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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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道一
[编辑]天下有道，不止是朝廷清明，连士庶人都依傍著道理上行，方算。
清明在上，重浊在下，其实息息相应。如天气清朗，则地下百物滋生；人面上光润，则体中无病。果然朝廷清明，便百姓殷实矣。
草木无根，岂能开花结实？学问不有心得，总不相干。功名亦然。圣贤事业，悉从方寸流出，不然虽做得一匡九合，犹是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
顺天下之情，定天下之分，两者不可缺一。虚文多一件，实事便少一件。
作事不可过粗，亦不可过细。讲求得太繁碎，不特人难行，觉得自己亦难行，只得不行。若算计到其事之利害，又算计到自己之声名得失，如何有这样万全的事？故计较得及于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
为治，事事要不拂民。独有毒水而渔，焚山而猎，却宜禁。一用此，无复噍类矣。孟子说：“数罟不入，斧斤时入”，不如此，民用不继。
兴北方水利，以省漕运之烦。除天下脉塞要害留兵外，其馀城守，半用民兵。郎阢塞要害处，亦仿屯卫之制，以省养兵之费。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时要务。制度全坏于宋。以《周礼》为本，而参以汉、唐与明之法，其庶乎。
人要剪除恶人，须自己果能无恶，才服人。如淫祠，岂不宜毁？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气焰大于他，他就无说。不尔他便不服。西汉诸事草草，郊用五时，原庙陵庙，纷然无理，却人民乐业。至匡、韦辈引经据古，尽废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盗贼蜂起，饥馑游至，日就凋敝。诸事不古，独在这事上复古，徒为纷扰而已，何当于治！所以立身治国，皆要有本末，彻底澄清，方能一线做成。
某以兵部侍郎衔出为督学，古北口总兵官马进良，不依仪注辄抗行，某初不与较。及某巡抚，其标下把总叶保，告马酷刑。事下巡抚，马甚惧。不知某胸中何曾有所记挂，只看理体如何。叶保本是刁悍之徒，总兵将把总掌嘴，未为酷刑，武官大一级打一级，军法也。此关朝家体统，把总遽敢以私愤告总兵，乃乱民也。某问叶保流三千里。奏上，改发宁古塔。须知设官所以为民，然必由官以及民，不尔便民亦不靖。如一颗大树，毕竟由根以及干，由干以及枝，由枝以及叶，然其干、其枝、其叶，何尝不与根贯为一体？细柳营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文帝喜之者，喜其奉将军令，郎天子所用之将军，仍奉天子诏也，人都是一般，上农夫不过食九人，何以授糈诏禄，至有千石、万石者，岂非不均之甚？却是理当如此，其功德足以及人也。《易》云：“养贤以及万民”，必养贤而后及民。祇是德要与爵称，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若下犯上，少陵长，小加大，贱陵贵，当下便是无王法。典史得治百姓，所挟者，县令之势；县令所挟者，府道之势。由是而藩臬，而督抚，其所以然，都是奉天子威灵耳。
福建大吏又请开捐实仓，殊觉不必。大概事不从根本上做，祇从半中腰做起，便不见其利，只见其害。如今地方仓谷，大半都为官吏侵盗那移，且福建潮湿，实在浥烂亦有之。既至亏空，私行摊派，上司借端盘查，需索使费，层累申谘，部行驳诘，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总督又因海贼之故，请禁海上捕鱼之船。不知如今海贼，不比当年郑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舟山、海坛、南澳、厦门、台湾诸岛，皆是官兵驻札，海贼无驻足处。其行劫，不过如陆地之贼，偶然盗窃耳。陆地之贼，何尝断，何独异于水贼？且渠辈仍在岸上居住，何尝以渐为家？如文官留心查访安插；武官设法拽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闽、广小民，以捕鱼为生，一行禁止，民便失业。况渔船不行，则所行者唯贼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许良民夜行，行者独强盗与伙盗之营兵而已。当年迁海、禁海，使百万无辜室庐田产，荡然不存，饥寒流离而死者，不可胜数。其实海贼一切铜铁硝黄，何所不有，通海者就是耿精忠、王进功营弁、猾吏、贪兵、奸民。是但许耿精忠、王进功营弁、猾吏、贪兵、奸民通海，而不许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目下法禁，何尝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讲求任用好人，一切竦节活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论语尧曰》章，能得几行书，直是说尽。
圣人为政，惠而不费，不要百姓感恩。假存望报之心，便有限了。岂必望报，心里记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热成而代有终，《坤》之“含章”是已。即君亦不宜自张其功，一有功绩恩德，欲人见之、知之，便不精，不纯。“耕者吾田”凿者吾井，帝力拎我何有？”“群龙无首”，“不言所利”，皆是比意。天下平，万国宁，平宁而止，无他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量。古人不说无过，而重改过，故颜子“不贰”，成汤“不吝”。凡恶人直言敢谏者，欲以动无过举自高也，适以得愎谏，言莫予违之名。而不知受谏改过，为圣贤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称改过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于远游之后；秦穆思一个臣，发于败殽之馀；汉武轮台之诏，感于穷兵殃民之末；圣贤儒先皆矜重而录之。管仲谓小白“惕而有大虑”，知所惕惧，便是图治之根本。及葵邱之会，微有震矜，而叛者九国，惕之意怠矣。
立国以民为邦本，固是，但中间士大夫一层，却要紧。人君不与民接，如大帅令将弁，将弁令士卒，便可联如臂指。恩信不及于将弁，到得有变，而望土卒越将弁而卫大帅，亦仅矣。故“养贤以及万民”，乃一定之理。
古圣贤心热无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乱，就是得几年人物安育，风俗醇美，亦乐奠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梦奠两楹，尚想明王；孟子言数过时可，舍予其谁，无一刻忘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运，孔子当之，而己为见知。圣贤皆无先存一教后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读书人须看得宇宙间事，皆我分内才好。郡国立学，多方培养，不过要培养得此意出。
古人仕以救民，当官尽职，乃分内事，非为君也。乡人有新制一服者，其子索之不与，乃曰：“父不以此服见予，欲儿为父读书，不可得也。”乡里传以为笑。今人以做好官为为君，与此何异？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亲；不求见敬于君，专求见爱于君，最是恶消息。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时务，方才做得些事。古今祇是一样，不是雨截。不知时务，算不得知古意；不知古意，亦算不得知时务。做事全要推功让能，大家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都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能久。此郎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时虽哄得人，过后便消灭无馀。
既为大臣，顾不得情面。所以谓之公者，不宜复有私也。所云孤者，甚危而无偶也。若要人人叫好，则大壤极敝矣。
闻江苏张孝先抚军一到任，吴下人便歌颂，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里做，叫人不觉方好。一近名便有毛病。许鲁斋说：‘凡做事就教人欢喜，便不好。’喜欢是不能久长的物事。”
士大夫老自当退。天地亦有休息时，寒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无用，却于生物有功。古者宪老而不乞言，但观法他的模样，并不敢劳其言语，原有此种道理。如老臣致改之后，天下仰其德望，何尝无补？不是奔走御侮，方为有用。
治者事有条理也，乱者纷无头绪也。顾亭林云：“小官多而大官少则治。”信然。文中子曰：“奋虞”三代不可复见，舍两汉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实三代之流风善政，惟汉犹近。当时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无人。郡有十县，县有令长，又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郎今之乡约也，掌教化；啬夫郎今之甲长也，主钱粮；游徼郎今之练总也，司盗贼。县有十乡，乡有乡长，又有乡三老、啬夫、游微，略如县制。乡有十亭，亭有亭长。凡三老、啬夫、游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荐诸朝，亦印为之录用，犹见圣人“辟门”之意。此等皆郎用本县之人，其名俱载在宦籍，故《汉书》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乡约、甲长、练总，皆无赖之徒为之，并无职衔。他自知贪饕事败，不过笞逐，于共微贱无损也。故趋利为非，不少顾惜。汉时，内之黄门执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啬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观。三老之类，惟其为官也，故亦荣于乡，食其禄而不肯自弃。惟其为本乡之人也，故各习知其风土人情，有一盗，则知其根株，不逾时而获矣；有一讼，则知其孰曲孰直，而为之调停排解，其拖累寝搁者寡矣。于土田，并知其疆界，以及其买卖所自，虽刁诬无所施。从与民亲切处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初入馆时，同人联一小会。一日，魏环极先生至，面有喜色，问之，曰：“道长甯尔讲参董汉策，差快人意。”某曰：“以仆观之，不为好事。”先生诘其故，某曰：“汉、唐屡下求贤之诏，访积行遗逸之士，此段意思甚好。此典久来及行，范觐公独举其人，以为他处倡，朝家置之显要，未必非买千里马骨之意。今被劾，则煎者削色，闻风者闭口，所关不在汉策一人也。且谓曾受笞辱，即不宜举，人之受笞，亦当问其官为何官，事为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赇之官，笞不畏强御之人，此其过在笞者乎？在受答者乎？纵使少年不谨，率德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冶长在缧绞之中，不害为可妻。妻尚可，官独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仆，或取之盗贼，盗贼犹取，况受笞乎？”先生点首曰：“是。”盖当时授汉策以台谏，诸言官不平，谓伤衙门体面。虽先生初时，亦不以此见为非。其实皆私意也。后某为阁学时，方举弘博以充翰林，馆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谓某宜力争者，某不应。宋时举大科，无论已仕未仕，皆许赴试，中式者，官在诸科上。进士之专为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德论材，非吾辈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见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济，转见得人都不如我，动叹天下无人。圣人随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长，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孰不思有以自见，在上者又惟恐其功业之不成，奖励优容之，到后来多把朝家发楦得不可测度，连气运都觉得隆盛。工虞水火，终身只办得一事，后世都以为圣人。原不是圣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祇是圣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几个？经孔明用来，便觉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虽人材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时，用之不尽其材，只如无有一般。神宗临朝，对程明道尚叹天下无人。岂无人哉？不能用耳。
自古校弆，亦必有人，若一时屈指无人，便可为战栗。问：“既知无人，毕竟如何才好？”曰：“须是求贤，岂惟求贤，又要兴教化，重师儒，培养出人才，方可选而用之。一部《易经》，郎《干》、《坤》两卦，尚有戒辞，惟一涉尊贤、养贤，便无不吉祥者。可见尊贤是无上妙道。”
古时命官惟视德，“德懋懋官，功懋懋赏”。是有功者止于赏，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却在“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课官且先讲清兼，已得要领。王荆公说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后数百年，而孟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
人能革面，圣人已许其为善，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已是革心之渐。况面何由革？毕竟从心里动了愧悔方能革。就是趋风气，图功名，亦且引他到这边来，久之习惯自然，天良亦现矣。某人对策云“假廉吏不如真贪官”，或欲高拔之。某不可，因奏云：“为官至于真贪，负国极矣，不应尚有罪浮于此者，况假廉吏，在他虽带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升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尚，岂必尽出于心之本然？但得相酿成风，不敢更变，所裨于世道者已多。”奏讫，大蒙嘉许。
做州县官，全要体认“父母”二字，须实引“父母”的事任在身上，养之教之。有此诚心为本，大段已得，又须委曲以得其心。
为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著实推求，刻刻做题目入思议来，方好。先历州县，而后为大吏，民间事体都阅历过，做来自较熟。〈锺旺。〉
书吏实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辈。孟子说班爵禄，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汉家吏治，曹椽得自辟用，最妙。此辈都用读书人，从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办。不尔，虽上有严明之官，觉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广，欲其地利之尽，则水利不可不兴。沟渠开泄，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随地宜而修之。要在守令得人，著实留心耳。〈锺旺。〉
明代虽经泰平，然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隶、山东，荆斨开沟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运。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于东南。使江淮之间有窃发者，中梗漕运，则青、冀、兖、豫、幽、并之地，无以取给矣。
世间要热闹，须耐得几年冷淡。人俭朴了，方能富厚。但教民俭，又须兼勤。南方勤而不俭，北方俭而不勤。教之勤俭矣，又自官府躬尚简朴，与民休息，自然民气日复。若祇要外面热闹，饶使百须具举，到处兴修，究所自来，皆此蚩蚩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给人足？
平罗以出富民之谷，此法最妙。古人立仓，曰“常乎”，曰“社”、皆是此意。至借赈，盖不得已耳。
以教化防闲为无益，岂有此理！郎如眼花了，用眼镜一遮，便都看见。若说待我闭目静坐，养出精光，虽有此理，然当下用不著。郎如狐裘以御寒，当下便暖，难道倒说待我保养元气足时，自不用此不成？
圣世教化行，人材众多，彼此薰蒸，德品淳厚，意思深融。如米谷多置釜中，则饭成倍美。人家制蛤酱，备置五味，终有草气。不如捕鱼家囤置一处，其味自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酝酿，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从，却有两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诱以功利。七十子之服从，示以心得也；汉之经学，唐、宋之诗赋，明之制艺，诱以功利也。圣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人材安得不盛？
教养人材最要紧。某督学直隶时，于文武童生中，有能背诵《四书》全经小注，及三经、五经，并有膂力武艺者，皆试之，文理粗通，便为拔取。此是劝诱之法，久之，自然皆归实学，六艺之风，庶几可复。
宋时监试，郎今乡试；省试，郎今会试；廷试，即今殿试也。监试及额者，省试不中，明年仍入监试。省试及额者，廷试不中，明年仍入省试。进土有五甲上八甲，其一甲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签判，后甲则丞簿尉。一年一考，自张元迁试黜落，谒韩魏公，公命作《雪诗》，元得句云：“战罢玉龙三百万，残鳞败甲满天飞。”公厌之不顾。元忿窜西夏，见用，遂使中原疲于奔命。自是廷试者，不复黜落矣。问：“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 “如今吏员出身，自知终身不能望正印，长官亦知其无复远大，贱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图富，安得不奸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资格相限，必知自爱以幸进取矣。亲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时，签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明代科场，解大绅便作弊。永乐命拟人所不讲事为问，解泄之于其乡人，吉安一府，遂至鼎甲居其二，前十名居其七。状元曾荣记资好，将书册上语，成片写入，至卷纸不足，书于殿砖上。永乐阅卷未完，传问，具以对，乃命就砖上录而阅之。吾乡李九我、苏紫溪，自少同学，后苏复从李受业，而丁丑先达。至癸未，李会试至都，主其家。苏以部曹为同考，临入闱，问如何看文字，李曰：“子才高，遇有平淡文字，恐系有学有养之士，宜留心不可轻弃。”李卷适在苏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覆阅，乃大称赏，蔗之，遂得元。彼时尚有古道，言不及私，亦以信二公之生平不苟。
先王礼乐都有原故。如制礼，便将鬼神情状，都安置体贴妥当在内。乐的缘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鬼神。其制十二律几个竹管，便与天地之气相应，却甚奇。
某看礼乐亦不是难事，如今把礼斟酌，令至易简，人不难行，自然乐从。乐便把如今的戏整顿起来，就是乐。孟子断得直截：“今之乐，由古之乐。”人多在律管上讲究，即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乐》，亦不必一时便凤仪兽舞。《家语》中记孔子入齐，见童子揖让于道，曰：“疾驱车，《韶乐》将作矣。”此等话皆荒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若只郊庙中作乐，就是《云门》、《咸池》、《韶》、《大武》，亦只天地鬼神闻之，如何天下风俗就会移易？自然是人人见闻，才能移风易俗。如今人看戏，到那忠孝苦难时，便涕泗交流。移易风俗，可见不难。
伊川论扫，谓：“以所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馀合食于前。”此说为长。朱子但谓：“以始祖配之。”〈自记。〉
古人的样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决的事，毕竟破决不得。如入继之君，自尊其亲，虽濮安懿王，亦终未曾入庙。至明世宗，居然将兴献入庙，坐于武宗之上。不知当日曾经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创业时追尊之比，而使为帝于身没之后，不复有宗法，后世能从我乎？
继嗣之君，于所生父，须还他一个称呼。即称“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谓当称“皇伯父”，亦无据。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为人后，要做孝子，就莫即带位。既郎帝位，又不承前面统绪，岂有此理！这是自太祖传来之统，不可以私其父者。
圣庙从祀之礼，斟酌停当最难。前日议朱子升堂，将位于颜、曾、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虽不让颜、曾、思、孟，但十哲俱是圣门先贤，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于十哲之下为是。”果蒙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浃，进言亦易，畏惮亦轻。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随衰。”汉高祖初得天下，群臣固无礼，叔孙通不过记得许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
问：“民俗冠昏丧祭，彼此侈靡相耀，了无分别。不如此，众便笑为鄙啬失礼。若不立为品制，欲民生日厚，难矣哉。”曰：“诸事自当法古，然亦必顺民情，因时势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复缁布之冠，岂非无谓？若于一顶帽分别贵贱，使奴仆贱流一出门，人便知为何等人，虽衣锦绣无用，且觉其不称，自必废然而止矣。”
古人饮食、衣服起居皆拙滞，不求便利，总欲苦其形骸也。凡极形骸之乐者，皆后世所为。
某谓四舍弟：“六经外，六艺皆当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暂可不讲，至礼、乐、书、数，实要紧事。书学有顾宁人，数学有梅定九。《音学五书》后，第补声气之源一卷，便完全。定九再将《历论》补几篇，仍做出九数存古，亦算完备。乐某留心数十年，其书规模具存宵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礼，须弟具稿后，再共斟酌。其略当以孔子所分冠、婚、丧、祭、射、飨、朝、聘分目，其实八件只四项，冠婚是一项，丧祭是一项，射飨是一项，朝聘是一项。起于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经文者不消说，至如儒先所论有参差处，须著一论于后以见意。今所不行者，则分集经书，以类存古制。又有一小礼，一大礼，幼仪、曲礼在冠婚之前者，附见于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项之内者，附见于后。更斟酌为一简便礼书，令乡党士大夫居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约行之。”
婚礼，三月庙见。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从。或问：“三日连本日算，抑离本日算？”曰：“古人亦是大略说，连离皆可。如《武成》‘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是离根算。《召诰》‘三月，惟丙午肋。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连根算。可见不拘。”
所谓“宗子”者，自高祖直承下来，皆是世嫡，方可称之。若于祖、于父、于曾为嫡长，而于高则非者，便不可以祭四代，称宗子矣。须俟异日，其子为己立庙，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讲论甚略，以其义明白耳。然如自身驱贵至于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郎古之为公卿大夫法得立庙者，岂必尽嫡长乎？此则可推礼文而知，不徒以义起也。
如今要斟酌礼，最是大宗、小宗难停当。此处处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为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无用。祇是不可自我创造，毕竟依仿古人，或本之经，或奉之先贤。如伊川说：“人皆可祭高、曾、祖、考”，既有服，岂得无祭？朱子亦如此说，便当依他。人皆疑伊川“夺宗”之说，细思之亦是。庶人立不得庙，他有爵，庙因他而立，未有冕服在后，反以庶人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并立以存其统。
祭有大宗，大宗之难在宗子。宗子而有禄位则善矣，宗子而无禄位，无禄则不祭。如是而主祭犹用宗子，则犯分；不用宗子，则废古。如之何则可？先君斟酌最当，主鬯者必用有禄位之人，祝文则并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视行辈年齿为前却。先时寒族祠堂，祇是春秋两祭，先君以为冬至、元旦应祭。冬至天气之始，宜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见程子书，恰暗与伊川合。人总要明理，礼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谓：“服既及高祖，则祭亦宜如此。祇是品物有丰杀，礼物有繁简。”是庶人亦可祭高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礼耳。然其中有古所无，而今时势不同者，须想得到，不然后人亦难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复，然其子孙贵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贵。祭用贵者之禄，岂反使宗子之贱加其上？万一宗子竟是农夫，如之何其加于朝官也。只得贵者宅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长一辈者稍前，同班者齐排，卑幼者稍后。祝文竟写主祭孙某、宗孙某，直祭孙某。至小宗，亦宜仿此意。如某于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庙，然某郎非高祖之宗子也。某为主祭孙，而宗孙即用高祖之长房长孙为之，直祭者每年换人。至五世而祧，则用曾孙之长房长孙为宗孙，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则仿古礼祖功宗德之意，将此主移向始祖之庙，合族公祭。不然，贵者之子孙倘竟降为皂隶，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礼？与所谓“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
《家礼》既脱稿，被人窃去，后来朱子不能重具稿，惟嘱门人杨氏曰：“此稿日后出时，中有某条某条未。订正，当为改之。”故《家礼》中有数条，皆经杨氏注明，读者不可忽过。《家礼》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禄，故子孙虽无位，行事尚得与大夫同。今卿大夫，既无世禄，设数传之后，支子显达，而宗子却无禄，则宗子分止宜藨，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禄者身享鼎烹，而祖宗仅受菲薄，于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时不躬不亲，惟使直祭者经理其事，故时序岁腊，潦草献享而已。及先君定蘸，以为宗子有禄，自当主祭，即宗子举人，而支子进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书，爵秩相彷，亦仍当宗子主祭。若宗子无禄，而庶子显贵，则贵者以其禄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献。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于今可行，方不为空言。
问：“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庙，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庙否？”曰：“‘适士二庙’，古也六七品于秩为郎，今之郎郎古之士，立祠何妨？亦得祀四亲，祇是杀其台。”问：“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于寝，亦可祭四亲，其台又当简略。”问：“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杀礼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说过便可用，他是从道理上秤量过的。聚族之道，圣人所尚；不忘本之谊，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无不是处，自然风俗日厚。祇是屋之大小，台之丰杀，各安其分，初亦无害。”
小宗如及身贵，便应立四亲庙。子孙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玄孙，都该用贵者之宗子、宗孙主祭，盖五世之泽未斩也。如五世内支子有贵者，亦不得于此祠中主祭，当自别立四亲庙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为吉礼。今仕宦之家，四亲多不立庙，又止忌日设祭，祭墓及祭忌。古无是礼也。朱子不敢废忌日之祭，然变服，用浅黑色巾，盖犹哀之馀也。岂可当吉礼乎？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应至高祖。”既得祭，岂可不详制度？某归，郎为庙于宅内，作四龛。依朱子法隔开，便不嫌并坐南向，且便于忌日各祭。神座略低，以便祭时几筵相接。
古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祖庙。其合食也，则太祖正东向之位。今既无各庙之制，又无东向之礼，则同堂异室，自然并坐南向。祇是妣本附祖，合飨时，人家都设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犹可，舅妇可同席乎？伊川自说得确：“四亲应分为四席，宁可以一筵而分为四处。若再为通融，则祖与祖为一处，妣与妣为一处，一筵分为两筵，则更便矣。”意厚而礼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高祖以下，于官舍则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宠，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子之制，则供馔时，势难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则是舅妇同席，于体不顺。今酌分为二席，东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妇，固无嫌于同席也。官舍无常，难以如礼，如此权宜行之，庶犹不至大谬。〈清植。〉
画像之设，程子以为少一根须，便是别人。其言似太固。夫推孝子慈孙哀慕之心，梦寐仿佛，犹愿见之，况形像宛然，想见平生者乎？〈自记。〉
张子言：“三年之丧，期可祭。”此句未安。至云：“期之丧，既葬可祭。缌功之丧，腧月可祭。”似乎可行。〈自记。〉
墓祭以寒食，始见于开元之诏，其文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寝以成俗。”故万季野疑其起于陈、隋之间。寒家上坟，不用寒食，而用戌亥之月，似更有理。古者庙祭墓藏，乐以迎来，哀农以送往，报魂报魄，求诸阳、求诸阴，各以其类，顺天道之节。〈自记。〉
祭酒之礼，有三样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为饮食之人，所谓“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于列祖，斟一杯奠于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位前各斟一杯。如盛筵廷宾然，初登筵，则向外以酒灌地，所谓“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谓“奠酒”也。客辞，则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样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无子，即扯一族人为嗣，于神主旁，书男某奉祀。大为悖谬。继嗣本为继祖，乃为男子设，未有为妇人设者。况夫在则夫为主，其题主应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书奉祀。
钱楮乃五代后事，然行之久，亦难废。即使圣人到今制礼，亦必不同于三代，何则？人主习俗不同，郎鬼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萧合膟膋爇之，所以求神于阳；灌酒于地，所以求神于阴。今之烧香，亦求神于阳之义。此皆无害于礼，从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发，当鳜处率使空，如今妇人之覆髻者，而略加高。夏收、殷辱，皮弁、爵弁，及后世竹皮、进贤、远游诸冠，皆然。郎冕亦然，发后板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汉元帝，头上有壮发一攒，因覆以片巾。王莽头秃，又全覆之，而谓之帻。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制襆头，以方巾幂首，四隅四带，两带结发后，垂其馀，以前两带从髻后绕同，而纽结于前。唐明皇因以后两带，用铜丝钩起，弯向前以示异。郎今戏场中两翅冠也。鱼朝恩则内用桐木为楞骨，使高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时，始改为软纱帽，郎用襆头而模之。明始加漆，为今戏场中圆纱帽，而以方者为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