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第016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 第十六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十六卷目录

　兵制部汇考二

　　周二〈总〉

戎政典第十六卷

兵制部汇考二

周二

按：《周礼》夏官司马。

〈订义〉薛平仲曰：“《春官》掌礼，所以为厚天下之仁。礼不足而后政及之，所以为正天下之义。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礼之心；义以制天下，不敢不由礼之心。政典所以有法于夏。”　王昭禹曰：“马者，甲兵之具，王政所重，故自《夏官》卿一人至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马名官。”　李景齐曰：“政莫大于军，军旅之事，以马为急。大司马之职”，虽不言及于马，以名官观之，其意默寓。若夫马质、《校人》《圉师》之类，属于《夏官》者，马政之详可覆也。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

郑锷曰：“注谓政者，正也，上之所以正下也。《夏官》独谓政官。司马有九法、九伐之制，所以正其不正，斯可谓之政矣。王者之于邦国，欲使各得其平，司马佐之以政，则平也易矣。然政以平邦国，治职亦以平邦国，何也？治出于大宰，则平之以道；政掌于司马，则平之以政；治典则平于顺治之前，政典则平于叛违之后　。吕” 氏曰：自夏后氏命引侯掌六师，举政典以誓众，则邦政之掌于《司马》旧矣。国之大事，何者非政，独戎政谓之政何也？天下无事，寓兵于农，然后赋役百为，始有所施，是政之所从出。天下有事，举兵讨乱，邦之存亡安危系焉，以为政之大，又不待论，此戎政所以独谓之政，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王者用师之本旨，特为邦国之不平者设耳。

政官之属：“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 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 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黄氏曰：“司马” 置属，与五官稍异。小司马而下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舆司马掌车、行司马掌卒，军司马兼掌之。军司马，如《天官》宰夫、地官乡师，以军名官，其职可知　。《易氏》曰：“鲁会晋师于上鄍，舆师受一命之服。晋享六卿于蒲圃，舆尉受一命之服。所谓舆者，车也。晋作三行以御狄。其后晋中行穆子与无终及群狄” 战于太原，毁车为行。所谓行者，徒也。成周师田之法，险野徒为主，易野车为主，于是设二司马之属，专掌车与徒之任，异于五官。李嘉会曰：“自小司马以下，皆不见其职掌，岂用兵之时他官兼权，故职不见邪？抑兵事尚密，不当载之书邪？二者皆是也。先王不以兵机示天下，五官、治、教、礼、刑、事，法无不” 著，惟兵法不传后世。《司马法》与孙吴、尉缭等兼著，皆先王所未有　。陈君举曰：“《仪礼》阙军礼，盖《司马法》即古军礼也。古者百五十五篇，今亡其百五十篇，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权谋变诈者所能为也。而谓之《司马穰》苴兵法” ，非也　。贾氏曰：“‘《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独此言史、胥、徒多” 者，司马大总军，军事尚严，特须监察故也。

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 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 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 卒，卒长皆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 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周官》序官之例，未尝有序事之法，惟司马所载制军之事为详，而后官属之缓急始次第而举。岂非兵者国之大事，政典所用以平邦国者，其规画固当蚤正欤？自调民之法立，民之从事于军者，劳逸出入之相权，而力常有馀矣，于是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有不容损益者。自制军之数立，国之有军者，内” 外轻重之相制，而势可得合矣，于是王六军以至小国，一军有降杀之逾倍焉。军有定制，帅其军者，非威令素孚不行也，于是大为之将，而将皆命卿，小为之长，而长皆上士，有以定尊卑上下之志焉。军有帅，则文移之往来，政令之征召，有不可略，于是一军则二府、六史、十胥、百徒，有以为文书调度之备焉。举军政之要，莫先斯四者。先王规画，实为之“井井绳绳而不紊” ，观叙事之法，

可考　。黄氏曰：“凡制军，谓有征行之事则制之。《县师》，所谓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乡、遂各为一军，而都鄙不与。及制军，或取于乡，或取于遂，或取于都鄙，或征兵诸侯，所谓及师，大合军是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多则增隶孟津之会。诸侯八百，犹六师耳。”〈《泰誓》：“王乃大巡六师。” 〉“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平居民籍，足充其数，非天子命伐有司马之法，未尝作军也。鲁作三军，《春秋》讥之。侯伯专征兵，诸侯亦分属于其军。城濮之战，楚为三军，陈、蔡属右军，卫属左军。盖古法自军将以下，爵秩与乡官同，诸儒遂谓皆六乡之吏，非也。伍、两、卒、旅、师、军，于乡为比、闾、族、党、州、乡，于遂为邻、里、酂、鄙、县、遂、遂之爵秩递降于乡一等。邦国、都、鄙亦有乡、有遂，其爵秩亦当有高下，及在军皆陞之，使与六乡等。大扺军吏无小大，皆主号令，当使其人尊敬之。“二十五人之长，爵中士”意可见艺祖阶级之法与三代暗合。伍皆有长，不必尽有爵，以此见不皆为六乡比长，《疏》谓“众多官卑，略而不言”，非也。“五人”之长号令狭，虽无爵可也。众多不置则或然，官卑略而不言则不。李嘉会曰：“先王兵制，自五人以上必用命士一人为之长，至二千五百人则用中大夫。故一军之闲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百二十五人，中士五百人，下士二千五百人。既是士大夫命士如此之多，故各自爱，不致”冒昧邀功以自伤。所以古者兵败止曰败绩，不至甚斩首也。后世止以首级为贵，可伤也。伍皆有长，不曰下士而曰长长，则功罪皆有所归。　薛平仲曰：“军将命卿”，其来尚矣。启于甘之战，乃召六卿，《常武》之诗，“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皆以卿而帅军也。经谓“军将命卿”，说者以为天地四时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马掌兵，馀卿无与。虽田役军旅之事，互见六官，然特为治事条目云耳，初非为军将。乡大夫掌六乡之政教禁令。《序官》则曰：“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则乡大夫亦谓之卿。先王于六乡之中设为六卿，亦于六军之中设为六将，无事之时总万二千五百家为之长，有事之“际又总万二千五百人为之将帅。此六军之将则六乡之卿，非特此也，以六乡言之，自五家之比积而至于万二千五百家之乡，以六军言之，自五人之伍积而至于万二千五百人之军，亦犹是耳。”五家比长以下士为之五人之伍，其长亦下士，则伍长者即向之比长。二十五家闾胥，以中士为之，二“十五人之两，其司马”亦中士，则两司马即向之“闾胥。”“百家之旅师”以上士，百人之卒，其长亦上士，百家之党正为下大夫，五百人之旅师亦下大夫，二千五百家之州长为中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师帅亦中大夫，然则军将之命即向之乡大夫明矣。惟乡之政教禁令素行于无事之时，而斯民之观感甚深，服从甚久，一旦起而为军，而将军者又前日之乡大夫，则前日观感服从之人，皆为今日死节犯难之事。郑氏谓“凡军帅不特置选于六官，六乡之吏自卿以下使兼官焉”，谓六乡之吏兼官可也，何为复曰“置选于六官？”彼盖无一定之见，岂知成周之时，六乡六军之无异官乎？晋悼公时，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司马，使训卒乘，注以为军将皆命卿，犹有先王之遗意。　王东岩曰：“此说以军将为乡之卿，固然。谓命卿非王朝之卿，恐未然。古者畿兵不出境，若以王朝六卿兼掌六乡之军，何害？至邦国之军，《王制》谓‘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一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经以“二卿皆命于君者，注以为误，则命卿”者非是。命卿不使之将，欲为将者皆出于天子所命之卿，以见兵制虽备于邦国，兵权不属于私人，此是圣人统御诸侯防患之深意。　又曰：“天子诸侯兵制，已见《司马序官》，惟周家起民为兵之制，散见于经”传，《周礼》亦无明说。说家注解，杂见于司徒、司马，今并类聚于《司马序官》云：“其一小司徒，《大司马》所谓可任者家三人二人者也；其二小司徒，所谓起徒役无过家一人者也；其三《汉志》《司马法》所谓六十四井，出七十五人者；其四《郑氏注小司徒》引《司马法》成十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者。”　陈君举曰：“《司马法》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出马一匹，牛三头，是为匹马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然则小司徒所制，大约民数，以中家计之，二家有十二人，可任用者五人；一井八家四十八人，可任用者二十人。《司马法》谓甸出七十’”五人者，盖于一甸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内，一千二百八十人可任用者，择七十五人备征伐，籍于司马。　陈及之曰：“班固《汉志》谓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兵车万乘，是为万乘之主。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夫。耕者五百一十二万家，以此夫家之众，而供万乘之赋，盖七家赋一兵，则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赋一兵，如《司马法》之言无疑。列国之赋，皆同此数　。王氏《详说》曰：“车一乘，合士卒七十五人，则一卒所馀在后卒；复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为一车之士卒，则所馀五十人又在后。车凡三卒四乘，三旅为车二十乘，三师而车百乘，三军而车五百乘，六军而车千乘，此车人参两以相纠联之法　。” 王东岩曰：“《司马法》，天子地方千里，出车万乘。今六乡之车已及千乘，总王畿之内可具万乘，而有都鄙采地。天子六军，出于六乡，故千乘。因是推之，诸侯三军，止及三万七千五百人，有车五百乘。《司马法》云千乘者，亦此意也。故说者谓五百乘，三乡所出；千乘，阖境所出　。” 陈君举曰：“《司马法》又曰：‘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与前” 数差错者，前言“总籍民兵” ，今言“谓发民兵” ；前言“四井为邑，四邑为丘” ，今言“井十为通” ，促零就整，以什起数耳。《田制》以八家为井，起算，《兵制》以十人为什，起算，各从其宜。前四丘为甸，为六十四井，五百十有二家，其籍于《司马》者七十五人。今通十为成，加三十六井，二百八十八家，则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调发者止三十人。以中家计之，百井八百家，约为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籍于司马者四百人有奇，四分当兵之数，发其一分之强。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可见周家优民之至　。陈及之曰：“《司马法》言‘通十为成’者，亦并其地言之，于一成百井之中，三分去一，只有六十四” 井，成地与甸地等耳。何以明之？《左氏记》：“少康在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旅五百人。” 一成之田百井。夏氏地政，三分去二而治其一，则可耕，凡三十三井，井九百亩，除庐舍百亩，而十六家耕之。《孟子》谓夏后氏五十而贡，则颁田以五十亩为制。如此则三十三井，凡耕者五百二十八家，家各赋一人，举其全数而用有众一旅。由是言之，则通十为成者，亦并其地言之。若然，周制于六十四井之中，五百十有二家之内，每七家赋一人，凡七十五人，故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额调发从车，则十七家而遣一人，凡三十人，故曰“成百井。” 士十人，徒二十人，而言三百家者，盖一人行而十家合资之，则行者三十人，而三百家被其征调也。故五百十二家止言三百家，馀二百十二家又留以须后。如是则兵籍甚具，行者益少，所以壮国势，休民力。及其后王制败坏，遂以甸出七十五人者尽调发之。晋之成县，县方百里，而出革车百乘，《孙子》谓“兴师百万，日费千金，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是一人行而七家奉之。或者见此，以为先王之制，则失之　。陈君举曰：“周制，每一车七十五人，今甸出长毂一乘，而止发三十人，无乃车多而人少乎？” 曰：“古者军行，凡革车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重车一乘，载衣粮之属。其士卒则有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炊子家十人，凡二十五人，与正车为百人，又备副车为补阙，是车不得不多。以一同之地论之，车百乘，士三千人。每革车一乘，重车一乘，通百人则三千人，凡用车六十乘，馀四五百人。今依《司马法》，籍者七千五百人，调者三千人，若是差舛，何也？” 曰：大国三军，盖天子六乡之地，每家赋一人以足三军之数，取其近地为之，以为国家武“备。若其调发，则依《司马法》之制　。” 又曰：“古者五侯九伯专征，而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案《诗·文王出车》云：‘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幽王大东渐渐之石，为东劳西逸，而有不遑朝处之叹。更以《周官司马法》参考，王有四方之事，则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日’” ，师至于某国，小宰掌其戒具，虎贲氏奉书，以牙璋发之。《诗常武》：“王命卿士，太师皇父，整我六师。” 冢，宰也。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 小宰，戒司马出征也。程伯时为司马。然则畿兵不远征，故刘文公平丘之会对晋人曰：“天子之老，请率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至平王东迁，以王人戍申甫，而扬之水始刺之矣。《春秋》之初，从王伐郑，犹有陈、蔡、卫之兵。二百四十二年之闲，王人会伐屡矣。《左氏》未尝见王师之出，惟“败绩茅戎” ，王师自出，《春秋》讥焉。至战国时，京师益弱，诸侯强大，往往犹畏之。西周武公生楚，犹曰“一周当二十晋，不百韩，不足以伐周。” 说辞虽或过实，而事情亦略可据。赧王伐秦，尚从“锐师” ，以此知“畿兵不用” ，其力尚宽。

大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

贾氏曰：“此《九法》” 以下，皆言邦国以施于诸侯为主。

郑锷曰：“《九法》皆佐王平邦国之典，然建牧立监。”

大宰之事，设仪辨位。《大宗伯》之事，制畿封国。《大司徒》之事，《大司马》之所谓建者，特明其法，以布告之。

郑康成曰：“平，成也，正也　。” 王昭禹曰：“平邦国，使”

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以《九伐》所以正之、等之，作之、维之、纠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如此，苟戾乎此，然后《九伐》施焉，则王之平邦国，岂遽加以刑辟之威？

制“畿封国，以正邦国。”

陈君举曰：“九畿、九服，周制也。要之法度所及，止于《六服》。《书》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其朝贡尽如礼，止于《五服》，《书》云‘六年五服一朝’是也　。” 郑康成曰：“封谓立封于疆为界　。” 郑锷曰：“制畿封国者，下文所谓侯畿、甸畿、男畿以下是也。既制为九畿之域，乃于其中或封为五百里之公、或封为四百里之侯、或封为三百里之伯、或封为二百里、一百里之子男。” 唯畿有定域，国有定制，则远近不相侵，小大各相比，邦国可正。

设仪辨位，以等邦国。

郑康成曰：“仪谓诸侯及诸臣之仪。辨，别也。别尊卑之位　。” 郑锷曰：“设仪者，自上公九命以至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或以九或以七，或以五为节是也。既设为九等之仪，因其仪而为之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以至子男同一位。仪见于设饰之闲而有隆杀，位见于著定之际而有高下。其法已定，则等差以” 明，名分以叙，邦国可等。

进贤兴功，以作邦国。

郑康成曰：“兴犹举也。作，起也　。” 郑锷曰：“见于德行之谓贤，见于事业之谓功。贤可尊也。受七命者进为八命之牧，受八命者进为九命之伯，功可录也。或加之以地，或进之以律，进其贤者则不贤者自砺，兴其功者则无功者知奋，邦国可作。”

建牧立监，以维邦国。

郑康成曰：“此即《大宰》‘建其牧、立其监　’。” 林椅曰：“监乃属长、连帅之比　。” 王昭禹曰：“九州之牧建之于上使有所统，诸侯之监一国者立之于下使有所承，则万国由此而相比维，与《诗》所谓‘绋纚维之’同。”

《郑锷》曰：“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伯，是之谓牧天。”

子使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三人，是之谓“监。” 既建其牧，又立其监，大邦小国，丝牵绳连，各相系属，邦国可维。

制军诘禁，以纠邦国。

郑康成曰：“诘犹穷治也；纠犹正也　。” 贾氏曰：“制军，上文大国三军等是也。诘禁者，士师有五禁，天子礼，诸侯亦当有　。王。” 昭禹曰：“诘禁或施于国，或施于军，或施于刑，或施于誓，随事以言诘之　。” 郑锷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无以妾为妻，是谓诘禁。有军以驭其乱，有禁以诘其违，则邦国可纠矣。”

施贡分职，以任邦国。

王昭禹曰：“贡以物言，施贡则各以其所有，职以事言，分职则各以其所能，施贡以任其财，分职以任其力，此之谓任邦国　。” 郑锷曰：“侯贡祀物，甸贡嫔物，男贡器物，采贡服物，是谓施贡。甸服者日祭，侯服者月祀，宾服者时享，要服者岁贡是谓分职。贡已施则土地所有不敢不入，职已分则职事所效不敢不共，则邦国” 可任矣。

简稽乡民，以用邦国。

王昭禹曰：“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大国三乡，次国二乡，小国一乡，所以处民也。简，选也。稽，考也。简其强弱，稽其多寡，然后众可用，故曰‘以用邦国　’。” 郑锷曰：“王国简稽六乡之民以为军旅，诸侯之国盖亦同之，特无六乡。《书》云‘鲁人三郊三遂’，既有郊法，则简稽其民而用之可也。有民斯有兵，有兵斯有节，邦国可用　。” 黄氏曰：“邦国民籍皆在《司徒》，军籍皆在《司马》。乡民其精兵也，即其籍稽而用之。三代中外，皆有精兵，无过防偏失之患，所恃者其兵皆知仁义礼乐之训，不可与为乱而已。”

均守平则，以安邦国。

郑锷曰：“城郭沟池，任其万民，便其守御，无使国大而所守者狭，国小而所守者广，匡人达法则以匡邦国，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无使职贡宜轻者或过乎则，宜重者或不及乎，则，守均则力不困，则平则心不疑而邦国可安　。” 王昭禹曰：“诸侯为天子守土则均。守者，均其地守也。匡人达法则正邦国则平则者，平其八” 则也。都鄙非无守也，以邦国为主。邦国非无则也，以都鄙为主。地守既均，则远近无相侵夺之患。八则既平，则高下无或僭忒之愆，邦国于是安而无危。

“《比》小事大”，以和邦国

郑康成曰：“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 《易？比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 郑锷曰：“大国恃其强，足以吞并；小国忘其微，敢于倔强。使大者不恃其强而绝之，小者能尽其礼以承之，则邦国可和　。” 孙氏曰：“《天官》，经理邦国者也，故曰治；《夏官》，董正邦国者也，故曰政；《司马》统六师，则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 姑后之首，欲建邦国之九法，何也？盖九法皆政之大者，所当修明于国家闲暇之时，九法常明，诸侯皆归于康乐和亲之域，奚以《九伐》为？《九伐》特不得已而用之。

以《九伐》之法正邦国。

郑锷曰：“诸侯有罪，轻重不一，至用兵以诛讨之，必声其罪。《左氏》曰：‘有钟鼓曰伐’，言声其罪也。”

冯弱犯寡则眚之，

郑康成曰：“冯犹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　。” 郑锷曰：“王氏本《注》说‘眚’字，谓诎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强更弱，众更寡，若人之眚瘦然，未免与下文削之相似。眚宜如‘《易》有灾眚’之眚，用兵治之，使若灾眚然，不能逃其患也　。” 李嘉会曰：“眚之谓宣扬辞令，以明其恶，使之自眚。”

贼贤害民则伐之。

《郑锷》曰：“伐如伐木之伐，去其根本，勿使再生之理。贤足以长民，贼之是不义；民者邦所恃，害之是不仁。声罪而伐，翦夷去之。”

暴内陵外则坛之。

郑锷曰：“暴内则为恶于国中，陵外则肆侮于四邻，不可以为君，宜除而去之，如除地为𫮃之坛　。” 郑康成曰：“‘坛读如同𫮃之𫮃’。《王霸记》曰：‘置之空𫮃之地’，置之空𫮃，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贤者。”

野荒民散则削之。

郑锷曰：“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为诸侯者，有田野不能治，至于荒芜；有人民不能聚，至于离散，则不能保有其大也，故削之使小，如汉削诸侯王郡是也。” 谯郡张氏曰：“先王知礼义本原，起于稼穑之际，故于农事常先天下之政。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诗，因其归而戒以农事，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较诸侯之” 善恶，其庆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罚始于土地荒芜，田野不治。夫戒诸侯之事，莫急于新畬之勤；制诸侯之赏罚，莫先于田野之政。先王之意可知矣。

负固不服则侵之。

郑康成曰：“负犹恃也。固，险可依以为固也。不服，不事大也　。” 郑锷曰：“侵如‘侵千之疆’之侵。说者以为粗曰侵，又云浅曰侵，谓略以兵加之。盖恃险者必坐而困敌国，攻险者必至于多杀人。侵之以兵，使知险之不足恃，乃控制负固之良策。”

贼杀其亲，则正之。

郑康成曰：“正之者，执而治其罪。《王霸记》曰：‘正，杀之也　’。” 郑锷曰：“正者，正也。贼杀其亲，则是不知有人伦者也。正者，明其尊卑之序，定其昭穆之等，执而杀之可也。”

放弑其君，则残之。

郑康成曰：“放，逐也；残，杀也。” 《王霸记》曰：“残灭其为恶。”

犯令陵政则杜之。

郑康成曰：“令犹命也。《王霸记》曰：‘犯令者违命也。陵政者轻政法不循也。杜之者，杜塞使不得与邻国交通　’。” 郑锷曰：“犯令以诸侯而抗天子之命，陵政以诸侯而侵天子之权。”

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郑康成曰：“《王霸记》曰：‘悖人伦，外内无以异于禽兽，则诛灭去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 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

易氏曰：“政，谓九法九伐之类。”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国之政职。“方千里曰国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蕃畿。”

郑康成曰：“畿犹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为界，其有分限者九　。” 王昭禹曰：“九畿又谓九服，畿言其有界画，服言其服王事　。” 郑康成曰：“籍《礼差》之书。”

黄氏曰：“政职，司马政典所当奉行者也，其主在。”

“兵，故令赋在其下　。” 郑锷曰：“政职者，岁事之常。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政职之施本于大宰。乃使大司马以九畿之籍而施之者。先王之意以为列天下为九畿，载于籍以为典故，施之以职，使奉承而无替，不可不使畏王朝之威也　。” 贾氏曰：“侯，候也，为天子伺候。非常甸者，为天子治田以出赋贡。男者，任也，任天子” 之职事。采者，采取美物以共。

“天子卫” 者，为天子卫守。蛮者，縻也，以近外裔，縻系之以政教。自此以上，六服，是中国之九州。自此以外，是外裔之诸侯。此蛮服与《大司徒》要服亦一也。要者，要束以文教也。夷者，以外裔而称也。镇者，去中国稍远，理须镇守也。称此三者，总号蕃服。《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　。” 王昭禹曰：“侯畿者，以言捍外而蔽内。甸” 畿者，以言井牧其地，什伍其民。

《郑锷》曰：“男畿者，言于此建子男之国，天子千里。”

之外曰《采地》。蛮之为言缗也，远王国者羁縻之足矣。夷之为言易也，又其远者当以简易之道处之。

王昭禹曰：“镇如四镇之镇，以安镇中国为主。”

“自侯畿至卫畿谓之中国，所谓疆以周索也；自蛮畿至蕃畿谓之四裔，所谓‘疆以戎索也　’。” 陈君举曰：“曹去王城八百里，乃为甸服；郑去河北密县百七十里，乃为男服。曹顺流极便，郑有城北虎牢之险。” 然则五服惟以便不便为义，非若画为碁局然也　。王氏曰：“方千里曰畿” ，则《禹贡》所谓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则为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贡》所谓“侯服” 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贡》所谓“绥服” 也。又其外卫畿、蛮畿，《禹贡》所谓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镇畿，《禹贡》所谓“荒服” 也。又其外蕃畿，在《禹贡》五服之外　。易氏曰：“此言外方五百里” ，则以方言之，非言面也。以方言之，是每面面二百五十里，两面之方为五百里。自侯畿至蕃畿通为二千五百五十里，两面相距通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为五千五百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虽不列于《禹贡》九州之外，而《禹贡》九州之外或建五长，东渐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虽增于禹，而地未尝增也　。陈及之曰：“周九州之闲虽方七千里” ，大概与四裔、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实诸侯封守之地不如是广也。然必兼外裔而言者，以见当时王化所被者广，九州之闲悉奉正朔朝贡，与内诸侯无异，故《职方氏》并言之。或者泥《大行人》之说，谓九州之外谓之蕃国，自要服以上，朝觐有常节，贡赋有常职，为内诸侯无疑也。不知《大行人》亦要言之耳，非必九州之内皆诸侯，九州之外皆边裔。以《王制》考之，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实，其闲亦有戎狄错居，其闲如鲁、徐戎之类是。又荆楚之地在江汉之闲，自楚以南，悉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极南，安在天子之封内邪？推一边而言，则四旁可知矣。

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 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 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李嘉会曰：“《司马令》赋必兼地与食言之，酌民之力而后令之也，故曰可用之数　。” 黄氏曰：“军赋，小司徒令之；大司马又令小司徒掌民事，通于军赋；大司马掌兵，而军赋所出不可不知。言凡自乡、遂达于邦国都鄙矣。康成独言‘令邦国之赋’，非也。六乡亦以地之媺恶、人之多寡授田，郑独曰‘如遂’，亦非也。国野赋税异制” ，而百亩之利必均。上中下地媺恶虽不等，而以易田均其力，故其岁入多寡，亦不甚较。据百亩计之，上地入虽多而食者众，故为三之二；中地食者少，故为半；下地食者益少，故为三之一。令赋必先使民食不阙而后共赋，先足其食而后馀用取具焉。故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司马主赋，而民食先之，异乎后世之为兵矣　。郑锷曰：“说者谓上地、中地、下地，非上农夫、下农夫也，以中等寄明上下之义耳。上地者中地之上，中地者中地之中，下地者中地之下。家八口以上，则授上地，上地乃有田百亩，莱五十亩，故得以食其半。一人为家长，可任者当二家五人。此云上地食者三之二” ，既非八口之上地矣，又家出可用者三人，又非八口共出七人之数。故说者言用中等，以寄明上下之义，以为诸侯之国，其制然也。《司徒》言可任者，以力役为主；此言可用者，以用兵为主　。刘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数。” 盖与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 胥竭作，则《司马》令赋以地与民制之者，竭作其羡于四时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战也。“伍、两、卒、旅、师、军为正兵” 者，乡遂十有五万人，而羡卒在外，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军制其师，师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两，两制其伍，而《大司马》总其军而律以为用也。既习之以田猎，又试之以追胥，驰骋之而队伍罔差，发刺之而进退用命，为其可以起六军而行九伐也，则家选一人而精强可获矣。军无阙数，战无败军，由教之者众，而用之者寡焉。圣人之虑精密如此，此《司马》所以肃诸侯而正

“邦国也，乃因四时之田以教战也　。” 林椅曰：“制军与令赋，自是二事。制军以夫家众寡为之，施舍，令赋视其地之可任之数。且如一军万有二千五百人，通以上地丰年计之，役之三月而毕，计当可任者一百十二万二千人，盖力政、财政自是二事故也。尝疑王畿千里，故天子六军，千里之地以封公者四，而大国三军” ，是十有二军也。况小大之国参错而居，则举一州之兵不啻倍天子之军，则封建为不利于王也；又国益小而赋役益繁，则封建为不利于民也。然当时行之，后世颂之，何哉？盖制军以命卿，命卿所以简习其民耳。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丰年公旬用三日，是一百十二万二千人之赋，可役万有二千五百人，三月而毕。故侯国之兵，不自用，亦不足用也。五伯之盛，非得列国之兵，则不能成兵车之会。至其盛者，亦不过成师以出。其受伐者，则有悉境内之兵以应之者矣。是列国之兵，可以守而不可用以行也。故天子曰“万乘” ，诸侯曰“千乘” ，与夫三军六军之数，亦数赋而约言之耳。

中春，教振旅。

郑康成曰：“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春习振旅，兵入收众，专于农。”

王氏曰：“春阳用事，非兵之时　。” 郑锷曰：“是时兵。”

当，藏也　。王昭禹曰：“振，如振领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则治之以行陈之事，均服同食，以一众心，无暇整其仪饰。及其入焉，明尊卑，辨贵贱，此所以整之也　。” 李嘉会曰：“一岁之功，必因春之兴作发生而后万物成。振旅必于春，示一劳而永逸也。”

《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

郑康成曰：“以旗者立旗，期民于其下　。” 贾氏曰：“熊虎之旗　。” 郑锷曰：“《司徒》于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六乡之民；《遂人》于起野役，以遂之大旗致六遂之民。民之目熟于熊虎之状久矣，及是时乡遂之官致之而来，司马亦以旗致之，因民之所习熟者，使之易知尔　。” 王昭禹曰：“田猎所习，无非军事，故平列陈如战之阵。平者，高” 下如一之谓　。《易》氏曰：“合其众以成列，陈其列以为陈。”

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 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 马执镯。”

贾氏曰：春、夏、秋各教其一，而必春辨鼓铎者。郑锷曰：“春阳用事，雷始出地，于卦为震。而韗人冒鼓，必以启蛰之日，教以此时，从其类也　。” 黄氏曰：“有节制而后能胜，金鼓所以节制也，故于教振旅辨之。王虽亲征，六卿分将，元帅居中。” 《甘誓》“常武、城濮陈有古法　。” 郑锷曰：“路鼓，四面之鼓，王于军中自鼓，军事宜执鼖鼓乃使” 诸侯执之。自执《路》鼓，何邪？王道之大，无所不通，以道统众，不必自执军中之事，诸侯从王，欲使军将以下皆听命，故尚之于诸侯。

《李嘉会》曰：“路鼓非军事所宜用，盖象人君声教。”

“当四达而无闲　。” 王昭禹曰：“鼓之大谓之鼖。诸侯以敌，王忾为事，则执贲鼓　。” 郑锷曰：“军将者，卿六，各为一军之将　。” 王昭禹曰：“晋以进为义，将以统众而役敌，有进而已，故执晋鼓　。” 郑司农曰：“提读如摄提之提，谓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马髦上者，谓之提　。” 项氏曰：“提，鼓之有柄者　。” 郑锷曰：“使师帅执之者。五百人之众，左提右挈” ，在掌握之意。

陈氏曰：“鼙，应鼙也。” 大鼓谓之鼖，小者谓之应。

郑锷曰：“旅帅视师帅为卑，故执鼙者鼓之小而卑者也　。” 项氏曰：“鼙以令鼓，故旅帅执之　。” 王昭禹曰：“军法自旅而上然后有旗，以非旗不足以指麾故也。自旅而上然后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众故也　。” 黄氏曰：“进则患怯，退则患纷。军将执晋鼓以锐其进，卒长执铙以肃其退　。” 郑锷曰：“百人之卒长，知其当止则止，故使执” 铙以止鼓。二十五人之两司马，知其当进则进，故使执铎以通鼓。五人之长曰公司马，军制自五人始，人之寡不能节制，则众皆无节矣，故使执镯以节鼓。其职至卑，其名乃同于司马，欲重其权以服人也　。王氏曰：“谓之公，以别于私，亦称司马，所谓家司马是也。” 鼓，阳也，尊者执之金，阴也，卑者执之铙以止鼓，与阳更用事焉，故卒长执之。通鼓、节鼓，佐阳而已，故两司马公司马执之　。李嘉会曰：“贲鼓、晋鼓，提鼙铙镯铎之器。考之鼓人，或和鼓，或节鼓，或止鼓，相杂成声，以起其欢喜鼓舞之心，而寓其进退作止之节，踊跃感动，而知所防范，此金鼓相闲而作之意。”

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

郑康成曰：“习战法　。” 李嘉会曰：“兵事宜尚威武敏捷，必以进退疾徐疏数教民者。观武王伐商，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兵在于结陈之固，进退之齐，武侯八陈，进则皆进，止则皆止，所以不可破齐之技击。魏之武卒，秦之锐士，终不可以当威文之节制者。”

由此而已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 社。

王昭禹曰：“攻斗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驰骋而逐禽兽，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万于所同欲之闲，此人情乐为之用，而四时教战所以皆寓于田　。” 项氏曰：“春田谓之蒐。蒐，择也。春恐害物，故择而取之。不围泽，不杀胎，不夭妖，不覆巢，不取麛卵，是蒐也，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暴天物者不以礼，蒐而取之，敬” 且有礼矣　。郑锷曰：“将田之初，有司行表貉之祭，司马以军法誓民。” 所谓有司者，肆师、甸祝也。肆师，大田猎，祭表貉则为位。甸祝掌四时之田表貉之祝号。则有司谓此二官明矣。郑康成以为大司徒，考《大司徒》无表貉事，其说非也。

郑司农曰：“貉读为祃，祃谓师祭也，《书》亦或为祃。”

郑康成曰：“表貉，立表而貉祭也　。” 薛平仲曰：“表貉而后誓，可以肃众　。” 李嘉会曰：“要之以神，则民知敬而节制禁止，自有所持循而不慢　。” 郑康成曰：“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罚也。” 誓曰：“无干车，无自后射。立旌遂围禁，旌弊，争禽而不审者，罚以假马　。” 贾氏曰：“无干车、无自后射者，据汉《田律》而言也。假马，谓获禽所算之筹，争禽不审，即罚去其筹　。” 郑锷曰：“虽教之有素，一旦出田野，临干戈，安得不三令五申之？此《司马》所以誓之也　。” 贾氏曰：“誓民即大阅，群吏听誓于陈前。鼓者，即中军以鼙令鼓，鼓人三鼓以下　。” 郑康成曰：“禁者，虞衡守禽之厉禁。既誓令，鼓而围之，遂蒐田　。” 吕大临曰：“春者，鸟兽孳尾之时，君子养其仁心，重伤生物之” 类，至不得已而后取，则多取之为暴，不如寡取之。围泽，掩群，皆多取也。取麛卵，伤未成之物也。《大司马》“春蒐田，遂围禁” ，则天子合围矣。此言国君不围泽，下于天子也。大夫不掩群，则诸侯掩群矣。《王制》云：“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 又云：“不麛不卵。” 与此异者，《王制》所言，不纯用《周礼》也　。郑康成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皆杀而火止。献犹致也，属也。田止，虞人植旌，众皆献其所获禽焉。《诗》云：‘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　。郑锷曰：“《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司马乃用火田。盖春而焚莱，将以田也；春而焚山林，伤生意也。此所以有无焚之令　。” 贾氏曰：“此祭社因田猎而” 祭，非《月令》“仲春祭社” 也。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

郑锷曰：“《诗》曰‘召伯所茇’。又《左传》言‘晋大夫茇舍’，从之。凡言茇者，皆草舍也。教茇舍者，教以草止之法。军行而草止，未有营垒之所，草止之地。防患尢严？防患之道。夜事尢急，教之无素，则是以众予敌矣。” 教茇舍独于中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动，季春生气方盛，惟夏之时，生于春者至是益长，长于春者至是益茂。军屯其中，患生不虞。又况莫夜之时　。贾氏曰：“草” 字释“茇。” “止” 字释“舍。”

群吏撰车，徒读书契。

贾氏曰：“群吏，谓军将至伍长，各有部分，皆选择其甲士步卒之等　。” 郑锷曰：“昼而战，目足以相识；至于夜，则惟以耳相闻。苟不辨其号名，则无以为别。故命群吏各撰述其车徒之数，以知多寡之目。又读诵其书契之文，以辨名号之用。军中之书契，如后世所谓尺籍伍符。先儒谓师田之简稽，疑简稽不可谓之书契。撰” 者述陈之义，读其簿书之籍，使知其或用名或用号以为别。目见耳闻，名已习熟，则草舍虽在深丛翳荟之中，闻其号名，皆知其为某人。

辨号名之用，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 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

贾氏曰：辨名者，此帅以门名以下是也　。黄氏曰：“号名为夜事。今军夜有号，康成以为徽识披之以备死事。夫徽识缀于膊上，夜事将何以辨　？”郑锷曰：“帅为六军之帅。”〈郑康成曰：“谓军将及师帅至于伍长。” 〉公邑闲田谓之县，小都谓之“鄙。”〈郑康成曰谓县正鄙师至邻长〉大夫谓之家。〈郑康成曰谓食采地者之臣〉“乡”谓六乡。〈郑康成曰谓州长至此长〉野六遂也。〈郑康成曰谓公邑大夫〉或以门，或以号，或以邑，或各以其名，皆有一定之称。为主将者名号若此，为卒伍者从而称之，耳闻而心知，心存而意属，莫夜之闲，亦识所从矣。帅，以门名，盖门者人之所由以出入，帅者人所由以进退，取象犹门也。县与鄙，一为天子之吏，一为公卿王子弟，故各以其名，所以别异。其为某县某鄙之人。大夫用号者，则为美称也。郑谓“公卿大夫，其身在朝，其臣在采地，若公山弗扰之类，是以家号为名也。”〈项氏曰若费若成易氏曰以见平日训治之素〉六乡有六州长，乡之军法，至州而成，故以其州之名名之，言某州之师也。六遂，于邻长言邑中之政，于里宰言“掌比其邑之众寡”，于《遂大夫》言“凡为邑者。”此六遂

为邑之证也，故言“某邑之师　。” 黄氏曰：“帅皆卿也。王城十二门，自国中以达于郊，分为乡，六卿治之” ，是则一乡二门，故以门为号，所引东门、襄仲、桐门、《右师》皆是也　。易氏曰：“以所居门名之，见平日统御之方　。” 黄氏曰：“县、鄙遂兵，州六乡，馀兵居四郊者，比、闾、族、党。州犹乡法也，独不为乡耳，故称州焉。” 甸、稍、县、都皆野也，甸以县、鄙见，稍以家见。稍不为家，县、都不为鄙，则亦为邑。天子使吏治之，而通称为野。王畿之兵尽在此矣。都、鄙自有主者　。黄氏曰：“百官有军事，在军者各象其事以为号名　。” 郑康成曰：“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谨于夜。于是主别其部职　。” 王东岩曰：“茇舍之教，乃下寨法，专以辨军之夜事。盖休兵偃师之时” ，宿火而寝，目固无见也；衔枚而处，耳固无闻也。将以鼓铎而声之，则所闻必乱；将以旗物而徽之，则所见必昧。于是专以号名为尚。而号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细及闲谍等事。先儒不知夜事与夜战不同，多以管仲内政之作，“使之昼战目相视，夜战声相闻” ，引证司马夜事在于休兵，管仲夜战所以用兵，岂可同日而语？

其他皆如《振旅》。

王昭禹曰：“若平列陈与夫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皆然。”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车弊献禽以享礿。

王昭禹曰：“夏苗在田，如草而已，为苗除禽兽之害故也。” 如蒐之法，则其他表貉、誓民、鼓遂、围禁之类，皆与蒐同　。郑康成曰：“车弊，驱兽之车止也。夏田主用车，所取物希，皆杀而车止　。” 贾氏曰：“车行迟，故取兽少　。” 王昭禹曰：“夏田以车为主，以物生于春，长于夏，以车驰逐而取之，其利密于春之用火矣。” 以《东山》之诗考之，其言曰“敦彼独宿” ，亦在车下，则茇舍夜事，宜用车矣　。郑康成曰：“《王制》曰：‘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 贾氏曰：“引《王制》者，据始杀讫而言。《毛诗传》云：‘天子发抗大绥，诸侯发抗小绥’。据始杀而言也。《王制》注：‘佐车，驱逆之车’。” 案田仆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则佐车与驱逆之车异。但《王制》佐车与田仆驱逆之车为一，田仆佐车，自是田车之贰曰佐　。王。昭禹曰“享礿” ，则所谓以禴夏享先王　。郑锷曰：“礿以饮为主，四时之享皆用孟。” 此中夏而享礿，非常祭也，盖因田而享也。田已得禽则归而享祀，犹战而得隽则归而告庙也。然四时之田，春秋祭社与祊，惟冬夏享“庙何邪？春田为民祈，秋田为民报。田以民事为主，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 侯载旗，军吏载旗，师都载旃，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 官载旟”，各书。〈音画〉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

崔氏曰：“中秋阴气始肃，在于杀物，故用治兵为称。”

王昭禹曰：“旗物以作战也，故于教治兵，辨旗物。”

“之用　。”郑锷曰：“九旗曰常、曰旗、曰旃、曰物之类，其义不一。自王而下以至于百官，分而载之，各寓意义于其闲，非苟然也。”得天而久照者，日月之常。治兵载大常，所以见王者有常德而立武事之意。凡旗之画皆二物，旗独画龙相交，非也，交与蛟同。诸侯于国有君道，龙之象也；入朝有臣道，蛟之象也。所以载蛟龙之旗。“熊虎之噬，百兽畏之。”军吏者，六军之帅，当以威武为先，载熊虎之旗，使将卒畏威而趋令也。通帛，则不画他物，纯而不杂也。师都，则公卿大夫王子弟之在都鄙者也。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所以载通帛之旃。此言乡遂，又言郊野，则师当为都鄙之吏明矣。杂帛为物，则杂而不一也。乡之分而为六，其民散而为比、闾、族、党之名；遂之分而为六，其民散而为邻、里、都、鄙之号，可谓杂而不一矣。所以载杂帛之物，龟有甲以自卫，蛇有螫以毒人，皆北方之属也。天地之气，始于北方，幽隐之所聚，而龟蛇者，至幽阴之物，画之于旐，以示夫杀气之所始也。先能自卫者，然后可以杀敌，所以载龟蛇之旐。《书》曰：“我则鸣鸟。”不闻谓凤也。隼之物，贪贱之鸟也。鹰鹯之类，安可与凤为伍？说者皆以为凤及隼，疑当为鹰隼也。蛟龙取其能变化，熊虎取其有威，龟蛇取其能自卫，则鹰隼取其劲疾矣。百官者，六卿之属，欲其临事之劲疾，所以载鸟隼之旟。凡行，左青龙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后元武，谓此四者然军法正成于乡、遂，而乡、遂大夫乃不预四旗之列。而“载物”者，说者谓其象已属于军吏，己无所将故也。“凡旗皆谓之载”者，言载之于车上也。既有旌旗，又有小徽识之上，各书其事与号，以为别识也。〈郑康成曰：“书’当为“画” ，事也，号也，皆画以云气。〉司常谓之画，此谓之书。王安石谓“书详于画，既书又画，使人易辨而已。”余以为司常指大阅而言，此指治兵而言

大阅，画治兵书，各有所主，不一法也　。薛氏曰：“大阅，阅军实而已。治兵则军法在焉。军法行，前朱雀，后元武，左青龙，右白虎，则诸侯载交龙之旗于左，军吏载熊虎之旗于右，百官载鸟隼之旟于前，郊野载龟蛇之旐于后，乡遂师都载旃与物于其旁，然后王载大常于其中而加高焉，故曰‘招摇在上。此治军所以有军’” 法也。大阅则阅军实而已。“孤卿建旃” ，孤卿之常，及治兵之际，向之孤卿，即谓之师都，故师都亦载旃。“大夫士建物” ，大夫，士之常，及治兵之际，向之士大夫，即谓乡遂大夫。士之师众者矣，故乡遂亦载物。大阅之师都建旗，治兵之军吏载旗者，盖师都军吏，皆以孤卿为之，所以皆有取乎旗。大阅之州里“建旟，治兵之百官载旟” 者，盖州里之长即为军中之百官，所以皆有取乎旟。至大阅则县鄙建旐，治兵则郊野载旐，盖田役军旅皆王之事，虽命服不同，而同于四斿，其所辨者，有名号存耳。若夫大阅有师都而无军吏，治兵有军吏又有师都，盖师都所以治徒者也，军吏所以将卒伍者也。大阅以治徒役为主，特有师都而已；治兵以将卒伍为主，亦治徒役者也，故军吏、师都并立焉。大阅，师都之所建，治兵，军吏之所载，皆熊虎之旗，则大阅所以威众者，师都也，治兵所以威众者，军吏也，皆以孤卿为之，故其序在州、里、乡遂之上。谓之吏，则任以事也；谓之师，则帅其众也；谓之都，自采地言之也　。《王氏详说》曰：“九旗之用，凡有所将者有所画，则日月、交龙、熊、虎、鸟、隼、龟、蛇是也。无所将者无所画，通帛、杂帛、全羽、析羽是也。大阅之时，孤卿、大夫、士与夫，六乡、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咸在师都，将都鄙之兵，州里、县鄙将乡遂之兵。此师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鸟隼之旟，县鄙所以有龟蛇之旐。” 孤卿大夫士则从王耳，此所以建旃建物也。治兵之时，孤卿大夫士不必尽出，所以从王者百官也。命卿之为军吏者，三等采地及乡遂之兵皆属于命卿矣。虽师都不过载通帛之旃，乡遂不过载杂帛之物，至于郊野，虽有龟蛇之旐，邑外曰郊，郊外曰野，特四等公邑之大夫，将四等公邑之兵，以四等，公邑之兵不属命卿故耳。是以司徒于“军旅田役，以旗致万民” ，《乡师》于四时之田，以“司徒之旗致众庶。” 而郑氏皆以为“熊虎之旗。” 且司徒卿也，卿当建旃而必建旗，以其于师田则为军吏矣。此熊虎之旗，在《司常》则列于旃物之下，在《司马》则列于旃物之上，岂非以所将为主乎？

郑锷曰：“司常之大阅，自王与诸侯而下有孤卿。”

有大夫，士有师都，有州里，有县鄙。先儒之说曰：“师都者，六乡六遂之大夫也；州里县鄙者，乡遂之官。” 互见约而言之也。且大阅之时，内而国中，外而乡遂，远而都鄙，公邑之兵宜无不在，安有朝之孤卿大夫尽出，而下则六乡六遂之大夫不出焉？又其下则止于乡遂之官而已矣。乡遂大夫与乡遂之官，不过皆乡遂之吏。既曰“师都” ，又曰“州里” ，又曰“县鄙” ，宁非杂而无辨乎？《大司马》之茇舍，自帅而下有县、鄙，有家、有乡、有野、有百官。先儒曰：“县鄙谓县正、鄙师至邻长也，家谓食采地之臣，乡谓州长至比长，野谓公邑大夫。” 且自内而外，则六乡也，六遂也，家邑也，都鄙也，是其序矣。今先言六遂之县鄙，后及大夫之家邑，又其后乃及六乡，又其后乃及野之公邑，又其后乃及百官，而都鄙不与焉。又所谓“县鄙” 者，不过六遂之属耳，特言各象其名，家也，野也，百官也，人非不众，反不以名言之，岂非杂而无辨欤？《大司马》治兵，自王与诸侯而下有军吏，有师都，有乡遂，有郊野，有百官。先儒之说曰：“师都者，遂大夫也；乡遂者” ，乡大夫也。郊者，乡遂之州长、县正以下也。野者，公邑之大夫也。且师都之名一耳，于《大阅》以为六乡六遂大夫，至是又专指为遂大夫，何也？六乡有乡大夫，《经》之明文也。至是又以乡遂皆为乡大夫，何也？乡遂可谓之郊野，公邑闲田亦可谓之郊野，至是分郊以为乡遂之州长、县正以下，分野以为公邑大夫，何也？岂非杂而无辨欤？盖成周法制，如织有经，《司常》之大阅，王也，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谓师都者，都鄙之长耳；所谓州里者，六乡之吏耳；所谓县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谓师都为都鄙之长？盖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众之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为甚众；言之曰“师” ，则师都者，非六乡六遂大夫明矣。何以谓州里为六乡之吏？盖一乡者五州之积，里者即民所居之称，州长言“大考州里” ，乡师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乡言之，则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谓县鄙为六遂之吏？盖一遂者五县之积，遂有县正，有鄙师，故通以县鄙称之。遂为县鄙，犹称“州里” ，知其为乡也，则县鄙者非乡之官又明矣。大阅之际，内而六乡，外而

六遂，远而都鄙皆以兵从，其为法制，真不乱也。今谓师都为六乡六遂，大夫安得不杂而无辨欤？虽然，《大阅》有县、鄙，茇舍亦有县、鄙，其名则同，其人则异。夫茇舍与大阅，法制如一，所谓师都即孤卿耳；“百官” 即大夫、士耳；乡以州名，即六乡耳；野以邑名，即六遂耳；家即大夫之有采地者耳。若夫县鄙，则公卿王子弟所治之地，与《大阅》之县鄙异也。经称县鄙，固有二说，以六遂之中有县正，有鄙师，故举县鄙以名六遂。以小都之田任县地，而大都在王之鄙，故公卿王子弟所治之地亦以县鄙名之，是其名则同，其人则异。今考《大阅》之县都，知其为公卿王子弟之所治者，以其序在家乡野之上。由小大之序知之，非特小大之序可知，观《经》言“各象其名” ，亦可以见。何则？遂之县、都统于一遂，不当以各言之。惟都鄙然后可以谓之“各。” 盖各象其名，则知所谓县者自是小都，所谓鄙者自是大都也。非特茇舍与大阅法制如一，乃若治兵之制亦然。何则？治兵所谓军吏，即大阅之孤卿与茇舍之帅也；所谓百官，即大阅之大夫士与茇舍之百官也。所谓“师都” ，即《大阅》之师都与茇舍之县鄙也；所谓“乡遂” ，即大阅之州里、县鄙与茇舍之乡及野也。若夫“郊野” ，则指公邑闲田之吏而已，与乡遂之郊野异矣。盖内而乡遂，外而都鄙，皆有闲田，天子使吏治之，谓之“公邑。” 《县师六官》所谓“甸、稍、郊、里之地域” 是也。其地皆在郊野，故总而名之耳。然于“大阅” 、于茇舍皆不预者，非在此不用其兵，在彼不听乎役也。盖内而乡遂，外而都鄙，众无所不起，则公邑之师，理无不起。而《经》俱不言者，举内外以包之也。由是言之，周家之制，可指而数，未尝杂而无辨。

遂以狝田，如蒐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祊。〈音方〉

郑康成曰：“秋田为狝。狝，杀也。罗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杀者多也，皆杀而罔止。祊当为方，声之误也。秋田主祭四方，报成万物。《诗》曰：‘以社以方　’。” 郑锷曰：“秋气肃杀，故田以杀为主　。” 王昭禹曰：“以物成于秋，所取者众故也。” 《王制》曰：“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 则秋用罗宜矣　。贾氏曰：“郑以祊为误者，祊是庙门之外，惟祭宗庙” 及“绎祭” ，乃为“祊祭。” 今因秋田而祭，当是祭四方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