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编第一百八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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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八十八卷目录

　春秋部总论六

　　宋李琪王霸世纪〈序王世纪　序齐霸桓纪　序宋霸襄纪　序晋霸文纪

　　　序晋霸襄纪　序晋霸灵盛景厉纪　序晋霸悼纪　序晋霸平昭纪　序晋霸顷定纪

　　序鲁世纪　序蔡世纪　序曹世纪　序卫世纪　序晋世纪　序郑世纪　序滕世纪　序

　　邢世纪　序同姓微国纪　序陈世纪　序杞世纪　序宋世纪　序齐世纪　序许世纪

　　序莒世纪　序薛世纪　序邾世纪　序小邾世纪　序鄫世纪　序纪世纪　序庶爵微国

　　纪　序楚世纪　序吴世纪〉

经籍典第一百八十八卷

春秋部总论六

李琪王霸世纪

序王世纪

“干上坤下而天道立，君尊臣卑而人极建。”此义行乎古今之正，彝伦之所以有叙，世教之所以不泯，百王法度之所以相承者也。《春秋》一经，总摄万事，而大本始于尊王圣人盖谓尊卑不著，则人纪不建而天理熄矣，尚何万事之有存哉？尊王之义设，而后是是非非昭明而不舛，此《春秋》所由作乎？《春秋》之法，有述有作，小事则述旧，而纪录，大事则始作以明义。尊卑之分，君臣之等，孰有大于此者？皆断自圣心而始作者也。按晋杜预载，晋汲冢得古书科斗文字，其《纪年篇》有“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之文，即《春秋》“狩于河阳”之书，睹此则尊王之辞，信为仲尼特笔也。是以王加正月，首明大训。前未有言天王，而法天之号，自《春秋》始；前未有称京师，而众大之名自《春秋》设。呜呼！是圣人定尊卑，正君臣，复建人纪之本也。自平迄敬十有三王，王室之事，录于经者九十有二。《春秋》，克己自治之道，端本而不齐其末，正始而不治其终者也。书“天王”，书“天子”，书“王”者，欲其修身有本，奉天有道，法文王之达于天，德宣王之敕惧天命而无害德伤治之阶矣。书“王后”、书《王世子》、书“王子”者，欲其齐家有度，传统有正。思《关雎》之正始，下武之继命，而无并后匹嫡之萌矣。书“京师”、书“王室”者，欲其朝廷必治，国体必立，念岐、丰之所由兴，镐京之所以盛，而无下堂厌尊之失矣。书“狩”、书“居”、书“入”者，欲其天下为家。述《时迈》之训，复东都之会，而无以臣召君、以君避臣之事矣。书“来锡命”、 “书来归赗”、“归含”、“归脤”者，欲其谨命令，严典刑，昭《彤弓》之锡功，韩弈之赉德，而无屈命僭侯、溢宠媵妾之悖矣。“书来聘”、“书来求”者，欲其惟礼之守，惟正之供，修太宰贡赋之职，宗伯聘问之节，而无辱典征利之渎矣。书“朝王”、“书如京师”者，欲其奔走列国，申明堂之位，举酆宫之政，而无强侯大邦慢上之患矣。《书》“王臣之主盟”、“主会”、“主伐”者，欲其礼乐征伐悉归于上，如召伯之率职，吉甫之治戎，而无侯伯陪臣掠权之变矣，皆因其不正而反之，正而致于本原者也。如此，则东周改物，而五霸之绩可黜矣。

序齐霸桓纪

霸之名起于谁乎？王道流行，方伯受职，古未始有霸也。王泽壅而下权张，正理微而力政起，蒙“震主”之号，而不循敬君之节，此霸之名所由立欤？以古之未始有是，而桓公实造端，则桓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何哉？盖黜其义而录其功也。功义不相掩，而后霸者之是非断矣。何谓义行乎人心之安，而主敬以事上， “纯乎由衷之善，而履正以律己”，此桓公之所缺也。“何谓功？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尽抗而仅戢，诸侯群起而略定”，此则桓公之彼善于此也。欲知桓公之彼善于此，当以《春秋》世变之迭异者考之。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变焉，桓公未兴，与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没，世变各异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变焉，图霸之初与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后，得失各殊也。是又桓公仅可录之中而复有不足焉者也。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师出救而无功，凡伯蒙伐戎强于北，蔡师书败荆盛于南，郑分许鄙，宋废郑嗣，纪小而并于齐，郕弱而逼于晋，此桓公之未兴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会同而诸侯无私争者三十年，序绩召陵而荆帖矣，陈旅聂北而狄退矣，献捷过鲁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问，卫懿灭亲而义师无讨，楚书“子”而主会矣，狄书“人”而参盟矣，此桓公之既没也。所谓《春秋》之世，盛衰凡三变者此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郑，戎疾未殄；灭遂降鄣，履事未久，设施多舛，遇谷盟扈，阅理未熟，检防易肆。盖桓公图霸之初也，贯泽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车无大战，仲尼称其“一匡”，孟氏与其为盛，在是数年。盖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国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绳墨，城杞贬于城邢，救徐怠于救许，伐黄则外忧启，灭项则众志离，会卞则家法隳，盖桓公成霸之后也。所谓“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变” 者，此也。验《春秋》大势之三变，则桓公主霸为有功；即桓公一身之三变，则桓公立功为不远。功过相准，齐霸之本末可考矣

序宋霸襄纪

谓《春秋》不予宋襄之霸乎？则襄公之始尝以霸书；谓《春秋》为予宋襄之霸乎？则襄公之终不以霸录。始以霸书者，曹南之文曰：“宋公，曹人、邾人。”其与北杏、城濮主诸侯之辞，无以异矣。终不以霸录者，宋公兹父卒，略不书葬，其与秦、楚之君无别矣。《春秋》忠厚之法，盖致意乎始而不足乎终者也。何以致意乎始？宋以先代文献之后，爵居庶邦侯伯之长，齐晋犹可以霸，岂宋之不可以霸哉？既霸矣，何以不足乎终？齐桓终身之经营，犹可取于《春秋》者，徒以有靖中国之功，襄公非特无功，而又阶乱，则霸将何赖焉？或曰：“襄公假仁义而亡者也。”曰：“苟能假仁义，则不遽亡也。”如襄公亦岂知所谓仁义者欤“伐丧以立威”，仁悖之甚者也；“致夷以谋夏”，义隳之大者也。推是物以往，虽欲假仁与义，不能矣。

序晋霸文纪

晋有二文之业，谓文侯、文公也。《书》录文侯之命，捍王于艰，锡以秬鬯，为东周贤侯，《春秋》详文公之霸，盖文侯家法也。文公之兴，其事易于齐桓，固有自来矣。然文公以前，晋之君大夫曾不通于盟会，不著于典册，文公既入国，而事之不载于经者，亦凡四年，虽以纳王之懿功，削而不见，至二十八年，一简之中乃五挈晋侯不以为繁，是果何哉？盖晋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专立，读《无衣》之诗，虽晋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为是，黜晋不书，文公奔而复国，内何所承？上何所禀？经复略之勤王固为大美。原其初心，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是特以求诸侯之利心而为之，岂真知君臣之义？迹其行事，盖求名而不得者也。至二十八年，晋、楚之争，乃关夷夏之盛衰，非系一国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予晋之亟，则晋亦不为无绩于中国矣。此所以桓、文并称欤？大抵桓、文虽并称，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馀年，蓄威养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驾，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屡盟数会，迟徊晚岁，始会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敏于葵丘。桓公终身与诸侯周旋，会鄄失鲁，盟幽失卫，首止失郑，葵丘失陈，文公三会，则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也；事速就于桓公者，义尢坏乎桓公也。《春秋》不以功盖罪，不以事掩义，不以名诬实，此其非桓匹欤？桓公得江、黄而不用于伐楚，文公则谓非致秦不可与楚争，楚抑而秦兴矣，此桓之所不肯为也。桓公会则不迩三川，盟则不加王人，文公会畿内则抗矣，盟子虎则悖矣，此桓之所不敢为也。桓公宁不得郑，不纳子华，惧其奖臣抑君，不可以训。文公为元咺执卫侯，则三纲五常于是废矣。此又《桓》之所不忍为也。观此，则夫子“正谲”之辨，独不深切著明也哉！

序晋霸襄纪

齐孝公不能率桓之业，晋襄公能继文之统。孝公之初，宋有抑齐之志；襄公之初，秦怀驾晋之谋，宋启甗之争，秦寻殽之衅，皆争霸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晋之所以未失霸，则殽之功当大书之，与城濮等可也。《秦誓》曰：“晋襄公帅师败殽。”而《春秋》不书君，将独言晋人，是特削之也。夫殽之战，《春秋》亦幸晋有功矣，何遒削之邪？曰：幸之者夷，不偪华以权之未失也；削之者丧，不兴戎以义之不可也。岂可以小功妨大义乎？虽然，襄公复霸，则实由于此。文公方没，三强并兴，秦雄西陲，狄狃北师，楚张于南，苟纵一敌，则晋霸去矣。襄公夏战殽以却秦，秋败箕以剪狄，冬伐许以离楚，一年之间，三敌悉退，亦可谓有霸者之略，此其能继文者也。苟有霸者之略，则襄之烈何谓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举动即异，伐卫则损威矣，会公孙敖则毁烈矣，士縠主盟则权散矣，阳处父救江则谋怠矣。越一二载，事不逮初，况能持久哉！”是以君子不贵速成而图全于其终，不志小利而宅虑于其远。襄公之规模又浅于文公甚矣。

序晋霸灵成景厉纪

灵公政隳柄分，无抗霸业之志；成公力弱事浅，无主诸侯之权；景公心劳谋舛，无制中夏之略；厉公外强中干，无服人心之道。四君虽执夏盟，非复文、襄之旧矣。灵公以少主莅强卿，上骄下肆，楚始争郑，盖将尝试晋政，于是有狼渊之师，此非细故也，而救郑之役，止书“晋人”，卫、郑欲介鲁以求通，盖未忘晋德，于是为沓棐之会，此关大势也。而新城之盟，晋侯不出。扈之盟，曰“讨齐乱。”〈阙〉之会，曰：平宋难，盖君臣之大伦，人道之不可废，此岂常变也哉？或求赂以免，或无功而还。楚范山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夷狄谋取其霸，方且沈溺宴安，厚敛雕墙，轻杀愎谏，虽欲不亡，得乎？故曰：“无抗霸业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内难甫靖，履国未长，四年而后始出偏师以侵陈，黑壤与扈二会，仅能再合列国而已。黑坏以服郑，《扈》以谋陈亦庶几改物也。然始之不能即为者，凡数年外而楚人三岁三伐郑，晋无攘却之师；内而郑子家弑穆公，晋无讨贼之刑，诸侯何所观令焉？故曰：“无霸诸侯之权也。”景公若能收其权矣，规模失序，徒勤诸侯，不能首合与国，大修同盟，以治即异之党，使楚人得号令于辰陵，乃且亟会攒、函，求山后诸狄以为先务，是孰缓孰急也？不能谋少西氏之逆，以诛陈之恶，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兴大师以伐齐，得已不已，是孰轻孰重也？不能统一六师，蒐缮卒乘，以一矢遗楚，而使邲不振旅，为中国羞，乃且伐廧咎如灭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虫牢、马陵、盟蒲，晚年三会，虽得诸侯，竟莫驾楚，故曰“无制，中夏之略也。”厉公若有其略矣，德薄而多大功，虑浅而多得志。观厉公不特以汰心行之，亦假义饰誉者也。归于京师，而后正曹负刍之罪；请于王官，而后逞伐郑之威，此类可欺，世自掩矣。晋之所忌者，曰楚、曰秦、曰吴、曰狄。厉公自交刚败狄，则狄退；会京师伐秦则秦惧；战鄢陵胜楚则楚弱；会锺离通吴则吴成；四邻无衅，而诸侯反贰。是以沙、随辱我，犹未快也，而求多季孙；柯陵伐郑，犹未息也，而再勤单子；诸侯无患，而萧墙反危。是以三却之诛成，而匠丽之难萌矣。故曰：“无服人心之道也。”

序晋霸悼纪

晋悼公其犹有君子之资乎，不独霸功之美也，齐桓历变履险，以数十年之经营，而行事未免过举；晋文老于奔走，晚而复国，然血气之虚骄未除，悼公之齿浅矣，更事变未多而阅义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坚忍而持重，有回虑却顾之谋，无轻逞辄快之举，盖亦稍知以道养其心者欤！八年九合，则勤于安夏 “也；三分四军，则谨于用民也；不登叛人，则识名义也；禀命王官，则知所尊也；屈己和戎，则不贪功夷狄也；朝聘有数，则不求多列国也；六卿选德，则用人有章也；驺御知训，则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诸侯，能得郑而驾楚哉？使晋以智力相长，设诈术，任强大，未必能服诸侯也，悼公先以谦德临之，《鸡泽》之召诸侯曰：“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此岂有势要力劫之辞哉？故十三国相与周旋，不令而从，无灭谭、灭，遂、执曹、执卫之事。使晋以盟誓为信，渎鬼神，费辞令，未必能得郑也。悼公纯以诚心行之，郑子展曰：晋君方明，必不弃郑，此岂晋能以区区载书留之哉？故五会之信，终于不盟，无逃盟乞盟之烦。使晋以战伐为威，暴骨而逞，未必能驾楚也。悼公一以容量处之，楚子囊曰：“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此岂晋能以力竞而胜之哉？故三驾之烈，不交一旅，无城濮、鄢陵之劳。是三者，非所谓犹有君子之资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机，能得郑而不能，掩失陈之责，能驾楚而不能，盖诱吴之非，此其所以失欤？夫诸侯盟会之权，非大夫敢干也。萧鱼以后，凡三大会，士丐、荀偃实俨然临之，诸侯虽合，大夫浸分，何谨于诸侯而纵于大夫乎？陈之不可弃，犹郑之不可舍也。戍陈之役，以为有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郑虽向晋，陈竟归楚，何工于抚《郑》而拙于怀陈乎？吴不可启，犹楚不可释也。会、向之后，欲数吴不德以退吴人，抑亦晚矣。楚患虽弭，吴忧尢甚，何明于治楚而暗于治吴乎？不然，则悼公之业远过齐桓、晋文矣。

序晋霸平昭纪

悼公能以晋国坏乱之后，复文襄已失之业；平公不能以中夏安强之时，保悼公方成之功。人之强于为善，与其安于不竞者，兴衰相远，固如此也。《孟子》曰：“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夫平公衰微，正患不自为政。大夫为政耳，岂有职位不与人共治者？盖政在侈家，而贤者壅弃，此其所以削弱不亢也。平公五盟六会，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师徒不烦，民无怨讟。祁午数当时之功若此，然内有变而不知，外有患而不悟，尚何有功足云哉！方桓公之初，每患霸权大强而王政弱。文、襄以后，王政不足论矣，惟恐霸权之不能强也。权者大物也，上不能制而授之下，则下强而上弱；中国不能制，而授之夷狄，则夷狄强而中国弱，家有千金之利，已弗能受，呼庸隶而与之，虽三尺之童不为，岂有尊为邦国而授权于大夫？此《湨梁》之会，平公所谓“内有变而不知” 者也。人欲自毁藩篱，揖仇敌于庑下，而与之盾柄，此不待智者而后知其不可。岂有身主夏盟，而授权于夷狄，此宋之盟，平公所谓“外有患而不悟”者也。盖世有苟道自便者，媮于及身之谋，而忘乎后日之害平公，则谋出乎身，而害见乎身，何其谬欤！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窃权也。诸侯在会，而大夫实主《载书》，是委权以与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国兴戎。后五年，栾盈之作乱，曲沃之民惟主栾氏，不知公室，晋几分国而并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权也，晋主夏盟而挈诸侯以𢌿楚，是弃权以假之也。虢之会，再读《旧书》，后八年楚灵王会于申，实用齐桓、召陵之典，晋盖十九年无预中国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至乎昭之政，则又微矣，仅能一会大夫，一盟诸侯，方楚灵辱于干谿，诸夏庶几复霸。为晋君臣者，改物厉志，愤悱警惧，以率旧烈，犹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观德，而虒祁崇侈以启贰；列国未闻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虽曰同盟，齐敢拒令，郑敢争承，卫病刍荛之扰，鲁困蛮夷之诉，坐视诸侯之去而不之顾，况能驾敌国哉？宜乎晋之卑也。

序晋霸顷定纪

读隐、桓之《春秋》而知王泽之竭也，读昭、定之《春秋》而知霸烈之坏也。晋霸复盛于悼公，寖衰于平、昭，而遂废于顷、定。夫晋以奕世九君之业，岂无积累之功，著在诸夏，而顷、定一坏而不可复收。呜呼！废兴存亡，未有无故而然者也。千寻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坏戕蚀，而后蠹生焉。尝原晋事之颠末而察其所由失矣。或曰：“晋之废也，其变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吴弗抑，二强并立，伯权遂衰。自召陵拥十八国之众，不能振旅。至于戎蛮之执，晋俛然北面而事楚以京师之礼。自吴灭巢、灭徐、伐陈、伐晋，不能谁何。迄乎黄池之会，吴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国令晋，《春秋》由此绝笔焉。”则晋之失霸，实吴楚之张也。曰：中国苟合，则吴楚岂能间乎？其端在诸国之先贰也。当时以齐景、卫灵、宋景之君，其国皆强，戮力周旋，何畏乎吴、楚？今也齐、景有抑晋代兴之志，卫、宋、鲁、郑之君无非攘臂以从齐者也。盖晋执行人叔孙婼，与邾大夫坐而失鲁，执宋乐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诟卫而失卫，荀寅辞蔡而失蔡，假羽旄于郑而失郑，是以齐得以尽收诸侯。郑则与齐盟于咸，会于安甫矣；卫则与齐盟于沙，次于五氏矣；鲁则会齐于牵矣；宋则与齐会于洮矣。终而齐侯、卫侯且伐晋矣。则晋之失霸，乃诸侯之离也。曰：“晋国苟治，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也。使六卿诸臣如先大夫之肃，皆尽忠以输王室，何忧乎齐、卫？今也，强家多门，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祸，独归宗国。盖自赵鞅取卫贡五百家，动晋阳之甲；自韩不信执宋命卿，不顾践土之盟；自魏舒南面莅政，敢于位以命大事，而赵藉韩虔，魏斯为诸侯之萌已成矣。则晋之失霸，乃太夫之擅也。曰：晋之礼义素明，则大夫岂得擅乎？利胜而义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夺不餍也。范鞅请冠而鲁使蒙执，赵鞅受杨楯而宋卿贾祸，邯郸争贡而三卿乱国，或取季孙之贿而昭公弗纳，或求蔡侯之货而楚师无出，或索我十牢而吴人藉为口食。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晋霸之坏，又谁咎欤？《春秋》所以严义利之辩，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后世以防微杜渐、反本澄源之道也。

序鲁世纪

《春秋》主鲁而述作者也，故录鲁之行事，特加“内鲁”之文。列国称“侯”而我独称“公”，列国书“卒”而我独书“薨”，列国之君至我，则曰“朝”，大夫至我则曰“聘”，而鲁之君大夫有事于列国，独书曰“如”，经书“公如齐”、“如晋”、“大夫如陈”、“如宋”是也。列国之盟于我，则曰“来盟”，而我之有盟于列国者，独曰“莅盟”，经书“公子友莅盟”、“齐叔孙婼莅盟”是也。列国之擅相吞灭皆书“灭”，而我则不书灭而书“取”，经书“取鄟”、“取鄫”、“取邿”是也。列国之专杀大夫皆书杀，而我独不书杀而书“刺”，经书“公子买”不卒戍，刺之，“刺公子偃”是也。列国之君去国则书“出奔”，而我则不书奔而书“孙”，经书“公孙于齐”、“夫人孙于邾”是也。《春秋》可谓尊我之至者也。仲尼删《诗》，则史克之颂，不班之《邶、鄘》、齐、郑之风，而系之于《清庙》之后；其定书，则《费誓》之文独附于《盘诰》训命之后，盖不独《春秋》之尊鲁也。呜呼，《春秋》为是尊我之甚者，独望我之深而责我之备也。是故褒贬大法皆自我始，而是非善恶未尝没其实焉。不书“即位”，不书“王”，不书正所以责备乎我君也。书“夫人姜氏”，书“妇姜”、书“孟子”，所以责备乎夫人也。书“翚”、书“柔”、书“溺”、书“仲遂”，所以责备乎卿大夫也。曰郊，曰禘，曰“大雩”，曰“大阅”、大蒐，所以正我之僭典也。曰 “考宫”，曰《献羽》，曰“立宫”，曰“毁泉台”，所以正我之乱制也。曰“初税亩”，曰“作丘甲”，曰“用田赋”，所以正我之失政也。曰“大君军”，曰“舍中军”，所以正我之紊权也。曰“筑郿”，曰 “如乎”至曰“新作南门”，所以正我之厉民也；曰“大水”，曰 “螟螽”，曰“震电”，曰“雨雹”，所以正我之慢时也。《春秋》责我要备，盖如此哉！《通》一经所书，大而关乎王室之隆替，系乎霸政之善否，交乎列国之往来，凡因我以立文者，其示义固不专在我矣。至为我而特书者，常事则不录，所以修泮宫，复閟宫，克淮夷，《诗》之所颂，《春秋》缺焉，而所录者皆事之变也。故夫事之所由变，而十二公之得失盖可睹矣。亟于伐邾而舍盟、蔑之信，贪于得祊而忘许、田之失，始党宋、卫以仇郑，而终挟齐、郑

以恶宋，入极之师既纵于无骇，而伐郑、伐宋之师复

擅乎公子翚，此隐之所以有锺巫之变也。舍许田而

遂郑党，纳郜鼎而成宋乱，强则屈己于齐、郑、宋、卫之间，弱则肆志于滕、杞、曹、邾之君，始逆兄弟之伦而天理隳，终渎夫妇之分而人欲纵，此桓公之所以取彭生之祸也。“会齐废复仇之义，纳卫有奖叛之谋，围郕背同姓之恩，追戎启外患之侮，观社则国政荒，刻桷则侈心肆”，此庄之不能克己也。养庆父之祸而不能除，归季子之贤而不能任，此闵之不能保国也。弃夏盟而即楚，则失与国之望；先晋室而后周，则无敬君之节；须句之功，不足以掩升陉之辱；取谷之师，不足以洗至酅之耻，此僖之所以不得为全贤也。三《书》不雨，而无勤民之心；四不视朔，而无自强之志；处父厌盟，则辱于晋；郪丘赂盟，则辱于齐，此文公之所以安于媮政也。赂田求婚，君大夫奔走无宁日，以为媚齐之谋，不会于扈，不盟于清丘而无事。晋之志一逞于兵，则伐莒、伐邾犹未巳也，而伐莱、伐杞；一放于利，则取向、取绎犹未餍也，而取根牟，此宣公之所以无良图也。四卿得志于齐，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晋，不能止沙、随、苕丘之辱如京师，似可以求尊周之名，而会盟于蜀，莫能掩背华之实。此成公得不救失，而不知其非也。仲孙之用事者五，叔孙之用事十有四，季孙之用事者十，则三卿专政之形成。齐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则邻国交争之祸起。虽享国之长，倚重于晋，而已阶削弱之端，此襄公治实生乱，而不悟其变也。纳牟夷之叛，则非所以为臣下之训；取同姓之女，则非所以明三纲之序；如晋至河而见却，则无以为托国之谋；筑郎囿则民力竭于公，蒐红蒐、比蒲则戎政归于下，此昭公所以淹恤于干侯也。会于夹谷，而归龟阴之田，行乎季孙，而隳费、郈之都，虽仅能明礼义之治，雉门两观之作，而僭典莫改；“宝玉大弓”之窃，而分器莫之保，惛于女乐，而政归强家，此定公所以有圣人而不克用也。五伐邾而劳师于外，四城邑而疲民于内，伐齐以离中国之与，事吴以结非类之好，此哀公所以基适越之辱也。夫我虽秉周公、伯禽之法，守四代之服器，其实衰微削弱，不得与齐、晋大国齿，而仅肩随陈、郑、曹、卫之间，然所以犹贤于诸侯者有二：其君犹知以礼而自守也，其卿大夫犹多识文献典章之旧也，而所以国多变故而不靖者亦有二：其家法不设而无正始之道也，其君政不收而无御下之纲也。当时齐、晋图霸，常以得我为重，我之向背，乃列国之所观瞻。齐桓始合会盟，我之不肯轻从者，盖迟迟二十馀年。《鄄》之首会，姑以单伯来；幽之初盟，仅以微者会。阳谷之合，天下莫敢不至矣，亦以公子友莅盟。至召陵以后，始坚于事齐，而齐未得我，则莫能自安也。宋襄以非礼召诸侯，我望望而去之，若将浼焉。及楚虔为申之会，汰心虐焰，震摇诸夏，谁能遏御？大侯小伯，虽心知其不可黾勉麋至，而我独从容退避，辞以时祭，是所谓其君犹知以礼自守也。臧僖伯观鱼之谏，能陈轨物法度之言；臧哀伯取鼎之谏，能闲礼乐文物之训；曹刿观社之谏，能明朝会征伐之典；展喜之退齐师，能道先王盟府之命；季文子之逐莒仆，能识臣子事君之礼。太师氏之乐，不失《二南》《二雅》之章，太史氏之书，能备《春秋》《易象》之文，是所谓其卿大夫犹多识文献典章之旧也。此我之所以犹贤于诸侯者乎？自桓公不能刑于文姜而召二国之患，庄公不能防闲哀姜而遗再世之祸，共仲则通哀姜而贼般弑闵，襄仲则私敬嬴而杀恶及视，是所谓其家法不设，而无正始之道也。自隐失权于翚，庄失权于庆父，文失权于仲遂，宣失权于归父，襄失权于宿豹，昭失权于意如。宋乐祈曰：“我君丧政四君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晋史墨曰：“季氏二诸侯为日久矣。”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况哀、定以后哉！是所谓其兵柄不收，而无御下之纲也。此我之所以国多变故而不靖者乎？吁！以鲁积累之德，其遗风善政所存者仅如此，而末流之弊又复甚焉。或曰：“我之弱也，尊尊而亲亲”，此后世不能与时消息而裁于中，修身自反而趋于善，岂造端者之过欤？

序蔡世纪

蔡何以始乎同姓？昔者蔡侯尝争长矣，苌弘曰：“蔡叔，康叔之兄，先卫不亦可乎？”则蔡固宗盟之长也。蔡以宗盟之长，而《春秋》乃甚略之，何哉？蔡十有二公，而获以卒书于册者，惟六公，行事缺而不备。《春秋》之盟，同奖宗国，岂固置厚薄于其间？盖蔡以神明之胄，其专于事楚而不反者几三百年，此《春秋》之所以不足于蔡欤？夫蔡事虽略，而圣人盖备著其始末焉。不独系一蔡之盛衰，而中国消长之形，荆楚强弱之端，皆可寻矣。蔡之始事录于经，曰：“蔡侯、郑伯会邓”，始惧楚也。蔡之终事录于经，曰：“蔡迁州来，图避楚也。”则蔡之始终不靖者，皆以楚之故。楚之始事录于《经》，曰：“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楚之终事录于经，曰：“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则楚之始终用事者，皆以蔡故也。齐、晋之霸，其始事录于经，曰：“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治蔡之党楚也。其终事录于经，曰：“会于召陵侵楚。”以蔡之请伐也。则中国之始终用兵者，亦皆以蔡故也。原始占终，则蔡固有关于《春秋》之世变，不可不察也。大抵蔡迩于楚而亲于楚，事楚愈坚，而蒙楚之害愈深；蔡远于中国而疏于中国，其贰中国最甚，而中国亦无力以及蔡。凡中国之纠合会盟，诸侯狎至，而蔡独不附。凡荆楚之挠败王略，诸侯莫从，而蔡独先与。方蔡宣、桓二君之从王伐郑，则犹修勤王之职也。会于邓，盟于析，会于曹，则犹交诸侯玉帛之好也。伐郑、伐戴、伐卫，则犹同诸侯兵车之会也。自败莘以来，五年两被荆师，哀侯蒙尘不返，其臣子不能告于同盟，厉复仇之大义，乃甘于向楚，释戴天之至怨，纳肘腋之深交，由是涣然与中国离矣。齐桓称霸，蔡仅一从北杏之盟，穆、庄以后，行李不至，贽币不通，虽召陵加师，国溃而无从夏之志，齐桓终不得致蔡于盟会。齐桓既没，晋文未兴，楚成抗衡北方，蔡是摄是赞。十九年楚盟齐，则蔡复偕至；二十一年楚会盂，则蔡复偕至；二十七年楚围宋，则蔡又偕至。何不移所以事楚者加于事齐，而反忘其仇楚者而昵楚哉？城濮之战，楚既大创，蔡始改图。晋之三会，黾勉周旋。《践土载书》曰：“晋重耳，蔡甲午，藏在周”府，列国皆能道之，则蔡之子孙世践旧盟可也，奈何蔡庄身自背之，晋文即世，无复向晋，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执干戈，挟楚穆为窥宋之谋，十五年晋郤缺讨其不与，新城之会，蔡虽俛，从城下之盟，贰晋如故也。文公方谋事晋，畏楚不得行，而卒景灵不绍文志，反坚于与楚。成六年，栾书之师方涉蔡鄙，而楚申、息之师已至，蔡自以附楚为良图也。晋悼之兴，列国竦焉，如郑如陈，相率事晋矣，蔡且安于楚之宇下。襄八年，郑人以晋命侵蔡，获蔡公子燮，而楚复兴。子囊之师为蔡仇，郑悼公得陈、郑而力已疲矣，所以姑置蔡于不问。晋平之世，蔡之大臣病于楚令之不常，将改事晋以利蔡，可谓忠计矣。当时反曰“异谋误国，讙而杀之。”夫蔡之君臣陷溺于从楚，去顺效逆，不知其非，而反以即华为悖，宜其锢于党楚而不反也。或谓蔡在春秋中世，国势单弱，剪焉无以自通于夏盟，然宋、虢二会，晋、楚各以其从交相见，蔡公孙归生首以楚属，攘臂于列国大夫之上，而陈、郑莫之敢抗，则蔡非不能肩随北方兄弟之国也。灵公负篡弑之恶，惧中国之讨，事楚最谨。昭四年申之会，书曰“楚子蔡侯伐吴，灭赖。”又书曰“楚子、蔡侯。” 五年，伐吴，又书曰：“楚子蔡侯。”蔡楚之相得，未有若灵公之甚也。阅六年而楚子诱杀灵公于申矣，以为未快也，又刑其士七十人矣；复未足也，而用隐太子于冈山矣，灭蔡以封弃疾矣，蔡之蒙祸，亦未有若灵公之极也。方蔡人诛公子燮之谋，自以事楚为百世之利，岂知君戮国夷，冢嗣俱屠，从楚之报，乃如是哉？晋昭公大合八国于《厥慦》，将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卑辞请蔡于楚，楚虔方张，晋既不能弭蔡之难，楚虔既陨，晋又不能复蔡之祀。终焉蔡庐以弃疾之命复国，则蔡之存亡废兴，皆宅命于楚，中国安得有之乎？蔡庐以隐太子之适嗣，冈山之痛独忘之耶？流涕而枕戈，犹以为晚也，掩耻事仇，则人道灭而天理绝矣。蔡朱东国之费，置专于《费无极》之一言。夫废君立君，国之大事，而楚之小臣得以制之，是楚之鄙邑也，蔡何国之为？蔡昭抱累世之憾，复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郢之辱，沈璧以绝楚，质爱子以请晋，志愤而气激，使中国有霸，而加惠于蔡，伸义于楚，则蛮荆无奸夏之风矣。召陵之役，晋人求货而辞蔡，诸侯侵楚之师不出，而楚人围蔡之师反至。柏举之战，入郢之师，遂使蔡人假手于吴以释憾。楚祸虽深，蔡忧未已，是以哀元年，楚复围蔡，使蔡人男女以辨彊于江、汝之间。蔡之倾覆是惧，谋徙州来，哭墓而迁，君臣相残，以及公孙翩之祸。迄春秋以后，蔡终为楚所并。盖蔡之依楚，犹鹿豕依于馁虎之侧，将以求安，其不噬啮焉不止也。夫以中国诸侯，虽有即楚者，牺牲待于二境，未有如蔡之附楚不变也。然蔡之五祸，皆楚实为之，楚文之执献舞，蔡国，十年无君，则蔡之祸一也。楚灵之杀蔡般，蔡嗣常绝，则蔡之祸二也。费无极逐蔡侯朱，则蔡之祸三也。楚子常执蔡昭于郢，则蔡之祸四也。楚昭迁蔡于江汝，则蔡之祸五也。故蔡事楚愈坚，而蒙祸愈深也。蔡之自绝于中国，谓楚之险可怙，而齐、晋之不能朝夕勤我也。然观蔡文公欲事晋，曰：“先君与于践土之盟，晋不可弃，且兄弟也。”蔡昭归郢，质子之际，谓决于奉晋矣。譬诸草木，吾臭味也，夫岂不欲从诸夏之列，而晋之力亦未能有蔡。是以晋之失蔡者三。《厥慭》之会，晋荀吴曰：“不能救蔡，物以无亲己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子皮之行，子产已知其必不能救蔡。此晋之失蔡一也。平丘之会，蔡

庐失国，晋无继绝之谊。中行穆子曰：“楚灭陈、蔡，晋不

能救。”此晋之失蔡二也。召陵之会，晋荀寅曰：“弃盟取

怨，无损于楚，不如辞蔡侯，反以伐沈，遗蔡之患。”此晋之失蔡三也。故曰：蔡贰中国最甚，而中国亦无力以及蔡也。昔者周公吊蔡叔之不咸其封，《蔡仲之命》曰： “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使蔡人毋荒弃周公之训，舍阋墙之争，畏外侮之御，兄弟和而四邻睦，王室尊而四夷惧，则楚虽独大，又何畏乎？

序曹世纪

曹者，文昭之懿亲，甸伯之贵爵也。《春秋》书曹，不见贬黜之文。杞以伯爵，或降而书子；秦以伯爵，或略而从狄；谷以伯爵，或斥而称名。独曹得始终称伯，辞无所变，岂非《春秋》犹示假借于曹欤？然曹之见于经，自交乎中国盟会之外，曹事之特书者缺焉。或按，《公羊》谓 “曹无大夫”，《穀梁》谓“曹为老师”，何《春秋》又以曹为不足录而简之邪？尝考曹国之始末矣，其事夏盟最谨，其与诸侯甚睦，不得罪于中国，“此曹所以无贬文也。其国家处于僻陋，安于卑弱，不能自立，此曹所以不得详录也。”《春秋》，陈、郑、杞、薛之邦，其后会盟有常者，未能如曹。方齐、晋主霸小国，一离一合，而曹之不从者寡矣。“昭公与会者四，共公与会者六，文”公与会者五，宣公与会者八，成公与会者十九，武公预会者十二，悼公与会者二，声、隐二公与会者各一，可谓事夏盟之最谨矣。其会我者二，其朝我者五，其会宋者三，曰“曹人致饩”，礼也；曰“曹即位而来见”，礼也；曰“五年而再朝，礼也。”虽更蒙齐、晋、宋、卫之师，晋侵者一，晋执者二，宋围者三，宋伐者三，卫伐者二，齐伐者一。而曹自霸国会伐之外，未尝敢一称师以报复于列国，可谓与诸侯之甚睦矣。其不得罪于中国者，此也。夫事夏盟之谨，则守义而可久，与诸侯之睦，则得道而多助。然姬之在列者，曹独先亡，不及《春秋》之终，其故何哉？盖曹以僻陋之习，卑弱之政，不能自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或曰：曹尝病于戎，又尝病于晋，而其先亡也，始终实成于宋。自曹庄公既殁，戎实侵曹，于是羇以戎出，赤以戎归，曹本千乘之邦，国，亡家失戎，得乱之向也。宋之求多于郑，而晋之终不得行于邾者，蕞尔之戎，乃得加之于曹，是曹之病于戎者然也。曹共公虽以楚方得曹之故，晋文实以私怨行焉，既侵其国，复执其君，又分其田，终岁而后得复国。曹成公虽以杀太子自立之故，晋厉遂以汰心执之，既列诸会，而复重其讨。二年而始归自京师，观曹使侯獳货筮史以请共公，曰：“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至曹人之请成公，犹忧愤不已，曰：“若之何忧未弭而又讨我寡君，是大灭曹也。”是曹之困于晋者然也。自庄公以齐命会伐宋，遂为宋人不释之憾。夫伐宋非独一曹也，而独仇曹之深，以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国比。僖十五年宋人伐曹，《传》曰：“讨旧怨也。”且敌惠敌怨不在后嗣，何怨之可讨乎？僖十九年宋人围曹，曰“讨不服也。”伐齐之役，曹南之盟，曹既从而会矣，何不服之责乎！宣三年宋师围曹，《传》曰：“讨武氏之乱也。”武穆之乱，宋实为之，岂曹之有罪乎？至曹伯阳之衰，宋景用师益亟。哀三年书“宋乐髡伐曹”，六年书“宋向巢伐曹”，七年书“宋人围曹”，八年书“宋人入曹”，以曹伯阳归矣。夫六年之间，宋师狎至，卒以吞曹。盖曹偪于宋，其来固久。《申之会》，郑子产曰：“曹畏宋，必不来。”曹以偪而素畏于宋，宋以强而多求于曹，不及并吞，宁有已乎？是曹之先亡，终始实成于宋者然也。然曹苟能以礼义自强，其国有贤者相与扶持，稍变僻陋之习，则曹叔振铎之泽未泯也。岂戎能病之，晋能围之，而宋景遂得灭之哉？《春秋》之道，正本而明微，反己而不责人，谓国之存亡皆其自致者也。善乎郑浑罕之言曰：“曹其先亡乎！偪而无礼。夫礼义明则国不畏偪。礼之不立，偪而必倾，非独宋景之罪也。曹之衰政，不详于《春秋》。尝观诸诗矣：《蜉蝣》则刺昭公好奢而用小人无法以自守；《下泉》则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鸤鸠》则刺在位之无君子；《候人》则刺其近小人而远君子。呜呼！此曹亡国之阶也。夫曹止四诗”而三诗，刺其弃君子用小人，礼义自君子而出者也。君子不用，何以望其有礼以自强？是以曹共公有僖负羁之贤，而不知其乘轩者乃三百人；曹成公有子臧，为曹国社稷之镇，公子不能用，而俾之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曹伯阳惑田弋、郇人、公孙强之谋，妄听辩言而乱旧政，背晋奸宋而自取灭亡。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国既陋僻，而空虚且乱，其能有存耶？至是而后深知《春秋》以曹为不足录之意也。

序卫世纪

《春秋》诸侯，姬在列国者，独卫后亡，何耶？卫以同姓之尊，封壤之大，虽在叔世，馀泽未泯，尚为列国之望。二百四十二年间，兵革之可见者最少，贤人君子之著闻者特多。介于齐、晋之间，偪而未至失国，良有以也。然礼义消亡，变故繁兴，卫之为卫，亦有可得而考者。吾观鲁用周班，而后郑于卫；晋人载书践土，而先卫于蔡，卫为同姓之尊可知也。受三监之旧境，分七族之馀民，封畛土略，始于武父之南，至于圃田之北，实方伯连帅之地。隐公之初，以郑视卫，而曰卫实难也。成公之后，以晋敌卫，犹曰“卫不得为次”也。末年衰灵之卫，至无足道，而其出犹可以当晋之千乘，入犹可以受晋之五伐，岂非其封壤之大，有足以自植立者欤？是时数大国之争盟，未尝不以得卫为重。自齐桓首倡霸事，盟会屡举，而十六年之勤，始能得卫；晋文踵桓之迹，举动稍异，而更五会之信，卒未能以致卫，其不轻于向背如此。当《春秋》之始，从王之举犹曰正也；《春秋》之中，越国之谋犹曰古也。不特此耳，楚虔称霸于申，而用召陵之典。诸侯楚实有之矣，卫独能从容与晋而却楚，吴夫差冠端于黄池，以袭成周之籍，吴子在而诸侯莫敢不至矣，卫亦卒晏然与鲁而辞吴。盖其流风馀习尚存，所以为列国之望欤。乃若中国同好，其不与者亦概可数，而惠公之与会者七，献公之与会者二十五，灵公之与会者四。自其后齐、晋以有事于兵革之外，而称师修怨，如伐郑、“入郕”、“治曹”、 “剪邢”之类，不过数事，非兵争视他国最少。欤明卿才大夫，其可称殆不胜计。秉、翟之人可为王官，终、窭之士皆为忠臣。当献公之世，有事君不二者，有能赞大事者，有能抚内而营外者，季札所为称其无患者也。灵公之世，治宗庙则有人，治军旅则有人，“治宾客则有人”，孔子所为称其奚丧者也。夫其季世而人才之见于百执事者犹且若是，则《干旄》之贤臣，《淇澳》之君子，其称于盛时者抑可想也。非人才视他国特多欤？夫以尚德之亲，处成周之壤，而家法未坠，独有以异于时，兵争之少犹足以辑宁其邦，民人之多犹足以维持其国，盖鲁、卫之政兄弟也。鲁与卫皆秉礼之邦，《春秋》之称“望国”，未尝不曰“鲁、卫。”意者康叔、武公之治卫，亦犹周公、伯禽之在鲁，其典故文献，隐然未亡，固应有是。宜其偪于齐、晋，奔走于强，令能披其地，执辱其君臣，而未敢以亡其国也。虽然，礼义销亡，变故繁兴，故更世虽多而争竞不息，立国虽久而根本屡摇。东门之乱，州吁始祸，荧泽之变，孽朔召衅，衎剽并争，适庶舛也；孙甯专制，上下紊也；鱄絷蒙祸，兄弟乖也；蒯辄出入，父子暌也。观《诗》纪卫之风，自顷至文，三十有八诗，而言男女夫妇者，居三之二，则本其乱亡之由，抑有可见者矣。夫三纲五常，立国之本，而沦斁如此，卫之有名无情，其来岂一日之故哉！昔之闻《卫风》者曰：“忧而不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吁！岂非康叔、武公之泽源流深长，必至于陵夷极尽而后卫从之欤？不然，则孟子所谓“无礼义则上下乱，卫之后亡”，幸尔。

序晋世纪

晋之为国旧矣，入《春秋》逾六年，昉见于经，僖二年书 “晋师灭夏阳”是也。晋以武穆之近亲，受陶唐之奥都，冠冕乎侯伯之列，而书法之详乃不得与郑、卫同。自鄂侯二年为《春秋》之始，及乎重耳以前，凡六世矣。按《左氏》，晋之策书，登载至繁，非无可系之事也。周之东迁曰“晋、郑焉依”，非无可录之功也。武公代兴，事端轇轕，非无可纪之变也。《春秋》皆略而不书，八十馀年间，晋事之存于经者仅十见，不过执灭之暴，诛弑之恶，战伐之辱而已。夷考诸传，二年春，“曲沃伐翼”；七年春， “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八年春，翼灭。冬，“王命立哀侯之弟湣于晋”；庄十六年冬，“王命曲沃伯为侯。”此非变端之可纪欤？庄十八年春，晋侯朝王，“晋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僖十一年“晋侯平戎于王”，此非其功之可录欤？庄二十六年“晋城绛”，闵元年“晋作三军”，“晋伐皋落氏”，僖十五年“晋作州兵”，“晋作爰田”，冬“晋侯归自秦”，二十四年“秦伯纳重耳”，此非事之当系欤？圣人作《经》，何削之如是其严？《春秋》之法，所以代一王之赏罚，存万世之纲常；曲沃灭翼，支孽之逼，辄倾宇国。东周刑政不行，反加宠命，彝伦攸斁，人纪何观？子孙像之，遂有里克之乱，申生之祸，君臣父子，不能相保。由《传》考经，则知圣人微其事而不书，存其恶而自著，拨乱反正之道，反复晋事而可睹。及观列国之诗，自重耳而后咸阙焉，盖《诗》与《春秋》，详略互见，褒贬自章。以武献之事不足录乎《春秋》也，故诗特详之。《椒聊》则言沃之盛强蕃衍，而曲致其隐伤之辞；《无衣》则著武公之并国不安，而极道其愧惕之情。《杕杜》《采苓》等诗无非刺其行事之非。凡晋人之悖理伤道，《春秋》略之者，观乎《国风》，可以尽见矣。武献为国非不盛也，当齐桓九合之时，晋之君大夫不交于盟会；《葵丘》如会，不至而还。晋以不义，得国方新，歉歉乎惧人之有辞于己也，是以阻居深山，戎狄与邻，礼乐之事，曾无闻焉。至于重耳之霸，而后改物，遂能驾楚，世主夏盟。然重耳复国之初，《经》犹未之录也。僖二十五年“晋侯朝于王城”，无以异乎朝王所也。晋围许原，无以异乎遂围许也：皆不得见于《经》。重耳入国虽正，未受天子之命，亦

犹武公耳。故僖公二十七年以前，晋事不著乎《春秋

者，圣人扶人纪、存纲常之法也。二十八年以后，晋事

详列于经者，圣人忧中国、录霸功之例也。

序郑世纪

观《春秋》之世变，于郑盖可睹矣。郑之为国，迩于周圻，而介乎齐晋之间。方其初也，一举动而系王朝之轻重；及其后也，一向背而关夷夏之盛衰。郑盖春秋要领之国，然郑在隐、桓之《春秋》，王室之罪人也；在庄、僖以后之《春秋》，霸者之罪人也；在襄、昭以后之《春秋》，当时诸侯之罪人也。观周公桓言于王，有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王子朝告于诸侯之辞。亦曰惠、襄之难，则有晋、郑咸出不端，郑疑未有罪于王室也。然由君子论之，夹辅之绩，不足以赎交恶之诛；绥定之劳，不足以掩敌战之恶。况入春秋以来，未有言克其弟者，而克段之举，始冒《周官》贼亲之刑；未有言伐人国者，而伐卫之师，始蹈敌国相征之禁；未有言“归人邑”者，而归祊之谋，始犯诸侯专地之戒。当是之时，列国兵事多未曾见，庄公以诡谲之雄，日争寻常，以尽其民，盖未足论也。而灭天伦隳王法之大者，皆昉于郑焉。以先王之礼考，郑，岂非王室之罪人欤？庄、僖之后，王政既微矣，坚事霸主以蕃王室，是犹愈于事楚也。而郑之君臣念不及是，借曰泓不振旅，是宋襄之所以失；郑邲不复从，是晋景之所以不克争郑棐林之役，伐而不从，犹曰“晋实不竞”；鄢陵之役，胜而不复，犹曰 “晋实不德。”而盟幽未几，亟有郑詹之执；会召陵既退，尚廑新城之围，是何耶？又况战城濮之明年，遂敢于背翟泉之盟，城虎牢之十载，始黾勉听命于萧鱼之集。以为晋、楚之间，强令是从，则文公一战之威，非楚匹矣；以为晋、楚无德，求者是与，则悼公五会之信，非楚敌矣。郑何难于背楚，何易于弃晋？若是耶？是则从楚者，郑之欲也。昔成王命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王命文侯曰：“与郑夹辅周室，毋替王命。”以先王之训律之，郑又岂非霸者之罪人乎？然襄、昭以后，宋盟申会诸侯，属于晋、楚者二十馀年，自是晋、楚俱弱，无复力争之事矣。郑宜有以立国而附齐、卫，抗晋、宋，终岁勤动，迄无所成。考其一国之政，乃冥冥转移于七穆之手。盖子驷之专移之于子、孔；子孔诛则移之于伯有；伯有诛则移之于子晳。櫜甲以争室之不暇问，矫盟以专伐而不能禁，非子产补弊，支倾任忠力毙强侈，以救郑之亟亡，不待数世之后矣。末年宋公子地之叛，而大夫为“老丘”之役以奖地；晋范鞅之乱，而大夫为铁之役以助鞅。是举郑国之政，为大夫之所专制，郑盖相视而莫相救也。然诸侯无专杀，而杀有罪者予之；诸侯无外讨，而讨有罪者善之。绳以《春秋》之法，则郑又岂非当时诸侯之罪人欤？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郑，君臣上下相与谋其国者，始于上陵，中于下抗，终于背华即夷，无一可以为保民长世之道者，欲后亡得乎？抑尝观之，《诗，郑风》二十有一篇，《清人》而下五诗，皆刺其不能远小人而用忠贤；《鸡鸣》而下七诗，皆刺其失婚姻之道，无家室之节。夫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郑胥有之矣。罕浑曰： “郑先卫亡，偪而无法。”以《经》考之，郑之先亡，岂真无法之罪哉！

序滕世纪

滕，地不大于邾、莒，民不众于纪、薛，而以文、昭之懿戚，受侯爵之显封。当隐、桓之《春秋》，尝以侯书于经矣，然其始称爵而没其名，其后称名而贬其爵，是果何耶？夫宿男不名，以为微之；杞侯贬爵，以为夷之。《春秋》之所以不足于滕者，必有意也。滕事不详于《经》，其本末可考者，才王君尔，其与诸侯之睦，事霸主之谨，犹可概见也。何谓与诸侯之睦？《春秋》未有书“国君会葬他国”者，而书滕之会于鲁者二；未有书“国君朝于小邦” 者，而书滕之朝于鲁者五。自曹、莒、邢、邾之小国，其争城争地皆尝从事于干戈之衅，而二百馀年间滕独无称兵修怨之事，其与诸侯可谓睦矣。何谓事霸主之谨？方齐桓之霸，滕之会盟者一；宋襄之霸；滕之从伐者一，晋文之霸。迄于灵、成之世，滕不一列于会，意其国小而偪，犹未能数从诸侯之事也。自景、厉以后，凡晋之合诸侯，一则曰“滕之大夫皆会。”故文之会晋者一，成之会晋者十六，悼之会晋者三，顷之会晋者一。自陈、许、蔡、郑之大国，其一从一违，往往未能一意于中国之好，而六七十年间滕独无盟之不与，无会之不从，则其于事霸可谓谨矣。《春秋》恶争斗，重辑睦，而滕之无争于诸侯，无违于霸主，宜未得罪于《春秋》也。而《春秋》之不足于滕，果何意耶？以其国之亟亡耶？滕之偪于宋，畏于齐、楚，其不能国，亦势使然也。宋襄之执滕，曰“讨其不服宋也”；宋文之围滕，曰“讨其不事宋也。”滕诚有罪矣，不省其德而执其君，不矜其祸而围其国，不几乎无道行之乎？至于宋之盟，叔孙以为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几以为滕、宋役也，非其偪于宋者。然欤异时滕文公曰：“滕，小国也，事齐乎？事楚乎？” 故尝以之楚而过宋，则不惟畏宋而又畏楚；尝以闻薛筑而恐于齐，则不惟畏楚而亦畏齐。是不特文之世为然耳。自戚之会，七国皆在，而滕之不至，曰“以齐故也”；申之会，四国不来，而滕之不敢不至，曰“以楚所及也。”非其畏于齐、楚者然欤？然则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滕之亟亡，非滕之罪也。然滕之亟亡，则亦有其故矣。盖滕，文王之子孙，与鲁、卫兄弟也。故家遗俗，流风善政，宁无一二之仅存，可“以保国而持其世哉？”今观浑罕之言，乃以滕之先亡，亦出于偪而无礼。滕之弊政，虽不可详，然自《春秋》之初，于鲁旅见，而典礼之已紊；与薛争长，而班爵之已隳；丧纪之莫行，经界之不正，循习僻陋，是不一世，则典章文物之废坏，其来久矣。是以国君无名，用狄道也；会朝称子，用夷礼也。凡先世之馀泽，一切沦胥而不可以复见，则滕果何所恃以立国乎？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于数大国之间，而无礼以固其国，至于速亡，是《春秋》之不足于滕也，宜哉！

序邢世纪

吾观于邢，而后知亡国之自取也。夫邢，周公之后，尝为狄所灭矣。齐伯城邢，而《春秋》大之，则邢，卫之宗也。而卫文灭邢，《春秋》宜如何而恶之？经书“卫侯毁灭邢”，卫之罪著矣。虽然，列国之事，灭人者罪易见，见灭者罪难知。《春秋》之法，端本而后治末，正己而后责人，则书邢之见灭于卫，邢独无罪乎？观《春秋》书邢之本末，而求邢之所以亡，则罪之在卫者三。在邢者五，不可不察也。何谓卫之罪？怀怨以谋人国，罪之一；伐本以灭同姓，罪之二；文公称有道之君，而先为故杀国子，挟诈以掩人之不疑，罪之三。此罪之在卫者也。何谓邢之罪？邢方无道，卫有令政，以邢伐卫，是不度德也。邢蕞尔国，而卫为大，邢之盟实为主乎？伐卫是不量力矣。卫以文昭之亲，邢则兄弟之邦，不知比卫而始寻师以修怨，是不亲亲矣。伐齐之役，实始于宋，释甗之憾，宜不在卫，而乃舍宋以治卫，是不察有罪矣。是虽均之为罪，然豺狼之人，非我族类，忘其世仇而同之以伐国，悖理灭义，所以深卫之忿而速邢之亡，则罪之尤大者欤！观罪之在邢者如此，则卫之灭邢，岂直卫侯之罪哉？《诗》云：“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民胥然矣。”邢之伐卫，其为反也，不亦甚乎？卫之灭邢，其为然也，不亦宜乎？是圣人所以书邢之意。

序同姓微国纪

周家封国八百，同姓五十。逮乎《春秋》之始，才二百四十年尔，而周之子孙抑何其甚微耶？小国弱兵，介乎强国之间，仅若黑子之著面，而地大民众，以临蕞尔之国，奚啻瘠牛之偾豚。故郜畏鲁众，齐迫燕弱，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皆兼之。然则周之子孙乌得不日失其序乎？呜呼！齐、楚之人，狡然思启封疆，至于芟夷并吞，固无足怪，而同姓大国恃其强力，亦往往自寻斧于本支，何耶？吾观先王之时，大比小，强比弱，同姓无甚强大之国也，宜若不足恃，而脉络联附，垂五六百年而未亡。春秋以后，小并于大，弱并于强，同姓无甚弱小之国矣，宜可以久立，而卒之肱髀分披，不能一二百年，而天下无复，周之子孙终至于此，则知先王大封同姓之意，小大相维之制，所以为保民长世之道，岂可诬哉！岂可废哉！

序陈世纪

《春秋》诸侯迫于从楚者，陈、蔡一也。《春秋》书蔡事为特略，其始末可见者六君，陈十二公悉著于册，稽其后事，视蔡尤详焉。圣人不少假借于宗盟之长，而独未深贬绝于胡公之陈，是何耶？陈国于荆河之地，实迩强楚而远齐、晋，其污于荆蛮，或者非其得已也。试考之经，共、灵以前，陈之事中国者十九；成、哀以后，陈之从中国者十一。陈之坚于事楚，大抵不得不畏楚。中国之易于失陈，亦往往自有不能以有陈尔。何者？陈在《春秋》之始，从王伐郑，犹修勤王之职；盟折会稷，犹与诸侯玉帛之好；伐卫伐郑，犹偕诸侯兵车之会。至齐桓之霸，由盟幽以及会淮，其从齐者九；晋文之霸，自践土以至翟泉，其会晋者三。涛涂虽执，而首止之盟犹列陈侯。稷公虽卒，而温之会犹列陈子。由。宋襄之暴，陈始从楚而会盂之后遂屡动楚人之兵。晋灵之懦，陈再与楚，而棐林之后，始洊勤晋人之讨。非共、灵以前，陈之事中国者常十九欤。自少西之难，晋不讨罪，楚遂得以专。辰陵之歃邲之役，晋不振旅，宋、鲁不得以实清丘之言，于是陈始一意向楚矣。蜀之役借曰窃盟，而鸡泽之集，奚复后会？乃至会戚以戍陈，固悼公之勤陈也；以会城隶以谋陈，又悼公之勤陈也。而围顿之师，虽尝勇于从晋，而逃鄬之行，乃寻决于与楚，何耶？异时归黄于陈，惟曰楚故戮二庆于陈，亦惟曰楚故招之；放过之诛，亦惟曰楚故伐郑、伐吴，惟楚是赞；会申、会虢，惟楚是从。甚而陈之灭，陈之封，亦惟楚命是听，盖无异楚之鄙邑矣。末年，夫差争霸陈不从楚，则又移于从吴。终《春秋》一世，独召陵一会暂从于晋，他无闻焉。非成、哀以后，陈之从中国者常十一欤。然楚之争陈之迹，曾不概见于齐、晋方盛之时，而陈之从楚之事，乃亹亹相继于楚、晋争衡之日，则亦可以求其故矣。大扺中国之不抗于楚，其说常有二焉：志怠者不能为，力弱者不敢为。吾观范宣子之言曰：楚人改行而疾讨陈，陈近于楚，民朝夕急，能无往乎？于是不复有事于陈。夫晋君方明，六卿无缺，不能张其威以治楚而安干弃陈晋，怠孰甚乎？中行穆子曰：“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是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矣，于是始欲舍陈而救蔡。夫偃师蒙祸，国内无讨，不能明大义以怀陈，而其馀不敢抗楚，晋弱孰甚焉！由是观之，陈之不得以不畏楚，往往亦中国之自不能以有陈也明矣。是则陈以神眀之后为周建国，污于蛮荆，亦可以察其情也。兹《春秋》所以书陈之事，犹异于蔡，而不至于甚略之欤。虽然，陈之所以自立其国者，果何如也？夫礼义苟明，国不畏偪，陈之弊政见于经者不一，而《诗》之所载，尤深切著明焉。盖《陈风》九诗，言君臣上下之淫乱者也。以蕞尔之陈，在荆楚之宇下，立国如此，果何怪其奔走于强令，而不自知由夏即夷之为耻哉！曹滕畏齐、楚，而孟子告以为善。蔡偪于楚，卫偪于晋，曹、滕偪于宋，而罕浑皆归咎其无礼。使陈人不失其治国之道，而无根本先拨之意，则国无不可易也。荆楚虽大，何畏乎？

序杞世纪

《春秋》之法，贵中国而严夷夏之防，所以辨内外，正名实也。吴以泰伯之后，或贬而称国；楚以熊绎之后，或黜而书州；晋，武穆也，而或挈晋；郑，厉昭也，而或挈郑；凡以狄之尔。杞先代之后，而即于夷，岂非东周所甚贬欤？然考之《经》，杞之书，子者二，侯者三，人者五，伯者二十八，笔削褒贬，若无一定之法，何也？以为时主之所予夺欤？则是征伐礼乐犹出于天子，而不为东周矣。以为因《鲁史》之记，无所增损欤？则是进退赏罚无假于圣人，而习读闻传者无所是正矣。圣人之且进且绌者，岂无意耶？观杞之为国，偪于莒，困于夷，自桓公以前独与鲁好，孝公以后始从晋役，亦谚所谓“蕞尔国”也。何则？春秋之初，牟娄之取，见陵于莒，而曲池之争，借助于鲁。夫伐而不敢怨，乃求好焉，是其偪于莒可知也。《咸》之会，诸侯尽行，为谋杞，故缘陵之城，诸侯离至，亦为谋杞，故凡以淮夷之病杞而谋之，则其国困于夷可知也。一入于鲁而困以求成，再朝于会而继以蒙讨，君之朝者六，子之朝者一，姻娅之好相接于再世，赴告之礼不替于七君。盖后乎桓公，则无是也。乃若晋，自文公之霸，犹未尝勤杞于一役，景公之霸，亦仅能致杞于三会。而悼公以后，从于盟者八，从于会者十有五。鄫之次，遂能举偏师以廑伯，成周之役，遂能偕列国以奖王。盖前乎孝公，亦未易定也。考其与四国离合之故，虽未免于畏偪，而周旋于邻好，奔“走于霸令，犹未至得罪于中国，是圣人所为，不尽贬于杞欤？”曰：“非也。杞，先代之后，而即东夷，文献之不足征，圣人实深惜之。当春秋之季，微之小邾，犹能诵成王之《雅》；夷之为郯，尚能辨云鸟之官。宋，先王之后，宾祭之礼，未至遽亡。鲁，周公之子，《易》象《春秋》，卓有可见。杞亦先代之嗣，耆老之贤，文物典章”之懿，抑亦尝有一二之足征者乎？《左氏》曰：“杞用夷礼”，盖其习夷久矣。试观诸经，自庄僖以来，会于洮而室家之礼废，朝其子而朝廷之礼紊，求妇于鲁，婚礼失矣，逆丧于鲁，丧礼舛矣。先代旧章，无一献可考，犹谓国有人乎《春秋》不贬之，则非法也，不可以不贬，遽起而绝之，则为先代之后不忍绝也。故书“侯”、书“伯”、书“子”、书“人”，因其善恶而著之。《春秋》之法行，圣人之情见矣。不然，杞自绝于中国，《春秋》曷为不直绝之，而且进且绌哉？

序宋世纪

宋，先代之后也，《春秋》书宋之事，常多假借之文，若外灾不书而宋独书，外异不记而宋独记，“凡”以异之也。列国会盟，自陈以舜后而尝后于蔡；杞以夏馀而曾不先于邾，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独宋尝书“公”，以别于诸侯上，其尊之也亦至矣。《春秋》所以拳拳于宋者，果何意哉？以为圣人之后欤？则《春秋》非一家之史，不宜独私宋也。以宋爵诸侯之尊欤？则州公、郭公皆得称 “公”，并不宜独与宋也。然则谓其封壤之大，有加于列国欤？则地仅比于鲁、卫，民不亢于齐、晋。谓其兵争之少，无得罪于诸侯欤？则仇卫敌鲁，抗齐陵郑，治滕虐曹，干戈之事，殆无异于他国。意其有贤君之多能，不替其先代立国之意欤？则废居正之义，启争国之谋，基宋之祸者，穆也。以除害而恶郑，以阻兵而党卫，成穆之乱者，殇也。挟同恶以成稷之会，志渎货以启郑之战，踵殇之覆辙者，庄也。纳朔以抗王人之命，党齐以稔善邻之仇，履殇之危祸者，闵也。会北杏以倡从齐之谋，遇梁丘以固辅齐之好，无役不从，无盟不在，此桓之仅以称贤也。至襄公图霸不终，其事浅矣。成公从霸之善，不足以盖即楚之非；昭公去公室之恶，适足以稔坚冰之衅；文公固国人以有宋，虽与晋三盟，而犹不忘从楚之好；共公从列国以盟楚，虽与晋四会，而犹不能弭其驾宋之锋；平公不能强公室，故鱼氏始祸，自彭城也。元公不能制其大夫，故华、向兆乱，由南里也。景公不能窒其私宠，故向、魋启衅入于萧也。反复十二君之行事，亦未有可称，而《春秋》所为拳拳于宋者，岂无意乎？盖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考之《春秋》，未尽忘也。然仅有之善，旋亦失之。何则？春秋之季，不令之臣专禄周旋，何国蔑有，而一时诸侯犹曰“于宋乎观礼也。”御说之贤，稔于邻国之闻；向戍之良，卓为诸侯之选；孔父之义，子哀之请，屹然衰世之俗，皆有以取贵乎《春秋》，则其人物之著见，亦庶几无忝于前哲之旧。谓其风声气习，泯无可称，固不可也。然自司马不能胜子弟之谗，右师不能明君臣之训，人才之贤，无复齿霸。异时六礼之献，委于荆楚，百牢之饩，屈于强吴，则典章亦紊，宁复古常？甚至大心不输王粟，仲几不受晋功，则宋人之故为诸臣者尽忘之矣。彼在当时之诸侯犹类也；曰宋，殷之后也；曰“宋，周之客也。”吁！宋之为宋，文献之存者，能几何哉！虽然，《春秋》之所为拳拳于宋者，必有意也。尝即《商颂》之序而考之，盖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亦既久矣。圣人删《诗》，收拾散亡之后，而犹必存其颂声于《三百五篇》之末，果何说也？思昔成王建微子于上公以尹东夏，而命之以《书》，一则曰“崇德象贤”也，二则曰“率由典章”也，其崇先代之统，重三恪之宾，意如此其厚也。宋之子孙能修其礼物，以率先王之旧，则成汤、武丁之泽，岂遽至于冥然而不继欤？一代文献之美，岂至于荡然而无足观哉？先儒论圣人存《商颂》之意，以为著三统之相承，明王泽之当续，是则《春秋》拳拳尊宋之意。不然，文献不足，夫子尝叹之矣，于宋何取乎？

序齐世纪

齐太师之后，受地于王，方五百里者，东方之国莫大焉，桓公事已详《伯纪》矣。前乎桓公，则僖公有兴霸之志而未成；后乎桓公，则景公有嗣伯之图而不遂。僖公之初，号，东州之小霸，未有参盟者，而僖公参盟于瓦屋；未有胥命者，而僖公胥命于蒲，诸侯稍稍宗向之矣。桓之九合，是亦僖公积累之势而强于为善。规模之成，则非僖公前日比也。桓公之业，虽隳乎孝公，而齐之为国，终春秋之世，常为诸侯之雄。灵公以来，怙其强大，颇为夏盟之梗。虽以晋悼盛时，会同之间，皆以大夫世子，而齐君不出，骎骎有逼，晋霸之渐，景公继之，嗣伯之图，迄无所成，反基削弱，何哉？尝以齐国颠末之事考之，景公亲踵庄公之难，坚冰已形，玩忽不戒，失于改物，袭其厉阶，授政强家，卒之至《姜》弱昌，国遂随之，然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春秋》端本澄源之法，固不专咎末流也。使齐之政权不下，则国岂易量哉！石门之败，奸轨相寻；高唐之请，封殖益厚。至于南郊谋迄，遂始基祸；舒州之事，常继稔乱，齐欲不为陈氏，不可得也。是齐之微实生于大夫之专，然使人心未移，则虽授陈氏以柄，其敢居哉！而齐自叔季以来，山泽之利尽守于国，偪介之关暴征于民，于是陈氏遂得以私售其濡沫之惠，公族之无邑者尽反之，负约之无粟者尽予之，陈氏欲无得民，亦不可得矣。是大夫之专，实生于人心之去，然使齐之礼义素明，虽陈氏子孙日以厚利诱民，民心岂易摇哉！而齐之家法，并妻匹嫡，已无以示诒谋之“训；反玷塞门，已有以开僭上之源。”惠、顷之世，私家已强，崔、庆之乱，不能正之于先；栾、高之乱，不能正之于后。是以景公象之内嬖孽子，以启适庶之争；外助强家，以紊君臣之义。为齐之民，不复知有是非顺逆之理，尊卑上下之分，欲其不歌舞于陈氏之施，抑不可得矣。是人心之去，又生于礼义之不明。虽然，礼义由贤者出，使齐君出得贤者而用之，必能为国以礼，明民以义，人心岂至陷溺之深，而为此非礼非义之举哉！而齐自惠、顷以来，任用益舛，《灵公》之政，移于〈阙二字〉庄公之权，委于贾举、州绰。驯至景公之时，庆父方去，高止复专，独一《晏子》之贤，周旋于陈、鲍、栾、高之间，逆知陈氏之患而不得去，虽正言于燕闲之倾，窃叹于食享之私，力不能为，则终于纳政与邑不出而已。然则欲礼义著明而人心不失其正，抑不可得矣。是礼义之不明，又出于仁贤之见弃，反复至是，亡齐者岂必陈氏哉？齐之为国，亦足以自亡矣。

序许世纪

许，在《春秋》不得为微国也。《春秋》书楚之事甚略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许男卒葬，才七见于经，大夫名氏，曾不一著于册。凡记许之事，自非从齐、晋、宋、楚之役，则蒙晋、楚、齐、郑之兵，其他特书者，盖无几也。《春秋》所为略于许，何哉？《春秋》列国，久于从楚者，莫许若也。盖自齐桓会怀以后，一于向楚，凡百六十年之间，与晋者才一二役，夷考其事，许之为国，终始实偪于郑。齐霸未衰，许常从齐；晋霸方竞，许常贰晋。然当其从齐也，楚常不得以急许，而许犹以无恐于郑。及其贰晋也，晋虽或无力以得许，而许亦未尝得帖然以从楚。是何为耶？且许之始亡也，曰齐侯、郑伯入许；许之后亡也，曰“郑游速帅师灭许。”是许之始终见偪于郑可知也。然自郑庄公入许而不有其地，分许而不废其祀，信有大造于许矣。未几争郑之事，突于葱实，而定许之计，成于齐鲁。许庄遂因乱以入许，宜郑之日有事于许也。而自齐桓既霸，许七从于会盟，三从于征伐，虽面缚御璧之谋，忍决于楚人围许之馀，而衣裳兵车之会，宁不替于诸侯？救许之后，郑人仅能一致，浅事之侵，盖未病也。岂非许方秉义于从齐，郑亦不得有辞于讨许欤？齐霸既微，宋事抑浅，伐郑会盂，且服且贰，不足论矣。晋以文、襄之盛，犹不能致许于会盟。自时厥后，伐郑围秦，惟曰“从楚”；伐吴灭赖，惟曰“从楚。”阳桥之师，为大夫右；孟诸之至，为诸侯先。凡楚人有事于中华，惟许是摄是赞，宜许之可以固事楚，而无虞于他国也。然自晋文尝围以诸侯，襄公继以三国，悼有荀罃之伐，平有荀偃之侵，犹曰“霸讨也。”以区区之郑而伐以去疾，又伐以公子喜，既伐之，又围之，使许人一迁于叶，再迁于夷，又迁于白羽，又迁于容城，虽为之讼于楚，请于楚，至于其君不反于楚，而郑不止也，是何仇许之深耶？岂非弃夏从楚，非所以即安，而以外谋内，虽楚亦未易以逞欲。欤反复许之颠末，则其从齐也，可以无恐于郑，背晋也，而不得以久安于楚，亦明甚矣。呜呼！许，太岳之嗣，周之封国也。使许不忘郑之大德，毋荒弃先王建诸侯设屏之意，以辅翼王室，何恶乎郑，何畏“乎楚哉？”而反是也，宜《春秋》之甚略之也。

序莒世纪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经，书“莒子”者五，书莒大夫者四。莒之始末不详于经，何耶？原莒亦列国，《春秋》曷为略之？外之也。曷为外之？以莒自外，故外之也。且莒之为国，偪于齐最甚，虽尝与鲁事晋，亦皆视齐以重轻。盖齐国于琅邪，莒国于城阳，观齐之疆土，有所谓“莒之北”，有所谓“莒之旁”，则封壤相错可知也。考之《经》，齐之袭莒者一，伐莒者二。密州之变，去疾以齐入，展与以齐出。意恢之乱，郊公以齐出，庚与以齐入。异时废置之权，宋不得以行于郑，鲁不得行于邾，齐独得而擅之，莒为齐之弱久矣，乃若鲁最邻于莒者也。入于《春秋》，莒常有接鲁之文，密之盟，浮来之盟，曲池之会，洮、向之会，是莒、鲁之为好也。郦之败，蚡泉之败，向郓之败，牟娄防兹之败，是莒、鲁之为争也。然归父伐莒，则齐、鲁亲也，婴齐如莒，则齐、鲁仇也。鲁襄恃晋，莒伐鄫祀；齐顷服晋，鲁修向盟，则莒之于鲁，一离一合，未尝不以齐，故晋最强而远于莒也。前乎文、襄，莒虽未始有从晋之“事，自文之霸，与会者二，至景之霸，与会者亦二，悼、平之霸而”会者二十，昭、定之霸而会者各一。然马陵同盟，则齐服晋也；祝柯同盟，则齐服晋也；齐逃溴梁，莒为晋执，齐围桃防，莒蒙晋伐，则莒之于晋，一从一违，亦未尝不以齐。故晋大而远于莒，鲁近而弱于晋，独齐邻于莒，而其强十百焉。故其畏齐特甚，亦其势然也。其他或见伐于舒，见入于楚，与杞有争，与郯有怨，与鄫有恶，往往视其强弱以为胜负。大抵春秋之时为弱小之国，进退去就，从于强令，与夫众暴寡大，陵小狃于常习，皆无足怪。而莒之所以为夷者，正不在是也。秦之为狄，始于战殽；郑之为狄，始于伐许。莒之为夷必有其故矣。莒之弊政，见于《经》者甚寡，然尝考之，入《春秋》之始，未有书诸侯相伐取地者，相伐取地之事亦自莒始。以蕞尔之莒怙其强暴，稔寻常之争，逞尺寸之憾，皆王法所必诛者。《春秋》托始于鲁隐，数简之中，累书“莒人不杀”，莒之为夷，其昉于是乎？终春秋之世，国君鲜有不称谥者，莒独不称谥，大夫鲜有不书名氏者，莒独不书名氏，国君无书朝，大夫无书聘者，是其国无君臣之礼，无上下之节，无名号贵贱之等，无文物施报之容。其君凡五见经，而毙于乱者二，大夫凡五见经，而奔于乱者二，诛于乱者一。是又其君臣上下之际无复分义之相保，其有不胥以灭亡者哉？《春秋》之外之宜也。呜呼！《春秋》进荆人，重吴子，不轻于绝之如此，使莒不自外，《春秋》容得而略之乎？

序薛世纪

昔先王之制国，大者百里，小者不能以五十为之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焉，虽班爵不同，而考礼、正刑，修德以尊天子，其贵一也。薛，诸任之国，自奚仲为夏车正而迁于邳，仲虺为汤左相而居于薛，盖先代封爵之馀也。《春秋》之初，称侯以朝鲁，《春秋》之中，尝称伯以会晋，其不得为微国明矣。然自来鲁之后凡百二十二年，薛君、大夫无见于《经》者。自盟蜀之后，又百一十年间，非从晋于盟会，而薛事之特见于《经》者，才一二尔，岂非其国寡弱，不足以自通于诸侯欤？盖尝考之齐桓主盟诸侯官受方物；晋世代霸，列国听政以受聘之数，于是政令不常，贡赋无定。迄乎《春秋》之终，不惟小侯弱邦率以为病，而大国亦不胜其困矣。故鲁人会戚，求属鄫也；齐人盟宋，请属邾也。至于成周之役，宋遂傲然欲以二小国为役，而绝薛于周。吁！先王建国，同于藩屏王室，而宋之为役，尚何以为诸侯乎？不特此耳，观晋悼始会，薛实不来，曰“以齐故。”及崔杼既来，薛大夫亦会，则又以晋故。异时尝从楚，又以薛适楚，则又不能不惟楚令之听也。以蕞尔之国，尝役于宋矣，又逼之以齐，临之以晋楚，若何而国哉？吾观薛宰之言，板连反复，首举践土之载书以为言，而仲几亦曰：践土固然。考之践土之盟，薛子在诸侯之后，意者文公虽复诸侯之职，而不必尽勤小国于会，是时晋之从令者新，亦卒莫能道文襄之故以复薛之旧者。吁！先王制诸侯、建方伯之意微矣，崇明祀、保小寡之义隐矣，惜哉！

序邾世纪

邾？其犹有圣人之泽欤？春秋之初，克之未命，犹以字称，克之既卒，始以子录，其得齿于列国者。最后鄫子见戕，须句蒙取，而威虐是肆，庶其窃邑。黑弓专地，而奸轨内讧。会盟属齐，厚敛私吴，君为晋俘，国习卫讨，宋垒在郊。我兵狎鄙，而强大外陵，藐然之邾，亦几于无足称者矣。然君子所为，犹有取于邾者，岂谓是欤？考之经二百馀年间，小国之睦于交邻，谨于事霸，最为有常者，莫邾君若也。其君臣之贤，多足称纪，而守义秉礼之风，类非当时大国之所可及。吁！亦有所自来矣。且我自桓公之世，邾称人以朝之者一；宣公以来，邾称子以朝者六，会公者一，奔丧者一。自其他近鲁之小国，虽时有好鲁之事，盖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交邻之睦欤？齐桓之霸，首从北杏之会；宋襄之霸，亦与曹南之盟。晋文之霸，亟听于温之役。定公之会晋者十一，宣公之会晋者十七，庄公之会晋者一，自其他畏晋小国，虽鲜有不从晋之事，盖亦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事霸之谨欤？仪父盟蔑之举，首能亲贤以修好，蘧蒢迁绎之谋，不惮亡身以利民，皆卓为贤君，求之当时诸侯，往往佳兵残民，信鲜俪矣。叔术逊国之仁，足以及其子孙；茅夷忧国之义，足以存其宗社：皆卓为贤臣，求之当时列国大夫，莫非徇利背君，抑可谓绝无而仅有矣。孰谓区区之邾谫焉若不足以自存，而君臣上下之间，顾有是耶？异时捷《菑介》晋以求立，郤克以八百乘之众至于城下，邾人以一辞却之。盖昔者宋之得施于郑，戎之得施于曹者，晋曾不得以行之于邾也。楚灵合诸侯于申以称霸，汰心虐焰，震摇中华，宋郑大侯，奔走恐后，邾人亦独晏然恃鲁以不会。盖昔者楚成共所能令于蔡、郑，吴夫差所能令于鲁、卫者，灵王独不能以加之于“邾也。”吁，蕞尔之邾，果何以得此于晋楚耶？庶几守义秉礼之风，亦略可观矣。吁！鲁之击柝闻于邾，其殆密迩洙泗之地，濡染儒《书》之习，有闻周公、仲尼之教而兴起者乎？盖至穆公之时，邹与鲁哄，民不死难，而仁政之言，亲上使民之训，犹得闻于先生大儒之口，则邾之为国，犹未至于空虚也。不然，以微国而介于“齐、晋宋、我”之间，何啻若豕在馁虎之侧，抑何以寿其国，至于久而不倾哉。

序小邾世纪

小邾亦曹姓之国，介在海滨，畏齐事鲁而偪于宋，非一日也。观晋悼之世，小邾不至于会，悼公欲谋之，其大夫曰：“是齐故也。”鲁襄之世，小邾尝至于朝，襄公欲卑之，其大夫曰：“是实不忘鲁好也。”非其畏齐事鲁者欤？鲁庄公十五年，《经》书伐郳者宋人。哀公四年，《经》书 “执小邾子”者，亦宋人。又非其偪于宋者然欤夫以弱国小，众剪然求好于强齐、宋、我之间，常恐不足，亦无可道者明矣。然考之《经》，杞朝而不称侯，以其不共于朝也；介来而不谓朝，以其不能乎朝也。以至滕、薛、邾、莒之侯皆以成国，而骎骎焉日趋于僻陋之域而不自知。《春秋》或自侯而书“伯”、书“子”，或自子而书“人”、书“名”，其不能国亦可知矣。独小邾自郳来之来，其国称卿，则非成国也；其君称名，则未成君也；其朝称“来”，则未成朝也。岂不甚微矣乎！而犁来之后，遂能以礼通于诸侯，从齐桓以尊周室而受附庸之封。鲁僖以后，朝我者四；晋悼以后会晋者二十，执玉端委而周旋于彊邦大侯之间，从事于礼乐文物之盛，是可嘉也已。故尝观我昭公十七年，小邾子来朝。于其燕也，有《菁莪》之赋。叔孙昭子曰：“不可以国，其能久乎？”呜呼！藐然之邾，偪而不倾，与《春秋》终始焉。是岂无所自来欤？

序鄫世纪

鄫之为国，微乎微者也。事之见于《经》无几矣。一朝于鲁，一会于宋，其君见用于邾，其国见偪于莒，而卒灭于莒。孱弱如是，尚能为国乎？虽然，国无小，不可易也。礼义苟明，偪而不倾，鄫之灭亡，谁之咎哉？盖灭人者

罪易见，灭于人者罪难见。使鄫能彊于为善以保其

国，亦何孱弱之有？今考之《经》，鄫之亡，其大罪有二，而

他不与焉。三纲五常建于天地，岂非保身立国之大本欤？徇情弃礼者，杀身之符券；徇情弃义者，亡国之斧斤，断断乎不可诬也。先儒谓鄫子之用于邾，戕于邾，不在乎曹南之后，宋与其臣子之不能捍患也；遇防朝鲁，启乱再世而鄫子已亡矣。鄫国之偪于莒，灭于莒，不在乎会戚之属与鲁邻国之不能救患也，如晋觌巫立所以为后，而鄫国已灭矣。呜呼！身有既亡，国有既灭，而不自知者，其鄫之谓乎！《春秋》本其遇防之祸而直书曰“戕”，备其觌巫之迹而显斥曰“灭”，其垂戒之意远矣。以此防民，后世犹有玩物以丧其身，保字异姓以坠其世者吁！

序纪世纪

纪，为齐弱久矣。亡纪者齐欤纪欤。昔大王居邠，尝偪于狄矣。《绵》之诗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昆夷駾矣。”夫自其迺慰迺止，迺疆迺理，以至于高门有伉，冢土既立，军国之容无不备，然后可以不绝其所愠之夷，亦不废其聘问之礼，以须昆夷之駾。盖寒暑之节，龙蛇之蛰，未有不积而能施，不 “屈而能伸者，此大王所以去邠而基王业。”欤、纪、齐同姓也，而齐欲灭之，此岂一朝一夕之积哉？纪之自为国者，宜何如也？入《春秋》三十三年，而纪侯去国，纪之舛政，不详于《经》，试即其一二事而考之，尚有可论者。盖履、𦈕逆女，秋结莒援，子帛盟密，冬平莒憾，齐、郑合谋，而与鲁会成，邻好是托，鲁公解体而季姜归周，王宠是求，曾是以为谋，谁其过欤？以至齐怒未迨，遽挟郑与鲁以谋齐，齐虽败而怨愈深，岂正辞之义？败齐未也，又偕鲁致齐以盟黄，齐虽盟而祸愈亟，亦岂释怨之方？夫知畏齐而谋国者，是尚为国有人乎？三邑既迁，而纪季入齐，纪侯去国，势宜然也。吁！本支同出，封壤相邻，蓄憾九载，造衅十年，而纪终无以谋其不免也。非特齐能亡纪，纪之为国亦足以自亡矣。故曰 “梁亡自亡也，郑弃其师自弃也，纪侯大去其国自去也”，其与太王去邠之事远矣。然则齐侯无罪乎？齐、纪同姓，而谋纪之国无所不至，其罪不待贬绝而自见也。乃若《春秋》之法，数入书奔，而纪季入齐不书奔，则非叛人。窃地称名，而纪季以酅不称名，则非窃地。经书“纪季以酅入于齐”，是纪祀犹有奉也。异时书“纪季姬归于酅”，是纪侯之室家犹有归也。以《春秋》考之，季则未有罪耳。

序庶爵微国纪

秦穆有言：“德之不建，民之无援。”昔文武之有天下也，选建亲贤大国数十，亦既足以统属人心，绵固国势。其人非周之子孙，其地不足为国之屏翰，先王皆爵列之，此其公天下之心也，岂特以私王室哉？存先代之后，表仁人之庐，皆所谓建德以为民之援，非惟不可废，亦有所不敢废也。春秋诸侯不知有崇明祀、保小寡之义，强弱相并而为盟主，亦不复能与其疆场之事。故自隐、桓以来，鲁入极矣，郑取戴矣，邓畏楚众，齐迫阳小，向蒙莒师，邾践鄅境。终春秋之世，微国困于兵革，所攘之祸殆不胜数，而得周旋于币玉牲犊以从诸侯之后，甚无几焉。吁！亦足以见《周礼》之衰矣。德之不建，民之无援，是以生民不复见德，而干戈之祸，极于战国而后已。悲夫！木之茂也，群动息焉；水之涸也，虽蛙龟不足以自存。方春秋之中世，鲁虽元腆存须句，见王泽之未殄也。至其末也，颛臾在鲁邦域之中，犹且不免见王泽之既竭也。君子于此，亦可以考论世变云。

序楚世纪

楚为夷狄，前乎《春秋》已虑之矣，《诗》之“挞彼荆楚”是也。然《春秋》书法未有爵于楚者，始曰荆，继曰楚，始曰人，继曰“子”，何其进之微而予之不亟耶？春秋之世，夷狄之为中国患者，曰秦、楚、吴、越、戎、狄。戎盛于《春秋》之始，狄盛于《春秋》之中，吴始大于春秋之季，秦直为晋仇，越直为吴抗，其患皆未有若楚之暴且久者。是故《春秋》书楚之法特爵欤然自天下之大势言之，则楚之患其初始于猾夏，其后至于抗衡，又其后遂至于用中夏之柄。由楚一国之势言之，则共、庄以前虽僻在荆蛮，而其国实趋于彊；康、灵以后虽屡抗中华，而其国实趋于弱。究一经之始末，而楚之盛衰大概可见也。盖楚有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有申、吕之田以御乎外，申、息之门以御乎内，有成、庄、共平、康昭为之君，有子文、孙叔、子庚、子木、子荡之徒为之谋其国”，此其所以能世抗齐、晋，而与《春秋》终始欤！尝观楚十三君，其与齐、晋争者非一国；成之世，所争者蔡、郑、宋、曹、卫，而大者则有召陵之盟，泓与城濮之战也；穆、庄之世，所争者独不及曹、卫，而大者则辰陵之盟、邲之战也。共之世，所争者又独不及蔡，而大者则蜀之盟、鄢陵之战、萧鱼之会也。至康尽得诸侯，而遂有宋之盟。至灵几霸诸夏，而遂有申之会。吁！是岂一日之故致哉？盖自齐桓不与楚角，诸侯虽一向一背，而其患止于猾夏。晋文亲与楚敌，后世狃于或胜或负，而其势遂骎骎于抗衡。至晋平，不能与楚抗，而夷夏之势不知其孰轻孰重也，于是楚人遂得以偃然窃用吾中国之柄矣。虽然，武、文以来，楚未抗衡于齐、晋也，其君无日不申训于国，申儆于军，岁饥而振廪，旅至而施惠，大户以行师，量功以用民，而民政举于内，入郑而不以为俘克，陈而不以为县宫，卫有环尹，“若敖有六卒，荆尸而举，右辕以行”，则军政立于外，内选于亲，外选于旧，而贤戚不遗。复黄以劝善，亘午以靖国，而赏罚不失。以区区之荆蛮，至于彊大莫校，亦岂偶然耶？共康以后，楚虽专令于诸侯，而自州来奔命，楚始患乎吴。锺离熸师，吴始易楚。数十年间，楚日不竞，复茄而疆场不安，城养而边鄙无，好迁许而制敌之虑浅，治郏而持世之谋疏。轻师以基亡郢之菑，城邑以堕挑吴之衅。无极好谗，楚人违成；伍员逃死，楚君旰食，薳越出师宋人。〈阙〉战，遂至以堂堂之楚，丧败相寻，亦果曷为而然耶？由始而观之，楚自微而浸大；由终而观之，楚方盛而已微。盖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干纪犯分，固未有能久而不替者，理之常也。虽然，楚本熊绎之后，世为独邦，《春秋》之前既已外之矣，终《春秋》之世，圣人虽屡进之，迄不得与滕、薛之侯例，以爵通于中国，其罪抑安在耶？世窃名号，而“拔本塞源”之罪，盖有不胜诛者。不然楚荆州之国，圣人岂真以其地而外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