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村集 (梁得中)/卷五

德村先生集
卷五
作者：梁得中
1806年

杂著

送安进士归乡序

余与安兄居十有馀年矣。安兄气和以淳，志正以雅。处日用之恒，乐易敦柔，表里辉暎，居同列之群，悫论忠告，交道甚直，盖君子之恺悌也。而余则气昏而钝，性又狷狭，刚柔不常，造次爽宜，方求正于兄，袭和于兄，就有道而考厥中焉。虽其更攻互磨，兄玉我石，而求其志意之所趋，则盖未尝不同其辙，泊乎淡乎，忘言相视，默与心契，盖亦庶几乎君子之交也。

今乃挈妻携孥，言归桑梓，夫久客还乡，人之乐也。想夫吾兄之去也，宗姻里闾，欢欣道旧，伯兮仲兮，既具既翕，埙唱篪和，如手如足，怡怡之乐，无有倦极也。然而兄与我十年追游，一朝而遽分其携，此今日余与吾兄之所以不得不黯然而销魂也。然而兄则有还乡之乐，足慰其意，而又有良朋可与晤语，则此日离群之思，行益少矣。若余寥寥焉处寂寞之滨，惟吾兄是资是依，今忽舍我而归，朝夕不在吾左右，则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经旨微奥，谁与讲焉？群言纠纷，谁与辨焉？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义有所难通，奚所取而信焉？慢慢焉蒙蒙焉，闭莫余开，吝莫余剖，则吾之慨然于玆者，将愈往而愈不可渝矣。

于是饯杯既行，拜手且起。余乃执爵而起，酌而言长相思，又酌而言加餐饭，又酌而言曰：“赠行以言。盖古道也。”愿有一言曰：“吾兄怀利器负屈抑，而今又固蛰以疾病，诚不得其志者也。吾观于人有不得其志，则鲜不以闷于天，吾兄其未知天乎？夫天莫之为而为者也，莫之为而为者，自然之谓也。邵子曰‘自然之外更无天’，邵子其知天乎？呜呼！物理推迁，人情感动，而悲喜荣戚生焉。然而喜其喜者以为喜，悲其悲者以为悲，荣其荣者以为荣，戚其戚者以为戚则惑也。向也使吾喜，而今也又使吾悲，则向之使吾喜者，其可幸乎？向也使吾荣，而今也又使吾戚，则向之使吾荣者，其足恃乎？不可幸而恃者，皆外物也。外物自然而交运乎外，吾乃拘拘然随而为情，不亦劳甚矣乎？向也莫之为而喜，故今亦莫之为而悲，向也莫之为而荣，故今亦莫之为而戚，吾于莫之为而为者何哉？顺受之而已。顺受如何？为吾之所当为，而于外物者，无与焉已矣。惟当耕吾田、凿吾井，艺之谷粟，树之桑麻，以为吾衣食，日率吾子弟，读古书，求古人之道以自饬焉。时则望青天白日，看白云苍山以自为适，则凡天地之间寒往暑来，无非吾之乐也；日往月来，无非吾之乐也；鸟兽草木之变化荣𧬄？，亦无非吾之乐也。吾何乐？乐吾天而已，乐吾莫之为者而已，乐吾自然而已，吾何与夫外物为哉？然而自然之乐，非可强也，惟明于物理，察于人情而有得乎自然之竗，然后可庶几焉。邵子曰‘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尝戚戚向平生’，邵子其乐天者乎？吾兄于其所当为者，固自尽矣，而独于其莫之为而为者，似不能无所与焉。故于其别，赠以天之说。呜呼！余安敢知天，余安能乐天？只乐诵其说而已。”安兄曰：“善！”余于是次其说以为之序。

建溪墓祭契帖序

伏惟我高祖考妣墓所在灵岩之玉川面玉峯山下建溪桥上，而宗家贫窭，不能保墓奴墓田。以故封茔守护，无人主管，几于樵牧不禁。至于春秋享祀，则诸孙之家轮次奉行，随力供事，事力不一，礼欠整肃。间有当次有故，意外移定，则取具临时，事多苟艰，无以尽报本追远之诚，亦非所以世守久远之道也。于是诸孙合谋以为诸家各出若干谷，聚作一契，逐年长殖，待得物力稍优，买田于墓下，募耕作人为墓直，以之看守封茔。又取其田一半之谷，量宜除出，与当次家供办祭需，则物力既有定限，无随力不一之患，虽或有故移定，亦无临时苟艰之弊矣。

情势所安，佥谋允同，乃自丁丑之冬，聚谷而殖之，至癸未年，始得买田。到今墓田十馀斗落种，墓奴二家，岁出祭供谷，春秋各六十斗。今虽物力未优，不能备礼称情，比之曩时，则情礼已稍伸矣。若果终始无弊，加之数年，则当初佥谋之意，可保其不虚矣。噫！作之非难，守之惟艰。此契之作，用意已勤，而亦既有成緖矣，惧其弛于后而不能守也。故用一册，列书诸孙行序，条列契宪凡例如左，以为世世遵守之地。惟吾兄弟之若子若孙，深思吾兄弟追远之诚作契之心，而念当初作之之勤，忧后日守之之难，恒如吾兄弟今日之心，则此契之留于久远可期矣。吾兄弟今日冀望之心，岂有既乎？遂书识之以勖来斯。

美黄墓祭契帖序

伏惟我五代祖以上数代墓所，皆在绫阳；高祖以下数代墓所，皆在灵岩。绫阳既有大宗家主之，又有岁一祭之礼，以合族而讲亲矣。灵岩则小宗家贫窭，不能为主，封茔守护，春秋祀享，无以自举，寔为吾宗人无穷之恨。

念吾高祖，乃吾家小宗之祖，而自绫阳来灵岩，实自高祖，自后墓所，皆在灵岩。子孙俱居灵岩，凡所以追孝于坟茔者，顾非吾三从以下兄弟之所宜尽心者乎？

高祖墓在灵岩玉川面玉峯山下建溪桥上，曾祖墓在灵岩之松旨面达麻山美黄寺下。三从兄弟首先为高祖之墓，合谋聚谷，修举契事，为买墓田置墓奴，供祭需之资。于是再从兄弟亦为曾祖之墓，同时合谋，别作一契，如建溪之䂓。盖殖谷始自丁丑，买田始自癸未，到今建溪之墓田墓奴祭供谷揔若干。而美黄则墓田二十四斗落种，墓奴二户，岁出祭供谷，春秋各六十斗。今虽物力未优，不能备礼称情，若能永永遵守，无废成规，则将来殖谷渐多，墓田可广，墓奴可优，祭供谷可以益多，而追远之孝，可以无憾矣。窃惧夫勤于始而弛于后也。

又谋所以为遵守久远之道，作契帖叙厥由，列书诸孙行序，因录契宪条约。乃者建溪契帖先成，而此帖又次第而成，此诚长远之良规，可以世守无弊，深自幸吾先祖累代坟墓永有依宁。于是乎追原本始，备述委折于此，凡吾兄弟之子孙观于此，可以知乃祖乃父谋始之勤用意之深。愿终始无怠，常如吾兄弟今日之心，以成吾兄弟报本追远之孝也。书不尽意，勖哉念哉！

书《白玉峯松湖两世家问》后_癸未

右玉峯先生及松湖公两世家问遗墨也。先生之五世孙受珩仲温甫收辑于遗箧之中，装帖而葆藏之，总三十馀幅。前年，余始得见之于其家，今又借观逾数月，殆不啻三复焉已矣。观其于家人父子私亵之间，而无一句及闲漫冗杂之语，大抵无非启迪裕后之至意。于是乎有以想见前辈之遗风，而白氏家法之正，乃得以知之矣。

呜呼！先生诗文与书法之妙，固已华国而闻于中朝矣。亦既书之竹帛而垂之无穷矣，亦既家藏而人诵之，赫然照人耳目矣，而松湖公继述之意又如彼。小子方且跂慕之不足，师法之不暇，岂其区区赞叹之所可及哉？

但窃观夫是帖，于饬躬正家之道详矣。尤所惓惓而致意者，未尝不在于夫妇居室之间人伦造端之始。此《中庸》所引《常棣》之诗，而言“妻子好合而兄弟既翕”，而至于“宜尔室家”，而子曰“父母其顺矣乎”之意也。程夫子语“《周官》之法度，而直本之《关雎》、《麟趾》之义也”，呜呼！至矣。其劝子弟求科名致身于此世，则只教以尽其所当为之道，无一计功谋利之心，而于义利得失之际，直自斩截壁立。

至其先生之所自为，则盖方享大名，处明时，乘君子汇征之会，犹每眷恋于丘园之乐，而无慕乎荣进之心焉，呜呼！此可以见其内之所存矣。其内之所存如是，故其恬澹皎洁之操，清通和乐之气，发之为诗文，发之为草隶，其奇伟绝特，有如是也。夫岂屑屑然学为，如是之诗、如是之书哉？想其一时名贤辈，若栗谷、牛溪诸先生，相与倾心而敬重之者，不独于其外之诗与书而已也，而其丽泽之益，学问之功，于是乎不可诬矣。此则非但余乃今知之，世亦鲜有知者。故敢窃识其后而归之，以见区区仰慕之私云。

书《白玉峯家状草》后_甲申

白友受珩一日袖是录来，示之曰：“受珩之五世祖玉峯公墓道无表刻，余每用是恨焉。乃敢谨因家谱，叙其家世子孙及历官出处始终之梗槪。又采录其言行之见于当时朋友诸贤间文字若干条如此，世代既远，文献无征，掇拾所得，未十之一二，可胜恨哉？然子其为加纂次，略如行状之䂓，将以是请铭于当世立言之君子。”余乃谨受而三复然后起而言曰：“录之当如是矣，作者宜自裁焉，顾何用复纂次为？第以公之所树立，𬊤赫如此，当时朋知之盛，又如此，而卒无墓道之刻何也？”受珩曰：“然。曾于公之外孙安烋家，见有韩石峯与崔简易手帖，盖请公之墓碣于简易，而石峯自拟书诸石也。又受珩之高王父松湖公寄曾王父小简，有曰：‘两湖方伯，皆至切之友，先墓之石，先笔之刊，先集之行，此其时也云云。’意若碣文之作与书，已方有当之者，亦或已受出矣。而惟以刻石之难为虑者，未知缘何，竟未刻石，而幷状草与碣文不传也。是录中墓志，略曰‘云云’者，载之家谱之中，而不著撰者之名，文亦不全，意或此其欲石之文而逸其半耶，未可知也。”余曰：“是则然矣。但公之诗笔，擅当时而耀后世者，我朝诸贤之称述，皇明诏使之表章，殆无有馀蕴，庶乎其无憾矣。而独其志行之在己，隐德之未彰者则是录所载《牛山己丑录》等数款，堇得其一二而止耳。抑公之家问遗墨一秩，昔年，余得见之于君家，而亦既僭而识其后矣。窃见其中，可见公志行之梗槪者不一，而子不载之是录何也？”受珩曰：“受珩之为是录，谨取其文字之公于世者，家问则系是公私亵之书，故不敢载矣。”余曰：“不然。凡人懿行之大，无不自于庸行之细；事业之显，无不本于闺门之密。故善观人者，不于其大者、显者，而必于其细者、密者。家问一秩无非公居家之恒贻谟之训，则于今可见其志意之存、行己之方比他书为尤切，如之何其忽之也？其曰：‘夫妇间，常持敬畏之念，切戒亵慢。’曰‘绝去燕昵之私，务尽如宾之敬’云者，则既深得造端正始之本矣。其曰：‘入场时初场，或有劝入相救者，千万勿听，汝兄不能书，以父之心，欲汝入之相力何极？但士君子一动，何可犯分？平生不得不可为如此事。凡居家行事，常念勿欺之教。’曰‘才学大成之后，则贵贱穷达，付之于命，吾何与焉’云者，则其于义利之辨，直自斩截壁立，而所谓‘勿欺’二字则又暗契于程夫子所谓‘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谨独之微旨矣。其论读书，则未尝不以经书为本。有曰：‘《论语》读毕后，更日学一卷，以首尾贯彻无碍为期。平生诵此一书，亦足无愧于冠儒冠而行。’有曰：‘汝之读《小学》，苟能精解意味，则虽终身读此可也。若不晓义理所在，徒取遍数，则口诵而心不在，亦何所益？惟精究深趣，涵泳而自得之。’有曰‘寻常吟绎，使所读常在心目，沉浸浃洽。如此不废，日计不足，月计有馀’云云，则盖深得古人读书之法，而非若后世口耳之学之比也。其他处乡应物之道，亦未尝不勤勤致意焉。而至于所谓：‘欲于五月换完山而下，因与汝等力耕而终身，薄宦凉凉，顿无兴味，日思丘园之乐，而未尝暂忘。’与夫所谓：‘与老父老母躬耕于海曲，讽咏先王之风以终其身足矣。’与夫所谓：‘将摆弃而归，与汝等力耕奉公，为圣世田畞氓足矣。’与夫所谓‘淳昌地有可耕隐遁处，溪山绝胜’云，与‘汝等耕钓于此，以终其生足矣’等语，每幅眷眷，无非是意。盖公方享大名于清时，满朋知于朝端，其于致身青云，宜无难者。而乃不以一毫荣名介诸其怀，超然常有高举远引之意，枫崖所谓‘烟霞性癖，湖海诗情’，健斋所谓‘樊笼虽絷，山野其情’者，真可谓一世之知音矣。世代既远，固无由得其行事之详，而尚幸有是帙之存焉。如使作者取而考焉，则其于得公志行之梗槪，岂云小补哉？”受珩曰：“子言然矣，余于是录，不敢更有所纂次。而但公之墓，宜有表刻而无表刻之由及家问之不可不取考之意，则不可不谂作者知之。故谨录其答问之语于后，以备立言之君子取而择焉。”

题李龟川书后

龟川书曰：“见秀才性与阴阳之策文，岂文人才士略见影象之仿佛，率尔成文之比哉？三复以回，敬叹无已。但念秀才方以童稺之年，不于洒扫应对上细加工夫，以为收养根本田地，乃先从事于子贡之所未能者，坐失下学上达之次第，则及至下梢，必落于高远虚无上一边去，正如大军游骑出远而无归，其于行处莽莽然，无可据下手之地矣。此固不可不念处也，鄙意莫如姑置此微妙辩说。只将《小学》一部，沈潜静玩，极其体验，动止语嘿之间，彛伦应酬之际，嘿嘿加工，渐渐进步，至于用力之久，积熟昭融而有会一原之妙，则夫所谓性与阴阳之理，不待别为卞论而自有嘿喩于心中者矣。如何？如何？此非累人之言，即古圣贤之道意，毋泛切祝。

右龟川先生谪居灵光之时，因朴山族大父家，得见余性与阴阳策文，录示勉戒之意，因朴山便传来者也，于时丁巳岁也。翌年戊午春，先生赐环而归也，与会津朴丈〈泰宇〉同游月出山，因与联辔访余于永溪之上，谆谆勉戒，诚意蔼然，至今追思，不胜感叹。当时说话不能一一省录，而其大指则先生问曰：“秀才亦知有为己之学为人之学乎？”余以无所为而为、有所为而为对焉。先生颔之而曰：“秀才亦知人之一本乎？”余以父子有亲对焉。先生曰“秀才可与学道矣。学知一本之理，然后方可无差，为己、为人诚伪之分，惟在于此。理之万殊一本，事之百行一源，同归而一致，秀才将来，可以知吾言之有味”云。再戊午秋，谨识。

复仇议_{韩文公议状乃承敕献议者。而其为言乃曰：“宜令尚书省集议闻奏，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云云。”盖方献议，而其所献之议，亦不过请其使之献议而已，无一言及于酌其宜而处之之道。若使后之献议者，每如公之请其使之献议而已，则何时有真献议之人，而何所据而酌其宜而处之乎？曾读《纲目》，略有论说矣，及闻洪州狱事，因有感于岭南朴孝娘事，就而成之。盖人秉彛之根于天性，虽为一时法律所拘，而如石压而笋出，终不可遏，此复仇之议之所以作也。然此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不知者言也。丙辰书。}

呜呼！天下之生久矣。世衰道微，变怪百出，而人类之至今相生相养于天地之间，与禽兽异者，赖有杀人者死之一法而已。此法一坏，则人之类灭久矣。此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代天理物，因天地生物之心，而推吾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为生民立万世止杀〈即《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也。”〉之大法也。

至于子之于其父，则乃吾身之所自出而一本之所由立。居人伦之首而无贵贱之分，举天地万物而不可以相易，则凡为人子而视他人之杀其父，岂与夫他人之视之以杀人者死之心，同年而语哉？国家之所以处之也，又岂与夫寻常止杀之法，比而同之哉？此圣人所以特揭“不共戴天”之大义于《礼经》，而直使之“寝苫枕干，不反兵而斗”者也。

天地之性，人为贵。故圣王以杀人者死，载之律文而立万世止杀之大法。人伦之中，父为本，故圣人以不共戴天，载之《礼经》而揭万世伦纲之大义。立大法于律文，而人皆知杀人者死，则天下何敢有杀人者哉，揭大义于《礼经》，而人皆知其子之不共戴天，则天下何敢有杀人之父者哉？在国家，为杀人者死之罪人；在其子，为不共戴天之仇人矣。国家之法若行，而其人死于杀人者死之罪，则其子之不共戴天之仇，在所必复矣。其子之义得伸，而其人死于不共戴天之仇，则国家之杀人者死之法，亦得以行矣。法之所行，义可得以伸矣；义之所伸，法亦得以行焉。法因义而立，义因法而明，《礼经》律文，相为表里；大义大法，相为经纬，而原其所以立法之本意，则亦不过为天下人而复其仇也。为其人而偿其命，非复其仇而何也？天下之杀人者，皆死于王法，则是天下之人之仇，无所不复矣，天下之人之为子者，亦将无仇之可复矣。使其子而复其父之仇，则王法之不行可知矣。其子为父之复仇，元非国家律文之所可论也。是以杀人者死，自为国家之法，而不与共戴天，别有其子之义。

盖子之于父乃天下之大本，而贵贱之所同，理之极、情之极、义之极，而凡天下国家万事万物，无得而居其先者。是以圣人不得不表而出之于律文之外，以揭万世伦纲之大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伦纲，而人之有伦无主，乃乱。于是为之君、为之师，以为伦纲之主，而伦纲之所重者，一本之义而已。一本之义明，则伦叙而天下安；一本之义晦，则伦斁而天下乱，君师之职，亦唯曰“明其一本之义而已”。观于所谓“不与共戴天”之语，则可以知其本之不容有二矣；观于所谓“寝苫枕干不反兵而斗”之语，则可以知其义之至严不容旋踵矣。杀人者死，天下人公共之复仇也，不与共戴天，其子为父之复仇也。天下人公共之复仇，以为国家之法而著之于律文；其子为父之复仇，以为伦纲之义而专以许之于其子。盖以其子一本之义，决不容与之共戴一天矣，决不容一刻旋踵于不反兵之斗矣，决不容自暇于司寇之相闻矣，在国家明一本之义，决不容必责其闻于司寇也。圣人既不著其文于律，而独揭大义于经，若此之严且峻，有如兵家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于此可以见圣人之本旨，不啻明矣。又况天下至广，事变无穷，若必闻于司寇而后，可以复仇，则虽在三代治平纲纪井井之时，天下之能复仇者恒少，而不复仇者恒多，若在末世衰俗弱肉强食之日，天下之能复仇者，有几人哉？固其势不得不专以许之于其子也。夫既许之于其子，则圣君所许，是则为法。既死于义，又死于法，此后宁复有相仇者哉？

大抵虽其表而出之于律文之外，而实与律文相为表里经纬矣。虽其表里经纬，而元来法生于义，义重于法，以义济法，则法义两全；以法揜义，则法义俱废。此乃天地间名教中一第关节，识得此义，然后方可以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与人之所以为贵矣。然而历观今古之蔽此狱者，每以经律之相碍为疑，左右顾望，莫适所从，而终不免以法揜义，寻常不胜慨然。

试以唐宪宗时秦杲之狱言之。秦杲杀梁悦之父，而梁悦杀秦杲。是则秦杲元是国家杀人者死之罪人，而今乃死于梁悦不共戴天之仇矣。国家未及正法，而其子之义已伸，国家安得不因而许之也？国家因而许之，则国家之杀人者死之法，亦得而行矣。此所谓以义济法也，此所谓既死于义，又死于法也，此后秦杲之子，何敢更仇梁悦哉？既无当时经律相碍之患，又无日后辗转相仇之虑，坦然明白，无可疑者。窃怪夫唐室之所以蔽此狱则有出于常情之外者。

元和之敕曰：“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政之端，有此异同云云。”礼律本自相为表里，有何同异之可言。而今乃谓之有异同云者，无他，指梁悦之复仇，谓之杀人故也。指复仇之梁悦，谓之杀人，则真杀人之秦杲，亦将谓之何哉？夫既有杀人者，然后乃有其子之复仇，杀人者秦杲，而复仇者梁悦也。杀人，固自有杀人者死之法，而其子所复之仇，亦非有别人也，只是杀人者死之罪人也。一秦杲之身，在国家，为杀人之罪人；在梁悦，为杀父之仇人。据《礼经》则秦杲当死于义不同天，征律文则秦杲当死于杀人者死。《礼经》之“义不同天”，律文之“杀人者死”，都归于秦杲之一身，则礼律同指，名正言顺，平易明白，人皆可知。而只缘其所谓法令非三代之法，而乃当时之法，当时之法乃秦、汉之遗法，而秦、汉之遗法乃复仇杀人之杀人，非真杀人之杀人也。于是乃以秦、汉之遗法，溯而准之于三代上大圣人之训，而却又从而尤之曰“礼法二事，有此异同”云，则劈初头处，头脑已差矣。杀与复，主客易位，非差而何？于是复仇之梁悦，翻作杀人之罪人，而杀人之秦杲，无端白脱。为秦杲所杀之梁悦之父，公然作无告之鬼于九地之下，而杀人之秦杲之子，反欲杀复仇之梁悦，而又谓之复仇。由是而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大法，一倂归虚，辗转相仇之端，遂不可御矣。噫！头脑一差，次第皆差。名之曰“杀人”，则所谓复仇之义，已无可拟之地。而然而虽欲强而加之以杀人之罪，亦无柰圣人有义不同天之训，左右掣肘，措手不得。跋前疐后，进退维谷，弃背正路，自取窘步，商鞅之为法自弊，还可笑也。虽以韩文公之精鉴高识，犹不免眩惑于此。乃以为不许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之则人将倚法专杀而无以禁止其端。

又曰：“圣人既丁宁其义于经而深役其文于律，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云云。”此政所谓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如是因仍苟且，遂至于杖梁悦而流之，则是为杀人者死之罪人，而报怨于为父复仇之人矣。既无当于法，又不得于义，真是以法揜义。法义俱废，半上落下，不成模样。方且汩没颠沛于一梁悦之处置，而真杀人之秦杲，则不觉其为漏网之鱼于中间之空地矣。前此之狱，乃有杖而杀之者，又有杀之而㫌其门之议〈杀之以行当时之法，㫌之以遵圣人之训，可谓极费区处，而颠沛则尤甚矣。〉则尤无谓矣。噫！大义大法，人孰不知？而只为不闻于司寇，疑若有擅杀之罪，故恐其启日后辗转相仇之弊。此所以左右顾望，莫适所从，终不免以法揜义者也。今且据韩文公议状，原其意而评其说以断之。夫既曰“不许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云，则其意以为体孝子之心，据先王之训，则不可以不许也。

又曰：“许之则人将倚法专杀而无以禁止其端”云，则其意以为恐有日后辗转相仇之弊，故难于许之也。夫体孝子之心，据先王之训，则不可以不许，而只为其恐有日后辗转相仇之弊。故难于许之，则于今苟有可以绝其日后相仇之路者，虽欲不许，亦将无其说矣。然则今将如之何而可以绝其日后相仇之路耶？曰：“此亦岂有他哉？”只是今日之许其复仇，便是绝其日后相仇之路也。何也？盖偿命即是复仇，均是复仇，而在国家为法，在其子为义，安有非义之法？亦安有违法之义哉？相须而共成，一致而同归，元不是两件事也。

国家则据止杀之法而复天下人公共之仇，其子则据伦纲之义而自复其杀父之仇，杀人者而不死，则人将相食，如禽兽而已。杀人之父而子不复仇，则天理绝而人伦灭矣。天下人公共之复仇，不得不归之于主风化者，而以为国家之法，其子为父之复仇。固亦自在于公共之复仇之中，而在其子不共戴天之义，何可徒恃其有国家之法，亦何暇坐待国法之行哉？又况历代之刑政不常，天下之事变无穷，国家之法，诚有所不可恃者矣，亦诚有所不暇待者矣。此孟子所以谓之“为士师则可也”云，而孔子又有“寝苫枕干不反兵之训”也，三代圣王所以维持天下之大义大法，相为表里经纬者如此。而其止杀之意则同条而共贯，为是杀人者，故死于国家止杀之法，而以之而偿其命焉；为是杀人之父，故死于其子伦纲之义，而以之而复其仇焉。偿其命乃所以复其仇也，复其仇亦不过偿其命而已耳。既已偿而复之，〈偿与复，无后继之辞也。〉如之何其更有相仇之端乎？若杀人者死，而又次次相杀，复父之仇，而又次次相仇，则非但义所不通，亦将人尽而后已，天下宁有是理？直是理自如此，许与不许，在所不论也。

三代以前，先风化而后刑罚，法与义相为表里，而义常超然于法之外。故复仇之事，随处无碍，非但子之于父也。至于兄弟与朋友之间，莫不称其情之轻重厚薄而为其事之缓急广狭，自相辅夹于法之所不及而与法同归，不相妨夺，盖以法生于义，义重于法故也。顺理而行，自不容已，安有许与不许之可论也。

秦、汉以后，义渐晦而法徒存焉。故于杀人者死，人皆知其为止杀之法，而于子之复仇，反不免有疑于辗转相仇之弊。于是始有许与不许之论。而至谓之许之则人将倚法专杀而无以禁止其端。殊不知复仇者许之以复仇，则同归于止杀之法而无间，一名之曰“杀人”，则辗转之端，无有限极也。夫所以于杀人者死，知其为止杀之法，而于子之复仇，反有辗转相仇之疑者。以杀人者死，见其为国家之法，而子之复仇，以为其子之私事故也。是故必得国家一言之许，然后方可与杀人者死，同归于止杀之法而无间，此吾所谓今日之许其复仇，便是绝其日后相仇之路者也。许之一字，固不免末世任法律之意，而到此之后，以义济法，不得不然尔。

若夫《周官》，“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一条，本非为复仇者言。〈所以知其非为复雠者言，以其指复仇谓杀人，非三代以前文字也。〉而凡杀人而义者，岂有大于子复父仇者哉？〈他馀杀人而义者，尚令勿雠，则况于子复父雠，在所不言矣。〉“仇之则死”，辗转相仇，非所虑也。以是而言之，则亦不可谓不著于律矣。质之义而既如彼，征之律而又如此，斯岂非坦然明白，无可疑者。而数千年以来，无明言以辨之者，使大圣人为万世伦纲之垂训至意，直作一孟浪无所当之闲说话，岂非慨然而可伤者乎？噫！三代圣王良法美意，至秦而荡尽无馀。

汉兴，虽除苛法，而尊君抑臣，徇法灭情。大抵袭秦之故，其中之治狱之吏乃十失之，一之尚存者也。所谓三章之法乃大英雄取天下之手段，与缟素之举，一时领会于韬略之胸中而已。若夫穷天地、亘古今伦纲之大义，则因作漫漫之长夜。

谨按《曲礼》集注马氏说：“以为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法失于太严，而孝悌之情，无所伸矣云云。”以此观之，则复仇者之必死，与杀人者死，同其律，自是奏、汉之法而至唐犹然。

元和之敕所谓“复仇杀人，固有彝典”及“宁失不经，特从减死”。公之状文所谓“一断于法”及“惜有司之守之”云，盖谓此也。元来其子所复之仇人，此真为杀人者也，复仇者，何可谓之杀人哉？既曰“复仇”，又曰“杀人”，直是不成说话。“复仇杀人”四字，决非三代上所有之文字。乃秦、汉狱吏辈按狱时行用之文字，而承谬袭讹，不以为怪故也。承谬袭讹，不以为怪，则凡有复仇者，惟应杀之无赦而已。不必更有一毫疑虑，而只缘孔子有“不与共天”，“寝苫枕干，不反兵之训”，若是之明且严。故不敢直将圣训倚阁一边，左右顾望，莫适所从。是以公之状文律虽本于圣人一段语意，前后蔽�，莫可模捉。〈既曰“深没其文于律”，而又曰：“一断于法”，深没于律之，律乃三代之律也；一断于法之法，乃当时之法也，此非蔽�耶？”又曰“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安有圣人故为半生半熟之法，以待傍人之点检冷暖耶？此所谓莫可模捉者也。〉而至于觅证于古，则必欲求其合于当时之法者而不可得。故毕竟断之曰“律无其条”云，而如《周官》“杀人而义”者一条，则置而不论也。虽以韩文公之学识，而既不得于义，故终不得于言，此吾所谓“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呜呼！秦之流祸，可胜言哉！

韩公之《与孟尚书书》：“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者，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小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云云。”

此一段形容秦、汉以后世道之变，无复馀蕴矣。以是而像想其物色，当时之人，其心目不知圣经文字、伦纲大义，其一身日用之所服习，只是国家之法。而所谓国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参夷为常法。所谓以古非今者族，虽未知其入于苛法之中与否，而大抵带得来风习法重心骇，威尊命贱之日久矣。故只得专心一意服习国家之法令，而不敢萌一毫疑思于其间。

又况杀人者死乃高帝定关中约三章之第一大法，为穷天地、亘万世而不可易者也。今既元不知有圣经文字，而所见者只是杀人者死，为穷天地、亘万世之第一大法，则何由知其复有所谓伦纲之大义超然于法律之外者耶？于是无论杀人之义与不义，一例以杀人者死当之。此所以“复仇杀人”四字，狼藉于狱吏之文案，而因成不易之令甲，〈既曰“杀人”，则死无所逃矣。〉直数千年以来，胶固而不可解也。〈压倒于杀人者死之法，而雠不得复，则以法掩义矣，雠不得复，而杀人者不死，则法义俱废矣。杀人者不死，而杀人者之子，反欲杀复雠之人，则辗转之端，不可御矣。此所谓大义大法，一倂归虚，此所谓伦斁而天下乱也，可胜叹哉。〉

及其世代渐降，去秦时渐远，而国家之酷法亦随而渐渐解弛矣。圣经贤传，家藏而人诵之，而人始知其有“不与共天”、“寝苫枕干不反兵”之圣训矣。于是始乃瞿然却顾，不觉其良心闯发，而尚在然疑糢糊之中，不能了然于伦纲之大义者，以秦祸之尚未尽渝也，可胜叹哉。

今不须别作议论，但将孔圣之训，平心潜玩，则其伦纲之大义超然于法律之外者，不待安排而自然现在面前矣。况又有《周官》“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一段训辞明示典刑，则亦不患无法之可据矣。韩公所谓“经律无失其指”者，于此焉究竟，岂不的然明著乎？

夫《公羊》所称“父不受诛子复仇”一段，韩公虽以为“不可行于今”者，而其义重于法之意，则已自跃如矣。〈为官所诛，而法不当诛者，许以复雠，则百姓之相杀，而其子有不共戴天之义者，不必闻于司寇而后复雠者，可以一理旁通矣。〉

至于《周官》所称“先告于官则无罪”者，韩公所论是矣。然而古亦有可行、不可行者，今亦有可行、不可行者。以其不可行者而言之，则虽非孤稺羸弱，而亦有不可行者；以其可行者而言之，则虽在孤稺羸弱，而亦有可行者。人间事变形势、人情物态，有万其緖，莫可端倪，立法之际，亦不可不存此一防，不可以是而有疑于夫子“不反兵之训”也。

大抵法与义相为表里，而义常超然于法之外。故义可以济法，而法不可以揜义。义以济法，则不待许之而许在其中，法义两全，万世无弊，此所谓一本之义明，则伦叙而天下安也。法以揜义，则许与不许，进退两难，法义俱废，变生目前，此所谓一本之义晦，则伦斁而天下乱也。此其大指也。

余既为此文字之后，人之见之者，不以为不可，而但以文字太多之故，亦不能造次领会。余亦嫌其烦而不杀，拟欲约而就简，以便看阅矣。更思之则此义之晦，且将数千年，中间之诐辞遁说，不一而足，固非片言只辞所可一挥而定其上下古今，逐端论卞，重言复言，俱是不得已之言也。文字之烦而不杀，理势之所不得免也，览者谅之可矣。

○韩文公《复仇状》〈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至诚，志在循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从减死，宜决杖一百，配流循州。”于是史官职方员外郞韩愈献议云云。〉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政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辨论，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朝议郞行尚书职方员外郞韩愈议曰：“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定四年，《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复父雠可也。’〉见于《礼记》，〈《檀弓》：‘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不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又见《周官》，〈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令勿雠，雠之则死。’〉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而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而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

《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

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

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官则无罪者。若孤稺羸弱，抱微志而俟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集议闻奏，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按敕文所谓“复仇杀人，固有彛典”及“特从减死”及公之状文所谓“使法吏一断于法之”云，皆以复雠杀人，为应死之律矣，此律见于何经传耶？既曰：“彝典云，则何以谓之律无其条耶？”若夫《周官》“杀人而义”者一条，非律文之明著者耶？公亦以为“可议于今”者，而又谓之律无其条何也？“杀人而义”者，岂有大于子复父仇者哉？“令勿雠”则非律文之所许者耶？“雠之则死”，“辗转相雠”，非所可论也，经与律元自相符，更无酌处之馀地矣。〉

朴定斋绝笔跋

噫！此我朴定斋先生临命遗笔。方其刑祸惨毒之馀，凛凛一缕危喘，而其神气之安闲，笔势之奇健，无减于平日。而又有森严不可犯之气象，自然见于纸墨之外者，览之，不觉令人竦然起敬。乌川郑公之跋文，亦既发挥而引重之，无复馀蕴矣。其所论主定之说，意甚精到，而犹有当提掇者。

孔子曰：“志士与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程子为之言曰“实理得之于心自别。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也。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此正是主定之意也。

盖忠孝大节，自其家由来世业。而又能早从事于有道之家，见道明而信道笃，于吾人所得于天之实理，已自得之于心而以为己有。故其于熊鱼之取舍，自能实见得是，自能成就一个是而已。其从容整暇，直与曾子之“启手足”，同其气象，非若出于一时勉慕与感慨，盖学问之力，不可诬也。此又不可不知也。

明大义辨_庚申

○卑辞之中，忿怒愈蕴；金币之中，薪胆愈切；金珠皮币往来之中，干戈旗鼓奋发之意，实有所寓，枢机之密，鬼神莫窥；志气之坚，贲育莫夺。〈右怀川明大义大旨。〉

世岂有蕴忿怒于卑辞，寓薪胆于金币之明大义也？小儿迷藏，不满一哂，而举一世而无一人打破者何耶？噫！诐淫邪遁之肆行而无忌，亦吾党公共之羞也。余恶得不一言以辨之哉？

盖尝闻怀川之一生所摹仿者朱子也。及今见其文集，则果然如楚庄王时优孟之像孙叔敖者，令人不觉绝倒。但举世之人，如痴、如梦如楚庄王之左右，皆以为孙叔敖复生，而不复知其有真假之辨，则其亦误矣。愚请有以辨之。

怀川之《己丑封事》乃孝庙初年所上者，其辛酉《进修堂奏箚》乃肃庙朝所上者，而其规模布置，一依朱子《壬午应诏封事》、《癸未垂拱奏箚》而为之。又以当今时务之要，参错于其间，夹辅妆撰，以成其文，纲领严整，条目纤密，虽使朱子复生，固无以复加矣。惟是《封事》中：“修政事攘夷狄”一段，首举孔子大一统之义，以明华夷之辨。又引朱子《封事》中推人伦、极天理明复雪之义者为之题头。然后因而历举本朝历代事大之诚、神宗皇帝罔极之恩、甲申之变、弘光之弑、仁祖之忍耻屈己、孝庙之奋发大志。而又自为假设之辞曰“所可忧者，一种顽钝嗜利无耻之类。若曰‘我已屈身于彼，名分已定’，则弘光之弑、先朝之耻，有不可顾。窃恐此说得行，则自孔子以来大经大法，一切扫地，而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天地闭塞，而混为禽兽之归矣”云，则大义固已森严矣。而又继之曰：“然于今日不量时势，轻绝强虏，仇怨未报，而祸败先至，则亦非先王忍耻屈己，以延宗祀之本意也。”是则要其归而据其实，只是和夷狄而已。而强而名之曰“攘夷狄”，令人见之，实如揜耳盗锺，良可一笑。

盖朱子之说断之以义理之公案，参之以利害之实情，其于是非之判、成败之公，所争只在于和与不和之间，直自斩截，壁立万仞，不可一毫容私，亦不容一刻依违。而今此怀川之所以为说，所用者讲和之议也，所主者讲和之事也。亦既卑辞而帝之矣。又以金币而事之矣，是非和夷狄而何耶？恶在其攘夷狄也？

于是乎从而为之辞曰：“卑辞之中忿怒愈蕴，金币之中薪胆愈切。”又曰：“金珠皮币往来之中，干戈旗鼓奋发之意，实有所寓云云。”噫！惟彼南宋主和之人之为蓄力观衅，疑敌缓师之论者，其意亦只如此，蓄力之时，忿怒之蕴，不言可想矣，观衅之际，薪胆之志，又当如何也？然而卑辞中之所蕴，其可谓之明大义乎，金币中之所寓，人孰知其为攘夷狄也？朱子之言正所以打破这般物情也。

朱子之言曰：“议者所谓‘今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未能攻，退未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形势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期明矣。”

又曰：“以此号令，使观听荧惑，离心解体。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战而已败也。欲以此成恢复之功，其亦难矣。”

又曰：“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

又曰：“夫子以正名为先，盖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而民无所措其手足。今乃舍复仇之名，而以讲和为观衅缓师之计，盖不惟使上下离心，中外解体，缓急之间，无以应敌。而吾之君臣上下所为夙兴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将因循堕弛，而不复振矣。正使虏人异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衅，窃恐吾之可忧，有甚于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归曲于我。盖不待两兵相加，而吾气已索然矣云云。”

呜呼！此非所谓是非之判成败之数，所争只在于和与不和之间，直自斩截，壁立万仞耶？岂可一毫容私，一刻依违于其间耶？事理明白，物情昭然，而乃欲以“忿怒薪胆”四字揜其痕，是不亦揜耳盗锺者之类乎？夫当讲和之世，不得不为讲和之事，而必欲假朱子“明大义攘夷狄之说”，以迎合圣祖大志之所向，因以为自己发身之赤帜。故自不得不假此四字，以为暗号，〈蕴与寓是之谓暗。兵家者有暗号、暗令，乃龙鞱之秘诀也。〉而其所引用朱子之说，如右所称。

其外“若此说不罢”、“以此号令”、“非屈己乃逆理”、“名不正言不顺”，如此等数段文字，打破讲和之说者，幷秘而讳之。独取其推人伦、极天理明复雪之义者，借来鼓舞，而又辄为之假设顽钝嗜利无耻者之言。因又别为之拖翻曰：“窃恐此说得行则云云。”然后乃以朱子之说继之，语既创造，意亦架虚。盖秉彝之心，人所固有，虽甚顽钝，岂无愤惋之心，各自为国，势不相及，虽甚嗜利，有何所得之利，〈朱子所谓“嗜利”云者，政指秦桧之类，与粘罕相连而言也。本国则“利”之一字，无可指拟处。〉末俗文胜，虽甚无耻，岂忍倡此说于天日之下哉？当时自点之外，虽恶山林怀私怨者，亦无敢闯此意，皆理无之言也。但必以此承接，然后可以引用朱子之说，故为此假设悬空闪幻。此即所谓优场之弄舌，而惟其以雄深敏妙之文，假朱子森严正大之说，以震耀而张皇之。于是举世之人，方且为其所眩曜，未假察于名实之分。噫！抵掌顿足，谈笑顾眄，髣髴孙叔敖复生。而若其传神写照，则只是真优孟，而非复孙叔敖矣。世之一边尊崇者，固无足复道矣。其所谓攻怀川者，不过以党比之势，相倾相轧而已。无一人深究乎此而痛辨之者，此余所以寻常慨然者也。虽然方其未知真假之前，一言一笑，一俯一仰，无非孙叔敖，及其既知真假之后，千态万状，只是一优孟，而无他耳，诚可谓千古绝倒矣。

举怀川之平生，只是摹朱子，而摹朱子之中，此一款乃其传神写照。故余于是特论此一款，而不复他及，亦犹画工之画人，其人一身精气，都决于点眼一笔之意也。

或曰：“今若不度其力，闭关绝约，则祸不旋踵柰何？”余曰：“然。怀川所谓‘不量时势，轻绝强虏，仇怨未报，而祸败先至，则亦非先王忍耻屈己，以延宗祀之本意’云者，诚至论也。”曰：“然则当甘心服役耶？”余曰：“子以先王之讲和，为甘心服役耶？”曰：“岂其然乎？智者以小事大，大王事獯鬻，果甘心服役耶？”余曰：“子得之矣。”曰：“然则怀川之为说，亦若此而已，子何讥之深耶？”余曰：“子以大王之事獯鬻，为攘夷狄可乎？为明春秋之大义可乎？以不心服之故，而谓之攘谓之明可乎？况又大王之于獯鬻，但有屈己之辱而已。南宋之于金、元，本朝之于北虏，俱有君父之大仇，而与之讲和，既卑辞而帝之，又金币以事之，而语于人曰‘我能蕴忿怒于卑辞，寓薪胆于金币，以之攘夷狄而明大义于天下’，人其信之乎？”曰：“然则如之何而可耶？”余曰：“凡天下之事时与势移，莫不各有其宜。孟子之于齐宣、梁惠，每告之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至于滕文公则不过告之以‘为王者师’，又告之以‘效死而已’，末乃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此所谓时与势移，各有其宜者也。设使朱子生于今之世，吾知其决不敢以当时之告于宋孝宗者告吾君也。”曰：“朱子之言曰‘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苟未渡淮，犹将可及’，然后：‘闭关绝约，任贤使能，合战守之计以为一’云。而怀川则曰‘今日不量时势，轻绝强虏，仇怨未报而祸败先至，则亦非先王忍耻屈己以延宗祀之本意也’，此非所谓时与势移，各有其宜者耶？”余曰：“然。此则讲和之事也。惟其时与势移，各有其宜，故其事则都是讲和之事，而必欲为自己发身之地。故其言则无非明大义攘夷狄之论。假朱子斥和之说，用之于讲和之事，秪以揽其名而济其私，反自蹈嗜利之窠臼，真程子所谓：‘清浊虽殊，为利则一也。’苟非优场之弄舌，何能妆撰于其间乎？请为子言弄舌妆撰之情。

今日之闭关绝约，危甚灯蛾，怀川岂不知之乎？此所以有‘不量时势轻绝强虏’云云之说也。既不能以闭关绝约，告于吾君，则凡朱子明大义、攘夷狄之许多正论，皆无所当，半生家计，都失巴鼻，于是藉重于圣祖大志之所向。因以‘忿怒蕴薪胆切’六字为之揭号于前，则可以恣意引用朱子之说，而人亦孰敢有议之者也？于是就其中打破讲和数段语，特为之拣而讳之，独取其人伦天理复雪之义之说，铺张而极论之。而其讳说之中，有三纲沦九法斁一段辞意，特为森严，可借而眩人。故乃欲引而用之，以助其张皇震耀之势。而但以朱子本说即所谓‘非屈己乃逆理’一段说，乃其所甚讳者，而今乃无端引用，则徒归于反驳时事，语势亦无所当。故不得已缘文生计，悬空劈手，假设顽钝一段，换其话头，而先以‘所可忧者’四字开端，然后因以‘若曰’二字唱之。又以‘此说得行则’五字和之，自相唱和，周旋回护，巧作语势以承接，而至其末端‘夷狄愈盛’四字，又却嫌而讳之，〈既以假设为言，则所引诸说，正大森严，何所不可，而独此四字必欲讳之耶？窃想怀川援笔到此，亦必自不觉其发笑矣。〉此正优场弄舌妆撰之情也。盖其昼思夜度，费尽心机，而毕竟补西而东撤，捉襟而肘见，〈朱子书中‘好义理好文字’，必欲无遗假用，而其柰本板相左？故触处生隙，不暇弥缝，无可柰何。〉此吾所谓：‘既知真假之后，千态万状，只是一优孟者也。’”或曰：“然则毕竟果如之何而可耶？”余曰：“君不见鲁西先生与怀川论先声后实之书及论善易者不言易之书耶？大人君子，识时正大之论，〈其书曰：“朱子封事，‘不言《易》之义’，与孔子‘大传不密之’训一揆也。圣人之忧患，可谓至矣。试看今日，亦异于朱子之时矣。朱子之时，则正与丁丑以前相类，犹有彼此相敌之势矣，今日则实无异于丽朝之于金、元也。不计时事之可为不可为，只作好言语，以快一时之听闻，以赌后人之称许云尔，则决非大人君子援世以道，好谋以成之义也。”又曰：‘当是时也，士之告吾君者，其当以声义复雠之言进乎？其当以师文为仁之说进乎？汉元非不足于节俭，而贡禹进言徒陈节俭之道，故君子惜之矣。若使朱子复生于今日。则吾恐不言《易》之外，无他说也。’〉俟百世而不惑者也。朱子曰：‘欧阳子曰“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盖天下之事必至于久而后是非之实可见，此等事，即今亦岂无知者？知之而至于是非之大定，则惟待后世之公议而已，愚无容复𫌨缕焉。”

朱子《戊申封事》，有曰：“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致，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盖所谓：‘善《易》者不言《易》。’真有志于恢复者，果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也。”

《朱书》宋观文殿学士刘珙祖韐，靖康之难，秉义而死，时上图议恢复。公曰：“复仇雪耻，诚今日之大计，然所以求之，必有其道。臣愿陛下以周宣王为法，侧身修行，任贤使能，以图内修之实，则外攘之效，将有不能自已者。计不出此，而欲浅谋轻举，以幸其成，臣未见其可也。”

时宰相方以恢复大言中上意，而政事不修，举动烦扰，识者忧之。公乃手疏别奏，具言天下之事：“有其实而不露其形者，无所为而不成；无其实而先示其形者，无所为而不败，今吾所以自治而为恢复之实者为如何？而乃外招降附，内徙营屯，规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势适足以速祸而致寇，臣不知为此议者，将何以待之也。”

按刘共父所言，即所谓：“▣世以道，好谋以成者也。”盖君父之仇，刻在骨髓，复雪之志，出于至诚。故其为言，不得不如此，非若怀川之姑欲中上意而耸人听也。惟是“无实露形”一段，怀川之所甚嫌者。故做出“枢机之密，鬼神莫窥”一句，为一时遮面之资，其用心亦可谓劳矣。

明大义辨后说

怀川之言曰：“伏愿殿下，坚定于心，曰‘此虏者，君父之大仇，矢不忍共戴一天’，蓄憾积怨，忍痛舍冤，卑辞之中，忿怒愈蕴，金币之中，薪胆愈切，枢机之密，鬼神莫窥，志气之坚，贲育莫夺，期以五年七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视吾力之强弱，观彼势之盛衰。则纵未能提戈问罪，扫清中原，以报我神宗皇帝罔极之恩，犹或有闭关绝约，正名明理，以守吾义之便矣。假使成败利钝，不可逆睹，然吾于君臣父子之间，既已无憾，则其贤于屈辱而苟存，不亦远乎云云。”

此盖依仿朱子之言，全用科儒假文字舞笔端，以眩主司者之馀套也。盖卑辞金币，以延宗社，则己自屈辱而苟存矣。期以五年七年则五年七年之间，为屈辱而苟存矣，期以十年二十年，则十年二十年之间，为屈辱，而苟存矣。平时恒自屈辱苟存，而所期不过闭关绝约而已。其所谓成者，闭关绝约之计成也；其所谓败者，闭关绝约之计不成也。而闭关绝约之计不成则亡而已何者？卑辞金币，仅仅苟延，而一朝遽欲闭关绝约，则战争之端，自我始之矣。战争之端，既自我始，则讲和之路已绝矣。讲和之路已绝，而闭关之计不成，则不亡何待？此理势之必然者也。吾未知所谓“无憾者”何说，而所谓“贤于者”何事耶？元初只是一样屈辱而苟存，而终至于一举足而遂亡，则未知其间抑有何日何时，可以无憾于心，而贤于屈辱而苟存耶？假使幸而不至于亡之境，亦不过依旧为屈辱而苟存而已，有何无憾与贤于之可论乎？若以蕴与寓而谓之无憾，则已于平时长自无憾，何必于今日始为无憾耶？朱子之言固为正大森严，而假之于此，则皆无义无味无所当矣，不过优场之假说也。

或曰：“以怀川之智，不能料世人之覰破其情状耶？”余曰：“不然。怀川之智，已能料世人之无能覰破，〈虚伪成习〉亦能料其虽有覰破，无能非斥，〈如阳坡诸公〉如李斯之智，已知扶苏、蒙恬之不敢复请〈严法所压〉也。”

怀川《辞忠州牧使疏》及《丁酉封事》抄语

怀川癸巳《辞忠州疏》，有曰：“借使臣感念鸿恩，冒受任使，则又有所大惧者，倘或天意难谌，时事因循，涓埃未效。朝露先晞，则一行作吏，都归口腹之计，而此志暗昧，遂成千古之恨，此臣所以决意于枯死而不悔也。抑臣愿忠之诚，岂敢食息忘哉？每见乾象示变，则恨不得焚身而禳除，一闻圣候有愆，则窃不胜陨心而默赛。万一事有不可知者，则亦愿碎首糜骨，期报不世之知遇而已云云。”

又《丁酉封事》第三条曰：“窃闻丽氏于契丹，时请医于宋，密奏忠虑，而金虏之时，又有奔问宋朝之事。当时义之，后世韪之，本朝之于皇明，岂比丽之于宋哉？窃闻今日一脉正统，偏寄南方，未知殿下已有丽朝之事，而机禁事密，群下有未得知耶？万里鲸波，信息难传，而精诚所在，无远不届。一国军民文武之中，岂无忠信沉密而应募愿行者乎？伏乞殿下默运心机，独与腹心大臣，密议而图之。臣虽驽劣，极欲怀符潜行，以达吾君忠义之心，而假使未达，溺死于万丈层波，万万甘心，荣幸无穷矣。惜乎！今病已矣，南望长恸，只有匪风之思而已。”

余曾于十馀年前，得见怀州《辞忠州疏》，则其辞意大抵似是据明大义为言，而其所云云诸说，俱未了了矣。今得其全集，见《丁酉封事》，则盖方自处以居父母之仇之义。故其为言如此，夫以海外藩邦之一陪臣，冒犯万里鲸涛，奔问天涯信息，若非子之于其父，则决不能有此诚心矣。以是而律之，则可知其《疏》中所谓“徒为口腹之计，而不能伸复雪之志而死，则将为千古之恨，故决意枯死而不敢赴任”云者，即孔子答子夏居父母之仇之问曰“不仕不与共天下”之意也。其穷天至恸，透骨髓而溢言辞，苟非居父母之仇者，讵有此志此义耶？所可怪者，怀川所执既如此，则非复雪之义不立朝，非薪胆之策不出口，己亥大丧之后，不复著帽出世，可以充其操矣。夫何己酉大拜，复为冒出，所谓大义，已付前尘，而山林势利，混为一涂，以招遥执之讥，倘所谓“时事因循，此志暗昧”者，非预为之谶耶？庚申出来，尤丧本色，积失士类之仰望，顿非昔日之怀老。果如是则何不于西日未坠之前，暂佩忠州之符，少免绿粥之讥耶？虽曰：“不要名、不索价”，愚不信也。

陈定宇曰：“义起于情之所及，而不起于情之所不及；礼生于义之所加，而不生于义之所不加。故因情以为义，而义所以行情，因义以为礼，而礼所以行义。”今若据怀川之说，而因其情而以为义，因其义而以为礼，则怀川之于大明皇帝之丧，当为三年之极服矣。又其言曰“一国军民之中，岂无忠信愿行者乎”云，则是一国军民义均而情同，其为服亦将无所异同矣。

或曰：“《仪礼ㆍ经齐衰三年》章曰庶人为国君传曰‘圻内之民，为天子齐衰三月，圻外之民无服’，《仪礼》乃周公所作也。今此海外藩邦之陪臣，既不能食禄于其朝，则便同庶人之例矣。圻内之庶人，则服止于三月，而海外藩邦之庶人，服至于三年之极，与周公制礼之义，迥然不侔，此将柰何？”余曰：“不然。此非天下之通情也，乃怀川之独情也。且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过以人伦之至。而此则人伦之外也，此岂周公之礼之所可及者也。呜呼！以海外藩邦之一陪臣，冒犯万里鲸涛，虽至溺死而甘心，通天下岂复有他人哉？只是自家一人耳。此时怀川年方五十，坚悍刚强，一生无病，世人所知，今乃自己则托病长恸，顾欲责之他人，其与溺死荣幸等语，当句之内，自相技捂，此皆优场之弄舌也。当时若有敬新磨则必将批其颊矣。”

或曰：“古之仕者，虽丞相府、御史府，亦皆率眷以居，我国惟邑宰率眷，馀皆不率眷。怀川之不仕，惟不赴率眷之邑宰而已。其外则自台宪历铨曹入政府，无不随行，所谓不仕之义，其母与妻当其全，而自身则当其半。然则其制服，当以斩衰三年，归之母与妻。怀川之自为服，当以齐衰或杖期可也。未知此果合于天理之节文乎？”余曰：“噫！此岂吾儒常情所可蠡测耶？惟当令无是公，去向无何有之乡，问之于乌有先生，然后可以知之矣。”

或曰：“不惟此也。宋室崖山之变，陆秀夫负帝同溺则有之矣，当国家无事之时，宫车晏驾，而未闻外臣之与之从死者。而今怀川之言曰‘万一事有不可知者，则亦愿碎首糜骨’，质之神明，指天成誓，有若人家嬖姬、妖妾矢死相从，以博生前无限恩爱者然。及至己亥五月，而怀川乃晏然无恙，亦未闻欧血痛伤，如古忠臣之为。只称不受永安之托，轻发春台之行者何也？”余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不如是，何以为优场之弄舌乎？”

朱子曰：“今释怨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夷狄愈盛而禽兽愈繁。”

右怀川欲假用“三纲沦”以下森严底说话，而其柰题目相左。故不得已换其头辞曰：“所可忧者，一种顽钝嗜利无耻之类。若曰‘我已屈身于彼，名分已定’，则弘光之弑、先朝之耻，有不可顾。窃恐此说得行，则自孔子以来大经大法，一切扫地云云。”然后因而剽袭三纲沦以下，无一字加减，而“夷狄愈盛”四字，讳而不书，却又变文曰“浑为禽兽之归”云。此则弄舌之换其头尾者也。

朱子曰：“虽使虏意效顺，无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是疑畏。正宜引义拒绝，以伐其谋，然后表里江、淮，合战守之计以为一，持以岁月，以必复中原，必灭胡虏为期而后已。虽其成败利钝，不可逆睹，而吾于君臣父子之间，既已无憾，则其贤于屈辱而苟存，不亦远乎。”

右怀川欲假“成败利钝”以下森严底说话，而又柰题目相左。故不得已换其头辞曰：“蓄憾积怨，忍痛含冤，期以五年七年，以至于十年二十年而不解，视吾力之强弱，观彼势之盛衰，则纵未能提戈问罪，扫清中原，以报我神宗皇帝罔极之恩，犹或有闭关绝约，正名明理，以守吾义之便矣云云。”然后因以假设之辞承之，而剽袭“成败利钝”以下，无一字加减。此则弄舌之换其头者也。

右两段，弄舌之表著者也，大抵假圣贤之言，而换其头尾，以供一场戏谈，优场之常态也。姑提此两段，馀可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