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建设/第二章

建国方略之一 心理建设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
作者：孙中山

　　今再以用钱一事，为“行易知难”之证。

　　夫人生用钱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后天之习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终身，而无日或间者也。饮食也，非用钱不可；衣服也，非用钱不可；居家也，非用钱不可；行路也，非用钱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视为自然，惟知有钱用，则事事如意，左右逢源；无钱用则万般棘手，进退维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钱是求，惟钱是赖矣。社会愈文明，工商愈发达，则用钱之事愈多，用钱之途愈广，人之生、死、祸、福、悲、喜、忧、乐，几悉为钱所裁制；于是金钱万能之观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于钱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钱也，又如此其惯熟。然则钱究为何物？究属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几人乎？吾今欲与读者先从金钱之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钱币者，所以易货物、通有无者也。”泰西之经济学家亦曰：“钱币者，亦货物之属，而具有二种重要功用：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作者统此两用，而名之曰“中准”，故为一简明之定义曰：“钱币者，百货之中准也。”中国上古之钱币，初以龟、贝、布、帛、珠、玉为之，继以金、银、铜、锡为之。今日文化未开之种族，其钱币多有与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游牧之国，有以牛、羊为钱币者；渔猎之乡，有以皮、贝为钱币者；耕种之民，有以果、粟为钱币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盐、茶为钱币者。要之能为钱币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种族则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为钱币而已。专门之钱币学者论之曰：“凡物能为百货之‘中准’者，尤贵有七种重要之性质，方适为钱币之上选：其一、适用而值价者，其二、便于携带者，其三、不能毁灭者，其四、体质纯净者，其五、价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开者，其七、容易识别者。凡物具此七种之性质者，乃为优良之钱币也。”周制以黄金为上币，白金为中币，赤金为下币。秦并天下，统一币制，以金镒铜钱为币，而废珠玉、龟贝、布帛、银锡之属，不以为币。周、秦而后，虽屡有变更，然总不外乎金、银、铜三种之物以为币。而今文明各国，亦采用此三金为钱币：有以黄金为正币，而银、铜为辅币者；有以银为正币而钢为辅币者。古今中外，皆采用金银铜为钱币者，以其物适于为百货之“中准”也。

　　然则凡物适合于为百货“中准”者，皆可为钱币，而金钱亦不过货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独具此万能之作用也？曰：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矣。今举两事以明之。数十年前，山、陕两省大饥，人相食，死者千馀万。夫此两省，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也，物产丰富，金钱至多。各省为钱业票号者，皆山、陕人也，无不获厚利；年年运各省之金钱归家而藏之者，不可胜数也。乃连年大旱，五谷不登，物产日竭，百货耗尽，惟其金钱仍无减也。而饥死者之中，家资千百万者，比比皆是；乃以万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归于尽也。盖无货物，则金钱之能力全失矣。又读者有曾读《罗滨逊克鲁梳漂流记》１者乎[今译《鲁滨逊飘流记》。]？试拟设身其地，而携有多金，漂流至无人之岛。挟金登陆，寻见岛中风光明媚，花鸟可人，林中果实，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时岛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岛中之货财，惟彼所需，可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饥也，必须自行摘果以充饥；其渴也，必须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无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岛，货物繁殖矣，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等于无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钱也，乃一己之劳力耳。此时此境，金钱万能乎？劳力万能乎？然则金钱在文明社会中，能生如此万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穷求矣。

　　吾今欲与读者再从金钱之为用而研究之。夫金钱之力，虽赖买卖而宏，而买卖之事，原由金钱而起，故金钱未出之前，则世固无买卖之事也。然当此之时，何物为金钱之先河，何事为买卖之导线，不可不详求确凿，方能得金钱为用之奥蕴也。欲知金钱之先河、买卖之导线者，必当从人文进化之起源著眼观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开化之种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于深山穷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织而衣，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风气与吾古籍所记载世质民淳者相若。其稍开化者，则居于河流原野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利便，于是部落与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证古，可知古代未开化之时，其人无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织而衣，足以自给，无待外求者也。及其稍开化也，则无不从事于交易，虽守古如许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实为买卖之导线也。或曰：“交易与买卖有何分别？”曰：交易者，以货易货也；买卖者，以钱易货也。钱币未发生以前，世间只有交易之事耳。盖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数业者，其必有害于耕，有害于织，断不苦通工分劳之为利大也。即耕者专耕，而织者专织，既无费时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则生产增加，而各以有馀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较自耕自织为进化也。

　　惟自交易既兴之后，人渐可免为兼工，而仍不免于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馀粟，不得不携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织者有馀布，亦不得不携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类推，则为渔、为猎、为牧、为樵、为工、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携其有馀，出而求交易也。否则，其有馀者，必有货弃于地之虞，而不足者，必无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农、工两业，其妨碍固大，然而农、工仍各不免于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难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游记》有云：彼到未开化之乡，常有终日不得一食者。盖土香既无买卖，不识用钱，而彼所备之交易品，间有不适其地之需者，则不能易食物矣。古人与野番所受之困难，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馀粟，而欲得布，携之以就有馀布者以求交易，无如有馀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则有馀粟者困矣。有馀布者，携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馀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则有馀布者又困矣。有馀羊者，牵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则有馀羊者又困矣。有馀器者，携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则有馀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馀，皆为其馀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当，则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无交易之机关，所以劳多而获少，而文化不能进步者也。

　　神农氏有见于此，所以有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为市之制，则交易之困难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时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馀，以求所需，彼此转接，错综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时间空间，为交易之机关者也。自有日中为市为交易之机关，于是易货物，通有无，乃能畅行无阻矣，其为物虽异乎钱币，而功效则同也。故作者于此创言曰：“日中为市之制者，实今日金钱之先河也。”乃世之经济学家，多以为金钱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亦犹乎买卖时代之有中介机关也。买卖时代以金钱为百货之中介，而交易时代则以日中为市，为百货之中介也。人类用之者，则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则必受种种之困难也。未有金钱之前，则其便利于人类之交易者，无过于日中为市矣。故曰：日中为市者，金钱之先河也。

　　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交易通而百货出，人类之劳力渐省，故其欲望亦渐开。于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渐进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饰玩好等物矣。渐而好之者愈多，成为普通之风尚，则凡有货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后以之易他货物。如是则此等文饰玩好之物，如龟、贝、珠、玉者，转成为百货之“中准”矣。此钱币之起源也。是故钱币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渐变交易而为买卖之后，则钱币之为用大矣。自有钱币以易货物、通有无，则凡以有馀而求不足者，只就专业之商贾以买卖而已，不必人人为商矣。是钱币之出世，更减少人之劳力，而增益人之生产，较之日中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类自得钱币之利用，则进步加速，文明发达，物质繁昌，骎骎乎有一日千里之势矣。

　　考中国钱币之兴，当在神农日中为市之后，而至于成周，则文物之盛已称大备矣。前后不过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为我国后代所不及，此实为钱币发生后之一大进步也。由此观之，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自有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进文明也。

　　钱币发生数千年而后，乃始有近代机器之发明。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而金钱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机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产全赖人工为之，则买卖之量，亦无出乎金钱范围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产，则合人工与自然力为之，其出量加至万千倍，而买卖之量亦加至万千倍，则今日之商业，已出乎金钱范围之外矣。所以大宗买卖，多不用金钱，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运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而售之，每起获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万元，皆收现钱。以银元计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后往市以求他货而买之，又分十起而买入，则运货往来之外，又须运钱往来。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货，又当分十起而收其钱，继又买入他货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钱，其费时费力，已不胜其烦矣。倘同时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则合数十百人而各有货百数十万以买卖，每人皆需数日之时间以执行其事，则每人所过手之金钱，一人百数十万元，十人千数百万元，百人万数千万元，则一市中之金钱断无此数，故大宗买卖早非金钱之力所能为矣。金钱之力有所穷，则不期然而然渐流入于用契券以代金钱，而人类且不之觉也。

　　契券之用为何？此非商贾中人，自不能一闻则了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贩货百万元至沪，分十起售之，获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万元，惟此十一万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银元，乃一张之字纸，列有此数目耳。此等字纸，或为银行之支票，或为钱庄之庄票，或为货客本店之期单，或为约束之欠据者是也。售十起之货，则彼此授受十张之字纸而已，交收货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银元矣。川客在沪所采买之货，亦以此等字纸兑换之。如是一买一卖，其百馀万元之货物，已省却主客彼此交收四万九千五百斤银元四次运送之劳矣，且免却运送时之种种盗窃、遗失、意外等危险矣。其节时省事，并得安全无虞，为利之大，以一人计已如此矣，若以社会而言，则其为利实有不可思议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会中，实非用契券为买卖不可矣，“金钱万能”云乎哉？而世人犹迷信之者，是无异周末之时，犹有许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旧习者也。不知自日中为市之制兴，则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之兼业可以废；至金钱出，则日中为市之制可以废；至契券出，而金钱之用亦可以废矣。乃民国元年时，作者曾提议废金银，行钞券，以英国困而振工商，而闻者哗然，以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战，世界各国多废金钱而行纸币，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张之法。盖行之得其法，则纸币与金钱等耳。或曰：“元明两朝皆发行钞票，乃渐致民穷国困，而卒至于亡者，美国南北战争之时，亦发行纸币，而亦受纸币之害者，何也？”曰：以其发之无度，遂至纸币多而货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发不兑现之令，岂非废金钱行纸币票乎？何以不见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颦，而发不兑现之令也，只学人一半而违其半。夫人之不兑现，同时亦不收现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兑现，同时又收现，此非废金钱而行纸币，乃直以空头票而骗金钱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败也。英国之不兑现也，同时亦不收现，凡政府之赋税、借债种种收入，皆非纸币不收。是以其战费之支出，每日六七千万元，皆给发纸票，而市面流通无滞，人人之乐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数月必发行一次公债，每次所募之额，在数十万万元者，亦皆悉收纸币，不收现金。有现金之人，或买货、或纳税者，必须将其金钱向银行换成纸票，乃能通用，否则其金钱等于废物耳。此英国不兑现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则自发之纸票亦不收，是何异自行宣告其破产乎？天下岂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侩尚且不为此，而堂堂政府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钱之为用之过也。

　　世之能用钱而不知钱之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汉兴，承秦之敝，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的，作业剧而财匮。初以为钱少而困也，乃令民铸钱。后钱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铸钱。皆不得其当也。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卒收国饶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谓知金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方当欧战大作，举国从军，生产停滞，金钱低落，而交战各国之政府乃悉收全国工商事业而经营之，以益军资，而均民用。德奥行之于先，各国效之于后。此亦弘羊之遗意也。

　　欧美学者有言：“人类之生活程度分为三级：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适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若有欠缺，则不得安适也。其三曰繁华程度，在此级所用之货物乃可有可无者，有之则加其快乐，无之亦不碍于安适也。”然以同时之人类而论，则此等程度实属极无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为安适，而他一人或以为快乐者也。惟以时代论之，则其界限颇属分明矣。作者故曰：钱币未发生之前，可称为需要时代，盖当时之人，最大之欲望无过饱暖而已，此外无所求，亦不能求也。钱币既发生之后，可称为安适时代，盖此时人类之欲望始生，亦此时而人类始得有致安适之具也。自机器发明之后，可称为繁华时代，盖此时始有生产过盛，不患贫而患不均者，工业发达之国有汲汲推广市场输货于外之政策，而文明社会亦有以奢侈为利世之谬见矣。由此三时期之进化，可以知货物“中准”之变迁也。故曰：需要时代，以日中为市为金钱也；安适时代，以金钱为金钱也；繁华时代，以契券为金钱也。此三时代之交易“中准”，各于其时皆能为人类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时又非绝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为市既行之后，自耕而食，自织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钱出世之后，日中为市，亦有相并而行者，我国城厢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华之时代，世界人类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飞券、钞引，宋之交子、会子是也。但在今日，则非用契券，工商事业必不能活动也。而同时兼用金钱亦无不可也，不过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钱者所当知也。

　　我中国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级，盖我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而尚未普用机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开港通商之后，我商业则立见失败者，非洋商之金钱胜于我也，实外洋入口之货物，多于我出口者每年在二万万元以上也。即中国金钱出口，亦当在二万万以上。一年二万万，十年则二十万万矣。若长此终古，则虽有铜山金穴，亦难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穷财尽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机器以生产，方能有济也。按工业发达之国，其年中出息，以全国人口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国纯用人工以生产，按全国人口男女老少通计，每年每人出息当不过七八元耳。倘我国能知用机器以助生产当亦能收同等之效，则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于今日百倍矣。如是则我亦可立进于繁华之程度矣。

　　近世欧美各国之工业革命，物质发达，突如其来，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骤进至繁华地位。社会之受其影响者，诚有如佐治亨利氏之《进步与贫乏》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以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也。”是工业革命之结果，其施福惠于人群者为极少之数，而加痛苦于人群者为极大多数也。所以一经工业革命之后，则社会革命之风潮，因之大作矣。盖不平则鸣，大多数人不能长为极少数人之牺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极大之痛苦者，即不知变计以应时势之故也。因在人工生产之时代，所以制豪强之垄断者，莫善于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竞争，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于世数千年矣。乃自斯密亚当始发明其理，遂从而鼓吹之。当十八世纪之季，其《富国》１一书出世[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举世惊倒，奉之为圣经明训。盖其事既为世所通行，又为人所习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为世所欢迎，至今犹有奉为神圣者也。不料斯密氏之书出世不满百年，而工业革命作矣。经此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破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克２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今译俾斯麦，下同。]，而各国后先效法者也。如丕士麦克者，可谓知金钱之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观之，非综览人文之进化，详考财货之源流，不能知金钱之为用也。又非研究经济之学，详考工商历史、银行制度、币制沿革，不能知金钱之现状也。要之，今日欧美普通之人，其所知于金钱者，亦不过如中国人士只识金钱万能而已，他无所知也。其经济学者仅知金钱本于货物，而社会主义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学者）乃始知金钱实本于人工也（此统指劳心劳力者言也）。是以万能者人工也，非金钱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钱，而不知钱者也。此足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一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