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文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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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而父子之恩绝；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 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 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
且夫蒯聩之得罪于灵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乱之道也。 使辄上之不得从王父之言，下之不得从父之令者，灵公也。 故书曰：“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蒯聩之不去世子者，是灵公不得乎逐之之道。 灵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 鲁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妇人之手，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讥，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故书曰：“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言其祸自公作也。 段之祸生于爱。 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 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使之源源而来，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受其弟之深，而郑庄公贼之也。 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 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 夫妇、父子、兄弟之亲，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残之祸至如此，夫岂一日之故哉！
《穀梁》曰：“克，能也，能杀也。 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段不称弟，不称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也。 于鄢，远也。 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 甚之也。 然则为郑伯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呜呼！以兄弟之亲，至交兵而战，固亲亲之道绝已久矣。 虽缓追逸贼，而其存者几何，故曰于斯时也，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 然而圣人固不使至此也。 《公羊传》曰：“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而又区区于当国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远也。 《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僭也，《春秋》讥焉，非也。
鲁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讥者，当其罪也。
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
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
《春秋》之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
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
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春秋》之所以求信天下也。
夫以鲁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恶如此之著也。
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则其讥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其类有三。
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
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伤改卜牛者，讥养牲之不谨而不讥郊也。
书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
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
禘于太庙者，为致夫人而书也。
有事于太庙者，为仲遂卒而书也。
《春秋》之书郊者，犹此而已。
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
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而记郊之变焉耳。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传》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
《穀梁传》曰：“夏之始，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
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时之甚也。
杜预以为用郊从史文，或说用然后郊者，皆无取焉。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
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不至于数而相渎。
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
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
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其甚者而讥焉。
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
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
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
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
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
《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
不书鲁大夫，讳之也。
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
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
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
《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
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所为何？录伯姬也。”
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
《穀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建之力也。”
如《穀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
故夫以力而相守，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
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污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
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
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后，守天子之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非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
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已狭矣。
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
《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
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
呜呼，谁谓孔子而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
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于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
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时之简牍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
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穀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对：《诗》之中，唯周最备，而周之兴废，于《诗》为详。盖其道始于闺门父子间，而施及乎君臣之际，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刘、文、武创业之艰难，而幽、厉失道之渐，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礼乐文章之备，存乎《颂》。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诸侯者，存乎《王·黍离》。盖周道之盛衰，可以备见于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陈乎其盛衰之际者也。夫幽、厉虽失道，文、武之业未坠，而宣王又从而中兴之故，虽怨刺并兴，而未列于《国风》者，以为犹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季札观周乐，歌《小雅》，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乌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谓衰者，盖其当时亲见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谓盛者，言文、武之馀烈，历数百年而未忘，虽其子孙之微，而天下犹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备也。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当周之衰，虽君子不能无怨，要在不至于乱而已。《文中子》以为周之全盛，不已过乎。故通乎二子之说，而《小雅》之道备矣。谨对。
对：《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之时而不遂，君子以为固。上之不足以利国，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之时而遂，君子以为专。专者，固所贬也，而固者，亦所讥也。故曰：《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曰：“媵不书，此何以书？以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晋。《公子》亦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也。”其书遂一也，而善恶如此之相远，岂可以不察其实哉。《春秋》者，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谓遂之不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流而为专。谓遂之皆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执而为固。故曰：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西汉之法，有矫诏之罪，而当时之名臣，皆引以为据。若汲黯开仓以赈饥民，陈汤发兵以诛郅支，若此者，专之可也。不然，获罪于《春秋》矣。谨对。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已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穀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对：先儒论书“犹”之义，可以已也。愚以为不然。《春秋》之所以书“犹”者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辞也。“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万入去龠”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辞也。“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不郊，犹三望”是也。夫子伤周道之衰，礼乐文章之坏，而莫或救之也。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得见一二斯可矣，故“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者，悯其不告月而幸其犹朝于庙也。“不郊犹三望”者，伤其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亲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行郊祀之礼而备言之耳。《春秋》之书三望者，皆为不郊而书也。或“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或“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或“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穀梁传》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且夫鲁虽不郊而犹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若曰可以已，则是周之遗典绝矣。或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鲁郊，僭也。而夫子不讥。夫子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秋》而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经，而夫子何讥焉。故曰“犹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遗典也。范宁以三望为海、岱、淮。《公羊》以为太山、河、海。而杜预之说最备，曰：分野之星，及国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说宜可用。谨对。
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自孔安国以下，解者未有得其本指者也。《礼》曰：“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闻之于师曰：此《论语》之义疏也。请得以论其详。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扬雄有言：“有人则作之，无人则辍之。”夫茍见其作，而不见其辍，虽盗跖为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从者，其效如影响，其信如蓍龟，此何道也。故彼其观人也，亦多术矣。委之以利，以观其节，乘之以猝，以观其量，伺之以独，以观其守，惧之以敌，以观其气。故晋文公以壶飧得赵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岂一道也哉。夫与仁同功而谓之仁，则公孙之布被与子路之缊袍何异，陈仲子之螬李与颜洲之箪瓢何辨。何则？功者人所趋也，过者人所避也。审其趋避而真伪见矣。古人有言曰：“鉏麑违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国。”斯其为观过知仁也欤！
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钦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饰，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禄刑罚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项，可谓无礼矣。故陈平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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