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贤奏议/卷十四
文成公 李珥
[编辑]东湖问答
[编辑]东湖之客问于主人曰：“无古今，无治乱，若何而治？若何而乱？”
主人曰：“所治二，所乱二。”
客曰：“何谓也？”
主人曰：“人君才智出类，驾驭豪杰则治；才虽不足，能任贤者则治，此其所治者二也。人君自恃聪明，不信群下则乱；偏信奸谀，壅蔽耳目则乱，此其所乱者二也。所治二，而其所以治之之道有二。躬行仁义之道，以施不忍人之政，极夫天理之正者，王道也；假借仁义之名，以施权谋之政，济夫功利之私者，霸道也。所乱二，而其所以乱之之事有三。多欲挠其中，众惑攻于外，竭民力以自奉，斥忠言以自圣，自底灭亡者，暴君也；有求治之志，无辨奸之明，所信非贤，所任非才，驯致败乱者，昏君也；懦弱而志不立，优游而政不振，因循姑息，日就衰微者，庸君也。”
客曰：“子言则然矣。古之人有行之者乎？”
主人曰：“有。昔者五帝三王以聪明睿智之资，受天命而为君师。治之而息其争夺，养之而致其富庶，教之而叙其彝伦，七曜顺度，五征时若，天地以位，人极以立。此所谓才智出类而行王道者也。商太甲、周成王，资质不及于三、五，若非圣臣笃棐，则典刑谁救颠覆，谗人终必交乱。然而太甲能任伊尹，成王能任周公，进德修业，克绍丕緖。此所谓能任贤者而行王道者也。晋文公一战而定霸，晋悼公三驾而服楚，汉高祖五年而成帝业，文帝玄默而致刑错，唐太宗定大业而致太平，宋太祖承五季而平僭乱。斯数君者，才足以靖乱，智足以用人。独恨，夫不能躬行心得以复先王之道，富庶则有之，教则无闻。此所谓才智出类而行霸道者也。齐桓公声色不绝于耳目，汉昭烈髀肉空销于鞍马，使无贤智之士为之辅佐，则桓公不得为令主，昭烈难有其尺地。然而桓公能用管仲，昭烈能用诸葛亮，或纠合诸侯以成一匡之功，或跨有汉、川以绵赤帝之祚。独恨，夫管仲不知圣贤之道，孔明未免申、韩之习，功烈止此而已。此所谓能任贤者而行霸道者也。”
客曰：“致乱之君，亦可闻乎？”
主人曰：“夏桀、商纣、周厉、隋炀之徒，非弱于才，而用之于不善，非无其智，而用之于拒谏。逞独夫之威，穷四海之力，天怒民怨，卒为大戮。此暴君之自恃聪明者也。秦二世信赵高之奸，动六国之兵，汉桓帝信宦寺之谗，锢天下之贤。斯二君者，非不欲用贤去邪，而明智不足，贪酷有馀，使逢恶之臣得售其术。此暴君之偏信奸谀者也。唐德宗猜疑多忌，不任仁贤，务欲自摠权纲，不悟聪明有限。危急则勉纳忠言，平安则还疏正士，小人乘隙，辄中其欲。此昏君之自恃聪明者也。宋神宗大奋有为之志，期复三代之治，倾心安石，言听计用，以财利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众邪得志，群贤屏迹，流毒生民，以启戎马。此昏君之偏信奸谀者也。周赧王、汉元帝、唐僖宗、宋宁宗之徒，委靡偸惰，苟度岁月，不能革一弊政，行一善策，束手缄口，坐待其亡。此皆碌碌之庸君也。”
客曰：“唐德宗、宋神宗皆刚断自立之君，而子以为昏君，何耶？”
主人曰：“人君之明在于正见，不在于聪察。彼二君者，虽非暗弱，而昧于邪正，举错颠倒，则乌可谓之非昏邪？”
右论君道。
客曰：“士生斯世，莫不以经济为心，宜乎心迹皆同，而或进而兼善，或退而自守，何耶？”
主人曰：“士之兼善，固其志也，退而自守，夫岂本心欤？时有遇不遇耳。进而兼善者，其品有三：道德在躬，推己及人，欲使吾君为尧、舜之君，吾民为尧、舜之民，事君行己，一以正道者，大臣也。惓惓忧国，不顾其身，苟可以尊主庇民，不择夷险，尽诚行之，虽于正道少有出入，而终始以安社稷为心者，忠臣也。居其位，思守其职；受其任，思效其能，器虽不足于经国，才可有为于一官者，干臣也。大臣得君，则可复三代之治；忠臣当国，则可无危亡之祸。若夫干臣，则可用于有司，而不可使当大任也。
退而自守者，其品有三。怀不世之宝，蕴济时之具，嚣嚣乐道，韫椟待价者，天民也。自度学不足，而求进其学，自知材不优，而求达其材，藏修待时，不轻自售者，学者也。高洁清介，不屑天下之事，卓然长往，与世相忘者，隐者也。天民遇时，则天下之民皆被其泽矣。学者虽遇明时，苟于斯道，有所未信，则不敢轻进焉。若隐者，则偏于遁世，非时中之道也。”
客曰：“子之所谓士者，求之于古，抑有其人乎？”
主人曰：“有。皋、夔、稷、契之佐唐虞，仲虺、周、召之辅商、周，此所谓大臣也。甯武子之救主，诸葛亮之讨贼，狄仁杰之反正，司马光之革弊，此所谓忠臣也。赵过善于治田，刘安善于理财，赵充国能御戎狄，刘彝能兴水利之类，此所谓干臣也。伊尹耕于有莘，傅说筑于傅岩，太公钓于渭水，三人者若无意于斯世，而终遇圣君，共享天心，此天民之得行其道者也。天民之道即大臣之道也。濂溪倘佯于南康，明道禄仕于河南，伊川编管涪陵，康节躬爨洛阳，横渠讲礼于关内，晦庵奉祠于闽中，斯数人者，怀抱道德，不遇于时，此天民之不得行道者也。晨门之抱关，接舆之佯狂，沮、溺之耦耕，皆果于忘世，此所谓隐者也。夫子鸟兽同群之叹，端为斯人也。若学者之不仕，则非为时之不可也，非为隐之可尚也。诚以学术不足，先施功业，则代大匠斲，鲜不伤手。故韬光自守，藏器待用，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古之儒者，多于是乎从事焉。子若必欲闻名，则如漆雕开之类是也。”
客曰：“忠臣事君，非道则不可。子以为于正道有出入者，何耶？”
主人曰：“子乌知所谓道耶？斯道也者，非伊尹、太公之流，则不得与闻焉。岂忠臣之所敢当耶？彼诸葛亮、狄仁杰之徒，虽忠诚贯日，社稷是赖，而律之以圣贤之道，则枉尺而直寻，计功而谋利者多矣。乌可谓之无出入耶？”
右论臣道。
客曰：“三代之后，更无行王道者，其故何耶？”
主人慨然叹曰：“道学不明不行之故也。自汉以后，居大位者，不知道学为何事，只以智力把持天下，架漏过时，牵补度日，寥寥数千载，只是长夜而已。程子曰：‘周公没，而百世无善治。’信哉！”
客曰：“自汉以后，非无读书之人也。所谓道学者，何学耶？”
主人曰：“陋哉，子言！夫道学者，格致以明乎善，诚正以修其身。蕴诸躬，则为天德，施之政，则为王道。彼读书者，格致中一事耳。读书而无实践者，何异于鹦鹉之能言耶？如梁元帝读书万卷，竟为魏俘，此亦可谓道学乎？”
客曰：“三代之后，道学之君则绝无矣，岂无道学之士乎？”
主人曰：“岂无其人乎？特上之人疑其迂阔，不与共天职也。道学之士，谓之真儒，孟子之后，真儒不作。千载之下，始有濂溪周子阐微发奥，继之以程、朱，然后斯道大明于世，如日中天。第恨，有宋之君不知道学，使大贤沈于下僚，斯民未蒙其泽耳。”
客曰：“汉、唐以后，非无英明有为之主也，岂尽不知真儒乎？特不相遇耳。”
主人曰：“后世之君，谁可用真儒者？我未之见也。子试言之。”
客曰：“汉高祖何如？”
主人曰：“君子必待人君致敬尽礼而后至。彼汉高祖素慢无礼，其所驾驭者，皆志乎功名富贵者耳。真儒孰肯甘受踞洗之辱，区区厕身于信布之列哉？”
客曰：“文帝何如？”
主人曰：“文帝，自弃之君也。”
客大惊曰：“文帝，天下之贤君也。子以为自弃，何耶？”
主人曰：“三代之后，天下之贤君固莫如文帝者矣。但其志趣卑下，以为古道必不可复，安于恬静，仅取养民。古道之不复，自文帝始。如文帝者，终不可入于尧、舜之道矣，非自弃而何？虽遇真儒，必不能用也。”
客曰：“然则武帝何如？”
主人曰：“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其所谓仁义者，皆崇尚虚文以为美观耳，非诚心信道者也。有董仲舒、汲黯，尚不能用，况可用真儒乎？”
客曰：“光武何如？”
主人曰：“光武规模不及高祖，务自用而不任三公，其不能仰成于真儒，可知矣。”
客曰：“明帝何如？”
主人曰：“明帝察察无人君之度，临雍拜老，特示文具耳，岂真知所谓真儒耶？况乎肇崇胡教，以启万世无穷之患，此岂有为之君耶？”
客曰：“唐太宗何如？”
主人曰：“太宗劫父而发兵，杀兄而夺位，淫于母弟之妻，行若狗彘矣。太宗虽欲用真儒，真儒孰肯为太宗之臣乎？”
客曰：“宋太祖何如？”
主人曰：“太祖以周世宗宠遇之臣，迫于陈桥之变，卒为篡逆之臣。真儒必望望而去矣。”
客愕然曰：“信子言也，真儒终不可容于世耶？”
主人曰：“若使真儒得遇昭烈，则庶几少行其志矣。昭烈之三顾孔明也，孔明身贱而年少，昭烈位高而年尊。其于孔明只闻其名，未必深知，而懃懃恳恳，至再至三，非诚于好贤，能若是乎？使孔明便是真儒，昭烈必能敬信矣。吾以为后世之君，惟昭烈庶几能用真儒。大抵有为之主，必有所敬信之臣，相亲如父子，相得如鱼水，相调如宫商，相合如契符。然后言无不用，道无不行，事无不成焉。若尧之于舜，舜之于禹、皋陶，汤之于伊尹，武丁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太公是也。抑可以为次者，昭烈之于诸葛亮是也。后世君臣皆不能及焉。”
客曰：“苻坚之于王猛，唐太宗之于魏徵，亦可谓相得，而吾子不数何欤？”
主人曰：“吾所谓相得者，取其以正相信耳。彼苻坚，夷狄之酋，庸中佼佼；王猛，诈力之功，不终一世，何足置齿牙间耶？太宗，好名之君也；魏徵，好名之臣也。虽似相得，假治一世，而生不能止欲杀之心，死不能免踣碑之辱。此岂中心悦而诚信者耶？”
右论君臣相得之难。
客曰：“吾东方亦有以王道治世者乎？”
主人曰：“文献不足，无可考者。但想箕子之君于吾东也，井田之制、八条之教必粹然一出于王道矣。自是厥后，三国鼎峙，高丽统一，考其事业，则专以智力相胜，夫孰知道学之为可尚耶？不特邦君为然也。下焉者亦不闻真知实践以绍先正之传。诖误于竺学，怵迫于祸福，滔滔千载，莫或拔萃。丽末郑梦周稍有儒者气像，亦未能成就，其学迹、其行事不过为忠臣而已。”
客艴然曰：“子以为吾东数千载之间，无一真儒，何言之过高耶？”
主人笑曰：“子问我，我不敢不以正对，岂其乐为过高之论耶？夫所谓真儒者，进则行道于一时，使斯民有煕皡之乐；退则垂教于万世，使学者得大寐之醒。进而无道可行，退而无教可垂，则虽谓之真儒，吾不信也。箕子变夷之后，更无善治之可法，则是进无行道者矣；东人所著之书，未见深明乎义理，则是退无垂教者矣。吾岂妄言以诬百代之人耶？”
右论东方道学不行。
客曰：“既往之刍狗不必更陈，请论当代之事。”
主人曰：“诺。”
客曰：“当今圣上龙兴，群贤布列，百姓欣然想望太平者，今三年矣。而民生之困悴，风俗之薄恶，纪纲之不振，士习之不正，秋毫无变。以之天心未豫，水旱不时，日月薄蚀，星宿骋怪，其故何耶？”
主人蹙頞良久，曰：“未易言也。”
客曰：“试言之。”
主人曰：“吾请为子溯其源而极言之。我太祖承王氏之衰，以神武启运。继统之君，乃有世宗，世宗之圣，前朝所无有也。嘉靖邦家，雨旸时若；崇儒重道，养育人材；制礼作乐，垂裕后昆，吾东之治于斯为盛。克至今日，遗泽未泯，我国万祀之祚肇基于世宗矣。独恨，夫上有尧、舜之君，下无稷、契之臣。如许稠、黄喜，皆流俗中稍秀者耳，无一人明先王之道以辅圣主，斯民仅止于富庶，世道终愧于商、周，志士兴叹始于此矣。
文宗早岁，施惠未终。传至于成宗，英睿之质卓冠千古，真我东之圣主。而当国大臣庸鄙无识，经幄论思之际，至发性情无心之说，尚复何望？当其时也，升平日久，国富民给，大小臣僚不以国事为念，荡然恣意于游戏。乐放肆而惮拘检，恶特立而喜雷同，虽逢有为之主，不见治化之隆，流风遗俗至今为弊，志士之叹更发于斯焉。
中宗承燕山残虐之馀，励精图治，侧席求贤。己卯年间，有若赵光祖以性理之学被眷遇之重，爱君如父，忘身徇国，旁招俊乂，开广聪明，慨然有挽回世道，追踪三五之志。儒林耸动，黎庶颙望，以为咸煕之迹、比屋之封，指日可见。独恨夫光祖之出也太早，致用之学尚未大成，共事之人固多忠贤，而好名之士未免杂进。论议太锐，作事无渐，不以格君为本，徒以文具为先，不知奸邪切齿，设机伺隙，神武之门夜开，而群贤皆落于一网矣。自是之后，士气摧伤，国脉垂绝，志士之叹，于斯转甚。
然而人心本善，公论难灭，南衮、沈贞气焰才息，士类清议复尊己卯，中宗末年，学问之士多聚于朝。当是时也，仁宗养德东宫，休闻夙播，亿兆仰戴，望之如云。一朝即祚，四方响应，啜粥面墨，不出号令，而躬行之化已被于邦域矣。群贤仰恃圣明，皆以为三代之治不久可复。岂期旻天不吊，夺我元后？奸宄乘势，斩刈良善，设叛逆之名以为陷阱，士类之稍有知识者，无能得脱。乙巳之祸足以亡国，而宝历绵远者，良由祖宗积德之馀庆也。志士之叹，于斯极矣。
明宗英达夙成，少无失德，而李芑、尹元衡之徒壅蔽聪明，贼贤误国，忠臣钳口，道路以目者，垂二十年。天诱圣衷，辨别是非，元衡得罪，士林兴起，庶见春阳复回于蔑贞之后。社稷不幸，先王捐剑，元元丧考，百神无主。赖我今上恭承遗教，宅忧翼室，受付畀之重，协神人之望，圣德日章，衮职无阙，此正志士有为之秋也。
当今国家之势，譬如气绝之人仅得苏醒，百脉未定，元气未复。汲汲投药，庶见生道，而或以为不用药饵，坐待自瘳；或以为当投良药，而不知某药之可用，拱手环视，不施一计。则大病之馀，风邪易中，将必有不可救之危证，以至于必死而后已也。国家之势，其危如此，肉食之臣，其可不惕然思有以救之乎？所贵乎去奸而进贤者，只为除其宿弊，布其新惠，以救民生耳。今也不然，南衮、金安老、李芑、尹元衡误国之遗弊，未尽洗涤，虐民之苛法，未见改革。而方且偸安厌事，无所建明，若曹参之代萧何，则是举一国而付之相忘之域矣。君子、小人，其间不能以寸，下民之困、上天之怒尚何怪哉？”
右论我朝古道不复。
客曰：“三代之治，果可复于今日乎？”
主人曰：“可复矣。”
客呀然笑曰：“何言之过也？王道之不行，自汉已然。矧今之人不及汉远甚乎？东方则箕子之后，更无善政，度今之俗，必不及前朝矣。若求少康，则庶可矣，欲行王道，则徒为处士之大言而已。”
主人愀然曰：“惜乎，吾子之言！驷不及舌。子说若行，将必率天下归于鬼魅之域矣。夫王道之不行者，只是君相非人耳，岂以时代渐下，欲复而未能欤？有其君，有其相，则斯为可复之时矣。程子曰：‘自是无人，岂是无时？’苟为其事，必有其功，为其事而无其功者，自古及今未之见也。且子以为今世之俗不及前朝者，是大不然。前朝之俗未免夷狄之习。我朝以礼导民，颇有美俗，若丧用《家礼》、女士从一之类是也。乌可谓之不及前朝耶？当今国家，可为之势有二，不可为之势亦有二焉。何谓可为之势？上有圣明之君，一可为也；下无擅权之奸，二可为也。何谓不可为之势？一则人心陷溺之久也，二则士气摧挫之甚也。”
客曰：“请闻其详。”
主人曰：“主上龙颜秀异，圣质英毅，聪明好学，恭俭爱士，尽孝两殿，存心万机，此真不世出之圣君也。所患乎治道不立者，只是无君耳，有君如此，则何患不治？此其可为之势一也。自古人君虽或有志于治道，而若有权臣擅制，威䝱君上，则虽欲有为，末由也已。今我国家，自废私兵之后，所谓权臣者，莫非依宠而作威，不敢陵上而干纪。虽以南衮之奸慝、金安老之邪险、李芑之凶恶、郑顺朋之阴谲、尹元衡之憸毒、李梁之悖妄，呼来斥去，惟上所命。矧今群奸皆不在朝，自上若欲有为，则孰敢包藏祸心，荧惑圣听耶？此其可为之势二也。
所谓人心陷溺之久者，何谓也？今夫常人之情，朝夕所见之物，则恬不为怪，若夫远方诡异非常之物，则必群骇而指笑之。王道之不行于斯世，于今数千年矣。知其为王道，而尊尚之者，有几人哉？彼贸贸无见之辈，习于流俗，安于故常，一朝见王道之复行于世，则将必骇且怪之，不啻若见远方诡异之物也。举世呶呶，不胜其扰，则上心之坚定不可必保，而贤士大夫之小明大暗，乐安静惮纷更者，亦将起而为流俗之唱矣，任责之人得免罪戾幸矣。安能有所为耶？此其不可为者一也。所谓士气摧挫之甚者，何谓也？国初育才之盛远胜前朝，燕山之世，任士洪怀不测之心，始戕士林。馀气犹盛，而残伤于己卯，尚有绵绵之息，而斩绝于乙巳。自是厥后，为善者相戒，为恶者相劝。若有一士头角稍异，论议稍正，则得责于父兄，见摈于乡邻，惟是含糊鹘突，只贪富贵者，乃能美食安坐以享禄位。朝廷大小之臣非无忧国爱君之心，而凛凛然以己卯、乙巳覆辙为戒，莫敢出一声以助正气，但狐疑首鼠，反助流俗而已。此其不可为者二也。”
客曰：“不可为之势既如此，则欲复三代之治者，非其时矣。子以为可复，何耶？”
主人曰：“治乱在人，不系于时。时也者，在上位者之所为也。若我圣上奋然振起，欲复古道，则人心可拯于陷溺之中，士气可作于摧挫之馀，安可谓之非时耶？”
右论当今之时势。
客曰：“主上欲复三代之治，则当以何者为先务？”
主人曰：“莫先于立志。自古有为之君莫不先定其志。志乎王道，则尧、舜之治化皆吾分内事也；志乎霸道，则汉、唐之少康亦可驯致矣。然古人有言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今若以霸道为志，则规模制作必居汉、唐之下矣，岂不复使志士兴叹乎？夫以穷理尽性为志，则苟且少成之论不能入矣；以作新斯民为志，则流俗守常之说不能拘矣；以刑于寡妻为志，则妇寺宴安之乐不能移矣；以茅斋土阶为志，则舆马宫室之美不能动矣；以博施济众为志，则一民之不被其泽者，皆我之忧；以修明礼乐为志，则一政之不合古道者，皆我之病矣。主上诚立此志，则以圣人为标准矣，以圣人为标准，而必欲学之，然后三代之治可复也。”
客曰：“志既立矣，当何所事？”
主人曰：“立志之后，莫如务实。”
客曰：“何谓也？”
主人曰：“终朝设食，不得一饱，空言无实，岂能济事？今夫经席之上、章奏之间，非无嘉谋谠论足以治国，而未见一弊之革、一策之施者，只是不务实效故也。今我主上必欲求治以复古道，则当务实效，不事文具。如欲格物致知，则或读书，而思其义理；或临事，而思其是非；或讲论人物，而辨其邪正；或历览古史，而求其得失。至于一言一动，皆当思其合理与否，必使方寸之地虚明洞澈，无物不格以尽其格致之实。如欲诚意，则好善如好好色，而必得之；恶恶如恶恶臭，而决去之。幽独隐微之中，敬畏不怠；不睹不闻之时，戒惧不忘，必使念虑之发莫不一出于至诚，以尽其诚意之实。如欲正心，则不偏不倚以立其体，无过不及以达其用，惺惺不昏以全其本明，凝定不乱以保其本静。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以尽其正心之实。如欲修身，则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远声色之好，绝游观之乐。怠慢之气，不设于体，鄙倍之言，不发于口，循蹈规矩，非礼不动，以尽其修身之实。如欲孝亲，则仰承两殿，无事不诚，交欢无间，绝其谗慝，愉色婉容，洞洞属属，以致精神相孚，气脉相通。而至于宗庙之礼，极其敬谨，不以烦数为务，惟以感格为心，以尽其孝亲之实。如欲治家，则以身为教，勖帅以敬，庄以莅之，慈以抚之，以致后妃有纯一之德，宫壸有肃清之美。交通之弊绝其萌芽，刀钜之贱只供洒扫，以尽其治家之实。如欲用贤，则博采而精鉴，明试而灼见，其贤果不诬也，则信之勿疑，任之勿贰。外托君臣之义，内结父子之情，使之展布所蕴，悉诚竭才，谗言不行，庶政乃乂，国受其福，民获其所，以尽其用贤之实。如欲去奸，则言不逆耳者，求诸非道；迹不明正者，观其隐慝；无所建白者，知其无忧国之志；爱惜爵禄者，知其无死难之节；不喜道学者，知其将祸士林；论笃内荏者，知其讦以为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其奸果不虚也，则随其轻重而罪之，轻则至于废弃，重则投诸四裔，以尽其去奸之实。如欲保民，则以父母生民为心，视之当如赤子。夫赤子之入井，虽仇怨之人，苟不至于欲灭其家，则必惊起而救之。况其父母之心乎？当今赤子之入井久矣。寂寥数年，不见如伤之政者，无佗。主上父母生民之心，犹有所未至故也。诚以父母生民为心，则为之存利而去害，将无所不用其极矣，民生岂有困悴之理乎？所当忧勤惕念，不遑暇食，求其愿欲而必遂之，咨其弊瘼而必除之，以尽其保民之实。如欲教化，则先躬行以兴其仁让，恢公道以振其纪纲，别淑慝以变其风俗，励廉耻以作其士气，崇道学以定其趋向，明祀典以改其烦渎，以致神格于上、民应于下，三纲立而九畴叙，以尽其教化之实。主上务实之功，苟至于此，则天心悦豫，和气充塞，灾殄消灭，庆祥叠至矣。呜呼！东方亿万年无疆之休，其在主上之务实欤！”
右论务实为修己之要。
客曰：“主上不能独理，必资辅佐以成治道矣。辅佐之责将畀何人耶？”
主人曰：“主上既立大志，务求实效，则庙堂老成之人、朝著夙夜之贤岂无起而应之者乎？如有立志务实，欲修己而正国者，则乃其人焉。”
客曰：“廷臣虽有修己而正国者，主上何以知其果可信耶？”
主人曰：“云从龙，风从虎。苟有其君，必有其臣矣。古之圣贤之君欲遂其大有为之志，则必遍观群臣，深察其贤否。见其贤也，则与之交接无间，肝胆相照，果信其必贤也，然后授之大任，责其成功焉。至如我朝，祖宗与群臣亲爱，如家人父子，故群臣感恩怀德，竭其死力焉。如今主上，只于经筵，接待贤士，礼严言简。随行而进，逐队而退，群下之情，难以悉达，圣上之明岂能悉照乎？若此循途守辙，徒事文具，则群臣之贤否，主上终有所未察矣，安能得人而为政耶？当今之计莫若变其常规，略其烦仪，经筵之外亦接儒臣，从容论道以及政务。自上不以沉默为仪，与之酬酢如响，上下之情交孚洞达。夫如是，则邪正难逃于天鉴，用舍默定于圣权，而其于成就圣德，大有助焉。程子曰：‘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此言真万古之药石也。”
客曰：“正人指邪人为邪，邪人指正人为邪，何术而可辨耶？”
主人曰：“是不难。君子之攻小人，辞顺而理直；小人之攻君子，辞难而理迂。小人之恶昭然可见，或黩于货利，或悖于伦理，或循私灭公，或妨贤病国。群疵众慝，不可枚举，而大要皆表表可指，非难见而难言者也。君子则不然。以言其心，则正直无曲；以言其行，则洁白无瑕；以言其节，则耿介不屈。其间苟非成德之士，则或未免有小玷，而亦出于气质之偏耳，非若小人肆于为恶，而无所忌惮也。是故小人之攻君子也，必别立名目以惑上听焉。君子潜心性理之学，欲遵先正之训，则目之以伪学焉；修身行义，欲明其彝伦，则目之以伪善焉；引君当道，欲踵三五之治，则目之以高谈误世焉；慷慨论事，欲矫流俗之弊，则目之以浮薄喜事焉；引进同志，欲与共治国事，则目之以朋党缔结焉；好善嫉恶，激浊扬清，则目之以排斥异己焉；守正不挠，欲扶公道，则目之以专制国柄焉；面折庭争，欲补君德，则目之以不敬君上焉；进必以礼，不顾万锺，则目之以要君索价焉；道既不行，奉身而退，则目之以怨怼不逊焉。饰辞假说，不可枚举，而大要莫不诐淫邪遁，明者一烛，如见肺肝矣。”
客曰：“小人之情状，果可易见乎？”
主人曰：“只恐人君有欲耳。苟使人君无欲，则小人何自而入于左腹耶？今夫主上访落之日，方新庶政，君子小人各有所望。若主上无累于物欲，惟治道是讲，则君子之望得矣，如有私欲稍萌于圣心，小人之伺隙亦多岐路矣。主上若萌尊崇所生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嘉靖皇帝为法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厌闻道学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假儒空言无实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不悦直言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台谏不足尽信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因循苟安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国家已治无虞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倚重外戚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亲臣最可信任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宠昵宦寺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家奴虽贵易制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妄祭求福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仙佛祸福不诬之说进惑圣听矣；若萌声色嗜欲之私，则小人必伺隙，而以高枕肆志宠乐之说进惑圣听矣。旁岐曲迳，不可悉数，而大要皆欲蔽塞圣聪，自图其利。若主上格物致知以穷天理，则彼小人之情状无微不烛；好善恶恶以公其心，则君子之谟猷无言不合。是故辨奸莫善于穷理，见贤莫善于公心。穷理、公心，以寡欲为本。”
右论辨奸为用贤之要。
客曰：“既辨邪正，得人而为政，则政将何先？”
主人曰：“先革弊法以救民生。欲革弊法，则当广言路以集善策。上自公卿，下至舆儓，皆许各陈时弊，其言果可用也，则勿以其人为取舍，勿使该曹为循例防启之计。惟以弊法之尽革为期，然后国可为也。”
客曰：“子以为救民在于革弊，当今之弊，孰为民患之大者？”
主人曰：“一族、切邻之弊，一也；进上烦重之弊，二也；贡物防纳之弊，三也；役事不均之弊，四也；吏胥诛求之弊，五也。何谓一族、切邻之弊？今玆一有逃散之民，则必侵其一族及切邻。一族、切邻不能支保，亦至流散，则又侵其一族之一族、切邻之切邻。一人之逃，患及千户，其势必至于民无孑遗，然后乃已也。是故昔年百家之村今无十室，前岁十家之村今无一室，邑里萧条，人烟敻绝，无处不然。若不更张此弊，则邦本颠蹶，无以为国矣。欲革此弊，则当下令四方之郡邑，按其簿籍，苟有流亡绝户，辄削其名，不侵一族、切邻。则国家所失，只在于已逃者，而未散之民则庶几安辑矣。休养生息，户口繁盛，则未充之军额，亦指日而可充矣。”
客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今日军额、隶籍，绝户者居半。若用子言，则无以应目前之百需，奈何？”
主人曰：“呜呼！流俗之见每每如是。此国势之所以终不振起也。今者民生之困甚于倒悬，若不急救，势将空国。空国之后，目前之需，办出何地耶？此必至之理也。所贵乎军额之不减者，为其实有是军可以备用也。今者绝户之军，只侵一族，征其价布而已。脱有缓急发军之举，则一族终不足以荷戈，价布终不足以募人，安用吝惜虚簿，以使民受实害哉？古今败乱之事固非一二，而未尝见以一族、切邻之弊亡其国者也。我国作俑，未知昉于何时，此诚千古所无之患也，不可使闻于后世也。《书》曰：‘罚不及嗣，赏延于世。’斯民之流散，出于困悴，当惠鲜之不暇，而反以毒虐之政散其未散之民，此岂仁人君子之所可忍为耶？”
客曰：“子言则是矣。但巧诈之民一切避役，军额终至于无一人，则奈何？”
主人曰：“此必无之理也。凡民之离乡去族，转徙不定者，皆出于悯迫不得已也。彼虽巧诈，若有产业可以资生，则孰肯自取流离之苦哉？若无一族、切邻之患，只应其一身之役，则民之安生乐业，如脱水火矣，岂有一切避役之理乎？此法既革，则当令郡邑渐刷闲丁以充阙额，悉破旅外以补正军。至于新设之卫非《大典》所载者，及寄名于闲役之籍无益公家者，皆刷出充军，使兵省之官摠掌其事，必得实数，则虽不别设军籍之局，而军籍已了矣。夫然后更搜闲丁，随得随补，每于岁抄，令郡邑上军簿于兵曹，上隶籍于该司，只录实数，悉刊虚名。如有善得闲丁，增十户以上者，论赏；新有绝户，缩其额数减五户以上者，论罪，或罢或降职，甚者重治，增减相当者勿问；为政三年，户口不增者，亦论罪。又使御史微服周行郡邑，咨民疾苦以察守令之贤否，若有私侵一族、切邻如旧者，或伪增户口以图褒赏者，辄按以奸赃之律。诚能行此，则守令畏法，尽心怀保，不出十年，民生可给，军额可充矣。昔者越王句践以五千之卒栖于会稽，可谓至弱矣。及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则乃能富国强兵以灭勍敌。况我堂堂万乘之国，若尽其生聚、教训之道，则岂无国泰民富丕变风俗之效哉？
何谓进上烦重之弊？今之所谓进上者，非必尽合于上供也。细琐之物，莫不毕献，水陆之产，搜括无遗，而真择其可进于御膳者，则亦无几焉。古之圣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虽使进献之物一一皆合上供，亦当减省以舒民力，况以不急之需残伤百姓耶？欲革此弊，则当令大臣及该司悉取进上名目，讲究其紧歇，只取其切于上供不可不存者，而其馀不紧之物皆悉蠲除。虽合于上供，而数目太多者，亦量减其数。夫如是，则圣上爱民之惠，可以下究，而文王惟正之供，不得专美矣。”
客曰：“若如子言，则徒知爱民，而不知奉上，非臣子之诚也。”
主人喟然叹曰：“流俗之见每每如是。此所以不能仰补圣德者也。忠臣爱君以大道，不以小诚，若使国家治安，民生富庶，则吾君之所获多矣，岂以区区小物之增减足为损益于吾君耶？昔者舜作漆器，群臣争谏，是使天子之贵尚不得用漆器矣。以子言观之，舜朝之臣可谓不爱其君矣。然而帝舜为天下之圣主，虞臣为天下之良弼。呜呼！此岂可与流俗碌碌之辈，商议其得失耶？
何谓贡物防纳之弊？祖宗朝防纳之禁甚严，凡百贡物，只使百姓直纳于官，百司之官亦奉上意，不为胥吏所瞒无刁蹬阻隔之患。故百姓不困于贡物焉。世道寝降，弊习日滋，奸猾之隶、桀黠之吏私备百物，愚弄官司，阻当百姓。虽持精美之物，终抑不纳，必纳私备之物，然后索其百倍之价。而邦宪颓废，不能禁戢，为日已久，国用不加毫末，而民间已空杼柚矣。近来虽欲革此，而未得其要，只令百姓自纳，而不设适用之策。百姓之不能自备者久矣，一朝闻防纳之弊，无计办出，不免还持高价，私贸于曩日防纳之徒，被他深藏固靳，价倍前日。防纳之名虽废，而防纳之实反甚矣。”
客曰：“欲革此弊，当出何计？”
主人曰：“达人临事而善谋，随时而适宜，岂拘于常故者之所能耶？余见海州贡物之法，每田一结收米一斗，官自备物以纳于京，民间只知出米而已，刁蹬之弊略不闻知。此诚今日救民之良法也。若以此法颁于四方，则防纳之弊不日自革矣。”
客笑曰：“子言诚阔于事情矣。我国郡邑之实者，莫海州若也。安能使八道郡邑皆效海州之为耶？”
主人曰：“若无变常规，则诚如子言矣。若使大臣及该司悉取八道图籍，讲究其人物之残盛、田结之多寡、物产之丰啬，更赋其贡物，而式均其苦歇，至于贡物之不切于国用者，量宜蠲减。必使八道郡邑之所办出皆如海州之一结一斗，然后乃颁其令，则何不可行之有？
何谓役事不均之弊？今之所谓正军、保率、罗将、皂隶诸员，凡百应役之类，或立长番，或分二番，或分三番至六七番，或不堪侵暴而逋窜，或稍得安业而自保。同是赤子，有何彼此而使忧乐不同耶？为今之计，大臣与该司量度裁制，绝长补短，务使一切之役皆得番休迭息、均齐方正，无有甚苦甚歇之弊。则流亡可以还集，而民无投属厌避之计矣。
何谓吏胥诛求之弊？自权奸浊乱之后，上下惟货贿是事，官爵非贿不进，争讼非贿不决，罪戾非贿不免，以致百僚师师非度，吏胥缘文舞术。百物纳官之际，精麤不分，多寡不算，惟以货赂等级而取舍之，以至一皂一隶稍有所管，则辄事渔夺。不特此也，狱讼重事亦委猾吏之手，视其贿赂而曲直之，此诚乱政亡国之痼病也。目今权奸已去，公论稍行，朝廷之上少革旧习，而吏胥之奸比前尤甚。欲革此弊，则当严敕具僚，申明赃法，振起颓纲，使朝著肃然，人知警惧。然后一禁侵渔受赂之习，发隐摘伏以得其情，许民陈诉以察其冤。若有吏胥使令之徒或受赂、或渔夺事觉，则布一疋以上悉治以全家之律，以实六镇空虚之地，则非徒一洗贿赂之习，亦将有助边圉之固矣。虽然吏胥之求贿，诚可痛绝，而其代耕之资不可不给。古者府史、胥徒皆有常禄，仰食于上；今之吏胥别无廪俸，若不渔夺，难免饥寒。此我国之制有所未尽者也。”
客曰：“经用不足，朝士之禄尚且裁减，况给吏胥之俸乎？”
主人曰：“吾非谓减经费以给吏胥也。但收国家虚弃之物，可以足给矣。何谓虚弃之物？今夫各司赎布及作纸皆散之无用之地，若该曹收纳无遗，则一岁所得，必不下数万疋矣。以此为吏胥之俸，而其馀足以有补经用，何不可之有？此非赋外别科也，只是转无用为有用矣。经济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浅近而忽之也。”
客曰：“当今之弊，止此而已乎？”
主人曰：“奚止于此？田不改量，而陈荒之地未免于收税；释教尚存，而游手之民未返于田亩；不时之需悉办于市人，而市人剥肤；横侵之毒滥及于坊内，而坊内竭髓；无名之税滥觞于列邑，而征敛反重于贡赋；从母之法不用于良女，而良民尽变为私贱；冗官尚多，而浮费尚广；民户渐缩，而郡邑太多。今世之弊，若欲尽言，吾恐日力之不足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政，虽尧、舜在上，皋、夔在下，亦将无益于治乱，不过数年，民必鱼烂而土崩矣。抑有大可忧者焉。度今民力，如垂死之人，气息奄奄，平日支持亦不可保，脱有外警起于南北，则将必若疾风之扫落叶矣。百姓已矣，宗社何依？言念及此，不觉恸哭也。”
客曰：“子言诚是也。但忠臣辅君，当以祖宗为法。若用子言，无乃近于变乱祖宗之法度耶？”
主人曰：“噫嘻！流俗之见每每如是。此不措一策，坐而待亡之术也。程子有言曰：‘生民之理有穷，圣王之法可改。’大抵法久，则弊生，弊生，则当改。《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是故我太祖开国，世宗守成，始制《经济六典》，而世祖承业，乃制《经国大典》。此皆因时而制宜，非故变乱祖宗之法度也。当今之弊，假使悉出于祖宗之法，亦当以世祖为法，稍变前规以立常久之道。况乎非必祖宗之法，多出于权奸之手，而乃欲遵守若先王成宪者，何耶？此乃设淫辞而助之乱也，反以我为变乱祖宗之法度邪？”
右论安民之术。
客曰：“既革弊法以安斯民，则复何所事？”
主人曰：“养民然后可施教化，设教之术莫先于学校。”
客曰：“朝廷于学校之政，非不讲究善策，而终不见效。何欤？”
主人曰：“止声而求响，潜形而觅影，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今之学校之政，付之无可奈何之域，不求善策，故未见其效耳，非有功而无效也。今者以训导为至贱之任，必得贫困无资者而授其位，使免其饥寒，为训导者，亦徒知侵渔校生以自肥而已，夫孰知教诲之为何事耶？如是而欲望作成人才，何异于缘木而求鱼耶？为今之计莫如使八道监司移文列邑，每三年一度，选其乡人之能通经史，稍知向方，可为人师者，录其名，报于监司。监司合诸邑之选，而移于吏曹。吏曹按其簿，博采公论，更加精择。凡差训导之际，必以其邑之人授之，其邑无人，则授邻邑之人，邻邑又无人，则授以其道之人。不限其个满，惟以成教为期。使命之行，待之以礼，不入乡校，则不使祗迎，除儒生试讲之外，凡公会并不来参。使训导持身自重，勉励学者。然后每年监司亲临，考其成绩，但试儒生，不试训导。若使儒生能知道学之可尚，整其威仪，饬其行检，其读书务以穷理为要，则绩之上也；若使儒生读书不倦，操行无疵，虽不免科举之习，而不至夺志于荣进，则其次也；若使儒生晓解文义，能善制述，则又其次也。绩之上者，驰启论赏，授以六品之职，以耸动士林；其次者，亦启其劳，加其资级以示褒赏，使勉于教诲；又其次者，监司深加奖劝，使之勖励进步。若其依旧碌碌无绩可考者，即课以殿；又若依旧贪鄙诛求校生者，按律治罪。夫如是，则训导之职甚重，而不屑就之士亦有肯为者矣。”
客曰：“今之泮宫，首善之地，而士习日偸，不知学问，徒慕荣利，亦何术而可救耶？”
主人曰：“此非儒生之过也，朝廷之导率未得其道也。今之取人，只以文艺为重，不以道德为贵，虽有通天之学、高世之行，若不因科第而进，无由少试其道。且于泮宫以圆点会士，凡士之日用行事无非求利之术。导率如此，则士习何由可正乎？为今之计，当使八道及京师五部每年一度选生员、进士、幼学之稍有学问之志不为非义之人，不必太高其选，只知道学之可尚者，皆当与焉，录其名，悉移于吏曹及礼曹。吏曹、礼曹会于一处，按其簿，而更加商议。取上舍生二百人，居于太学，分五番，每番四十人，虽在乡者必及期而至；又取幼学二百人，分处四学，每学五十人亦分五番，每番十人，名之曰选士。别择儒臣之学成行尊者，为太学及四学之官，使诲诸生。惟以讲明正学为务。其学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择善修身以成德为期，晓达治道以经济为志。若有学行皆中于是者，则即昇于朝，使居台侍之列。虽不及此，而行无瑕玷，年过四十者，亦授以百执事之职。如有信道不笃，行己无检者，刊除其籍，吏、礼曹更择它人，随阙随补。且其廪养之具，极其丰洁，以尽朝廷待贤之道。若外方幼学与选之人，则随其多少，居于乡校或书院，量宜分番，官给供具，使受教于训导。若于外方选士中，别有学行卓异者，州县报于监司，监司录其名，移于吏、礼曹，俾居于太学下斋，接待与生员无异，观其实德而昇补于朝。夫如是，则为士者皆知德义之可尊，不徒文艺之为尚，凡民兴起，而四方风动矣。”
客曰：“生、进、幼学之不参选士者，当籍名于何所耶？”
主人曰：“生、进则籍名于太学，幼学则籍名于四学，皆依旧矣。但不为圆点，不食官养，只于释奠及主上视学及上疏章之时，则一齐聚会，乃参食堂矣。”
客曰：“外方校生多有不识一字者，何以处之？”
主人曰：“郡邑之儒皆有定数，数内儒生，汰去似难。但当更得年少者补之，而汰其年长无才者耳。若数外儒生之不可教者，则悉补军额可也。”
客曰：“外方所谓业儒者，置之何地耶？”
主人曰：“此则择其可教者，而悉归之乡校；汰其不可教者，而悉充于军额亦可也。”
客曰：“若有不羁之士，无所寄名，遁迹山樊，杜门求志，安贫乐道，德义之声播于远迩，则将何以待之耶？”
主人曰：“如此之人征以处士，察其虚实，名不虚得也，则当待以不次之位，使任补衮之责矣。”
客曰：“生员、进士不为圆点，则其应举与幼学无异耶？”
主人曰：“然。”
客曰：“选士与凡儒应举之规，亦无异耶？”
主人曰：“除式年及大举别试之外，凡廷试则只选士得参，而凡儒不与焉。式年则生、进之为选士者赴馆试，其馀生、进赴乡、汉城试。夫如是，则诸生尤知选士之为重矣。”
客曰：“子言固善矣，庶几三代取人之法矣。但世道已降，民伪日滋，选拔之时，不徇公道，则奈何？”
主人曰：“此亦流俗之见也。自古立法，固待人而行，亦不为无人而不立其法也。玆法既行，风俗渐变，士知廉耻，则徇私之弊亦当自止矣。若以徇私为惧，而徒守常规，则利欲之网，无人得脱，尚可以明教而作人乎？”
客曰：“世间贤者至鲜，不贤者至众。子言若行，则岂不止于举一世而仇君子乎？”
主人曰：“自古善为政者，其初莫不有谤。子产相郑，一年而谤兴，舆人诵其欲杀；三年而谤止，舆人犹恐其死焉。孔子相鲁，投之无戾之歌虽发于初政，惠我无私之颂旋作于化成。惟坚守古道，力行不变，不沮不怒，然后民心可定也。且玆法之行，惟许改过，不念旧恶，则君子豹变，小人革面，皆欲入于陶铸之中矣。怨谤之作，何患其不止乎？”
客曰：“王道之行，果止于此乎？”
主人曰：“吾所云云者，皆救时之策也，非王道之至者也。夫既安养斯民，则礼乐教化，行之有渐，不可一日而尽施也。必使风俗有于变之美，制产得井田之意，用人合周官之度，事神遵三代之礼，然后王道之至者可庶几也。今者田无限制而贫富悬绝，民无检束而乡约废坏，科举之规尚有愧于宾兴，三清之醮尚未绝其异教，宗庙之礼尚未合于古制，则王道之至者，乌可易言耶？当待别时更说耳。”
右论教人之术。
客曰：“当今急务只在安民、作人而已乎？”
主人曰：“善哉！问。安民、作人，固今世之急务也。但国是未定，正名未尽，则虽欲安民、作人，其道无由。我朝自开国以来，正邪消长，固多反复，而至于殄歼士林，斩绝国脉，则莫甚于乙巳之祸。郑顺朋、尹元衡、李芑、林百龄、许磁斯五奸者，罪通于天，必杀无赦者也。文定塞渊于深宫之里，明宗宅忧于幼冲之日，外间是非，何由灼见乎？斯五奸者，乘时谋利，欲以杀戮之酷立其威，以籍没之财富其家。乃造飞语以罔圣听，设严刑以取诬服，聚群不逞之徒以张其势，举一世之忠贤，悉陷于叛逆之深坑。又恐公议之不可终泯，则乃作罗织之法，若有街谈巷议稍分是非者，则辄加以庇护逆臣之名，以参夷之典随之，凶谋既遂，录以卫社之功。嗟呼！仁庙大渐，遗教丁宁，中宗嫡嗣只馀一人。兄亡弟绍，允合天人，彼五奸者，有何寸功？当是之时，百僚战惧，万姓悲愤，宗社之不亡，实是天幸也。近来五奸已死，公议复发，上自公卿，下至氓隶，莫不慷慨扼腕，欲食五奸之肉。特主上独未之知耳。”
客曰：“何以明其主上不知耶？”
主人曰：“昔者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卒以亡国。今我主上聪明睿智卓冠百王，若知五奸之罪，则必赫然一怒，诛于既死，而至今寂寥，故以为主上不知耳。呜呼！群臣之事主上，可谓非至诚矣。当今第一义莫大于正名，而不告主上，何耶？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者忠谠之臣斥为叛逆，奸慝之魁录为功臣，名之不正，莫甚于此。为今之计，莫若暴扬五奸之罪，夺其官爵，尽削卫社之勋，悉宥无罪之人，以此告于宗庙社稷，颁教中外，与一国更始。夫如是，则上以慰祖宗陟降之灵，下以安朝野愤惋之怀，维新之政次第可举矣。”
客曰：“子言固切于时务矣。但先王已定之事，后王安敢改革？”
主人长吁数声曰：“流俗之见一至于此，至治终不可复也。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好善嫉恶者，明宗之志也；劝善惩恶者，明宗之事也。彼憸邪之辈罔圣欺明，纵售奸术于一时，难逃𫓧钺于万世。今我明宗于昭于天，其于奸状，已悉洞照，亦必震怒于冥漠之中，欲假手于我主上矣。主上其将继志述事以副明宗在天之心耶？抑将承讹踵谬以悦奸凶地中之鬼耶？呜呼！国是未定，则人心易挠；正名未尽，则善政难成。若不扫荡奸宄之囊橐，扶护国家之元气，则君子无所恃而罔尽其忠，小人有所窥而欲绍其恶，国之为国，未可知也。若如子言，诿以已定之事，必以无改为孝，则昔者文王事商，而武王诛纣，此亦可谓畔父之道乎？”
客再拜曰：“善乎！吾子之说。子说若行，东方将见三五之至治矣。”
主人退而记其说。
右论正名为治道之本。
臣按：李珥以宣庙即位之二年戊辰，赐暇读书，翌年己巳，著《东湖问答》以进。盖湖堂例有朔制而入启故也。名虽问答，实与奏议同。盖其所论，凡十一条。其文首论君道、臣道及君臣相得之难，次论东方道学之不行、我朝古道之不复，又次论当今时势以曁务实为修己之要、卞奸为用贤之要，末论安民、教人之术，终之以正名为治道之本。李珥学问之功、经济之才，可见于此矣。伏乞圣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