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第015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 第十五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十五卷目录

　兵制部汇考一

　　上古〈黄帝一则〉

　　周一〈总〉

戎政典第十五卷

兵制部汇考一

上古

黄帝有熊氏始用干戈以征不享以师兵为营卫

按《史记五帝本纪》：“轩辕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 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 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 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 使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䝙 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 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 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 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 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 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 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 兵为营卫。

周一

周制，天子六军，大司徒率比、闾、族、党、州、乡之属，以旗 致万民，而听命于大司马。大司马定军旅卒伍之制， 以九伐正邦国，起军治，守《春官》典瑞以牙璋发之。 按《书经周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注〉《夏官》卿主戎马之事，掌国征伐，统御六军，平治邦国。平谓强不得陵弱，众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按《诗经小雅·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

〈笺〉《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乱，羡卒尽起。〈正义〉天子六军千乘，今三千乘则十八军矣。所以然者，宣王承厉王之乱，荆蛮内侵，众少则不足以敌之，故羡卒尽起，而有此三千也。《地官小司徒职》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以其馀为羡卒。唯田与追寇竭作起军之法，家出一人，故乡为一军。唯田猎与追寇皆尽行耳。今以敌强，与追寇无异，故羡卒尽起。羡，馀也。以一人为正卒，其馀为羡卒也。若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纵令尽起，唯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盖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三人”者，举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数有改易，六乡之内，不必常有千乘，况羡卒岂能正满二千五百也？当是于时出军之数有三千耳，或出于公邑，不必皆乡遂也。〈朱注〉“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盖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将重车在后，凡百人也。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大全〉安成刘氏曰：“兵车，战斗之车；驾马，所谓小车也；重车，辎重之车；驾牛，所谓大车也。兵车一乘，则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车一乘，则将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朱子曰‘三千’，孔氏以为兼起乡、遂之兵，王氏谓会诸侯之师。此皆以辞害意之过，诗人但极其盛而称之耳。”

《大雅》“笃《公刘》”，其军三单。

〈传〉《三单》相袭也。〈笺〉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国之制，三军以其馀卒为羡。今公刘迁于豳，民始从之，丁夫适满三军之数，单者无羡卒也。〈正义〉重衣谓之袭。“三单相袭”者，谓三行皆单，而相重为军也。此谓发邰在道，及初至之时，以未得安居，虑有寇钞，故三重为军，使强壮在外，所以备御之也。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传》曰：“王者之后称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后，以有大功而改封于邰，明为大国公爵，公刘是其曾孙耳，故知仍为大国，当作三军。《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羡谓家之副丁也。今言其军三单，则是单而无副，故知公刘迁豳，民始从之，其众未多，丁夫适满三单之数，无复羡卒，故称单也。以《周礼》言之，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然则从公刘之迁，其家不满此数，故通取羡卒始满三军也。〈朱注〉《三单》未详。〈大全〉新安王氏曰：“大国三军之法以治兵，彻田什一之法以储粟。周家军制彻法皆起于此。”

《鲁颂閟宫》：“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

〈朱注〉千乘，大国之赋也。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将重车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则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徒，步卒也。三万，举成数也。车千乘，法当用十万人，而为步卒者七万二千人。然大国之赋适满千乘，苟尽用之，是举国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国三军而已。三军为车三百七十五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其为步卒不过二万七千人，举其中而以成数言，故曰“三万”也。〈大全〉三山李氏曰：“按《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则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鲁，地方百里，则无缘有千乘，《司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注《论语》，以为古者井田，方里为井，十井为乘，百里之国，通计万井，则鲁地百里，当有千乘矣，合从包氏说。安成刘氏曰：“《王制》谓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说推之，与《王制》合，是鲁当有百里之土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赋出兵，据《司马法》及《小司徒》之说推之，则成方十里为田，百井，出车一乘，每乘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头，驾重车在后，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为田万井，止出车百乘。积十同为十万井，始得出车千乘。其十万井开方，则方三万一千六百井，馀一万八千亩有奇，为方三百十六里，馀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数曾多不合于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为当从包氏之说。虽与《集传》不合，然朱子注《孟子》“千乘之国”，亦尝以为地方百里，出车千乘矣。华谷严氏曰：“《鲁颂》多夸大之词，曰‘千乘’，曰‘三万’，不必求其数之尽合也。”〈正义〉《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今复其故也。《司马法》：“成方十里，出革车一乘。”计鲁方七百里，为车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然则地虽广大，以千乘为限，故云大国之赋千乘。《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计千乘，有七万五千人，则是六军矣。与下公徒三万数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礼，“天子六军，出自六乡，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乡为一军。此出军之常也。天子六军，既出六乡，则诸侯三军出自三乡。下云“公徒三万”，自谓乡之所出，非此千乘之众也；此云“公车千乘”，自谓计地出兵，非彼三军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数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圣王治国，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军之制。若从王伯之命，则侯国之大小，出三军二军。若其前敌不服，用兵未已，则尽其境内，皆使从军，故复有此计地出军之法，但乡之出军是正，故家出一人，计地所出则非常，故成出一车；以非其常，故优之也。〈笺〉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言“三万”者，举成数也。〈正义〉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皆《夏官》叙文也。举成数者，谓略其七千五百，直言三万耳。如此笺以为僖公当时实有三军矣。答临硕云：“鲁颂公徒言三万”，是三军之大数。又以此为三军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当时从上公之制，备三军之数。此叙云“复周公之宇”，故此笺以三万为三军，言其复古制也。又以凡举大数，皆举所近者，若是三万七千五百人数，可为四万。此颂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应减退其数以为三万，故答临硕谓此为二军，以其不安，故两解之也。

按：《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 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 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订义〉郑康成曰：“此所以劝民使之者，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　吕氏曰：“五家为比，其居甚近，非特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袤，故使之相保。保有二义：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盖兼言。　郑氏曰：“闾二十五家，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托也。”　郑康成曰：“族是百家。”　陈君举曰：“百家之中不幸有死者，相与办其葬事，不使五家与二十五家供之者，以百家，然后众轻易举也。”　吕氏曰：“族独以四为数，欲凑成百人故也。”　郑康成曰：“党五百家。救，救凶灾也。”　陈君举曰：“大利害、大患难，非百家所可御，必五百家，然后足以相救。”　郑康成曰：“州二千五百家，赒，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　陈君举曰：“水旱凶荒，欲以相赒，又非五百家所能办”，惟二千五百家，则其地必阔，必无皆水皆旱之理，庶几有无可以相通。　郑康成曰：“乡万二千五百家宾，宾客其贤者。”　郑锷曰：“凡此比、闾、族、党、州、乡之制，载于《地官》，盖王国之六乡，而在近郊百里之内也。平居使之相保相受如此，故有事则用而为《六师余

考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盖合比、闾、族、党之民以为之，而不见其制。今观此文，乃施教法于邦国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乃知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乡之制，合为比、闾、族、党也。盖上言“施法于邦国都鄙” ，下文言“使之” ，又言“令之” ，则所使所令者乃邦国都鄙之君也。以是观之，诸侯之国六乡之制，与王国皆同可知。

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贾氏曰：“凡军旅田猎，所用民徒，先起六乡之众。” 郑康成曰：“旗画熊虎者也。征众，刻日树旗，期民于其下　。” 郑锷曰：“余考周家之制，熊虎为旗。大阅之时，师都载之；治兵之时，军吏载之。盖众之所在，以威为先也。”

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于天 下。

史氏曰：“致民于王门，备不虞也　。” 郑锷曰：“变出于非常，奸雄或将乘之，故致民守于王门。王宫固有宿卫之人，乡遂之众，宜守王门之外　。” 郑康成曰：“节六节，有节乃得行，防奸私也。”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 施舍。”

史氏曰：“国中，王畿也；四郊，畿外也；都鄙，野外也。” 《易氏》曰：“稽国中及四郊、都鄙” 者，举王畿千里言之也；不言六乡、六遂、邦甸者，举上下以见其中　。史氏曰：“夫谓其身，家谓其居。如止知其居，则土著之民在尔，僦寓转移之民何自知之？此夫家所以兼言也　。” 《易氏》曰：“夫谓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廛，举其凡也。家谓上地七人，中” 地六人，下地五人，则其目也　。黄氏曰：“九比，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也。三三比之，故曰九比。” 小司徒专掌比法，盖乡法也，非若野法。八家皆私百亩，其中为公田也。故其职又曰：“及大比，六乡、四郊之吏，考夫屋，以待政令。国中，六乡也；四郊，六乡之馀邑也。六乡，四闾之吏。《司马法》：‘闾方百里三万家，四闾十二万家。六乡为七万五千家，其馀五万五千家为四郊’。” 此亦大约也。乡之民杂，必比而居之者，使各从其类而习其事也。邦国都鄙，皆本司徒乡法以教其所治民，故《小司徒》以九比之法，稽都鄙夫家之数，而邦国则受其比要。内外之势，详略不同。

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 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 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

王昭禹曰：“颁比发者，颁校比之度数也　。” 王氏曰：“登者，上其籍也　。” 贾氏曰：“车谓革车及大车，辇人挽行　。” 易氏曰：“六畜以备公家之用，车辇以待师田之役，亦且登之以籍，而辨其可用之物，入其数则众寡、六畜、车辇，皆有一定之数　。” 又曰：“施政教，则据其数而举饮射之类；行征令，则据其数而起师田之类。”

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

郑氏曰：“《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

刘执中曰：“三年则大比，谓简去其老疾，不任役。”

者，补其阙落“不成伍者”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 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易氏曰：“会，聚也。小司徒以军制聚万民，自伍两以至军师咸在焉。独言会万民之卒伍者，先王之军制，调兵必五数，出兵必百数。不五数不足以调兵，故积数起于五人之伍；不百数不足以出兵，故积数起于百人之卒。以百人之卒成一小阵，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阵，二千五百人之师成一大阵，万二千五百人之军成五大阵　。” 郑康成曰：“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　。” 郑锷曰：“五家之比即五人之伍，五比之闾即五伍之两，四闾之族即四两之卒，五族之党即五卒之旅，五党之州即五旅之师，五州之乡即五师之军也。” 万二千五百人为乡，合之以为一军。王之六军，出于六乡，举一军之制则六军之制皆可得而知　。郑锷曰：“说者谓五人为伍，则左右前后四人，而一人居其中，伍则二十五人矣。两两相比则谓之两，二十五人纵横皆五，何以谓之两耶？盖自二十五人而四之以为卒，则横纵皆两矣。唯卒之横纵皆两” 也，其法起于五人之伍，故以两名之　。李景齐曰：“天子曰万乘，诸侯曰千乘。天子六军，大国不过三军。” 此定制也。然尝考《司徒》卒伍之制，而约之以《司马法》，不能无疑。《司马法》曰：“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是则一乘者七十五人之所容也。约而计之，兵车一乘则三两。

“之数，四乘则三卒之数，百乘则三师之所舍，五百乘则三军之所合，积而至于千乘则六军聚焉” ，是则六军之数，适足以容千乘。以天子之六军言之，则不足于万乘；以诸侯之千乘言之，则不应有六军。是何也？《大扺》悉天子之畿内以为军，则足以容万乘，而所谓六军者，特寓于六乡，乃天子宿卫之兵尔；其馀六遂都鄙之兵盖不与焉。悉诸侯之国以为军，则大国有千乘，而所谓不过三军者，仅止于五百乘耳，非其不足于千乘也。亦可以天子宿卫之兵数约之，此周人居重驭轻之法。唐人府卫，君子谓其得乡遂之遗者，盖出此　。陈君举曰：“军旅之法，立于伍，成于卒，五夫数也。五人为伍，则手足耳目以相及，不” 待徽帜可以别识，不待旌旗可以指挥。五伍为两，则以人为伍，以卒为旅，以旅为师，以师为军，则手足耳目不相及，而徽帜旌旗用焉。故以两为卒，纵横皆两。参两什伍之法定于此，其为军赋因此而已　。朱氏曰：“出军之制，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到第三便著一个四，成一百人。若又是五，则成” 百二十五人，便有奇零不整齐处。

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郑锷曰：“军制已定，则有征伐之时，起之以为军旅，四时之闲，作之使趋田役，有盗之际，比之使作追胥，闲暇之时，令之使出贡赋，无不可也　。” 黄氏曰：“乡之军制，寓于比、闾、族、党、州、乡，故会其卒伍而为伍，两卒旅、师、军，盖常自为六军也。用之于起军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贡赋，皆乡法也。军旅曰起，部伍素定，由是而起也。” 《田役》曰作，田竭作，车少人多。役随事多少，车不出，皆临时作之。田虽为六军，盖不止七万五千人矣。追胥亦竭作，当时比之，不使临事纷错也。野皆不如此，不会卒伍。大抵乡车人不相须，其用在人，而或竭作，故会之于卒伍。野车人相得，其用在车，无竭作之事，故合之于五乘。此其所以不同也。六军为车千乘，以《司马法》“三百家共一车” ，约之七万五千家止得车二百五十乘，不能充其赋也。大抵六乡皆守兵，会同征伐，其出甚少，故六军备其人而已。车马之赋，不尽出于民，则以公车充之。校人有马，牛人有牛，皆以共公车、乡赋，闾师征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 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贾氏曰：“均上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给土地，则据土地计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遍知其人数　。” 郑锷曰：“上文于岁时入数、大比受要之后而言，乃会万民之卒伍，则民数既定，然后军法可制也。军法已成，乃言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何耶？盖会万民之卒伍者，所以起军旅也。此言可” 任之人数者，所以作田役也。将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将以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观其所受者上地，则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授以中地，观其所受者中地，则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观其所受者“下地，则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盖因其受地之优劣，足以知其力之有馀不足也。” 说者谓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为三等者，盖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余以为此言六乡受地之法。学礼者见《遂人》颁田里，自“上地夫一廛、田百亩” ，至馀夫亦如之，乃谓六乡受田之法与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殊不知经之所载，自王畿之乡、遂、都、鄙，至于诸侯之邦国，凡授田之法，自有四节。《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此一节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又一节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 此又一节也。《大司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此又一节也。即是四节。考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乡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马》言诸侯国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 ，而继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为都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之制，不与遂同，又不与都鄙《大司马》同，非六乡田制而何？何则？上地当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当食七人，六人，下地当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乡在内，不及十人” 、九人，但家有七人，则授以上地，家有六人，则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则授以

下地，所以然者，将以强内故也。若六遂所授，则不可与乡同，故别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下地，夫一廛，田百亩” ，见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莱五十亩，莱百亩，莱二百亩” ，不与乡同，则以遂地远而瘠，授之莱乃所以饶远而已。又以爵位考之，乡大夫爵与遂大夫同，乡师爵与遂师同，小司徒爵兴，遂人同。遂人掌授遂田，则小司徒掌授乡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则小司徒所言，为六乡授田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则大司徒事，故都鄙之田于大司徒言之；施政职于九畿之外，而令其军赋，则大司马事，故邦国之田于大司马言之。以是观之，谓因中以寄，明上下之义者，妄说也　。吕氏曰：“《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 以小司徒参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马法》之出士徒数，如彼其少。古人用兵，皆为不胜计，以虑败也，故不尽用之，虽败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实数也。自此以后，调发者皆用实数，幸而一胜，不幸而一败，则皆不可救矣。晋作州兵，乃是尽数调发，甚非先王之制。他如鲁成作丘甲，曹操案户籍，得三十万众；苏秦以齐王，临淄之中七万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万。而曹操谓崔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 是皆以实数调发。惟诸葛孔明仅有此意，一蜀之大，其兵多不过十二万。孔明所用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蜀之所以强者，以孔明不尽用之。及蜀之亡，尚有十万二千，数年之闲，所折者不过二万耳。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惟田与追胥竭 作。

陈及之曰：“竭作” ，郑氏谓“尽行” ，非也。田猎所以教民习兵事，则不可不皆教之。及其当田也，今日发某甲，明日发某甸，亦不一时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则不案籍起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 ，若曰尽行，不胜其扰也　。李景齐曰：“因地之上中下以处其民，因民数之多寡以任其力。此周家均民之” 良法。以《司徒》之制约之，三农八家，四十有八，而可任止于二十人者，以一家之中，老幼常居七分之四，少壮常居五分之二也。平居而耕，有故而战者，皆其家之少壮也。曰平居而耕可也，有故而战，而少壮悉任之，则无乃妨农事乎？无乃阙于仰事俯育乎？盖家之可任者，虽或二人，或三人，而凡起役徒无过家一人，则农桑之不废，仰事俯育之无所挠者，以其有羡卒，不之征也。若夫田猎以习战，追胥以捕盗贼，则竭作何也？盖田与追胥其暂耳，则非恶其为尽征也。虽然，《司徒》之制，率三农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而又有羡卒之法，此其用民力至宽也。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则甸六十四井，为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矣。《司马法》则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司徒》通籍民数，如彼其众，而征于《司马》，不能十之一。若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则以甸计之，一井八家，则六十四井，为家五百一十有二，宜士徒滋多也，而仅止于七十五人。民尽可以为兵，而不尽以为兵也，不特是耳，《司马法》又曰：“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百里，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 此百里之成，自甸之外，又加三十六井，宜其所任者益多。而今特三十人，又何耶？籍民以为兵者甚备，而至于征调则不过此耳。然则民之可伍者，不悉以为兵，而隶之以为兵者，比征调则又益损焉，先王之休民力如此。

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赏 罚，诛其犯命者。“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馀子。”

郑氏曰：“大事，戎事，大故灾寇　。” 郑司农曰：“当征召会聚百姓，则小司徒召聚之。馀子，谓羡也。”

《大军旅》，帅其众庶。

郑锷曰：“大军旅，则大司徒以旗致民，小司徒帅其众庶以趋，大司徒之所致。”

《小军旅》巡役，治其政令。

黄氏曰：役，卒役也。《小雅》曰：‘劳还役　’。” 贾氏曰：“小军旅，谓使臣征伐。大军旅，天子亲行；小功役之事，小司徒巡行；若大功役，则大司徒巡行之　。” 郑锷曰：“小军旅之时，人徒虽寡，然战危事也，安得无筑军垒、修城堑之役？宜有政令以齐一之。小司徒巡行其役，而治其政令，则人畏威而趋事，无敢慢矣。” 黄氏曰：“六乡不与于《司马之征发，有王命起之，则小司徒帅而致之司徒。司马调发郊军，则其吏帅之，小司徒巡察之而治其政令　。〈王氏详说〉》曰：“小司徒于大军旅帅众庶，而不言治政令，于小军旅言治政令而不言帅众庶，是众庶之事，小司徒可帅而致于大司徒而不可得而治也，政令之事小。”

《司徒》可用于小军旅，而不可用于大军旅也。

乡师之职，“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 犯命者。”

王昭禹曰：“大军旅、会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輂辇，帅而以至乡师，则正治之而已　。” 贾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军之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于乡　。” 郑锷曰：“不有以正之，则所出者或非其夫家众寡之正数；不有以治之，则所聚者或违乎会同、军旅之戒禁。此乡师平日掌戒令纠禁之职也。” 郑康成曰：“輂，驾马；辇人挽行，所” 以载任器也。止以为蕃营。《司马法》曰：“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 《易氏》曰：“戮则不特诛之而已。” 小司徒之用众庶，遂人之起野役，皆有犯命之诛。而乡师四时之田与此言戮者，军旅会同，事大体重，以肃众志也。

《乡大夫》之职，“国有大故，则令民各守其闾，以待政令， 以旌节辅令，则达之。”

贾氏曰：“大故，谓灾变寇戎之事，警急须人，故乡大夫令州长以下，使民各守其闾　。” 黄氏曰：“征发虽有，号令，无节不达，守法之严如此。乡大夫专行考察行艺，以兴贤能，而令民守闾之事参焉。乡大夫皆卿也，是为军将　。” 郑锷曰：“令出于口，或得以伪为旌节，则有合符之验。《大司徒》所谓‘令无节者不行于天下，则使天下’” 皆不得通。乡大夫所不达者，特乡闾之闲而已。

《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则帅而致之，掌其 戒令与其赏罚。”

郑康成曰：“致之于司徒，掌其戒令赏罚，则是于军因为师帅。”

《族师》“以邦比之法帅四闾之吏，以时属民，而校登其 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 畜、车辇。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 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 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

黄氏曰：“比、闾、党、州皆以五而登，惟闾、四族变其中者，所以为联法也。故五家为比，有联则闾合；四闾为族，有联则党合。如是，则比、闾、族、党无不合者。居则五家为比，十家为联；行则五人为伍，十人为联，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师》曰：‘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人民之什伍’是也。乡、合非野法也。四闾为族，八闾为联，八” 闾二百家。军法虽四而调一，要必以是而起。郑康成注《稍人》曰“以人数调之，使劳逸递焉” 是也。《大司马》有车有徒，故十人为联，则伍合二伍；二百人为联，则卒合二卒。以二百人计之，七十五人共车三伍，百二十五人为徒。兵五伍皆伍也，合则皆什也。晋荀吴毁车为行，而曰“以伍共车为先” ，又曰“困诸” 厄又克，盖当险野，利用徒尽，合车人而用之，故谓之“以什共车。” 此本先王微意，荀、吴窥见之耳。然必素相联合，故仓卒可用。

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 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岁终，则会政致事。

郑鄂曰：“一族之众，居则有比、闾之联而卒伍犹未之合，有耒耜之用而兵器或未之精，至于作之，而师田、行役，族师遂为一卒之长，欲其师行之有统，则必合为卒伍，欲其攻战之必胜，则必简其兵器。合则使之联而不散，简则使之精而无敝，又用鼓铎旗物率之，至于师田行役之所，犹恐其在军之不肃，复掌其治” 令、戒禁刑罚，既已防之于其前，又有以驱之于其后，孰敢不率哉？至岁终，会其一岁所行之政，而致其事于乡大夫，则一族之政举矣。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 民、田莱之数，及其六畜、车辇之稽。三年大比，则以考 群吏，而以诏废置。”

吕氏曰：“先王自封建诸侯，外有闲田，散在诸侯之国。或谓诸侯有罪，则削其地以为闲田，若有功则以闲田增封之。天子平时各命王官以掌之，《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闲田，以总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维之意　。” 郑锷曰：“邦国者，畿外之诸侯；都鄙者，畿内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 ，六乡之井地，郊里则自国中以至六乡，其地域不为不广，其夫家人民田莱之数不为不多，其畜车辇不为不众。如使县师尽得而掌之，又从而辨之，从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于邦国、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则知其不同于《司徒》矣。

若将有军旅、会同、田役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 众庶”及马、牛、车辇，会其车人之卒伍，使皆备旗鼓、兵 器，以帅而至。

黄氏曰：“司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于天下，必有县师关节，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发民为兵，而主民之官，不应全不知，故使其属行《司马》之法。” 作，起也。起其众庶、马、牛、车辇，而后会其车人、卒伍。邦国都。

鄙、乡法，卒伍虽素定，而车人不相须；甸、稍、县、都、野法，车人相须，而县、鄙居民未尝为卒伍，故于此皆以《司马》之法会之。五人为伍，百人为卒，离则皆伍，联则皆什，百人为卒，乡为四闾，野为四里，车徒异部，多少称事　。王氏曰：“车有车之卒伍，若《司右》所谓‘合车之卒伍是也；人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谓‘会万民之卒伍’’” 是也。

《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 稼穑。”

贾氏曰：“授之田野，若下夫一廛百亩；简其兵器，若族师旗鼓兵革　。” 黄氏曰：“乡以州党居民，会其卒伍，即为军法，故常自为六军，而田与追胥皆竭作遂，虽以县鄙居民，而其军赋在丘乘。军师田役，皆有司马之法，作其众庶，而后会其车人之卒伍，或多或少，不可预定，是则正卒犹不尽起，况羡卒乎？” 《士师》“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谓之乡合，则非野法也。常常比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仓卒可用，遂未尝比，安能临时尽起而用之乎？故以为郑之说未尽然也。惟“起徒役无过家一人” 者似是。然野之制军一甸七十五家耕之共一车，则一家一人自有定制，是则《小司徒》所谓无过家一人者，仍为乡法耳。六遂民数，与六乡同，权力相并，事体略等，先王诚有深意也。地之等不同，人之多寡亦异，常有进退，故以岁时稽而授之，皆农民也，故惟教之自卫力穑之事，授之田野。野，盖虞衡欤　王昭禹曰：“兵器不简，则稼穑不可得而教。必先卫其地域而有之，然后斯能致力于稼穑。不然，虽有粟不可得而食。”

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及其六畜、车辇，辨其老幼 废疾与其施舍者。

郑康成曰：“登，成也，犹定也；夫家，犹言男女也　。” 王氏曰：“《遂人》既登其夫家众寡、六畜、车辇，遂师又以时登，则遂师登之于遂人，遂人登之于小司徒。” 曹氏曰：“校登必以岁时” ，盖前岁之已登者，逮于今则增损不同矣。一时之已登者，越三时则耗亡不等矣。民自生齿以上皆登于版，耕稼起于一夫，而王畿千里之民无不各任其力；调兵起于伍长，而六军七万五千之众，无不各禀其令；虽车辇器械之琐细，牛马六畜之猥冗，无不素具于籍。一旦有事，随取而足。盖其凡目可稽，而储备有实，此功用在乎《素讲》，所谓“事前定则不困” 者，此也。

以颁职作事，以令贡赋，以令师田，以起政役。

郑康成曰：“职谓九职，分其农牧、虞衡之职，使民为其事也。《载师》云‘以物地事授地职’，互言矣。贡九贡，赋，九赋，政役出徒役。”

若起野役，则令“各帅其所治之民而至。”

贾氏曰：“起野役，若《小司徒》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之类。” “令各帅其民而至” 者，谓县正已下。《县正》云“若将用野民，则帅而至” ，是县正受遂人之令也。

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诛之。

郑康成曰：“遂之大旗熊虎　。” 贾氏曰：“《遂人》虽是大夫，合用鸟隼之旟致众，今遂人掌众，与大司徒同，故得用熊虎为旗　。” 王氏曰：“乡师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谓大旗，亦司徒之大旗，于是建焉。” 于遂言遂之大旗，则乡可知；于乡言司徒之大旗，则遂亦可知。

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王昭禹曰：“言事而又言师田，则事乃力政之事。” 郑锷曰：“国有功役之事，又有师田之事，功役则用当役之人，师田则众民竭作，故于事言野役，于师田言野民　。” 黄氏曰：“事谓司空。事典帅而致于稍人，稍人帅而听于司马。”

《遂师》：“军旅、田猎，平野民，掌其禁令。”

郑康成曰：“平谓正其行列部伍　。” 《易氏》曰：“如《大司马》狩田之礼，陈车徒，有司平之。”

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各掌其县之政令征比，以颁 田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趋其稼事而赏罚之。若将 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

《易》氏曰：“众之所集，多寡不等，则移民以执事，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简之、任之也。”

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

刘执中曰：“稽考其功程，会其群吏所集之事职否而正其诛赏。”

《酂长》：每酂中士一人，各掌其酂之政令。以时校登其 夫家，比其众寡，以治其丧纪、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 用之，则以旗、鼓、兵革帅而至。若岁时简器，与有司数 之。凡岁时之戒令皆听之。

《易》氏曰：“先王寓兵于民，而其器亦出于民。无事则藏之，器无不完；有事则出之，器无不利。” 盖至于百家而后兵器始备。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族师以。

“旗鼓兵器帅而至” ，“酂长亦以旗鼓兵革帅而至” ，盖以是帅之，以是用之，所谓“不教而殃民” 者无有矣。

郑康成曰：“简器，简稼器也，兵器亦存焉。有司遂。”

大夫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 器，治其政令。”

黄氏曰：“一车七十五人，二十五人。一人为甲长，谓之甲士，即里宰也。四丘为甸，三甲七十五人，《春秋》作丘甲，盖一丘二十五人起羡卒矣。”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乡之法，则曰国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则凡曰为邑者，盖国以容六乡，邑以容六遂，甸、稍、县、都皆其邑之所积，则稍人之职，得不继于遂官之后乎　？” 郑康成曰：“主为县师，令都、鄙、丘、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 黄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举稍以包甸，都、鄙、乡法不为” 丘乘之制，其馀则野法，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 ，盖不为丘乘者，非其所当令也。

掌令丘乘之政令。

薛平仲曰：“前乎县师之作众庶，既以其系于公邑者而总之矣，此言稍人之令丘乘，则以其出于公邑者而征之矣，盖遂地车赋之正法也　。《易氏》曰：‘丘即四邑为丘，乘即四丘为甸之所出，总名之曰丘乘，军制之始也。世之言军制者曰五人为伍，至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六乡六军凡七万五千人为千乘。王畿十倍’” 其数，则七十五万人为万乘，是每乘当用七十五人。今以丘乘推之，四丘为甸，甸之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军制亦止于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为正卒，此徒役之大数；甸出革车一乘，此出军调” 发之数。是知每次调发，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车，其馀未调发者，可以应八次调发之数。所谓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者，非尽发此六乡之人，合诸乘之丘共为一军也。或曰：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有比、闾、族、党、州、乡之名，故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即有伍、两、卒、旅、师、军之数。今合诸“乘共为一军，而亦有伍两、卒旅、师军者，何也？” 曰：“居乡则寓兵之制，出军则部伍之数。古者军国异，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闲，既以伍两卒旅师军为万二千五百人之联，及其用也，亦以诸乘万二千五百人而统之以伍两、卒旅、师军之法。使其战阵行列之际，无异乎平时统率之义，此丘乘之制，政令于” 是乎出　。王氏曰：“丘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马所掌，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耳。丘言其地，乘言其赋，所谓同，则丘地也；所谓徒役、輂辇、蜃车，则乘赋也。其作而帅以至，掌其政令，以听于司马。司徒，则所谓令丘乘之政令也。”

若有会同、师田、行役之事，则以《县师》之法作其同徒、 《輂辇》，帅而以至，治其政令，以听于司马。

王氏《详说》曰：“县师既受法于司马矣，稍人又听于司马者，县师所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稍人所掌丘乘之政令，是县师之掌，遍于王畿之闲，稍人之掌，止于三等之采地。县师受法于司马，稍人又从而受司马之法于县师，以见小大之相维也　。” 黄氏曰：“征发之令，司马下之县师，县师下之甸、县都，复以其法” 授稍人，据其法以作其众庶而帅之。稍人下士，得主兴作事而为之帅，其意密矣。以听于司马，听其分隶县师、乡官、稍人，甸官，其作事，县师受法于司马，稍人受法于县师，中外相应。

《郑锷》曰：“先儒谓同徒者，司马所调之同。余以谓”

一甸，增二里，二里乃为一成，积至于百里，乃为一同。出车千乘，至于一同，则人徒车辇可足用，故谓之同徒。非《司马》所调之同　。林氏曰：“郑氏谓《司马》所调之同，盖同则丘地，以其地之所聚谓之丘，以赋役之同谓之同　。” 《易氏》曰：“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帅而为役谓之同矣　。” 曹氏曰：“古者不轻用民之力，故曰一岁之役，不过三日而更代” ，则忽去忽来，无乃纷然扰民？是以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夫卒伍而言合，必有抽摘调发之宜，必有更休番戍之道。故先为联法，以为出处之便。使凡出征者有居外之势，而其联则留，以代其更役之事。凡出而有事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谓同。徒其昼战“则目相视，夜战则声相闻，行以车为卫，止以车为营，各致死力以相应援，莫敢任意以驱驰” ，此《车战》之良法。

《春官》小宗伯之职，“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 车。”

郑锷曰：“古者，大师则先有事于社与庙，然后载社主与迁庙之主以行。不用命，戮于社，故载社主将以行戮；用命赏于祖，故载迁庙之主将以行赏，小。”

宗伯掌社稷宗庙之礼，宜载以行，乃言立者，盖社本不在军，因用师始立之。立者出于一时之故，庙主为尊，载之以行，不敢忽也，故言“奉。” 奉以言其肃钦之至。“帅有司” 者，盖帅大祝也。《大祝职》曰：“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 故知此所谓有司，为大祝明矣。

若军将有事，则与祭。有司“将事于《四望》。”

郑司农曰：“谓军祭、表祃、军社之属，小宗伯与其祭事　。” 郑锷曰：“军将有事则与祭者，主帅奉祭，小宗伯以职当立之，奉之故当与也。小宗伯已与祭于军中，则四望之祭必遣其所属之有司往行事焉，理之宜也。” 先郑知此意，故读“与祭” 以上为绝句。康成以“与祭” 连“有司” 以下读之，恐不成文理。战必祷于神，欲气势之增倍，而四望又山川之尢大者，国家所赖以为阻固，是以将战则祷焉，欲其为兵之捍蔽　。黄氏曰：“《春秋》有事于太庙，有事，祭也。” “‘军将有事，谓将以军旅有事于鬼神也。祭，有司主祭祷者也。与，如字。祭祷自有主者，小宗伯与之偕军事，重将事于四望，谓将其事以往也。” 两“将’字各义。”

肆师之职，“凡师甸用牲于社，宗则为位。”

易氏曰：“师甸者，田而后用。师者必载社之石主、祖之木主，示有所受命　。” 郑锷曰：“大甸猎之甸，乃四时蒐苗狝狩之田。师甸则大用师以对敌之时。” 何以明之？以所祭之神知之，用师则载社主与迁庙之主以行，此用牲于社宗；大战则类造于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此有类造封祭之事，岂四时之田所宜有耶？故知以《师》甸言。社者主也。宗者迁庙之主。不曰祖曰宗者，宗继祖者也。载主而行，不在国之常位，而祭不可以无位，无位则鬼神无所依，故为位然后祭。《小宗伯》于军旅甸后祷祠，为位则止为位。于肄仪之时，《肆师》于用牲以祭时，则为位者，盖所掌者立祀用牲之礼故也。

类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郑锷曰：“上帝至尊，不可以渎，因其事类然后告祭，故名曰类。类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庙之祭。此曰类造上帝，何也？盖王者出征所至，以事类告天，故兼言之。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则无累土为坛以封崇之礼，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顿兵之山川，则无类祃之祭，兵之所在，则宜有祭。凡此三者非常祭，故” 皆为之位。盖肆师主立国祀之礼耳　。郑康成曰：“造犹即也，为兆以类礼祭上帝也。类礼依放郊祀而为之者　。” 王昭禹曰：“聚其神而祭，则谓之类；至其所而祭，则谓之造。《记》曰：‘类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 《小宗伯》“类社稷，宗庙则为位。” 《大祝》之六祈，一曰类，二曰造。盖造非特祢，上帝亦谓之造，类非特上帝，宗庙、社稷亦谓之类也　。项氏曰：“上帝非祀不造焉，故特类而祭。若祖庙则必造焉。” 此言类造，则在军中类其位而造焉，盖一祭也。

郑康成曰：“封谓坛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 贾氏

曰：“山川众多，不可并祭，故祭军旅所依险阻者。” 王氏曰：“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过名山大川。” 易氏曰：“以上皆军祭之礼，肆师为之位，无非依神以为之助，而欲民之用命以有功　。” 王昭禹曰：“亦如之，肆师为之位，亦如师甸，用牲于社宗。”

凡师不功，则助牵主车。

郑锷曰：“胜败乃兵家之常，王者之师亦有时而不胜，而谓之师不功，战所以全宗社，不功而失乎主车，是失宗社。肆师掌为位，以祭社宗为职。大司马于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肆师为大司马之助而己　。” 李嘉会曰：“牵主车亦所以安神灵也。”

《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郑锷曰：“半圭曰璋，长七寸。瑑为齿牙之形，取牙齿之刚利，能噬啮兵之象，故执以起军旅。若屯兵于外，守要害之地，有不率纪律者，执此以治之　。” 李嘉会曰：“兵者，服人之难服，如牙之噬物，必合而后止。故以之起军旅，所以治外；以之治兵守，所以齐内。牙璋则军旅之大者用之，中璋则军旅之小者用之　。” 林氏曰：“郑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饰，于琰则先言牙璋，有文饰也’。” 贾公复曰：“军多以牙璋，军小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饰多，故得牙名，而先言春秋之时，宋司马请瑞，以命其徒攻桓氏；魏有兵符，汉有铜虎符，发郡国兵，皆此类也　。” 《礼库》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专征，而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 轻出。以《周礼司马法》参考，王有四方之事，则冢宰征师于四方，曰：某国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师至于某国，小宰掌其戒，虎贲奉书，以牙璋发之。则畿兵不遽出也。在《易·未济》，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则虽天子亲征，亦用诸侯之师。《诗》：“周王于迈，六师及之。” 则所在皆成六师。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则虽王人莅师，无过十乘，以为先行。”

宣王复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东迁，以王人戍申甫，扬之水始刺之。然春秋之时，桓王伐郑，犹有陈、蔡、卫人。二百四十年闲，王人会伐屡矣。《左氏》未尝见车之出，唯“败绩茅戎” ，王师自出，《春秋》深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