人难见，因用兵则将自出。使其交战既频，而谋臣猛将争能并出，则是夹山一败，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变骄心而为愤志，化惰卒而为劲兵，因屡战而得骁将。此乃北虏之福，非中国之福也。此臣所谓将来之患者也。

然二虏势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间不能相并，则必复合。使北虏驱新励之强兵，无西人之后害，而南向以窥河北，则又将来之患大者也。臣虽不知朝廷顾河北为如何，但于本路之事，以今年较去年，则亦可见。去年以前，河北官吏无大小，皆得举材而择能，急于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计故也。

自今春已来，差除渐循旧弊，凡干敏之吏熟于北方事者，举留奏乞，百不一从。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劝而殆，亦足见朝廷不忧河北之事办否也。

至如废缘边久任之制而徙刘贻孙，以王世文当冀州，李中吉当广信，王中庸当保州，刘忠顺当邢州，如此数人，于闲慢州军尚忧败政，况于边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为忧，则又怯惧如此；既曰惧矣，则于用人之际又若忽而不忧，此臣之所未谕也。臣闻敌人侵我冶谷，虽立寨屋三十馀间，然尚迟延，未敢便贮兵甲，更伺我意紧慢。若不及早毁拆而少缓纵之，使其以兵守之，则尤难争矣，此旦夕之间不可失也。

至于汤则，亦闻囚而未敢杀，此亦不可不争。臣愿陛下但以将来之患为忧，不忘此事，用人之际，革去旧例而惟材是择，勿听小人之缪谋，勿于忠良而疑贰，使得上下毕力，庶几渐成御备。

至于目今小事，未销过自怯惧。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则议者以为太过；言不激切，则听者或未动心。此自古以为难也。况未形之事，虽曰必然，而敢冀尽信乎？伏望陛下留意听纳，不以人废言，则庶竭愚瞽，少裨万一。谨具状奏闻。

论刘三嘏事状

臣伏见契丹宣徽使刘三嘏挈其爱妾儿女等七口，向化南归，见在广信军听候朝旨。窃虑朝廷只依常式，投来人等，依例约回不纳。国家大患，无如契丹，自四五十年来，智士谋臣昼思夜算，未能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与吾时，使其上下乖离，而亲贵臣忽来归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窃虑忧国之臣，过有思虑，以为纳之别恐引惹。臣请略陈纳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圣慈裁择其可。

往年山遇舍元昊而归朝，边臣为国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尽诛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纳，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绝西人归化之路，坚其事贼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怀元昊，而终至叛逆，几困天下。是拒而不纳，未足存信，而反与贼坚人心，此已验之效也。其后朝廷悟其失计，归罪郭劝，悔已难追矣。此事不远，可为鉴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纳一也。

三嘏是契丹贵臣，秉节钺，兼宣徽，可谓至亲且贵矣。一旦君臣离心，走而归我，是彼国中大丑之事，必须掩讳，不欲人闻，必不敢明言求之于我。此其可纳二也。

况彼来投，又无追者相继，既绝踪迹，别无明验，虽欲索之于我，难以为辞。此其可纳三也。

三嘏既彼之贵臣，彼国之事无不与知，今既南来，而彼之动静虚实我尽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惧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于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嘏果在中国，则三四十年之间，卒无南向之患。此又纳之大利，其可纳四也。彼既穷来归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祸，则幽燕之间，四五十年来，心欲南向之人尽绝其归路，而坚其事狄之心，思为三嘏报仇于中国，又终不能固契丹之信。此为误计，其失尤多。且三嘏在中国，则契丹必尽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国离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借藉幽燕，使其尽疑幽燕之人，则可无南寇之患。此又可纳大利五也。

古语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几也。其刘三嘏，伏望速降密旨与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阙。惟乞决于睿断，不惑群言。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