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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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节者也。立天下之大节者，狭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动其心，则天下之大节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办者矣。
今夫匹夫匹妇皆知洁廉忠信之为美也，使其果洁廉而忠信，则其智虑，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争者，止于箪食豆羹，而箪食豆羹足以动其心，则宜其智虑之不出乎此也。箪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则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乡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办一乡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则其所办者愈远矣。让天下与让箪食豆羹，无以异也。治天下与治一乡，亦无以异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箪食豆羹之积也。天下之大，是一乡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运千金之资。贩夫贩妇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义也，虽禄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动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茍求为异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将以自广其心，使穷达利害不能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为耳。后之君子，盖亦尝有其志矣，得失乱其中，而荣辱夺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书至于舜、禹、皋陶相让之际，盖未尝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让，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于富贵，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废，天下未尝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为惊。以臣放君，天下不以为僭。既放而复立，太甲不以为专。何则？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视天下眇然不足以动其心，而岂忍以废放其君求利也哉？
后之君子，蹈常而习故，惴惴焉惧不免于天下，一为希阔之行，则天下群起而诮之。不知求其素，而以为古今之变时有所不可者，亦已过矣夫。
论周公者多异说，何也？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宜乎说者之异也。凡周公之所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则周公安得而为之？成王幼不能为政，周公执其权，以王命赏罚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
今儒者曰：周公践天子之位，称王而朝诸侯。则是岂不可以已耶？《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又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则是周公未尝践天子之位而称王也。周公称王，则成王宜何称？将亦称王耶？将不称耶？不称，则是废也。称王，则是二王也。而周公将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实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为称王者，是以圣人为后世之僭君急于为王者也。天下虽乱，有王者在，而己自王，虽圣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击灭项籍，统一四海，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辞以不德。惟陈胜、吴广，乃嚣嚣乎急于自王。而谓文王亦为之耶？武王伐商，师渡孟津，会于牧野，其所以称先君之命命于诸侯者，盖犹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后其称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由此观之，则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于文王之自王乎？《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称而已矣。《史记》曰：“姬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时，安知其为成子而称之！故凡以文王、周公为称王者，皆过也。是资后世之篡君而为藉之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监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从孟子之说，则是周公未免于有过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诛，非疾之也，其势不得不诛也。故管、蔡非所谓大恶也。兄弟之亲，而非有大恶，则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茍无周公、成王之事，则管、蔡何从而叛？周公何从而诛之？故曰：周公居礼之变，而处圣人之不幸也。
郑太子华言于齐桓公，请去三族而以郑为内臣，公将许之，管仲不可。公曰：“诸侯有讨于郑，未捷，苟有衅，从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率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慎？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公辞子华，郑伯乃受盟。
苏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辞子华之请而不违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齐可以王矣。恨其不学道，不自诚意正身以刑其国，使家有三归之病而国有六嬖之祸，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功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吾读《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为万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为万世戒，故具论之。
太公之治齐也，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天下诵之，齐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齐矣，齐懿氏卜之，皆知其当有齐国也。篡弑之疑，盖萃于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废之，乃欲以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谓：楚成王知晋之必霸而不杀重耳，汉高祖知东南之必乱而不杀吴王濞，晋武帝闻齐王攸之言而不杀刘元海，苻坚信王猛而不杀慕容垂，唐明皇用张九龄而不杀安禄山，皆盛德之事也。
而世之论者，则以为此七人者皆失于不杀以启乱，吾以谓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败亡，非不杀之过也。齐景公不繁刑重赋，虽有田氏，齐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虽有晋文公，兵不败；汉景帝不害吴太子，不用晁错，虽有吴王濞，无自发；晋武帝不立孝惠，虽有刘元海，不能乱；苻坚不贪江左，虽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杨国忠，虽有安禄山，亦何能为？秦之由馀，汉之金日䃅，唐之李光弼、浑瑊之流，皆蕃种也，何负于中国哉？而独杀元海、禄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则元海、禄山死有馀罪，自当时而言之，则不免为杀无罪。岂有天子杀无罪而不得罪于天者？上失其道，途之人皆敌国也，天下豪杰其可胜既乎？
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晋文帝以卧龙而杀嵇康，晋景帝亦以名重而杀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杀王彧，齐后主以谣言而杀斛律光，唐太宗以谶而杀李君羡，武后以谣言而杀裴炎，世皆以为非也。此八人者，当时之虑岂非忧国备乱，与忧元海、禄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败为是非也！
故夫嗜杀人者，必以邓侯不杀楚子为口实。以邓之微，无故杀大国之君，使楚人举国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谓为天下如养生，忧国备乱如服药：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今吾忧寒疾而先服鸟喙，忧热疾而先服甘遂，则病未作而药杀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药者也。
尝读《周官》、《司马法》，得军旅什伍之数。其后读管夷吾书，又得《管子》所以变周之制。盖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繁而曲者，所以为不可败也；简而直者，所以为必胜也。周之制，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万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数奇而不齐，唯其奇而不齐，是以知其所以为繁且曲也。
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无奇，则千载之日，虽妇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计。唯其奇而不齐，是故巧历有所不能尽也。圣人知其然，故为之章、会、统、元以尽其数，以极其变。《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而为军，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为奇，其馀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阵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踞，各有条理。故三代之兴，治其兵农军赋，皆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自周之亡，秦、汉阵法不复三代。其后诸葛孔明，独识其遗制，以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数岁，魏人不敢决战，而孔明亦卒无尺寸之功。岂八阵者，先王所以为不可败，而非以逐利争胜者邪！
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谓截然而易晓矣。三分其国，以为三军。五人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乡良人。五乡一帅，万人而为一军。公将其一，高子、国子将其二。三军三万人。如贯绳，如画棋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简一，而民有馀力以致其死。
昔者尝读《左氏春秋》，以为丘明最好兵法。盖三代之制，至于列国犹有存者，以区区之郑，而鱼丽鹅鹳之阵，见于其书。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诸侯，威震天下，而其军垒阵法，不少概见者，何哉？盖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是以莫得而见其法也。其后吴、晋争长于黄池，王孙雄教夫差以三万人压晋垒而阵，百人为行，百行为阵，阵皆彻行，无有隐蔽，援桴而鼓之，勇怯尽应，三军皆哗，晋师大骇，卒以得志。
由此观之，不简而直，不可以决胜。深惟后世不达繁简之宜，以取败亡。而三代什伍之数，与管子所以治齐之兵者，虽不可尽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简而直者，以之决战，则庶乎其不可败，而有所必胜矣。
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阵，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
苏子曰：料敌势强弱，而知师之胜负，此将率之能也。不求一时之功，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圣人所甚惧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而况非常之功乎！故圣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于我乎，抑天之祸予也？故虽有大功，而不忘戒惧。中常之主，锐于立事，忽于天戒，日寻干戈而残民以逞，天欲全之，则必折其萌芽，挫其锋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必先之以美利诱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骄士，玩于寇仇，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国杀身而不悟者，天绝之也。呜呼，小民之家，一朝而获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则？彼之所获者，终日勤劳，不过数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者狭。无故而得千金，岂不骄其志而丧其所守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汉高皇帝之得天下，亲冒矢石与秦、楚争，转战五年，未尝得志。比定天下，复有平城之围。故终其身不事远略，民亦不劳。继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举晋阳之师，破窦建德，虏王世充，所过者下，易于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终其身师旅不解，几至于乱者，以其亲见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胜负，足以为国之强弱，而国之强弱足以为治乱之兆。盖有胜而亡，有败而兴者矣。会稽之栖，而勾践以霸。黄池之会，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晋果灭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谏。谏而不纳，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则厉公逞志，必先图于范氏，赵盾之事可见矣。赵盾虽免于死，而不免于恶名，则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也远矣。
越既灭吴，范蠡以为句践为人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同安乐，乃以其私徒属浮海而行，至于齐。以书遗大夫种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苏子曰：范蠡独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鸟喙也。夫好货，天下之贱士也，以蠡之贤，岂聚敛积实者？何至耕于海滨，父子力作，以营千金，屡散而复积，此何为者哉？岂非才有馀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终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践有大度，能始终用蠡，蠡亦非清净无为而老于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鸟喙也”。
鲁仲连既退秦军，平原君欲封连，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去，终身不复见，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鲁仲连，则去圣人不远矣。呜呼，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蠡之全者，而不足于此，吾以是累叹而深悲焉。
楚平王既杀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吴，事吴王阖闾。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后子胥与孙武兴兵及唐、蔡伐楚，夹汉水而阵，楚大败。于是吴王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以报父兄之仇。
苏子曰：子胥、种、蠡皆人杰，而扬雄，曲士也，欲以区区之学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谏不去、鞭尸籍馆为子胥之罪，以不强谏句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雄闻古有三谏当去之说，即欲以律天下士，岂不陋哉！
三谏而去，为人臣交浅者言也，如宫之奇、泄冶乃可耳。至于子胥，吴之宗臣，与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谏不听，继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鲁，未尝一谏，又安用三？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独非人子乎？至于籍馆，阖闾与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践困于会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战而谏以死之，则雄又当以子胥之罪罪之矣。
古之善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余而未知其所以有智，此岂非其所大阙欤？
夫兵无常形，而逆为之形，胜无常处，而多为之地。是以其说屡变而不同，纵横委曲，期于避害而就利，杂然举之，而听用者之自择也。是故不难于用，而难于择。择之为难者，何也？锐于西而忘于东，见其利而不见其所穷，得其一说，而不知其又有一说也。此岂非用智之难欤？
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于有功也。变诈汩其外，而无守于其中，则是五尺童子皆欲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贪而不顾，以陷于难，则有之矣。深山大泽，有天地之宝，无意于宝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顺，与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见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为能贪，惟天下之至静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为能诈。何者？不役于利也。夫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
古之善用兵者，见其害而后见其利，见其败而后见其成。其心闲而无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于得，则将临事而惑，虽有大利，尚安得而见之！若夫圣人则不然。居天下于贪，而自居于廉，故天下之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于勇，而自居于静，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于诈，而自居于信，故天下之诈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于此，而即以此自居，则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则明者毕见；居阴以御阳，则阳者毕赴。夫然后孙子之智，可得而用也。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君子方其未发也，介然如石之坚，若将终身焉者；及其发也，不终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说行，则天下纷纷乎如鸟兽之相搏，婴儿之相击，强者伤，弱者废，而天下之乱何从而已乎！
夫武，战国之将也，知为吴虑而已矣。是故以将用之则可，以君用之则不可。今其书十三篇，小至部曲营垒刍粮器械之间，而大不过于攻城拔国用间之际，盖亦尽于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
其书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窃以为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举百倍之势，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
昔唐之乱，始于明皇。自肃宗复两京，而不能乘胜并力尽取河北之盗。德宗收潞博，几定魏地，而不能斩田悦于孤穷之中。至于宪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馀孽之存者，终不能尽去。夫唐之所以屡兴而终莫之振者，何者？将帅之臣，养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于御将。御将之术，开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医之用药，鸟喙蝮蝎，皆得自效于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宪宗将讨刘辟，以为非高崇文则莫可用，而刘澭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辟之不克，将澭实汝代。”是以崇文决战，不旋踵擒刘辟，此天子御将之法也。
夫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者，何也？天下不乐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危；好战，则不可与从事于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为战，战胜而利归于民，所得于敌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非杀敌无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战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虽已坠名城，杀豪杰，销锋镝，而民之好战之心，嚣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与休息而至于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于使之知爱其上而仇其敌，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驱之于战者，凡皆以为我也。是以乐其战而甘其死。至于其战也，务胜敌而不务得财。其赏也，发公室而行之于庙，使其利不在于杀人。是故其民不志于好战。夫然后可以作之于安居之中，而休之于争夺之际。可与安，可与危，而不可与乱。此天下之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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