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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村语录/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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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收录于:《四库全书

治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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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有道,不止是朝廷清明,连士庶人都依傍著道理上行,方算。

清明在上,重浊在下,其实息息相应。如天气清朗,则地下百物滋生;人面上光润,则体中无病。果然朝廷清明,便百姓殷实矣。

草木无根,岂能开花结实?学问不有心得,总不相干。功名亦然。圣贤事业,悉从方寸流出,不然虽做得一匡九合,犹是器小。此根即是天地之根。

顺天下之情,定天下之分,两者不可缺一。虚文多一件,实事便少一件。

作事不可过粗,亦不可过细。讲求得太繁碎,不特人难行,觉得自己亦难行,只得不行。若算计到其事之利害,又算计到自己之声名得失,如何有这样万全的事?故计较得及于民者有七八分利益,只得就去做。

为治,事事要不拂民。独有毒水而渔,焚山而猎,却宜禁。一用此,无复噍类矣。孟子说:“数罟不入,斧斤时入”,不如此,民用不继。

兴北方水利,以省漕运之烦。除天下脉塞要害留兵外,其馀城守,半用民兵。郎阢塞要害处,亦仿屯卫之制,以省养兵之费。而厚官俸以甦民困,是切时要务。制度全坏于宋。以《周礼》为本,而参以汉、唐与明之法,其庶乎。

人要剪除恶人,须自己果能无恶,才服人。如淫祠,岂不宜毁?但自己道理足,心地光明,气焰大于他,他就无说。不尔他便不服。西汉诸事草草,郊用五时,原庙陵庙,纷然无理,却人民乐业。至匡、韦辈引经据古,尽废不制之祀,毅然欲明先王之道,而盗贼蜂起,饥馑游至,日就凋敝。诸事不古,独在这事上复古,徒为纷扰而已,何当于治!所以立身治国,皆要有本末,彻底澄清,方能一线做成。

某以兵部侍郎衔出为督学,古北口总兵官马进良,不依仪注辄抗行,某初不与较。及某巡抚,其标下把总叶保,告马酷刑。事下巡抚,马甚惧。不知某胸中何曾有所记挂,只看理体如何。叶保本是刁悍之徒,总兵将把总掌嘴,未为酷刑,武官大一级打一级,军法也。此关朝家体统,把总遽敢以私愤告总兵,乃乱民也。某问叶保流三千里。奏上,改发宁古塔。须知设官所以为民,然必由官以及民,不尔便民亦不靖。如一颗大树,毕竟由根以及干,由干以及枝,由枝以及叶,然其干、其枝、其叶,何尝不与根贯为一体?细柳营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文帝喜之者,喜其奉将军令,郎天子所用之将军,仍奉天子诏也,人都是一般,上农夫不过食九人,何以授糈诏禄,至有千石、万石者,岂非不均之甚?却是理当如此,其功德足以及人也。《易》云:“养贤以及万民”,必养贤而后及民。祇是德要与爵称,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若下犯上,少陵长,小加大,贱陵贵,当下便是无王法。典史得治百姓,所挟者,县令之势;县令所挟者,府道之势。由是而藩臬,而督抚,其所以然,都是奉天子威灵耳。

福建大吏又请开捐实仓,殊觉不必。大概事不从根本上做,祇从半中腰做起,便不见其利,只见其害。如今地方仓谷,大半都为官吏侵盗那移,且福建潮湿,实在浥烂亦有之。既至亏空,私行摊派,上司借端盘查,需索使费,层累申谘,部行驳诘,文案纷冗,生出许多事端,而害总归于民。倒不如且听其自然。总督又因海贼之故,请禁海上捕鱼之船。不知如今海贼,不比当年郑成功等有巢穴。傍海如舟山、海坛、南澳、厦门、台湾诸岛,皆是官兵驻札,海贼无驻足处。其行劫,不过如陆地之贼,偶然盗窃耳。陆地之贼,何尝断,何独异于水贼?且渠辈仍在岸上居住,何尝以渐为家?如文官留心查访安插;武官设法拽捕,但得其魁首一二人,便可平息。闽、广小民,以捕鱼为生,一行禁止,民便失业。况渔船不行,则所行者唯贼船而已。如禁夜然,不许良民夜行,行者独强盗与伙盗之营兵而已。当年迁海、禁海,使百万无辜室庐田产,荡然不存,饥寒流离而死者,不可胜数。其实海贼一切铜铁硝黄,何所不有,通海者就是耿精忠、王进功营弁、猾吏、贪兵、奸民。是但许耿精忠、王进功营弁、猾吏、贪兵、奸民通海,而不许良民下海也,何益之有哉?目下法禁,何尝不具,而不肯奉法者,官也,非民也。如今但讲求任用好人,一切竦节活目,便自然利及百姓矣。

治天下,样样皆当讲求。第一是要有根本。汤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作之君,作之师,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一人横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有此,便要算他是圣人。《论语尧曰》章,能得几行书,直是说尽。

圣人为政,惠而不费,不要百姓感恩。假存望报之心,便有限了。岂必望报,心里记得有此便害事。

臣道热成而代有终,《坤》之“含章”是已。即君亦不宜自张其功,一有功绩恩德,欲人见之、知之,便不精,不纯。“耕者吾田”凿者吾井,帝力拎我何有?”“群龙无首”,“不言所利”,皆是比意。天下平,万国宁,平宁而止,无他神妙。天地亦是如此。

人有不善,一能羞惕,便不可量。古人不说无过,而重改过,故颜子“不贰”,成汤“不吝”。凡恶人直言敢谏者,欲以动无过举自高也,适以得愎谏,言莫予违之名。而不知受谏改过,为圣贤至高之行,而不可及也。自古称改过之善者,穆王作《甫刑》,出于远游之后;秦穆思一个臣,发于败殽之馀;汉武轮台之诏,感于穷兵殃民之末;圣贤儒先皆矜重而录之。管仲谓小白“惕而有大虑”,知所惕惧,便是图治之根本。及葵邱之会,微有震矜,而叛者九国,惕之意怠矣。

立国以民为邦本,固是,但中间士大夫一层,却要紧。人君不与民接,如大帅令将弁,将弁令士卒,便可联如臂指。恩信不及于将弁,到得有变,而望土卒越将弁而卫大帅,亦仅矣。故“养贤以及万民”,乃一定之理。

古圣贤心热无比,明知天下不能常春而不秋,常治而不乱,就是得几年人物安育,风俗醇美,亦乐奠大焉。孔孟之所不能一日忘者,孔子至梦奠两楹,尚想明王;孟子言数过时可,舍予其谁,无一刻忘世。至老始悟五百年之运,孔子当之,而己为见知。圣贤皆无先存一教后世之意在其胸中者。

读书人须看得宇宙间事,皆我分内才好。郡国立学,多方培养,不过要培养得此意出。

古人仕以救民,当官尽职,乃分内事,非为君也。乡人有新制一服者,其子索之不与,乃曰:“父不以此服见予,欲儿为父读书,不可得也。”乡里传以为笑。今人以做好官为为君,与此何异?

做官者不思令君重,但思令君亲;不求见敬于君,专求见爱于君,最是恶消息。

做大臣要知古意,又知时务,方才做得些事。古今祇是一样,不是雨截。不知时务,算不得知古意;不知古意,亦算不得知时务。做事全要推功让能,大家做,方可以久些。若凡事都要是我做,便有病,便不能久。此郎王伯之分。所以伯道一时虽哄得人,过后便消灭无馀。

既为大臣,顾不得情面。所以谓之公者,不宜复有私也。所云孤者,甚危而无偶也。若要人人叫好,则大壤极敝矣。

闻江苏张孝先抚军一到任,吴下人便歌颂,曰:“不是好消息。暗地在那里做,叫人不觉方好。一近名便有毛病。许鲁斋说:‘凡做事就教人欢喜,便不好。’喜欢是不能久长的物事。”

士大夫老自当退。天地亦有休息时,寒冬至,物都凋枯。此不是无用,却于生物有功。古者宪老而不乞言,但观法他的模样,并不敢劳其言语,原有此种道理。如老臣致改之后,天下仰其德望,何尝无补?不是奔走御侮,方为有用。

治者事有条理也,乱者纷无头绪也。顾亭林云:“小官多而大官少则治。”信然。文中子曰:“奋虞”三代不可复见,舍两汉吾何之?”先儒或笑其陋。其实三代之流风善政,惟汉犹近。当时守土之吏,自郡守上更无人。郡有十县,县有令长,又有三老、啬夫、游徼。三老郎今之乡约也,掌教化;啬夫郎今之甲长也,主钱粮;游徼郎今之练总也,司盗贼。县有十乡,乡有乡长,又有乡三老、啬夫、游微,略如县制。乡有十亭,亭有亭长。凡三老、啬夫、游徼,皆郡守自行辟除,荐诸朝,亦印为之录用,犹见圣人“辟门”之意。此等皆郎用本县之人,其名俱载在宦籍,故《汉书》列之《百官志》。非比如今之乡约、甲长、练总,皆无赖之徒为之,并无职衔。他自知贪饕事败,不过笞逐,于共微贱无损也。故趋利为非,不少顾惜。汉时,内之黄门执戟,一切左右服役之人,以至外之三老、啬夫、游徼,大抵皆用士人,所以吏治可观。三老之类,惟其为官也,故亦荣于乡,食其禄而不肯自弃。惟其为本乡之人也,故各习知其风土人情,有一盗,则知其根株,不逾时而获矣;有一讼,则知其孰曲孰直,而为之调停排解,其拖累寝搁者寡矣。于土田,并知其疆界,以及其买卖所自,虽刁诬无所施。从与民亲切处料理,故得其情而事省。

某初入馆时,同人联一小会。一日,魏环极先生至,面有喜色,问之,曰:“道长甯尔讲参董汉策,差快人意。”某曰:“以仆观之,不为好事。”先生诘其故,某曰:“汉、唐屡下求贤之诏,访积行遗逸之士,此段意思甚好。此典久来及行,范觐公独举其人,以为他处倡,朝家置之显要,未必非买千里马骨之意。今被劾,则煎者削色,闻风者闭口,所关不在汉策一人也。且谓曾受笞辱,即不宜举,人之受笞,亦当问其官为何官,事为何事。假令以枉法受赇之官,笞不畏强御之人,此其过在笞者乎?在受答者乎?纵使少年不谨,率德改行,亦不必追其既往。公冶长在缧绞之中,不害为可妻。妻尚可,官独不可乎?古人或取之奴仆,或取之盗贼,盗贼犹取,况受笞乎?”先生点首曰:“是。”盖当时授汉策以台谏,诸言官不平,谓伤衙门体面。虽先生初时,亦不以此见为非。其实皆私意也。后某为阁学时,方举弘博以充翰林,馆中亦以破例沸然。有谓某宜力争者,某不应。宋时举大科,无论已仕未仕,皆许赴试,中式者,官在诸科上。进士之专为翰林,非古也。朝家官人,考德论材,非吾辈所能私也。

人身分愈高,工夫愈深,愈见得天下多好人。自己不济,转见得人都不如我,动叹天下无人。圣人随材器使最妙,人各有一长,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孰不思有以自见,在上者又惟恐其功业之不成,奖励优容之,到后来多把朝家发楦得不可测度,连气运都觉得隆盛。工虞水火,终身只办得一事,后世都以为圣人。原不是圣人之世,人都多一耳目口鼻,祇是圣人器使得妙。西蜀人物能有几个?经孔明用来,便觉得足用,因其材也。不然虽人材之多,如宋仁宗、神宗时,用之不尽其材,只如无有一般。神宗临朝,对程明道尚叹天下无人。岂无人哉?不能用耳。

自古校弆,亦必有人,若一时屈指无人,便可为战栗。问:“既知无人,毕竟如何才好?”曰:“须是求贤,岂惟求贤,又要兴教化,重师儒,培养出人才,方可选而用之。一部《易经》,郎《干》、《坤》两卦,尚有戒辞,惟一涉尊贤、养贤,便无不吉祥者。可见尊贤是无上妙道。”

古时命官惟视德,“德懋懋官,功懋懋赏”。是有功者止于赏,而官不及焉。此是治天下之要道,而其根却在“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课官且先讲清兼,已得要领。王荆公说得好:“伯夷在伊尹之后数百年,而孟子品居第一,以其清也。”

人能革面,圣人已许其为善,这便是天地之心,革面已是革心之渐。况面何由革?毕竟从心里动了愧悔方能革。就是趋风气,图功名,亦且引他到这边来,久之习惯自然,天良亦现矣。某人对策云“假廉吏不如真贪官”,或欲高拔之。某不可,因奏云:“为官至于真贪,负国极矣,不应尚有罪浮于此者,况假廉吏,在他虽带些假,在地方生民,已受其利矣。升平之官,大家以廉介相尚,岂必尽出于心之本然?但得相酿成风,不敢更变,所裨于世道者已多。”奏讫,大蒙嘉许。

做州县官,全要体认“父母”二字,须实引“父母”的事任在身上,养之教之。有此诚心为本,大段已得,又须委曲以得其心。

为守令要在周知民情,甚非易事。必以心著实推求,刻刻做题目入思议来,方好。先历州县,而后为大吏,民间事体都阅历过,做来自较熟。锺旺。

书吏实少好人,然欲天下太平,必先此辈。孟子说班爵禄,却自庶人在官者始。汉家吏治,曹椽得自辟用,最妙。此辈都用读书人,从下面好起不相欺,事便易办。不尔,虽上有严明之官,觉察不到者多。

太平之世,民生日滋,而土不加广,欲其地利之尽,则水利不可不兴。沟渠开泄,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随地宜而修之。要在守令得人,著实留心耳。锺旺。

明代虽经泰平,然诸事多未曾整理。如直隶、山东,荆斨开沟洫,修水利,治其田土以省漕运。乃置之不理,安坐而待哺于东南。使江淮之间有窃发者,中梗漕运,则青、冀、兖、豫、幽、并之地,无以取给矣。

世间要热闹,须耐得几年冷淡。人俭朴了,方能富厚。但教民俭,又须兼勤。南方勤而不俭,北方俭而不勤。教之勤俭矣,又自官府躬尚简朴,与民休息,自然民气日复。若祇要外面热闹,饶使百须具举,到处兴修,究所自来,皆此蚩蚩者之膏血,安能使家给人足?

平罗以出富民之谷,此法最妙。古人立仓,曰“常乎”,曰“社”、皆是此意。至借赈,盖不得已耳。

以教化防闲为无益,岂有此理!郎如眼花了,用眼镜一遮,便都看见。若说待我闭目静坐,养出精光,虽有此理,然当下用不著。郎如狐裘以御寒,当下便暖,难道倒说待我保养元气足时,自不用此不成?

圣世教化行,人材众多,彼此薰蒸,德品淳厚,意思深融。如米谷多置釜中,则饭成倍美。人家制蛤酱,备置五味,终有草气。不如捕鱼家囤置一处,其味自佳。彼此初不相假借,惟互相酝酿,其美自倍。

教人而人服从,却有两路:一是示以心得,一是诱以功利。七十子之服从,示以心得也;汉之经学,唐、宋之诗赋,明之制艺,诱以功利也。圣人在位,躬行心得以施教化,又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人材安得不盛?

教养人材最要紧。某督学直隶时,于文武童生中,有能背诵《四书》全经小注,及三经、五经,并有膂力武艺者,皆试之,文理粗通,便为拔取。此是劝诱之法,久之,自然皆归实学,六艺之风,庶几可复。

宋时监试,郎今乡试;省试,郎今会试;廷试,即今殿试也。监试及额者,省试不中,明年仍入监试。省试及额者,廷试不中,明年仍入省试。进土有五甲上八甲,其一甲亦不止三人,有五六人不等。一甲方得签判,后甲则丞簿尉。一年一考,自张元迁试黜落,谒韩魏公,公命作《雪诗》,元得句云:“战罢玉龙三百万,残鳞败甲满天飞。”公厌之不顾。元忿窜西夏,见用,遂使中原疲于奔命。自是廷试者,不复黜落矣。问:“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殊善。”曰: “如今吏员出身,自知终身不能望正印,长官亦知其无复远大,贱而陵之。他自然一心图富,安得不奸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资格相限,必知自爱以幸进取矣。亲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时,签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明代科场,解大绅便作弊。永乐命拟人所不讲事为问,解泄之于其乡人,吉安一府,遂至鼎甲居其二,前十名居其七。状元曾荣记资好,将书册上语,成片写入,至卷纸不足,书于殿砖上。永乐阅卷未完,传问,具以对,乃命就砖上录而阅之。吾乡李九我、苏紫溪,自少同学,后苏复从李受业,而丁丑先达。至癸未,李会试至都,主其家。苏以部曹为同考,临入闱,问如何看文字,李曰:“子才高,遇有平淡文字,恐系有学有养之士,宜留心不可轻弃。”李卷适在苏房,已置之矣,忽思李言,覆阅,乃大称赏,蔗之,遂得元。彼时尚有古道,言不及私,亦以信二公之生平不苟。

先王礼乐都有原故。如制礼,便将鬼神情状,都安置体贴妥当在内。乐的缘故,不知如何便感天人、格鬼神。其制十二律几个竹管,便与天地之气相应,却甚奇。

某看礼乐亦不是难事,如今把礼斟酌,令至易简,人不难行,自然乐从。乐便把如今的戏整顿起来,就是乐。孟子断得直截:“今之乐,由古之乐。”人多在律管上讲究,即使得了虞舜的律管,作起《韶乐》,亦不必一时便凤仪兽舞。《家语》中记孔子入齐,见童子揖让于道,曰:“疾驱车,《韶乐》将作矣。”此等话皆荒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若只郊庙中作乐,就是《云门》、《咸池》、《韶》、《大武》,亦只天地鬼神闻之,如何天下风俗就会移易?自然是人人见闻,才能移风易俗。如今人看戏,到那忠孝苦难时,便涕泗交流。移易风俗,可见不难。

伊川论扫,谓:“以所出之帝,为东向之尊,其馀合食于前。”此说为长。朱子但谓:“以始祖配之。”自记。

古人的样子,莫要走他的,他不敢破决的事,毕竟破决不得。如入继之君,自尊其亲,虽濮安懿王,亦终未曾入庙。至明世宗,居然将兴献入庙,坐于武宗之上。不知当日曾经北面,如何能相安?既非创业时追尊之比,而使为帝于身没之后,不复有宗法,后世能从我乎?

继嗣之君,于所生父,须还他一个称呼。即称“皇考”,尚未全不是。伊川谓当称“皇伯父”,亦无据。至明世宗,直入其父之主,加武宗之上。孝子不为人后,要做孝子,就莫即带位。既郎帝位,又不承前面统绪,岂有此理!这是自太祖传来之统,不可以私其父者。

圣庙从祀之礼,斟酌停当最难。前日议朱子升堂,将位于颜、曾、思、孟之下。某奏:“朱子功德,虽不让颜、曾、思、孟,但十哲俱是圣门先贤,一旦加其上,恐朱子亦不安。似不如列于十哲之下为是。”果蒙俞允。

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浃,进言亦易,畏惮亦轻。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饮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强盛无比。及入汴,得一南人教他分辨贵贱,体势日益尊崇,而势随衰。”汉高祖初得天下,群臣固无礼,叔孙通不过记得许多秦家制度耳。杜工部云:“叔孙礼乐萧何律”,其实坏事,就是此二件。

问:“民俗冠昏丧祭,彼此侈靡相耀,了无分别。不如此,众便笑为鄙啬失礼。若不立为品制,欲民生日厚,难矣哉。”曰:“诸事自当法古,然亦必顺民情,因时势而行之方好。如今倘要复缁布之冠,岂非无谓?若于一顶帽分别贵贱,使奴仆贱流一出门,人便知为何等人,虽衣锦绣无用,且觉其不称,自必废然而止矣。”

古人饮食、衣服起居皆拙滞,不求便利,总欲苦其形骸也。凡极形骸之乐者,皆后世所为。

某谓四舍弟:“六经外,六艺皆当留心。文武既分途,射、御暂可不讲,至礼、乐、书、数,实要紧事。书学有顾宁人,数学有梅定九。《音学五书》后,第补声气之源一卷,便完全。定九再将《历论》补几篇,仍做出九数存古,亦算完备。乐某留心数十年,其书规模具存宵中,只得一年工夫便成。至礼,须弟具稿后,再共斟酌。其略当以孔子所分冠、婚、丧、祭、射、飨、朝、聘分目,其实八件只四项,冠婚是一项,丧祭是一项,射飨是一项,朝聘是一项。起于士大夫,推而上之以至朝廷。有经文者不消说,至如儒先所论有参差处,须著一论于后以见意。今所不行者,则分集经书,以类存古制。又有一小礼,一大礼,幼仪、曲礼在冠婚之前者,附见于前;有朝廷大事,不在八项之内者,附见于后。更斟酌为一简便礼书,令乡党士大夫居家可行者。又省便,又免于村野,同志者相约行之。”

婚礼,三月庙见。朱子改定“三日”,今便可从。或问:“三日连本日算,抑离本日算?”曰:“古人亦是大略说,连离皆可。如《武成》‘丁未,祀于周庙’,‘越三日庚戌’,是离根算。《召诰》‘三月,惟丙午肋。越三日戊申’,下‘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皆是连根算。可见不拘。”

所谓“宗子”者,自高祖直承下来,皆是世嫡,方可称之。若于祖、于父、于曾为嫡长,而于高则非者,便不可以祭四代,称宗子矣。须俟异日,其子为己立庙,方是宗子。此段曲折,先儒讲论甚略,以其义明白耳。然如自身驱贵至于公卿,又不忍不祭四代,郎古之为公卿大夫法得立庙者,岂必尽嫡长乎?此则可推礼文而知,不徒以义起也。

如今要斟酌礼,最是大宗、小宗难停当。此处处置得妥,他都容易。古今不同者此为大,若事必不能行者,空言无用。祇是不可自我创造,毕竟依仿古人,或本之经,或奉之先贤。如伊川说:“人皆可祭高、曾、祖、考”,既有服,岂得无祭?朱子亦如此说,便当依他。人皆疑伊川“夺宗”之说,细思之亦是。庶人立不得庙,他有爵,庙因他而立,未有冕服在后,反以庶人主祭者。如今只得爵位尊者主祭,而宗子并立以存其统。

祭有大宗,大宗之难在宗子。宗子而有禄位则善矣,宗子而无禄位,无禄则不祭。如是而主祭犹用宗子,则犯分;不用宗子,则废古。如之何则可?先君斟酌最当,主鬯者必用有禄位之人,祝文则并列主祭某、宗子某、直祀某。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俱视行辈年齿为前却。先时寒族祠堂,祇是春秋两祭,先君以为冬至、元旦应祭。冬至天气之始,宜祭始祖。元旦王正之始,宜祭先祖。先君未见程子书,恰暗与伊川合。人总要明理,礼本因人情而制也。

程子谓:“服既及高祖,则祭亦宜如此。祇是品物有丰杀,礼物有繁简。”是庶人亦可祭高祖,但不可僭用士大夫之礼耳。然其中有古所无,而今时势不同者,须想得到,不然后人亦难行。宗法是大事,大宗固宜复,然其子孙贵者不必宗子,宗子不必贵。祭用贵者之禄,岂反使宗子之贱加其上?万一宗子竟是农夫,如之何其加于朝官也。只得贵者宅祭,宗子及直祭同祭。主祭者居中,宗子居左,直祭居右,长一辈者稍前,同班者齐排,卑幼者稍后。祝文竟写主祭孙某、宗孙某,直祭孙某。至小宗,亦宜仿此意。如某于法得立高曾祖考之庙,然某郎非高祖之宗子也。某为主祭孙,而宗孙即用高祖之长房长孙为之,直祭者每年换人。至五世而祧,则用曾孙之长房长孙为宗孙,以次而下。倘有德有爵不可祧者,则仿古礼祖功宗德之意,将此主移向始祖之庙,合族公祭。不然,贵者之子孙倘竟降为皂隶,又安可以祖之爵,而隆祭之礼?与所谓“葬以大夫,祭以士”者,大不侔矣。祭以本身之爵,非以祖考之爵也。

《家礼》既脱稿,被人窃去,后来朱子不能重具稿,惟嘱门人杨氏曰:“此稿日后出时,中有某条某条未。订正,当为改之。”故《家礼》中有数条,皆经杨氏注明,读者不可忽过。《家礼》要存古法,故段段有宗子行礼,到底人不能行。如今须考定,令眼前可行方好。卿大夫家,古有世禄,故子孙虽无位,行事尚得与大夫同。今卿大夫,既无世禄,设数传之后,支子显达,而宗子却无禄,则宗子分止宜藨,而支子又不得祭,是使有禄者身享鼎烹,而祖宗仅受菲薄,于心安乎?寒家宗祠在山中,先世士大夫多居郡,祭时不躬不亲,惟使直祭者经理其事,故时序岁腊,潦草献享而已。及先君定蘸,以为宗子有禄,自当主祭,即宗子举人,而支子进士,宗子侍郎,而庶子尚书,爵秩相彷,亦仍当宗子主祭。若宗子无禄,而庶子显贵,则贵者以其禄主祭居中,宗子居左,直祭者居右,一同奠献。如此斟酌,既不背古意,而于今可行,方不为空言。

问:“官及三品者皆得立庙,假如官六七品,得立庙否?”曰:“‘适士二庙’,古也六七品于秩为郎,今之郎郎古之士,立祠何妨?亦得祀四亲,祇是杀其台。”问:“诸生庶人何如?”曰:“不可立祠。祭于寝,亦可祭四亲,其台又当简略。”问:“小官亦可祀始祖否?”曰:“亦可,只杀礼就是了。大抵程朱有一人说过便可用,他是从道理上秤量过的。聚族之道,圣人所尚;不忘本之谊,君子所先。人皆不敢忘其祖宗,无不是处,自然风俗日厚。祇是屋之大小,台之丰杀,各安其分,初亦无害。”

小宗如及身贵,便应立四亲庙。子孙以世代而祧,下至本身玄孙,都该用贵者之宗子、宗孙主祭,盖五世之泽未斩也。如五世内支子有贵者,亦不得于此祠中主祭,当自别立四亲庙可也。大宗不容有二,小宗不妨其多。

祭为吉礼。今仕宦之家,四亲多不立庙,又止忌日设祭,祭墓及祭忌。古无是礼也。朱子不敢废忌日之祭,然变服,用浅黑色巾,盖犹哀之馀也。岂可当吉礼乎?

程子云:“凡人服既至高祖,祭亦应至高祖。”既得祭,岂可不详制度?某归,郎为庙于宅内,作四龛。依朱子法隔开,便不嫌并坐南向,且便于忌日各祭。神座略低,以便祭时几筵相接。

古时,天子、诸侯、大夫,各有祖庙。其合食也,则太祖正东向之位。今既无各庙之制,又无东向之礼,则同堂异室,自然并坐南向。祇是妣本附祖,合飨时,人家都设一筵,大不妥。母子同席犹可,舅妇可同席乎?伊川自说得确:“四亲应分为四席,宁可以一筵而分为四处。若再为通融,则祖与祖为一处,妣与妣为一处,一筵分为两筵,则更便矣。”意厚而礼明,不惟其物也。

吾家遵程朱之教,祭自高祖以下,于官舍则立祠版,奉以行。但祠版只同一宠,既不容,版隔作四,如朱子之制,则供馔时,势难多席;若循俗通用一席,则是舅妇同席,于体不顺。今酌分为二席,东席祭四代祖考,西席祭四代祖妣,父子姑妇,固无嫌于同席也。官舍无常,难以如礼,如此权宜行之,庶犹不至大谬。清植。

画像之设,程子以为少一根须,便是别人。其言似太固。夫推孝子慈孙哀慕之心,梦寐仿佛,犹愿见之,况形像宛然,想见平生者乎?自记。

张子言:“三年之丧,期可祭。”此句未安。至云:“期之丧,既葬可祭。缌功之丧,腧月可祭。”似乎可行。自记。

墓祭以寒食,始见于开元之诏,其文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寝以成俗。”故万季野疑其起于陈、隋之间。寒家上坟,不用寒食,而用戌亥之月,似更有理。古者庙祭墓藏,乐以迎来,哀农以送往,报魂报魄,求诸阳、求诸阴,各以其类,顺天道之节。自记。

祭酒之礼,有三样不同。先灌酒者,代祖宗祭先代为饮食之人,所谓“祭酒”也。次奠酒,斟一杯奠于列祖,斟一杯奠于列妣。次方每祖位前各斟一杯,每妣位前各斟一杯。如盛筵廷宾然,初登筵,则向外以酒灌地,所谓“祭酒”也。次斟一杯送首座客,所谓“奠酒”也。客辞,则令人每客前各斟酒。亦三样不同。

有人年少,妻死无子,即扯一族人为嗣,于神主旁,书男某奉祀。大为悖谬。继嗣本为继祖,乃为男子设,未有为妇人设者。况夫在则夫为主,其题主应作亡妻某氏神主,其旁不书奉祀。

钱楮乃五代后事,然行之久,亦难废。即使圣人到今制礼,亦必不同于三代,何则?人主习俗不同,郎鬼神亦不同也。古人祭,取萧合膟膋爇之,所以求神于阳;灌酒于地,所以求神于阴。今之烧香,亦求神于阳之义。此皆无害于礼,从俗可也。

古冠皆以束发,当鳜处率使空,如今妇人之覆髻者,而略加高。夏收、殷辱,皮弁、爵弁,及后世竹皮、进贤、远游诸冠,皆然。郎冕亦然,发后板向前如覆瓦,前仍空也。至汉元帝,头上有壮发一攒,因覆以片巾。王莽头秃,又全覆之,而谓之帻。自是人皆效之。及宇文融,遂制襆头,以方巾幂首,四隅四带,两带结发后,垂其馀,以前两带从髻后绕同,而纽结于前。唐明皇因以后两带,用铜丝钩起,弯向前以示异。郎今戏场中两翅冠也。鱼朝恩则内用桐木为楞骨,使高而方,士大夫皆承用之。五代时,始改为软纱帽,郎用襆头而模之。明始加漆,为今戏场中圆纱帽,而以方者为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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