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二十
文成公 李珥
[编辑]请递富宁府使金孝元启
[编辑]臣有所怀，不得面对，今因拜辞，不敢不达。金孝元补外之说，非但大臣之意与臣合，实是士林间公论。自上忧六镇委于武夫之手，欲以文士有名望者侧坐弹压，圣意所在，实非偶然。若使孝元康强无疾，则因此报恩，诚得其时。第孝元身气偏虚，疾病深重，自去年以来，不能齿于平人，有时卧不省事者累月，盛夏尚不能脱襦衣。将此筋力，受任于塞北，颠顿霜雪之中，则缓死为幸。安能有所筹画，以为固边之计乎？然则富宁一邑，实同无宰，御侮之虞，将畀何人乎？
且大臣之意只以孝元与沈义谦曾相疵议，迹似怀嫌，因此人言纷纭，恐启不靖之端。故欲以两人暂补外职，以为裁制镇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为有罪而欲放逐之也。圣慈亦欲以此人为重于北陲，非以为可恶而比于贬窜也。病之轻重，自上岂能详知乎？
《礼》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弊盖不弃，为埋狗也。”狗马微劳，尚获帷盖之报。况孝元曾作侍从，出入经幄，岂无狗马之劳乎？北边决非养病之地。顷日武夫之有病者，尚以台论得递。而言官明知孝元必不能堪，而以出于特命，故不敢启递耳。臣言轻浅，难以取信于上。如以臣言下询大臣，择可堪镇边者授富宁，而以内地残僻之郡授孝元，使之苏抚疲氓，兼养疾病，内全君臣之义，外固边圉之备，则圣德益厚，士林感动矣。臣不胜惶恐，敢启。
臣按：此即乙亥冬启辞也。是时沈义谦、金孝元有角立之事，朝著颇不靖。李珥深以为忧，尝见大臣卢守慎，曰：“两人当出于外，以定浮议。”守慎白上，欲出之。宣庙以特旨授孝元庆兴府使，义谦开城留守，俄又以庆兴换富宁。李珥乞暇出外，因拜辞陈此启，盖恐处分偏重也。其必欲镇定保合者，实出于为国家之公心，而终不能得力焉，岂不可恨哉？伏乞圣照。
戊寅封事
[编辑]伏以臣祗受有旨书状，圣批有曰：“尔有所怀，可实封以闻。”臣伏读再三，精爽飞越。夫以臣之受恩感激，常怀以身循国之志，苟磬愚衷，有可以裨补万一，则鼎镬斧钺，臣亦不避。况圣度优容，使之进言者乎？臣今披肝沥胆，不恤触忤。伏惟圣明试求诸道焉。
呜呼！今玆乾道失常，七政乖度，妖星蔽天，白虹贯阳，风雹妄作，水旱极备，沴气塞空，酿成疠疫者，殿下既已仰观矣。坤轴失宁，震动不时，大川中竭，名山牛吼，禽兽骋怪，木石呈异，土气散漫，五谷不成者，殿下亦已俯察矣。士习偸卑，泄泄沓沓，后义先利，瘠公肥私，污浊日盛，忠谠日孤，纪纲紊舛，庶绩咸隳者，殿下既已见而知之矣。民生涂炭，秉彝都丧，父子相戕，兄弟相害，纲常泯绝，盗贼兴行，灾惨洪水，俗甚蛮貊者，殿下亦既闻而知之矣。天怒民穷，国势岌岌者，皆殿下之所自知也。臣何敢缕缕渎陈乎？臣请以反本为说焉。
臣闻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理其本则末无不治，后本先末，徒劳无益。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朱子于《诗传》赞文王之德曰：“文王化之入人者深矣，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则其薰蒸透彻，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在《易ㆍ观》之九五曰：“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程子作《传》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乎己而已。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则是己之所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则是己之所为政化未善，不能免于咎也。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观己之施为善否，当观于民也。”由是观之，人君是一国之本，而治乱系焉。君得其道而国不能治者，必无之理也。今日之人心、世道，一至于此，则殿下之政化，无乃未善乎？政化系于君心，则无乃殿下于反身之学，诚正之功，有所未尽乎？殿下其亦反诸本而思之乎？呜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圣经、贤传只资美谈，求名者，借此得誉；求禄者，阶此得官；能践其言，能致其身者，寥寥甚鲜。苟非豪杰之才，则孰能奋起百世之下，以洗一时之陋习乎？
呜呼！殿下英资睿质，出类绝群，既有命世之才，作君作师，临御区宇，又有治世之势。而至今不成允德，不能善治者，其故何欤？自古人臣鲜能为善者，常人之情大抵好利，而衰世未蒙为善之利。身正则众忌，道直则官踬，职治则妒兴，言忠则恩替。是故苟非志道为己之士，则不能为善而多汩于流俗焉。人君不然，道自我行，治自我出，作善降祥，作恶降殃，抚我为后，虐我为仇，天意、民心较然可观。人君非不知此，而鲜能为善者，欲锢而见蔽故也。盖喜声色，则乐于荒淫而不见其鸩毒；好货财，则务于聚敛而不见其民散；好逸游，则流连无度而不见废政之害；好用兵，则黩武不戢而不见殃民之祸。人君之失道，大槪不出此四者。今殿下受气明粹，持身清约，宁有好色、好货之病乎？临御一纪，未尝游观，则其无盘乐之病可知，只修武备，不妄出师，则亦无好勇之病矣。殿下以何病而不能典学诚身乎？道非高远，只在日用，而或意其至难，或忧其力弱，莫敢下功焉。无乃殿下亦以为至难而力不及耶？殿下既无奋发作圣之志，故群臣皆见其然，以正心诚意为厌闻之陈言，以责难陈善为愚儒之迂策，经席之上，只以解释文字，塞启沃之责。殿下亦反复咨问字训、文意，而未尝下询切实践履之功。夫读书而只求文义，不反之身者，乃科业之士所以求名、求禄者也。俗士以此发身，名显禄厚，固遂所愿矣。今殿下之所愿，在于尧、舜其身，尧、舜其民，则岂可求其华而不求其实乎？此一事也。
呜呼！殿下以经世之才，受付托之重，始初清明，岂无平治邦域，高出百王之志乎？只缘群臣少有承当者，𬣙谟失宜，试可弗绩，议论多岐，实德不著。朝绅之间，言语可观，而阙门之外，惠泽不流，于是圣心怅然，始有不可治之叹，以沮大有为之志矣。圣志既沮，不复图治。故群臣亦见其然，心缓体弛，哺啜是事，为人择官，优游度日，久于一官，则引疾迁就，只糜廪禄，百务不理。间有奉公尽职者，则众心指目，或讥以愚妄，或刺以钓名。惟是怠事徇俗者，乃能上不批逆，下不丧朋，外无人谤，内无亲谴，美食安坐，荣身润屋。今世之士不职其职者，非其本心也，以容身保位之术，在于从众故也。呜呼！人情孰不欲利于己乎？惟守道之君子，乃能重义而轻利焉。今日重义而轻利者，有几人乎？徇俗而求位，则身可贵也；徇俗而求财，则家可富也，莫不遂其欲利之志矣。惟有殿下了无所利，但见时事日非，不可收拾而已。二百年社稷阽于危亡之域，而殿下之明无不洞知，殿下之力可以振起，何为至今不下手一救乎？昔者春秋之时，世衰道微，诸侯擅制，大夫专政，天下淆乱极矣。而孔子以匹夫之力，犹且欲救一世，辙环四国，而其言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盖圣人之心，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也。今日世道之降，虽下于春秋之时，无列国战争之患，而殿下居得治之位，非孔子匹夫之比，欲治则可治矣。殿下岂可以无道必一国而弃之耶？此二事也。
呜呼！殿下聪明绝人，气驭一世，而圣学未进，圣量未弘，故未免有轻士之意，不信其人，不用其言。今者上自大臣，下至庶官，近自侍从，外至岳牧，殿下心所信重而用其谟猷者，不知为谁乎。至于已死之贤，虽一世所宗仰者，殿下尚无推重之意，况今时之士乎？士之有才可试者，则殿下必忧其喜事；直言廷诤者，则殿下必厌其违拂；欲制儒行者，则殿下必疑其矫饰。未知学何道、陈何策，然后乃合圣衷，而得所倚信乎？衰世喜同恶异，故儒者见嫉，而流俗得志。殿下岂可不念此弊乎？夫以世俗常情言之，则儒者固可恶也。论治则远引唐、虞，谏君则责以难事，縻之不留，宠之不乐，惟在于欲行其志焉。固是难用，而其间或有过激者，或有迂阔者，亦有好名者或厕乎其列，岂非世主之所可恶者乎？流俗之士，顺时同众，无所忤逆，熟于事君，惟命是从，安于习非，不事矫激。是固人君之所亲信也。虽然，儒者好义，流俗好利，未有好利而爱其君者，未有好义而忘其君者。一朝祸乱之作，挺身救君，取义舍生者，必出于儒者，决不出于流俗矣。呜呼！好义者为国，好利者为家，为国为家，辨之不难。廷臣之碌碌，随波无所建白，君有过失，不敢绳纠者，大抵是为家者，恐失其利也。若其謇谔正色，无所回挠，有怀必陈，有才必尽者，大抵是为国者，恐失其义也。惟是人君辨之不明，而谗谀善乘其隙，故为家者多被宠擢，为国者多陷刑辟，诚可悲也。只有好名之士，似是而难辨，若人君理明义精，则虚伪者亦不能遁其情矣。但不可嫉人之好名，而遂疑实德之士也。己卯年间，中庙求治甚锐，而群贤汇进，其间岂无好名者哉？大槪多是为国者，而谗人罔极，巧成贝锦，遂以一网打尽。赵光祖临死有诗曰：“爱君如爱父，天日照丹衷。”臣每读此句，未尝不流涕也。今以殿下之明，必不被奸人之所罔，则决无己卯之祸矣。但群下之所望于殿下者，岂止于不生士林之祸而已哉？以殿下之高亢明爽，无人得被信重，无策得被采用，故大小之官循默成风，苟且居位。贤者不敢辅以德，能者不敢助以才，智者无所献其谋，勇者无所用其断。忠臣窃叹，鄙夫驰骋，殿下之国事，更无可为之势：此三事也。
呜呼！殿下于世务非不留心也，于民瘼非不恻念也。至今一政之弊未革，一民之苦未解者，以殿下固守前规，不思变通故也。自古帝王创业定法，虽是尽善尽美，而时移事变，法久弊生，则后嗣之善继、善述者，必随宜更化，不胶于旧。故真西山论《中庸》继述之义曰：“当持守而持守者，固继述也；当变通而变通者，亦继述也。”此言真知治体者也。我朝太祖大王开基立经，大纲虽举，节目未备。列圣承继，随时创法，不拘一规，代有新制，各适其宜。故《大典》颁降之时，其法旋有一二不能行者矣。燕山之朝，祖宗典刑荡然颠覆，中庙反正，可以改纪，而朝臣鲜识时务，议不及此。加以士林祸作，万事瓦裂，祖宗良法美意多废不行，而权臣、干吏随事用智，添设科条，以为聚敛病民之制者。则行之既久，遂为成法，拟以金石之典，莫敢出更张之计。今之所谓“持守”者，于祖宗成宪，则守空名而无实；于近代弊法，则务因循而不改。政治之不兴，生民之困瘁，职此之由。今殿下诚欲有为，则虽祖宗旧典，尚有量宜变通者矣。况权奸所设病民之法，则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矣。何苦而遵守，自底危亡乎？今之议者多曰：“缘法为治，则可以无患。若欲改法，非命世之才，则不可能也。”此言似矣而实不然。夫所谓“缘法为治”者，法之可治者耳。今守病民之法，而求以治民，则反不若缘木求鱼之无后灾矣。且如燕山所定贡案，则不过是任士洪辈所设耳。任士洪辈所造弊法，必待命世之才，乃可改定者，此何说欤？若使今日不改谬辙，则虽圣主忧勤于上，贤相尽瘁于下，亦无救于民之糜烂，终亦必亡而已矣。譬如人家子孙守先人大屋，久不重修，梁栋腐朽，瓦砖破缺，支撑不密，势将覆压，则岂可以拱手坐视者为能继述，而反以改瓦易材者为不能持守也哉？古人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人不敢妄言。”愚臣每进更张之说，殿下深所厌闻也。请以其事验之。殿下之循涂守辙，今过十年。若是治道之当然，则宜乎功成制定，上安下顺。而持之愈久，百弊愈生，政事日紊，纪纲日颓，民生日苦，风俗日败。举国糜溃，决若江河，莫敢堤防，其故何欤？殿下亦知其然矣，何不反而思之乎？此四事也。
惟此四事为今日痼疾之深源。上之使殿下退托自小，安常习故，无奋厉振拔、修己治人之志；次之使廷臣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无委质许国、尽忠补过之心；下之使斯民流离失所，如彼栖苴，无安生乐业、仰事俯育之资。上下四方蹙蹙靡骋。呜呼苦哉！若此四病不除，则虽使皋、益陈谟于内，周、召宣政于外，终无一分之益。况以廷臣之龊龊者，左右圣朝者乎？
自古忠臣之进言者，必以治世为乱。故人君逆料曰：“斯世也，奚至此极？”进言之道当如此耳。今殿下亦料臣言乎？今日果是治世，而愚臣过言乎？以今日之国势民情，平居无事，固已奄奄如病革之人，形骸仅存，而气息就尽。若或不幸，内有小人，嫁祸士林；外有兵戈，匪茹不恭，则是国家运尽之秋也。小人之祸，则圣明在上，可无虞矣。若兵戈之难，则安保其必无哉？
窃闻去年朝廷有量田之举，以闲散朝士充敬差官，三令五申，竟无起应者。量田非死地也，朝士非顽民也。欲使有识之人就不死之地，而尚不可得，则纪纲可知，人心可知。以此纪纲，以此人心，傥遇外寇，则能有亲上死长者乎？昔者前朝恭愍王时，红巾贼十四万骑冰渡鸭绿江，东人无御之者，直𢭏松京。王避走安东，收合国兵二十万，仅能克之。此时兵力，犹胜于今日也。若今日则外寇虽不满万骑，人谁敢御之乎？不特外寇可忧也。民穷财尽，势必为贼。岭南结阵之卒，是叛国之兆也。一处结阵而复散，则殿下得以诛之矣；若处处结阵而不散，则殿下将何以处之乎？臣言皆据事实，果是过言乎？
呜呼！殿下若无美质，不可有为，则臣虽恳恳，亦复何望？今臣之仰首哀鸣，披露赤心，累牍连章，既退而犹不能止者，只以殿下资质可以入道，今日不能觉悟，则明日必能悔过故也。呜呼！臣计诚不自量，而臣情诚可悲也。虽然，若不遇圣主之涵育，则臣何能至此乎？
臣闻时有否泰，事有几会，时否而有治之几，时泰而有乱之几，在人主审察而善乘之耳。殿下即祚之初，仁闻广被，一国人士举首引领，颙望至治。此正可治之几，而当时大臣无经邦远猷，不能引翼睿旨，反迪上以寻常涂辙，遂失其几焉。及乎乙亥之岁，圣躬遭忧，丧制尽礼，亲近儒臣，讲求治道，人心翕然，更望德化。此亦可治之几，而适宪吏误触宫禁，台臣对不以实，遂激上怒，由此圣心改图，反厌儒者，遂失其几焉。当此之时，譬如春阳盎然，草木萌动，而严霜忽零，生意顿丧。至今追思，心寒肠结，不能自遣也。去年之冬，殿下明烛元凶之秘术，恭承仁圣之懿旨，命削伪勋，以定国是，根本、枝叶一切刬锄。断自圣衷，超出群臣意虑之外，使三十年神、人之愤，一朝快泄，无少馀憾，国人相庆，跛躄亦忭。因此正名之举，复起有为之望，此亦可治之几也。殿下前日既已再失其几矣。今者岂忍三失乎？
呜呼！殿下之不能修己治人者，不为也，非不能也。殿下若知四病之为害，则今日当务之道，岂不在于汲汲力去四病乎？殿下诚能一日慨然发愤曰：“人性皆善，我独不可为尧、舜欤？道无古今，我独不能兴至治欤？祖宗付畀之业，岂可忍坏于吾身欤？祖宗直道之民，岂可忍弃于吾时欤？才不借于异代，我国岂尽无人乎？法因时而通变，旧规岂尽可守乎？”既发此心以立基本，而深陈既往之悔，手下哀痛之教，以至诚招贤，以至诚求言，脱去前日循常之习，耸动一国臣民之望。贤士既至，群策既集，则又须屈意咨询，虚怀乐闻，忠言必听，善谋必取，以之修身，以之为政。则贤者求行其道，能者求售其才，必有轻千里而至焉者矣。帝王之先务，莫急于得人；得人之术，又在于修身。身不修则心不正，心不正则智不明，智不明则忠邪不能分，臧否不能辨，安能得人？是故孔子曰：“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今殿下扫去旧习，诚心向道，则必勉强修身，以身取人，而修身之道，圣贤之言备矣。臣于前日撰进《圣学辑要》，此非臣言也，乃圣贤格言也。未知殿下留心记忆否？修身大要不出此书，臣不复赘达于今日矣。
第念修身实功在于矫治气质而察病加药。今殿下之志不立、身不修、政不治者，有何病根而然欤？此在殿下反而求之耳。愚臣窃见圣明重于自信，而短于从人。夫自信有二焉。择贤执中而自信，则固可以有恒而成德矣。然不可专于自信，而必资于取善。况权衡未得其正而自信，则不几于惟其言而莫予违乎？古之帝王，莫不以虚心从善为进德之本。故《仲虺之诰》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今以殿下之圣智，宜乎无善不从，而尚不免于偏系好胜之病，其故何欤？无乃殿下自谓圣学已成，无所资于他人乎？抑以为世无贤士，无可取信者乎？抑心主他事，而不暇及于为善欤？抑圣心漠然，其于是非善恶，都无所管念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殿下其亦权度之哉？若殿下自谓圣学已成，无所资于他人，则有不然者。古人称尧曰“舍己从人”，称舜曰“乐取诸人，以为善”，称禹曰“拜昌言”，称汤曰“从谏，弗咈”。尧、舜、禹、汤德已至矣，治已极矣，犹且虚心从善，如恐不及。况今殿下德不及四圣，治不及三代，而其可忽于人言，不以诚求乎？若以为世无贤士，无可取信，则亦不然。古语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之帝王询于刍荛者，用是道也。颜渊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盖不知有馀在己，不足在人也。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千里之国，岂无可信之士乎？若以为殿下心主他事，而不暇及于为善，则人君之病，不出于前所陈好色、好货、好游畋、好用兵，而今殿下宜无此病，则岂主于他事乎？若以为圣心漠然，其于是非善恶，都无所管念，则此乃叔季昏庸之主，委靡颓堕，安其危、利其灾之气像也。岂以殿下之英明超卓，乃有此病乎？反复思之，终未能仰晓圣心之所在，此臣所以惶惑而罔测者也。殿下何不反诸心而深思其所以然乎？
呜呼！一人之聪明有限，天下之道理无穷，故虽圣人，不敢自恃其聪明。而必以众人之耳为我耳，必以众人之目为我目，然后聪无不闻，明无不见，而智无不周，德无不备焉。殿下诚能以帝舜之明四目达四聪为法，使一国之善言无不辐辏，而圣心权度精明不差，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则典学诚身本诸此，敬天勤民本诸此矣。何德之不进，何业之不修，何天灾之不可弭，何民隐之不可解乎？呜呼！人君是一国之本，而虚心从善，又是君人进德修业之本，则天下之德，孰有加于此乎？人臣之告君者，多以舍己从人为说，故此言无异老儒常谈矣。今臣则非泛言也，窃敢以殿下切己之病，竭诚尽言。伏望殿下勿视以恒言，更加深念焉。东方否泰之几，宗社存亡之几，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几，决于殿下从善与否而已。
呜呼！殿下既以修身为出治之本，而又须知人善任，然后可以成政。譬如人家梓人造屋，陶人造器，奴主耕耘，婢主织纴，鸡能司晨，犬能吠盗，各有其才，各当其职。若使用违其才，而纷更不专，则必致败绩，为国何以异此？今者诚能明明扬仄陋，尽收一时贤才，而不论新旧，不问门阀。只择其人器相称者，以有德量识道理者，居之庙堂；通经术善启沃者，置之经幄。藻鉴公明者，任以铨衡；生财有道者，任以度支。讲礼不差者，授以宗伯；知兵远猷者，授以司马。忠信明决者，使治刑狱；干事无弊者，使主工役。正身纠物者，责以风宪之重；直己尽言者，委以谏诤之职；奉公爱民者，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大小内外之官皆择其人，任之专而持之久，期以成绩，不限日月。其间才过于位者，则超陞之；才不称意者，则左迁之；才位相当者，则虽终身一职可也。如有疾病，亦不轻递，必如汉法，满三月乃免。傥有厌居一官，托疾辞避者，则台谏随现论劾，必使公卿百僚恪勤守职，一心为国。而至于弊法之当改、新制之可行者，则必须博采群议，明察精择，或革或立，务合时宜。政疵民瘼一切扫除，必使州县赋敛宽平，徭役轻均，吏无苛政，民有恒产。则天意可回，民心可得，而教化可施，礼乐可兴矣。岂特免危亡而已哉？殿下苟立此志，涣发德音，则善政未及施，而国人已鼓舞于千里之外矣。岂非东方亿万年无疆之休乎？伏愿殿下无失几会焉！《夏书》曰：“不见是图。”况今危亡之象已见，而以殿下之明圣，莫之图乎？势迫情急，不容少缓矣。
呜呼！能辞说者，不必有才德，故不可以人而废言，亦不可以言而取人。今以臣身之不才，谓臣言无可取，不可也；以臣言之有理，谓臣才有可用，亦不可也。伏愿殿下无以人废言。抑又窃闻学校，风化之本也。今之学校，荒废久矣，风化何由可兴乎？内之成均，既不足以兴学，而外之乡校，尤可寒心。近来书院之建，可养志学之士，为益不浅。而但不设师长，故儒生相聚，放意自肆，无所矜式，不见藏修之效。国家设立本意，必不如此，故议者或诋书院以为可罢。此则出于愤怼，非正论也。臣愚欲乞于大处书院，依中朝之制，设洞主、山长之员，薄有俸禄，如童蒙教授之例，择有学行可为师表者及休官退隐之人，使居其职责以导率。则其教育之效，必有可观，而他日国家之得人，未必不资于此也。至于臣之无状，于内于外，百无所用，但于章句训诂之间，业专且久，不无管见。若于海州书院，主山长之职，教诲童蒙，正其句读，而勿烦下召，使安其分，则圣朝无弃物，愚臣不徒食矣。此乃《周官》乡大夫教民之遗法也。殿下诚以此咨询大臣，创制行之，则亦风化之一助也。臣既承清问，不敢不尽其愚衷情，所发言不知裁。伏惟圣明垂仁察纳焉。
臣按：李珥时在海州，除大司谏，辞召命曰：“殿下欲知臣可用与否，则当问以时事。不可用，则愿勿更召。”批曰：“尔如有所怀，可实封以闻。”李珥于是极陈当世弊瘼，仍论修身任人之方，言甚剀切。上以忠谠褒之。先正臣成浑读其稿，叹曰“真所谓直言极谏经世之策也。此疏之用不用，实关时运，非人力可及”云。盖李珥每欲更张弊法以复先王之旧，上意辄难之，别无采用招致之举，识者恨焉。伏乞圣照。
己卯辞大司谏兼陈洗涤东西疏
[编辑]伏以虮虱微臣，获罪于天，痼疾在躬，自废沟壑，惟是爱君一念，不以进退有间。顷日伏闻圣上遇灾惊惕，下教求言，深欲披肝沥胆，更叫天阍，历陈居圉卒荒、敌至必败之形，兼陈养兵休民、预备不虞之策。而又伏惟念臣本浅薄，不能见信于圣明，从前连章累牍尽归空言，喋喋无益，故闷然中止。既而继闻时论不靖，士类判涣，朝廷之上，和气日消；闾巷之间，浮议云兴。臣诚痛恨，仰屋窃叹。又不敢以寸忱仰达冕旒之下，时或中夜抚枕，耿耿不寐。今玆伏承召命，责以谏长之职，感激之极，弥增惶恐。臣之才疏病深，不能前进之状，曾悉底蕴，仰滓圣聪者，非一非再。式至于今，旧病不瘳，新知不长，揣分揆义，尚无就职之路，东望陨泪，精爽空飞。第念天恩重叠，愈久有加，臣今身既不进，口又无言，则臣罪尤大矣。玆陈瞽说，伏祈睿采焉。
今之时事，可言者多矣，姑先以最切而急者论之。臣闻自古国家之所恃而维持者，士林也。士林者，有国之元气也。士林盛而和，则其国治；士林激而分，则其国乱；士林败而尽，则其国亡。已然之迹，昭在简策。昔者帝舜命九官十二牧，而济济相让，周武之臣三千，同心同德，此则士林之盛而和者也。唐之李德裕、牛僧孺，分朋结党，相倾相轧；宋之群贤，以类相从，论议不协，遂有洛党、川党、朔党之名，此则士林之激而分者也。东汉党锢之祸，忠贤殆无孑遗；唐末白马之惨，清流悉葬鱼腹；前宋章、蔡之徒，悉逐元祐诸贤，而至立奸党之碑，此则士林之败而尽者也。其治乱兴亡，莫不由之，此理势之必至者也。今之士林，可谓和乎？臣未能知也。但闻东西之说为今大祟，此臣之所深忧也。臣请循本而言之。
沈义谦出于戚畹之中，稍有向善之心。癸亥年间，李梁方祸士林，而义谦有救护之力。故士林许其为人，许义谦者，是前辈士类也。金孝元少时虽无检束，而后乃改行为善。及其从仕也，律身清苦，不畏强御，且喜汲引名流。故士林多推重焉，许孝元者，是后辈士类也。前后辈皆是士类也，若使不相疑阻，同心戮力，以奖王室，则不亦善乎？只缘义谦不忘孝元少时之愆，屡遏清选之望，而孝元声名日盛，竟不得抑。及孝元得路之后，又议义谦之失，以为戆且气粗，不可柄用。夫义谦之短孝元，初非有夙怨可衔也，只执嫉恶之心，而不知变通耳；孝元之疵义谦，亦非必欲复其私憾也，适其所见如此耳。于是傍观者不能深究其实，而泛说二人交恶，加以不佞之徒交构两间，显有分党之渐。
乙亥年间，臣在玉堂，目见其然，深知异日酝酿成祸。乃见大臣卢守慎，曰：“两人皆士类，非有黑白邪正之可辨，亦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流言交乱，使朝著不靖。若此不已，恐成大患，不若姑出两人于外，而消融彼此以镇之也。”守慎之意适与臣合，达于经席。两出之后，意谓庶几帖息。而臣以病退，时事之误，末如之何，而议者始以出孝元为臣之咎矣。于是喜事造言者，做出东西之说，勿论公私得失，而只以许义谦者，谓之西人；以许孝元者，谓之东人。朝臣苟非庸碌阘茸，则皆入东西指目之中。嗟呼！前辈士类非尽趋附于义谦也，亦多有以清望自树立者。只是义谦自附士类，而乃以前辈皆诿之义谦门客，则为前辈者，不亦辱乎？后辈士类亦非尽服孝元而推为领首也，亦多有以学问名世，得孝元之向慕者，而乃以后辈举诿之孝元门客，则为后辈者，不亦羞乎？东西之名一出，而朝著无全人，其亦可谓士林之厄会欤！乙亥之所谓“西人”者，既失人心，而厥后所谓“东人”者，渐主清论，不待相角，而胜负已决矣。
去年金诚一于经席言及贪污行赂，而被殿下猝问其名，乃不敢隐，直启所闻。展转发露，爰及受者，台谏不得已，始劾三尹。当初非必有心于排击三尹也，偶发之言，驯至于此。但东西立名，为日已久，而受赂之家，适指三尹，故傍观者，皆以为有意于攻西而不主于按赃也。其时谏长金继辉受暇在乡，不能深察曲折，只听道路之言，且以东人攻西为不韪。故驰来独启，言甚失中，过不知裁，惹起士类之愤激，遂致大扰。臣于平日尝以继辉为解事可仗，而一朝疏脱至此，真是咄咄怪事矣。既然之后，若有心公见明者，镇定两间，和平其议，则庶或可以安靖。而大臣仅能自守，而力不能镇物，其馀卿大夫缄默容身，苟避锋铓，一任后辈之所为。于是群憾猬起，众怒如火，议论日激，无所裁制。譬如万斛之船，泛于风涛，无一人操柁，而人竞击楫，罔有攸届。臣未知厥终之如何也。日者宪府之疏，始敢显斥西人为邪党，以义谦为小人，议论之激，极于此矣。
孝元，臣所知也；义谦，亦臣所知也。论其人则皆可用也，语其失则可谓两非也。若必以一人为君子，一人为小人，则臣未之信也。何谓两非？自古外戚之预政，鲜有不败者，虽以窦武、长孙无忌之忠贤，尚且膏身砧斧。义谦何人，敢以外戚欲预政事乎？此则义谦之非也。自古君子鲜不避嫌，苽田纳履，李下整冠，古人所戒也。只有圣人、大贤能不避嫌焉。孝元何人，乃不避嫌而直诋义谦，自取报怨之名，以来交构之舌乎？此则孝元之非也。臣为是论，故今之议者，皆讥臣以为含糊两可，是非不明，曰：“天下安有两是两非乎？”臣谨应之曰：“天下之争是非者，亦有两是焉，武王伐纣，伯夷叩马，此乃两是也。亦有两非焉，战国诸侯之兵争，此乃两非也。”若使义谦误国而东人攻之，则是非不喩而自定矣。何费辞说之有？今则不然，国家治乱，生民休戚，不系于义谦之进退，而明目张胆，必欲置之于小人之域者，果何见欤？窃观时辈之意不过欲防义谦再入之路，只加以小人之名，然后乃以和平处之。故其言曰：“是非不可不明白，处置不可不和平。”此言似矣而实无要领。何以言之？
夫所谓“调剂”者，两皆士类，故可以相和矣。若是一为君子，一为小人，则水火不同器，薰莸非一丛。自古及今，安有君子小人同调共剂，而能保其国者乎？是故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传》曰：“见不贤而不能远，过也。惟仁人，放流之，迸诸四裔，不与同中国。”古之君子待小人，若是其严者，何也？小人在朝，必能祸人国家故也。今之言者，若以义谦为小人，则当尽言不讳，列数过恶，亟加以流放窜殛之典可也，今乃隐忍容护，是事殿下不以直也。若以义谦为非小人，则启达之辞不可不慎，而无故加人以恶名，不度虚实，惟快于意，是事殿下不以诚也。言者进退无据，必居一于是矣。义谦则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如郑澈忠清刚介，一心忧国，虽量狭见偏，病于执滞，而论其气节，则实是一鹗之比。而乃加以党邪之名，使不能接迹于朝列焉。金继辉清白自守，明练典故，虽不重不威，病于轻率，而论其才器，则求之列卿，未见其比。而亦加以簧鼓之诮，使之退遁于荒野焉。韩修恬靖老成，好善爱士，虽才智学识有所未裕，而论其心行，则实是一国之良士也。而一言见忤，毁谤沓至，使之杜门不出焉。不论馀事，只此三人之退，已为可惜。况其吹毛觅疵，使受污名者，不止于此乎？时辈之议，亦非欲尽斥西人也。只欲强定国是，必使一时之人皆曰“东正西邪”，然后乃收而爵之，使不抗己。此其素计也。虽然，一箪食、一豆羹，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安有名为士类，而甘受恶名，俯就羁绁者乎？待之不以士类，而乃以退去为彼之过，则是闭之门而使之入也。乙亥西人固失于前，而今者东人之失，殆过于乙亥。尤而效之，不亦已甚乎？
噫！朝廷者，殿下之朝廷也；官爵者，国家之公器也，当以公论尽用一时之人才。义谦、孝元两人是非之辨，有何大关，而乃以此定其举错乎？况国是之定，尤不可以口舌争也。人心之所同然者，谓之公论；公论之所在，谓之国是。国是者，一国之人不谋而同是者也，非诱以利，非怵以威，而三尺童子亦知其是者。此乃国是也。今之所谓“国是”，则异于此。只是主论者，自以为是，而闻之者，或从或违，至于愚夫愚妇，亦皆半是半非，终无归一之期，岂可家喩户说而强定之乎？不过益人之疑而反生厉阶耳。作此论者，非士类之意尽然也。其间非无深识远虑之士，而迫于众议，不能自主张焉。士论之横溃，何时可定乎？
呜呼！才难之叹，三代犹然。矧今衰世人物眇然，屈指无几，虽使一时士类不问前后，同寅协恭，共济国事，惟恐时危力绵，不克有成。况复限以东西，甄别流品，必欲舍彼取此者乎？一自蚌鹬相持之后，前瞻后顾，左牵右掣，犹恐彼之图我，故更无馀力可及他务。夫是之故，仕路混浊，纪纲日颓，生民日残，而莫之匡救。假使东得君子之名，西得小人之名，其亦何补于四方之蹙蹙乎？臣之所忧，不止于此。自古士类多败少成，虽使持论粹然，一出于正，尚彼小人加以朋党之名，诛窜相继。况今士类处事失中，谗间易乘，安知后日之祸不兆于今日之举乎？若有小人窥伺机会，巧生网打之计，则臣恐激而分者，变为败而尽，而国随而亡也。乙巳大、小尹之分党，初不与于士林，而尚被小人之嫁祸。况今士林相激，而宁免士林之祸乎？幸今圣明当宁，洞烛情状，而且无小人可乘之机，故虽致纷拏，而不生大祸，此则圣主之惠也。虽然，及今圣明之朝，不施解纷之策，而任其倾轧，无有了期，则后日溃痈之痛，必甚于今日，而非所以贻厥燕翼之谋也。殿下其不欲朝廷安靖，国论归一乎？
夫朝廷之靖，国论之一，亦有二道焉：君子得君，谏行言听，百僚奉职，莫有异论，则是以善归一者也。小人得君，谋行计遂，箝制人口，道路以目，则是以不善归一者也。当今圣明，如日中天，固无小人售奸者矣，又不闻君子之行道者也。小人既不售奸，君子又不行道，则宜乎人各有言，嚣嚣不定也。近来国家，无世不被小人之祸，以不善归一者，则闻见已熟矣。殿下何不一使君子得志，使斯世得见以善归一之盛事乎？伏愿殿下以臣此疏，下于公卿大臣，使之商议，如以臣言为是，则下教朝绅，使之洗涤东西，不复甄别。惟贤惟才则用之，不贤不才则舍之。同朝之士，举皆一心徇国，无复疑阻，激浊扬清，整肃朝纲。而其或偏主己见，不从公议者，则裁而抑之；或有必欲交构，造言生事者，则斥而远之。夫如是则士林之幸，可胜道哉？如以臣言为非，则亦须显加庇恶之罪，永不收叙，亦定国是之一助也。臣非不知臣疏朝上，丑诋之口，夕集臣身，而不容自已者，伏念愚臣受国厚恩，仰报无路。假使磨顶放踵，苟利国家，臣亦不辞，岂敢只欲保全虚名，而不尽忠言，以负殿下乎？
臣言略尽。而又念国家自韩明浍以来，外戚多执权柄，蠹国病民，为世大患，甚者至于鱼肉士林。故“外戚”二字，士类视之，有同豺虎鬼蜮，蹙頞相对者，有年数矣。如义谦者，别无罪恶，而一遭指玷，年少士类，望风排摈，犹恐不及者，岂尽希旨附会者乎？良由名为外戚，故不复舒究，而一槪非之耳。由是观之，则虽洗涤东西，悉加器使，而若义谦则只当保其爵禄，不可更居要地也。因此垂训后世，使之永勿授外戚以权柄，则亦圣明裕后之一道也。呜呼！今日可言者，岂止于此乎？若其养兵休民预备不虞之策，则臣虽在野，为国焦思，或有愚见，而决知迂疏之计不合时用，故不敢渎陈矣。恭惟殿下每下召命者，此岂哀臣之穷而欲禄之乎？必念愚臣之言，或有可采故也。臣虽病不能进，而言则已达矣。傥蒙用臣之言，递臣之职，而许臣闲退，使得优游养痾，耕凿任意，则天地父母之恩，臣尤不知所报。伏惟圣明垂谅焉。臣无任感激战栗之至，谨昧死以闻。
臣按：沈义谦、金孝元虽曾两出，而角立之议终不能镇定，以扶义谦者，谓之西人；扶孝元者，谓之东人。东西之目既定，举一世无人得脱彼此，转激至是尤甚。李珥以为当今大患无过于此，遂极言竭论，从头劈破，必欲解纷释难，归于和平。其至公血诚可质神祗，而犹不能得力主，东者以其不助己，怨嫉尤甚，两司、玉堂纷纭驳论，岂不痛哉？伏乞圣照。
司谏院第一箚
[编辑]伏以殿下以睿知之资，守盈成之业，内无声色之蛊，外绝游畋之荒，尊崇道学，礼敬大臣，好士以诚，视民如伤。宜乎政举民安，风淳俗美，天心悦豫，瑞应毕至。而临御以来，十有五年之间，治效蔑闻，世道日败，三光失常，水旱极备，变异之作，式月斯兴，方此惕念励精之日。又睹白虹贯日之惨，臣民惊惧，罔保朝夕。妖不自作，孽由人兴。殿下亦尝慨然伤叹，深究厥由乎？臣等昼嗟夜唏，磬竭愚衷，敢献一得。伏惟舒察迩言焉。
自古人君之善治者，规模节目虽或不同，而其大要不过修身致贤，舍己从人，择能授职，委任责成，举直错枉，信赏必罚，如斯而已。此数句者，语其状，则陈人腐儒之所能言；求其实，则英君硕辅之所难行。今殿下修身之实，则臣等未敢窥测，请以朝政言之。今日三公固皆人望，士林期以霖雨者亦在其间，而迄未闻建明施设，致君泽民，大副一时颙若之情，则他尚何责焉？大官练于涉世，泄泄保位；小官习于应俗，嬉嬉度日，以数迁避事为良谋，以谨身奉公为愚计。内而百司，旷废职务，权委胥吏；外而列邑，罔念抚字，惟思诛求。积弊沈痼，清议痞塞，驯致纪纲颓弛，人心涣发，饥馑荐臻，四方蹙蹙。食无年岁之蓄，兵无缓急之备，风俗薄恶，彝伦斁丧。人事如此，上天安得而不怒哉？此非臣等之言，乃国人之言也，非但国人知之，殿下亦已洞照矣。
殿下历览千古，曾有天工瘝旷，赤子失所，四维不张，而能免危亡者乎？身逢尧、舜圣明之君，目睹叔季衰乱之象，岂独臣等太息流涕，痛哭于下乎？殿下亦必深忧永怀，浩叹于上矣。今日之势，非一朝发愤作气之所能矫革也。急而无渐，则人情骚动，反挑厉阶；缓而后时，则怠惰因循，坐而待亡。转移振作之机，只在殿下善推所为缓急得中耳。殿下近日于号令之间，仁心蔼然，群下咸仰，能推此心，何政不成？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伏愿殿下扩充今日之心，勿使为徒善焉。
窃伏惟念殿下一身是宗社之主，百神、万民之所归也。圣躬康宁，疹疾不作，然后五庙赖以享，群情赖以定。乃者违豫，一国丧胆，而因此殿下动心忍性，有所省悟，则顷刻之灾，转作无疆之休矣，岂非宗社臣民之大幸乎？顷者下教，欲近良医讲求药理，臣等仰睹殿下为宗社自爱之盛心，不胜感激欣抃之至。殿下之自保，乃所以保宗社也。呜呼！孟子论养心曰：“莫善于寡欲。”寡欲固是养心之术，而保身亦莫善于寡欲。以殿下之清修渊默，其于物欲固已澹然矣。但血气或虚，圣贤所不免，细行不矜，大德所由累。
伏望殿下于燕闲幽独之地，益加涵养省察之功，以为修身基地，而嗜欲必防，饮食必节，喜怒必中，言语必慎，动止有方，视听有则。欲既寡矣，又闲以礼，寡焉以至于无，使殿下本原之地极乎诚正明通之境，则德何以不及三五寿，何以不到期颐乎？既勉自修之功，而因以申警大臣，使之董统百僚，奋煕事功，旁招俊乂，与共天职。在朝之臣，量才授官；在野之士，尽诚加礼，必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及今闲暇，修明刑政，则天意可回，民生可保矣。古人有言曰：“应天以实不以文。”古今遇灾者，孰不曰恐惧修省？而能应以实者，千载罕觌。夫所谓恐惧修省者，非闭门扃户，拱手默坐而已。必有改过迁善之实，见诸政事之间，然后可谓应天以实矣。
呜呼！不虑胡获？不谋胡成？今殿下已发求治之志矣，必须收合群策，择善用中，以成一代之政，不可恬常守故，架漏苟安，使二百年社稷日趋危亡而莫之救也。近缘寒冱，恐伤玉体，久废视事，臣邻阻隔，思慕日切。伏望每于稍温之日，不必进讲，而只接大臣、台谏、近侍于便殿，与之讲论修己治人之方，挽回世道之策，不滞近规，恢弘远图，则安知非今日之灾异反为亿万年太平之休征乎？若论积弊当祛，则虽不可猝然遽革，亦当量时度力，渐磨而进。一年有一年工夫，必以保民施教移风易俗为期，仰答仁爱之天心，俯慰愿戴之民情，不胜幸甚。取进止。
臣按：是时有白虹贯日之变，宣庙且有疾，久废视事。故李珥率同僚陈此箚，极论君德，而尤眷眷于涵养省察、保身寡欲之方。其爱君之诚，可谓深且切矣。伏乞圣照。
司谏院第二箚
[编辑]伏以臣等闻天下有事，则刍荛之说，重于泰山；天下无事，则圣贤之说，轻若鸿毛。何则？当其有事也，厌乱思治，怵危求安，故人言易入，而群善毕收焉。当其无事也，狃安循常，志满心弛，故人言难入，而众才不售焉。无事而能知戒用贤，则古今无乱世；有事而犹昧图无策，则古今无治日矣。呜呼！臣等伏睹今玆上天之震怒已极，下民之生理已穷，灾害并至，饥馑荐臻，饿莩盈路，公私磬竭，宗社之危有如缀旒。脱有边衅外作，犷民内梗，则无兵可御，无粟可食，土崩之势，非朝伊夕。今若付于无如之何，坐而待亡，则固无所猷为矣。如欲死中求生，必期匡时救民，迓续天命，则有事之大者，诚莫若今日矣。臣等狂瞽之言，无乃或有格天之望耶？呜呼！诚能于无事之时，预忧无疆之恤，则国势岂至如今日之岌岌乎？今之济艰，譬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势难猝办。虽然，及今蓄之，则犹为后日之用，不犹愈于束手养病者乎？臣等窃念民失所天，国无所依，则生财活民，最为当今之急务。此二策者，不可谋利而求赢，亦不可胶旧而守弊。臣等窃献愚策，愿垂睿察焉。
我国税轻贡重。税则几于三十税一，而近来岁比不登，灾伤过半。加以里胥瞒官，守令干誉，收税尤轻，甚于貉道。比诸祖宗朝，则不及三之一，而经费之需则一依旧规，不能量入。故一岁之入，无以支出，逐年侵用旧藏。祖宗宿储，日渐就尽，乃以二百年积累之国仓廪，不能支一岁，诚可哀痛。今若惩此加税，则民膏已浚，无以箕敛。必须先纾积苦，慰悦民情，然后收税始可适宜矣。贡案之定，不度民户残盛，田结多寡，物产有无，而只以郡邑职秩高下为轻重。且非土产，故不免输价于防纳之徒，以致刁蹬阻遏，征以十倍。故利归胥吏，而国与民俱乏矣。诚能改定贡案，以民户田结分多寡，而必贡厥土之产，则民力宽得十之五六，如解倒悬矣。因以酌宜收税，而量入为出，每有馀蓄，则国用渐饶，而民劳亦歇矣。
且念生民休戚，系于守令；守令勤怠，系于监司。我国绝长补短，地方不过千数百里，而分州割邑，数过三百。或有有邑而无民者，吏员既伙，势难精择，而无民之邑，役苦尤甚。倂省之策，出于圣衷，此宜汲汲奉行。而监司瓜期只限周年，故循俗者，苟经日月，尽职者，未及施，为纷纭数递，只烦驿路。上下不相维系，缓急无以行令，此非细故。且如庆尚一道则郡邑太多，一人之力不能周按。今若以庆尚分为左右道，而于各道择其大邑设营，使监司兼宰其邑，率眷往釐，久任责成。而别择廷臣有牧民制治之才，期以公辅者授之，则黜陟明而列邑竞劝，行政熟而民庶被泽，立见功效，决非空言矣。生财活民之策，固难枚举，而今之易行者，大略如斯矣。虽然，孔子之言曰：“为政，在于得人。”善政良法，待人而行，有法无人，是谓徒法。若使徒法可行，则禹、汤、文、武之法，岂毁于桀、纣、幽、厉乎？
我国贤才不用，庶绩咸隳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士林之气，斩于己卯，绝于乙巳。自是以后，求仕者，斲方为圆；守道者，韬光晦迹。父戒其子，兄勖其弟，皆以为慎勿经营国事，以挑祸机。于是相观而学者，只以模棱随俗旷职哺餟为良图。自初筮仕至于大官，皆务肥己，而国家安危，生民利病，则视如楚、越。一有忧国忠公者，慷慨正色于其间，则群诽众谤，必使之不容，然后乃已。以至各司小官，亦皆习为依阿之态，上无所矫，下无所纠。慢弛者保官，举职者必败，以致纪纲大坏，胥徒横恣，盗窃无禁，侵毒无防，一切之弊悉归小民，而四境嗷嗷矣。以今人才，以今纪纲，虽得《周官》制度而一一讲明，莫不为文具，而无实效矣，岂不大可痛闷哉？
殿下如欲奋兴事功以救危亡之势，则必须登崇异材，为官择人，旁招俊乂，使之汇征，然后国家之事，庶几可为矣。虽然，贤邪之辨，系于君心之明暗。自古人君虽甚无道，岂有自求乱亡者乎？只以心术不明，无以知人。大奸似忠，大佞似智。直道不阿者，近于矫激；难进易退者，近于索价。顺旨者如爱君，循俗者如淳厚。同心勠力者，似结朋党；嫉恶斥非者，似摈异己。故或以君子为小人，小人为君子，举错失宜，人心不服，而政乱民散矣。人君诚欲得人为政，则必须先明心术，以正权衡，而心术之明，系于学问。此所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自格致诚正始也。伏愿殿下先务穷理正心，端本清源，以立表准。而观人之际，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取其心存国事忘身格君者，而舍其心营家业贪仕慕禄者。权衡不差，好恶得正，则爵赏刑罚，不必遍加于境内，而善者兴起，恶者惩创，风行草偃，化成俗美矣。殿下聪明拔萃，寡欲清修，不让于古先哲王。今日之不治是殿下不为也，非不能也，只在以国事加之意，明好恶慎举错而已。臣等管见已陈梗槪，而抑又有一说焉。
臣等闻和气致祥，乖气致异。此虽老儒常谈，而求之今古，实不出此。今以此说观乎时事，则无乃气乖而不和欤？噫！士类之爱君忧国者，则遭遇圣明，志欲挽回三代，而因循退堕，政不成而时不淑，故咸怀闷闷郁悒而不得伸焉。流俗之爵位高显者，则不为清论所许，每被指玷，故虽处富贵而无芬华，咸怀愤恨疑惧而不得平焉。至如朝绅之间，所见不同，议论多岐，莫能统一，而东西之说未尽消释，不能洞然无间，同寅协恭，而未免相顾忌焉。下至小民则饥饿颠连，老弱塡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愁怨之气，上彻穹苍，上自朝廷下及闾巷，少无欢心。如上所陈，则和气何自而生乎？感伤天地之和，以召水旱之灾者，理势之所必至也。
殿下君临一国，作民父母，其可视而莫之救正欤？此在殿下一转移之间耳。殿下诚能奖拔士类，任贤使能，裁抑其过，而诱掖其不及，与之共济艰难，陶成至治。而若夫流俗士大夫，亦非有罪恶可废弃者也，只是循资历阶，驯至大官，而才不称职耳。殿下亦宜待以忠厚，使保爵禄，而其间如有才能者，则可以随其器而任使之也。若朝绅之不能协和者，则亦非有积怨相磨轧也，只是见识不高，疑萌未释耳。只宜洗涤东西，使无毫发痕迹，而但观其人之才气而用之。如是日久，则自抵和平矣。朝廷既和，贤能任事，则政举民安，四方和悦，而天地之和应之矣。伏惟殿下留神猛省焉。臣等备员耳目之司，当此侧身之日，才疏计短，罔知攸济，寝不帖席，食不甘味。区区贡忠，无以塞责。无任战栗屏营之至。取进止。
臣按：此箚亦在辛巳五月，盖以“变通弊法，改定贡案，倂省州县，久任监司，用贤修己，去私朋和朝廷”为请。上批以“旧法之变似难轻议，当议大臣处之”为教。然大臣引疾不出，故议竟不行，亦可谓时运所关矣。伏乞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