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集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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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

明经

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曰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原注】《大唐新语》，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原注】《金史•移刺履传》，进士之科，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原注】叶石林避暑录话，唐制取士，用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唯用进士，其罢明经不知自何时。仁宗患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祐三年，始复明经科。〉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阎氏曰】金有经义进士、词赋进士，进士中亦分二目。〉

唐时入仕之数，明经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文公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然则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

秀才

《旧唐书•杜正伦传》，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举秀才止十馀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唐《登科记》，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馀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原注】《旧唐书•职官志》则云，秀才，有唐已来无其人。【王氏曰】唐时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大约终唐之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原注】《新唐书》，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古人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言，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缺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唐人之于秀才，其重如此。〈【原注】秀才字出《史记•贾生传》，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而儒林传公孙宏等之议则曰，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此秀才之名所起。〉玄宗御撰《六典》言，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张昌龄传，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亢进士贡举及第。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之所不敢当也。〈【原注】《册府元龟》，开元二十四年已后，复有秀才举。其时以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贴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来无登第者。至天宝初，礼部侍郎韦陟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乃令长官特考。其常年举送者，并停。《册府元龟》又言，代宗朝，杨绾为礼部侍郎，请制五经秀才科，事寝不行。而《旧唐书•儒学传》，冯伉，大暦初登五经秀才科。则是尝行之而旋废耳。〉又《文苑英华》判目有云，乡举进士，至省求试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赵岊判曰，文艺小善，进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原注】文选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访对不休，质疑斯在。〉是又进士求试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员而冒呼此名何也？〈【原注】《容斋三笔》谓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后，实为贡举科目之最。而今世俗以为相轻之称。〉

明初尝举秀才。〈【原注】洪武十五年，征至秀才数千人。〉如《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杨州府知府，俱赐冠带。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也。亦尝举孝廉。〈【原注】洪武十八年十二月丙午。〉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是也。此辟举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非也。

举人

举人者，举到之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以本官判尚书省右仆射事，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简试举人。《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四年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是也。登科则除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原注】《太祖实录》，许瑗，饶之乐平人。至正中，两以易经举于乡，皆第一。会试不第。《赣州府志》曰，乡举在宋为漕试，谓之发解。第阶之，解送南宫会试耳。试不第者，须再试。未阶以入仕也，及累举不第，然后有推恩焉，谓之特奏名，不复系诸乡举矣。元时亦然。至国朝始定为入仕之途，则一代之新制也。按宋时亦有不须再试而送南宫者，谓之免解进士。渑水燕谈，仁宗籍田时，许开封国学举人陪位，因得免解。〉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而传中有言举进士者，有言举进士不第者。〈【原注】孟浩然应进士不第，杜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唐衢应进士久而不第，温庭筠大中初应进士累年不第，吴筠举进士不第，皇甫镇举进士二十三上不中第。　《五代史》亦然。敬翔乾符中举进士不中，郑遨唐昭宗时举进士不中，李振常举进士咸通、乾符中连不中，郑珏举进士数不中，司空颋唐僖宗时举进士不中，冯玉少举进士不中，李𬭸少举进士累不中，贾纬少举进士不中。〉但云举进士，则第不第未可知之辞，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后谓之进士也。〈【原注】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试进士，至万五千人。是年赐第八百五人。〉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原注】唐文宗开成三年五月丁巳朔敕，礼部贡院进士举人岁限放三十人及第。进士举人者，谓举进士之人也。〉进士即是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谓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赵氏曰】今会试中式者，礼部放榜，但云会试中式举人，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始谓之进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尚是中式举人，不得称进士。盖犹沿唐宋遗制。〉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朝廷求贤之盛心，苟图虚举，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者，皆领乡荐，冒名贡士。及至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昇之国监。以致天下士子竞怀侥幸，不务实学。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言，乞将前此下第举人通计其数，设法清理。是明初才开举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举人犹令入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于人间者。正统十四年，存省京储始放回原籍，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谒，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属举人，间有黜革，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沈氏曰】田间文集，崇祯间，拟上兴学取士书有云，国初特重国子监，设为六堂积分之法，诏勋戚公卿大臣子弟读书其中，举人下第者入监，郡邑生员每岁选其俊彦者贡入国子监充太学生，则是岁贡者每岁一贡，盖选士也。故国初由监生起家者，多致大官，盖举人与岁贡皆称监生也。自朝廷不重太学，积分法废，举人、贡生罕入其中，而所为岁贡又皆郡邑诸生之久于学宫需次待年而贡者，非俊秀之选也。于是岁贡资格益下，又皆暮齿颓龄，其足为国家用者少矣。〉

进士

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原注】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雍录引唐人诗云，曾题名处添前字。　《通鉴》，建州进士叶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遇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曰赐进士及第，后又广之曰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后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土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议郎徐禋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从之。

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曰制举。〈【原注】《唐书•选举志》。〉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侔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馀科，〈【原注】《困学纪闻》，唐制举之名多有八十有六。〉故谓之科目。〈【原注】宋王安石始罢诸科。〉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黄氏曰】今特设一科以待士，是有科而无目。愚谓宜仿其意而行之，略取今之试士者稍变其法，而分为数科，其一曰精通经术科，法在取十三经之义疏，比附其异同，而质以所疑，如古条议之法，其二曰博综典故科，法在取史书所载，或专举一事，或兼数事，使之论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学之科也。其三曰洞达时务-科，此即今对策之法，必使之昌言无讳，直陈所见，庶有以见其抱负。其四曰富有才华科，试以诗赋，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习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与部案之疑难者，设为甲乙之语，使之剖决，毋拘声律对偶。若是各条为五事，而试以一场，务精其选，而不必广其额。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职，而勿使遽列于清要。若国家必欲求特达之彦，则宜设拔萃一科，随时定制。使凡中已上诸条，无问于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试焉。取之以至严，而待之以不次，则尤足以鼓舞其才矣。至于童子之试，则不妨仍以八股从事。盖初学之士，惟以明理为急也。〉

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进士偏重之弊，积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虽有他材，亦无由进用矣。〈【赵氏曰】有明一代，最重进士。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遥远简小之缺。其昇调之法亦各不同，甲科为县令者，抚按之卓荐，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数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职。而乙科沈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中，给事陆粲虽疏请变通。隆庆中，阁臣高拱亦请科贡与进士并重，然终莫能挽。甚至万历三年，特诏抚按官有司，贤否一体荐劾，不得偏重甲科，而积重难返如故也。《明史》邱橓楫云，今荐则先进士，而举监非有凭借者不与焉。劾则先举监，而进士纵有訾议者罕及焉。于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贾三近疏言，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头童齿豁不就选。此可以见当时见尚矣。〉

制科

唐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杨氏曰】又有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少保稷所应也。长才广度、沈迷下僚科，张倚所应也。文词雅丽科，彭殷贤所应也。道侔伊吕科，张曲江所应也。词标文苑科，张道济所应也。洞晓玄经科，独孤常州所应也。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李元成所应也。〉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王氏曰】唐有得进士第后又中制科者，如刘蕡擢进士第，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马怀素擢进士第，又中文学优赡科。阎朝隐连中进士、孝悌廉让科。贺知章擢进士、超群拔类科。有得明经第后又中制科者，如归崇敬擢明经，举博通坟典科。有得官后又中制科者，如张𬸦登进士第，授岐王府参军，以制举皆甲科，再调长安尉。殷践猷为杭州参军，举文儒异等科之类是也。〉

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增为六科。熙宁以后，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原注】《叶祖洽传》，太宗岁设大科。邵氏《闻见录》，富郑公初游场屋，穆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今以殿试进士亦谬谓之制科。

宋徐度却扫编曰，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杨氏曰】武足安边四字羡。〉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并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沈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土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后，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孙氏曰】沈作《喆寓简》云，予中进士科后。从石林于卞山，予时欲求试博学宏词，石林曰，宏词不足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据此，则宋世所谓博学宏词非制科也。近人称博学宏词为制利者，盖制举无常科，以待天下之才杰，以天子亲策之，故谓之制科。宋高宗创举此名，三岁一试，与制举无常科者异。然亦必召试定等，而后授官，则亦可谓之制科也。〉

甲科

杜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阎氏曰】按《唐书》，诸进士试时务策五条，帖所读一大经，经策全得为甲第，策得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杨绾传，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馀人。〈【原注】《册府元龟》。〉杜甫《哀苏源明诗》曰，制可题来干，乙科已大阐。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赵氏曰】今世谓进士为甲榜，以其曾经殿试，列名于一二三甲也。举人谓之一榜，后以进士有甲榜之称，遂以一为乙，而以举人为乙榜，非也。又曰，宋时进士三甲之外，又有四甲、五甲。朱子乃绍兴十八年年王佐榜下五甲九十名。【汪氏曰】朱子有《同年录》，在杭州孤山朱子祠内。录云，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岁。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无。一举娶刘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议郎。本贯建州建阳县群王乡三桂里。父为户。〉

《隋书•李德林传》，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是则北齐之世，即已多无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平帝时，岁课博土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传，以射策甲科为郎。匡衡传，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原注】褚先生补《史记》。〉

十八房

今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谓之十八房。〈【原注】《宋史》，各房分经始于理宗绍定二年。〉嘉靖末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止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书》、《易》卷并多，仍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沈氏曰】《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四年会试同考凡二十员，词臣十二人，科部各四人。视癸未以前十七房时各衙门俱增一人云。〉天启乙丑，《易》《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祯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今人概称为十八房云。

《戒庵漫笔》曰，〈【原注】江阴李诩著。〉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原注】唐顺之〉。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一姻家同刻。方山〈【原注】薛应旗。〉中会魁，其三试卷，余为从臾其常熟门人钱梦玉，以东湖书院活板印行，未闻有坊间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原注】愚按，弘治六年会试同考官靳文僖批，已有自板刻时文行，学者往往记诵，鲜以讲究为事之语，则彼时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杨子常〈【原注】彝。〉曰，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玄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原注】士骕。〉选程墨始。至乙卯以后，而坊刻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之作。曰行卷，则举人之作。曰社稿，则诸生会课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昔丘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去宋元未远，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读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原注】《宋史》，理宗朝，奸弊愈滋。有司命题苟简，或执偏见臆说，或发策用事讹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谬种流传。〉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阎氏曰】按归太仆送童子鸣序，尝见元人题其所刻之书，云自科举废而古书稍出，余盖深叹其言。夫今世进士之业滋盛，士不复知有书矣。以不读书而为学，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恶其议论与？顾氏正同。〉昔闵子骞以原伯鲁之不说学，而卜周之衰，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父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轲不利之人。岂非所谓大人患失而惑者与？〈【原注】陆氏曰，大人惧违众而失位，心志惑乱，故徇流俗之说，而亦曰可以无学。〉若乃国之盛衰，时之治乱，则亦可知也已。

经义论策

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原注】《宋史》，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元祐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后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后全试三题。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原注】《宋史•徐禧传》，神宗见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经术变士，十已八九，然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是也。〉陈后山谈丛言，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岂知数百年之后，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魏鸿博曰】四书五经命题以正其本，变八股，制论策，使人得尽其材，适于实用，以救其败。请言其法，凡童子试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四书一，易书诗礼所占经一，春秋传一，令自某处起，默书至某处止，兼唐人考字、宋人帖括之意。弟子员试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策一道。乡试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占经一道。会试策二道，判六道。凡小学，四书经为论，无定体，无短长格，及称引秦汉以下得失，当代时务诸禁。凡命题，毋割裂章句以巧文，毋亵而不经。凡判必依律，去对偶。如谳狱之语，或设事造题，使议其罪。凡试策，试州县者策以其州县之利害，乡试策以其乡，会议策以天下之利害。会试之策，概论国势治道，或古人当国事业者。一分吏、户、礼、兵、刑、工六职命题者，一自为弟子员，各使占其所能，专才者对一科，通才者对数问。中进士廷试，则使杂陈其所见，而考难之，以定其官。〉

赵鼎言，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亦谓，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原注】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今但令士子作文，自注出处，无根之语不得入文，自当攦指而退矣。《金史》，明昌元年，令举人程文，所用故事可自注出处。〉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原注】元制有四书疑、本经疑。　洪武三年开科，以大学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节。《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此即宋时之法。〉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诏文有曰，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士者矣。至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未能者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沈氏曰】四书义限二百字以内，经义论策俱三百字以上，亦见《太祖实录》。〉文辞增而事实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馀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原注】二十五年二月甲子，儒学生最兼习射与书、算，俟其入科贡兼考之，后废不行。　宣德四年九月乙卯，北京国子监助教王仙官，近年生员止记诵文字，以备科贡，宾于字学、算法略不晓习。改入国监，历事诸司，画字粗拙，算数不通，何以居官莅政？乞令天下儒学生员兼习书算。上从之。【沈氏曰】《元史•选举志》科目篇，仁宗皇庆二年，定科场事宜，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夯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准务直达，限一千宇以上成。乡会试同例。　乡试用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会试用次年二月初一日、初三日、初五日。每三岁一次，开试不用子午卯酉年。御试三月初七日。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元统中，复稍变程式，减蒙古色目人明经二条，增本经义。易汉人南人第一场四书疑一道为本经疑，增第二场古赋外诏诰、章表一道，【赵氏曰】宋时秋试在八月，春试在二月，元明因之。万历戊戌，御史乔璧星以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请改期于三月，用单袷衣，则弊可清。李九我驳之。张幼于亦有冬会试移期议一篇。然终明之世，未尝改也。本朝始改三月，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苦，衣单无怀挟之弊，最为善政。至殿试之期，元时在三月初七日，明初在三月一日，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后遂为例。然二月会试，而三月朔即殿试，则礼闱中阅文为日无几，岂不太促？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传胪在五月朔。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试，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

四书疑犹唐人之判语，设为疑事问之，以观其学识也。四书义犹今人之判语，不过得之记诵而已。苟学识之可取，则刘蕡之对止于一篇已足。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如崇祯七年之颜茂猷者，〈【原注】奉旨特赐中式及殿试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亦何裨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

《实录》言，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累赐罗绮袭衣巾靴，礼遇甚厚。〈【原注】后采庶吉士之制实本于此。〉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固不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可叹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当日贡举之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沈氏曰】万历二十二年七月己卯，礼部覆御史薛继茂敷陈科场事宜八条，而以正文体为第一义，谓纯正典雅之词不出倾邪侧媚之口，怪诞险诐之说必非坦夷平易之衷。近日士习敝坏，皆由主司不务崇雅斥浮，而奇诡获售，宜其从风而靡也。今后会试主考，宜申饬分房，务取纯雅合式，不得杂收奇僻，为海内标。其两京各有试录朱墨卷，解到礼部，逐一看详。如仍踵弊风者，士子除名，试官有参处。上是其议。　四十三年十二月戊辰，礼部题申饬会场事宜，其申文禁云，文必尔雅纯粹，平正通达，一一合先民典型者收。如否则虽才情奇艳者不录，怪僻者贴出示戒，甚否仍议罚科。其限字以五百为率。揭晓后，本部会同礼科细阅。〉

三场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祐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钱氏曰】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四书文行之四百馀年，场屋可出之题，士子早已预拟。每一榜出，钞录旧作，幸而得隽者，盖不少矣。今欲革其弊，易以诗赋论策，则识者必哗然阻之，以为圣贤之言不可不尊，士子所习难以骤改，其说必不行，其弊终难革也。窃谓宜以五经文为第一场，四书文为第二场。五经卷帙既富，题目难以预拟，均为八股之文，不得诿为末习，如此则研经者渐多，而剿袭雷同之弊庶几稍息乎？〉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拟题

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遁、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原注】《隋书•崔赜传》。〉因陋就寡，赴速邀时。〈【原注】《旧唐书•薛谦光传》。〉昔人所须十年而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馀人也。请更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原注】汉人所谓发策决科者，正是如此。〉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原注】《宋史•刘恕传》，举进士，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召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方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原注】《宋文鉴》载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经义一篇。〉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原注】如《王梅溪集》中所载。〉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土。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庄诸书命题，如卮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士？《宋史》，冯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子尚少，能尽通邪？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更问疑义，辨析无滞。〈【朱检讨曰】试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会试之例，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卫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盖书所同而经所独，专精其所独，而同焉者不肯后于人，则经义书义庶几并治矣。〉

《石林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

墨子言，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

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后行之，然后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孔坦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原注】胡三省注，缓为之期曰申。〉古之人有行之者。〈【汝成案】科举得人，视所尊尚。进士、明经，充选则一。昔人论停年长名尚壅铨政，岂有科目可使沈滞？此非揣本言也。〉

题切时事

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亦虞帝予违汝弼之遗意也。《宋史•张洞传》，试开封进士，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张洞意讽朕。宰相韩琦进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上意解。古之人君近则尽官师之规，远则通乡校之论，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以魏忠贤始用事也。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七年江西乡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原注】万龄疏以忠贤芟除奸党为诛少正卯，定三朝要典为作《春秋》，请上特制碑文，并祠其父于后室，以比于启圣。〉崇祯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开帝聪而持国是者。当时季叶，而沔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彊比陈启新，是以曹伯阳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以周公比魏忠贤，则又无将之渐，亦见之弹文者也。{{*|【沈氏曰】赵维寰《雪庐焚馀稿》云，甲子科各乡试录，语多触忌，魏珰一切绳之，如陈子壮、方逢年、顾锡畴、章允儒辈几二十人，前后俱削夺。自是丁卯诸典试者，其出题属辞皆极意献媚，其不为触忌亦不为献媚者，独江西福建二三录耳。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边，边臣不纳，虽有社稷为重之说，然当时朝论即有以奉迎之缓为讥者。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盖有讽意。

试文格式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原注】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原注】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原注】本之唐人赋格。【钱氏曰】宋季有魏天应论学绳尺一书，皆当时应举文字，有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是论亦有破题。〉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原注】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馀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试录文字之体，首行曰第一场，顶格写。次行曰四书，下一格。次行题目，又下一格。五经及二三场皆然。至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格。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若岁考之卷，则首行曰四书，顶格写。次行题目，止下一格。经论亦然。〈【原注】须知自古以来，书籍文字首行无不顶格写者。〉后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却四书五经字，竟从题目写起，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圣经反下，自作反高，于理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异者，沿此之例不沦古今，诗文概以下二格为题。万历以后，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如题曰周郑交质，下二格，其行末书左丘明。题曰伯夷列传，下二格，其行末书司马迁。变历代相传之古书，以肖时文之面貌，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

程文

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后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谓之墨卷。〈【沈氏曰】《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议，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原卷不宜尽掩初意。从之。　十五年八月，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馀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时礼部尚书为沈鲤，兼官翰林学士。〉

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

判

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至于近年，士不读律，止钞录旧本。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或吏或户。记得五条，场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通典》选人条例，其倩人暗判，人间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后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司落下放罪。〈【原注】《宋史•太祖纪》，开宝六年八月丁酉，泗州推官侯济坐试判假手，杖除名。〉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馀，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目为通弊，不行觉察。传之后代，其不为笑谈乎！

试判起于唐高宗时。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杨氏曰】如文苑英华所载黄闰判之类。〉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入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者乎？

经文字体

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求其省记四书本经全文，百中无一。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简汰之法，是亦非难，但分为二场，第一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乃考其文义，则矍相之射，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节也，岂足为才士累？夫周官教国子以六艺，射御之后，继以六书。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以周宫童子之课，而责之成人。汉世掾史之长，而求之秀土。犹且不能，则退之陇亩，其何辞之有？北齐策孝秀于朝堂，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僭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课实之效，与天下因循于溷浊之中，以是为顺人情而已。权文公有言，常情为习所胜。避患安时，俾躬处休，以至老死，自为得计，岂复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本，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邪？古今一揆，可胜慨思。

史学

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馀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原注】朱子亦尝议分年试士，以《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律暦地理为一科。〉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哲，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汝成案】昂，元丰进士。始主王氏学，后又依附蔡京。至举家为京讳。昂尝误及，即自批其颊。谄鄙至是，罢史学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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