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柔远记/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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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二（1843～1850）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

△春正月，诏怡良岳台湾狱。

时英酋流言四布，欲罪台湾镇道以雪愤，诏闽浙总督怡色渡台查办，并奉廷寄：“傥此案稍有隐饰，不肯破除情面，以致朕赏罚不公不明，又误抚夷之局，将来朕别经察出，试问怡良当得何罪？凛之！慎之！”怡良既渡台，即欲传旨逮问，而台郡兵民望其驺从，相与喧噪不已，达洪阿亟谕解之。次日，又持香炬赴诉行营，复经镇、道抚循遣散。而全台士民远近奔赴，合词申理，怡良惧激变，受其词，慰而遣之。然既奉明谕，不欲误和抚之局，思从权完案。

至是，宣传上意，迫镇道具供，以“两次洋船之破，一系遭风击碎，一系遭风搁沉，实无兵勇接仗之事”据奏，又称：“此事在未经就抚以前，各视其力所能为，该镇道志切同仇，理直气壮，即办理过当，尚属激于义愤，惟一意铺张，致为借口指摘，咎有应得。”达洪阿、姚莹遂不敢坚执前情，求奏请治罪。

△夏五月，逮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入都。

怡良等奏上，有旨：“逮达洪阿、姚莹入都，交刑部会同军机大臣讯结。”议上，奉上谕：“该革员等呈递亲供，朕详加披阅。达洪阿等原奏，仅据各属文武土民禀报，并未亲自访查，率行人奏，有应得之罪，姑念在台有年，于该处南北两路匪徒叠次滋扰，均迅速葳事，不烦内地兵丁，尚有微劳足录。达洪阿、姚莹著加恩免其治罪，业已革职，应毋庸议。”

初，姚莹就逮时，上浙抚刘韵珂书云：“莹典达镇军以禽靳夷俘，为夷目谲诉，大帅相继纠弹，更有摭拾浮言，为彼之助者，致干震怒，逮问入都，既负圣明特贲之恩，又孤上台知荐之德，惶悚难言。即当赴省，候文就道，不得面辞。承明谕：‘原奏未尝不是，惟斩俘太急，再逾两月，则抚议成而事可免。’又谓镇道此行非辱。甚矣，大君子持论之允也！顾尚有未白于左右者：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镇道冒功，上千天听。夫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为己美，未有称举众善而以为冒功者也。鸡笼距郡程十日，大安稍近，程亦五日，皆在台之北境，两次擒夷，均非镇道身在行间，惟据文武士民禀报之词耳。自古军中验功，皆凭俘馘、旗帜、炉仗，有则行赏，故人人用命。是以周师耀武，史有漂杵之文，项羽自刎，汉有五侯之赏，所谓‘兵贵虚声，宽则得聚’也。鸡笼之破洋舟虽以冲礁，大安之破洋舟虽云搁浅，然擐甲之土不懈于登陴，好义之民咸奋于杀敌，乘危取乱，未失机宜。洋舟前后五犯台洋，草屿贼船勾结于外，逆匪巨盗乘机散乱于内，卒得保守岩疆，危而复安，未烦内地一兵一矢者，皆赖文武土民之力也。第无以鼓舞而驱策之，焉能致此，况当时各路禀报，皆称接仗计诱，所献夷囚、炮械、衣甲、图书既验属实，复有绿营旗帜，军衣、刀仗，与浙江巡抚营官印文、火药、道里数册，确系骚扰内地之兵船。其时敌焰方张，蹂躏数省，茶毒我民人，戕害我大将，朝廷屡有专征之命，间外曾无告捷之师，宵旰忧勤，忠良切齿，郡中得破舟擒夷之报，咸额首称庆，谓海若劾灵，助我文武士民歼此丑类，亟当飞章入告，上慰九重焦愤之怀，且以张我三军，挫敌锐气。在事文武，方赏劳之不暇，岂为镇道不在行间，功不出己，遂贬损其辞哉？镇道原奏，皆据众报汇叙，未言镇道自为，郎文武禀报，亦未没士民所获，士民亦未有控文武攘共功者。怡宪渡台逮问镇道，成算早定，一时郡兵不服，其势汹汹，镇军惧变，亲自拊循慰谕乃散。翌日，众兵犹人持香一炷，赴钦使行署泣诉。而全台土民，远近奔赴，具呈为镇道申理者甚聚，皆未邀台案议叙之人也。虽宪批不准，然皆已受其辞，有案可稽，则镇道非有冒功之心明矣！鸡宠洋舟，到口三日后乃开炮，我兵亦开炮相持。大安洋舟，实马渔人所误搁浅，兵民因以乘之。当时陈辞，初非臆造，讵料就抚后追憾台湾擒斩其人，遍张伪示，以为‘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计逐镇道以快其私，大帅相继纠参，而台湾冒功之狱成矣。在诸公创钜痛深，以为甫得休息，深惧再启兵戎，谋国之意，夫岂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宪抵台，次日传旨逮问，以所访辟，令镇道具辞。莹与镇军熟计，英人强梁反复，今一切已权宜区处，肤诉之辞，非口舌所能折辩，镇道不去，而英或至，必不能听其所为，英或别有要求，又烦圣廑，大局诚不可不顾。且诉出英人，若以为诬，英必不肯服，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盖英未抚以前，道在扬威励土；既抚以后，道在息事安民。镇道受恩深重，事有乖违，无所逃罪，理则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镇道见英伪示，即照录具奏，自请撤回查办。其折在口守风，闻怡宪已奉旨渡台，乃追回钞呈怡宪舟次，缮折犹存。今以罪去，诚乃本怀。将来人都，亦必如前请罪，以完此案。夫世俗纷纷，皆由富贵功名之念重，君臣道义之念轻耳。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计。古有杀身成仁，毁家纡难者，彼何人哉，怡宪不谅志士立身，以为及此尚形强矫，颇相诘责，不能辩也，至台湾镇道奏事，乃国制也。隔海文书往复不能刻期，军中朝夕百变，若事事请命，则贻误多矣。惟念大君子有知己之感，区区微忱，幸亮察之。”

又与方植之书云：“年前接读手书及论洋务文，深为叹息，所论何尝不中，无如任事人少，畏葸者多，必舍身家性命于度外，真能得兵民心，审事局之全，察时势之变，复有强；毅果敢之力，乃可言之。此非卤莽轻躁所能济事也。虽有善策，无干济之人，奈之何哉，今世所称贤能矫矫者，非书生郎狱吏，但可以治太平之民耳。晓畅兵机，才堪将帅，目中未见其选也。况局势已成，挽回更难为力耶！莹五载台湾，枕戈筹饷，练勇设防，心弹力竭，甫能保守危疆，未至债败。然举世获罪，独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镇道受赏，督抚无功，又有以小加大之嫌。况以英人之强黠，不能得志于台湾，更为肤拆之辞恫喝诸帅，逐镇道以逞所欲。江南、闽中弹章相继，大府街命渡台逮问，成见早定，不容剖陈。当此之时，英为原告，大臣靡然从风，断非口舌能争之事。镇、道身为大员，断无晓晓申辩之理，自当委曲以全大局。至于台之兵民，向所恃者，镇道在也，镇道得罪，谁敢上控大府，外结怨于凶酋乎？委员迫取结状，多方恐吓，不得不遵，于是镇道冒功之案成矣，然台之人，固不谓然也。始见镇道逮问，精兵千人攘臂呶呼，其势汹汹，崖镇军惧激变，亲自抚巡，婉曲开譬，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土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愈呈申诉者凡数十起，亦足见直道自在人间也。覆奏已上，天子圣明，令解内审讯，寻绎谕辞，严厉中似犹有矜全之意，或可邀末减也。委员护解启程，当在五月中旬。大局已坏，镇道又何足言？但愿委身法吏，从此永靖兵革，以安吾民，则大幸耳，夫君子之心，当为国家宣力分忧，保疆土而安黎庶，不在一身之荣辱也。是非之辨，何益于事？古有毁家纾难、杀身成仁者，彼独非丈夫哉，区区私衷，惟鉴察焉。倘追林、邓二公，相聚西域，亦不寂寞。或可乘暇读书，补身心未了之事，岂不美哉！”

△以两江总督耆英赴粤督办各国商事。

江宁和议亟戍，法兰西、美利坚人先屡居间，议款皆不得与，颇有逢言。其年冬，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至粤束议互市章程，英人欲各国皆就彼挂号始输税，当事每曲徇英人意，于是法人、美人皆愤，言：“我非英属国，且从未猾夏凭陵，何反厚彼而薄我？”不肯从。又英酋先受困三元里，不敢复市广州，及议款成，许以广州贸易，而粤民群起拒之，聚来数万，杀英人于市，又杀英官于澳海，焚其馆而掠其资，督抚再三谕散之。璞鼎查时在粤，不敢报复，而归咎于官吏。伊里布既以始终附成和议为时指摘，又见粤事多棘手，至是以忧卒。诏耆英往接办，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与官吏平行。英人反以此市德于各国，而各国之从以合。

○甲辰道光二十四年（公元一八四四年）

△英人筑福州鸟石山。

时刘韵珂任闽浙总督，英领事官李某以有事请见，韵珂不得已许之。及见，则请立通商码头，欲于会城内外，自南台至怠石山造洋楼。南台在福州城外，乌石山则城内形胜之地，韵坷难之。绅土许有年等亦联名禀阻，且以上年粤东阻止人城为言。领事怒，诉于两广总督耆英，谓二十三年粤人阻止入城之议，系督抚借端推诿，今闽人又将效尤，请即照会闽浙总督，加意弹压。耆英言：“《和约》第二条所裁领事官住五处地邑，并非专指城内而言。今百姓同声疑阻，岂能遽治以违抗之罪，至十一条内声明两国属员往来平行照会，此乃文书往来，非指住处而言，未可牵引比附。”然值交还欠款，照江宁约，已付甲辰年银二百五十万，应将舟山：鼓浪屿退还中国，于是英公使在粤言：该国领事在闵，应将原约准在福州城内建楼，今既不许，恐交还鼓浪屿之约亦将肯盟。闽粤两督典之往复辩论，英公使乃请以二日退还鼓浪屿，但退还后仍请在彼处建屋以居。耆英言：“约内但有五口居住之说，是福州，厦门可造房屋，鼓浪屿不得造房屋。”然英人执之如左券矣。

臣按：李领事初欲在白塔寺赁屋居住，居民沮之，卒援福州建造房屋之议，擅入城中，占居乌石山。闽人知为虎头生角，形家所忌，而不能阻，始归咎于当事之不善处分，而韵珂遂因此被劫去。

○乙巳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年）

△俄罗斯国进呈书籍三百馀种。

△耆英奏准设天主堂。

直省开堂传教，自昔例禁綦严，至五口通商，亦无许其增设教堂、聚徒讲教，而江宁议款定自英人，法兰西、美利坚皆不与，又法兰西货船至中国者少而私赴各省传教者为多，殊不便于中国之禁，于是二国相继诣粤督呈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请弛习天主教之禁。”耆英据奏，部议准于海口设天主教堂，惟不许奸诱妇女及诳骗病人眼睛，违者仍治罪。自是，西洋人寄居五口者，皆设天主教堂，按房虚昴星值日之期，七日一宣教法，洋商是日停止贸易，入庙礼拜，谓之安息日，岁以为常。然人民不服其教者，亦以此屡起衅端，官吏调停其间而已。

△冬十二月，英人入广州城，义民禁之。

英人既于福州乌石山建楼居，大僚舆修往来晋接之仪，英人因是冀入居广州城。粤民谓：“洋人向不准入城，为天朝二百年来例禁，况五口通商，粤束但有澳门，不闻广州也。”合词诉于耆英，请申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绅耆，传递义民公檄，议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按户抽丁，除老弱残废及单丁不计外，每户三丁抽一，以百人为一甲，八甲为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旬日间，城乡镇市镫旗相望，众议汹汹，不藉官饷，亦不受官约束，良莠错杂，浸浸与官为仇矣。

英酋璞鼎查之返粤，粤民即禁其入城，酋方逞志于江宁，惧见挫，遂逡巡去。嗣有洋艘至，请入见，耆英难之。至是，其酋复以事请面商，耆英乃遣广州知府刘浔赴英舟，谓将晓谕军民，订期相见。粤人侦知之，于城厢遍张揭帖，约以英酋入城日闭城起事。适浔自英船归，民有担油者，犯其前导，隶摔而笞之，市人哗曰：“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一时乌合乘衅而起，随浔噪入府署，聚至数千人，闯入内宅，取浔衣笥，搜其冠服焚之堂下，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尸浔腧垣奔诉，督抚惧激变，亟出示安抚之，乃散。又揭帖议劫十三洋行，英酋遂逸去。

自是，广州民遇英人登岸，辄多方窘辱之。英人不堪，反以为大吏指使也，数贻书责让。耆英不能辩，而惧败抚局，无计以弭之，谋于粤绅，则曰：“此众怒不可与争也。”又曰：“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力剿贼，不愿从抚也。若督军一朝下令，示以能执干戈御外侮者受上赏，某虽不武，亦愿备前驱。”耆英无以答也。

时番禺绅士潘士诚发愤捐资，延法人雷壬士于家，造船炮、水雷，演试如法，先后奏闻进呈。诏：“广东新造战舰，交其承办，毋令官吏侵蚀。”于是粤民乘间以翻抚局，英人入城之议不果行。

○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

△黄恩彤免。

初，黄恩彤为江宁布政司，助成和议，抚局已定，升授广东巡抚，至是被劾罢归。

△以徐广缙为广东巡抚。

△冬十月，以叶名琛为广东布政司。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

△春二月，与瑞典及哪威国订通商约。

哪威（本名挪耳）在瑞典西境，负大山之背，地形长狭如带，北抵冰海，西抵大西洋，南与𪡏邻。其境稍沃，夏日长九时，冬夜长九时。极北冬有夜无昼，夏有昼无夜，地既荒寒不毛，居民身不逾四尺，以鱼为粮。本𪡏属国，嘉庆中各国公使会议于维也纳，以瑞地近𪡏者归𪡏，而以哪威属瑞。瑞自雍正间来粤，商船亦岁至，粤人呼为蓝旗国。

时法，美诸大国通商俱得仿英《和约》条款，而瑞本小国，不能尽循，因请并订通商条款。耆英虽督两广，实兼总理五口通商善后事宜，办理外国事，奏请许之，遂与瑞公使李利华订约三十三条。而耆英旋内召矣。

△以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叶名瑷为广东巡抚。

△夏五月，耆英赴召至江苏岳狱，与英人成和。

时五口通商，上海最盛。洋人暇日辄驾杉板船四出游览，而英人尤横。有麦伯思舟泊青浦境，与居民衅争，适有县之粮艘集，舵工，水手等助居民相掊击，英众多伤，并毁其船。沪领事闻之，诣上海兵备道某，请按问主者，穷治首从。兵备道亦素恶其横，又以事关地方，不应越诉，乃谩语以“斗殴细故，不足深诘”。领事怒，语侵之。兵备道拂衣入，谓上海知县曰：“番汉杂处，平民斗殴，此犬兔之逐耳。执民以媚夷，吾不为也。”英人求直不得，乃遣副领事罗伯孙等以小火轮至江宁陈诉。

时李星沅新任总督，适阅绿营兵，闻之亟遣员弁驰诣下关侦之。领事求入城见总督面诉，星沅欲援旧档止之不可，乃准前此英酋与耆英等相见于上江考棚，用平行仪节，越日遂遣员弁导之人城。江宁民以壬寅报恩寺之怨，相与喧噪。英兵嗬逐之，居民竞投砖石掷其酋，导行之员弁委曲调护，始得入考棚。因诉青浦被殴，劫毁船货值若干万，及上海道不为申理。星沅权词抚之，令回上海听候奏请查办，英舟乃起碇去。

星沅方奏委布政司赴上海，适耆莱自粤束内召，过江苏，遂奉旨识其狱。耆荚恐失英人欢，于缉治青浦水手外，又以赂款作赔款，而置兵备道于劾典。星沅以此不悍，腧年遂以疾乞养归。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

△俄罗斯商船来上海求互市，不许。

初，嘉庆间，俄罗斯由黑海沿里海南侵游牧各回部，英吉利既据东、南两印度，渐拓及温都斯坦（即中印度）而北，于是葱岭西自布哈尔、爱乌罕（即阿富汗）数大国外，凡鞑鞑里（一作鞑靼）皆并于俄，夹恒河城郭回国半属于英。道光十九年，爱乌罕与沙苏野相攻，沙酋求救于英印度兵头，爱酋亦走诉于俄。俄起兵南攻巴社（即古波斯国），取机洼、木哈腊（即布哈尔），欲复爱故地以窥印度，思夺英鸦片税饷之利。英亦严兵马备。于是英、俄边界仅隔印度歌士一大山，争战不休。英亦思自息构争，议未定而粤束罢英互市，声其罪，仇英者咸快之。俄亦思结援中国，遣使自比革尔起程来华，约中国以兵二万由缅甸、西藏夹攻印度。事虽未行，而英惴甚，或欲乘馑未至，速人寇，或料中国未必遽信俄言，而防守中印度綦严。英旋助土耳其（即都鲁机）与俄血战，数年始讲和而罢。

逮江宁抚议定，法兰西、美利坚未与议者，旋亦照英例并在五口通商，而俄人自嘉庆十一年货船来粤驳回后，至是有一船亦来上海求市，经大吏奏明驳回。盖其商船偶随诸国私来，非奉其国命，故即回帆去。又俄皮货珍贵，如貂狐、海龙、驼绒、灰鼠之类，专售中国，若由海舶而经炎方，鲜不蛀朽，故通市之在恰克图，而不由海道以此。然俄恃共强，亦常至各口，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事。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

△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进爵有差。

先是，耆英奉召将去粤，英人以其管辖五口，又原议抚事大臣，坚执江宁前约，请定入城之议。耆英以粤民为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当践约。英酋复要其入告，许之。耆英既去，英人益桀骛，视后至蔑如也，又以往时预抚局者先后去粤，更多所要求，遂复以入城照会总督徐广缙。粤绅乘间说广缙曰：“彼求无厌，公能尽厌其求乎？否则需者事之贼也。今吾粤民眈眈者皆在英矣，若公投袂一呼，则负杖入保者皆至，何忧不克？”

至是，英酋文翰坚请入城与总督议事，广缙辞之，而自出虎门，诣英舟。文输出所求通商务款，并申二年入城之约。广缙不答，归舆巡抚叶名琛画战守策。时南海、番禺各乡团练之师先后并集，绅土请师期，广缙告曰：“洋人志期入城，不许则必挟兵以要我，当先守，俟其动而后战，则曲在彼矣。”越日，英舟闯入省河，连樯相接，轮烟蔽天。广缙复单舸前往，谕以众怒不可犯。文翰谋质广缙舟中以要请，俄而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文翰大惧，乃请罢兵修好，不复言入城事。广缙徐以温言抚之，遂开舱互市如初。

奏入，上方悟粤民之可用，而前此诸臣皆以畏葸故失之，览奏大悦，谕曰：“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暑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蹂躏，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迭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匡勃，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摘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徐广缙著加恩赏给子爵，准其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著加思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昭优眷。发去花翎二枝，著即分别祗领。穆特恩、乌兰泰等，合力同心，各尽厥职，均著加恩照军功例交部从优议叙。候补道许祥光、候补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员尽先选用，并赏给三品顶戴。至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其天性之厚，难得十万之众，利不夺而势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者乎，著徐广缙、叶名琛宣布朕言，俾家喻户晓，益励急公亲上之心，共享乐业安居之福。其应如何奖励及给予扁额之处，著该督抚等奖其劳勋，锡以光荣，毋稍屯恩膏，以慰朕意。馀均著照所议办理。”

时粤东好事者侣言将欲乘胜沮其通商，文翰闻之而惧，贻书广缙，请重定粤东华洋通商之约。于是粤绅言于广缙曰：“洋人觊觎入城，误自江宁之约未经显揭耳。今必欲以粤东专约请者，须首严洋商入城之禁，明载约中，以杜其后。”文翰见众怒汹汹，不敢坚执，遂莅盟。粤人又要以出示晓谕洋商恪遵新约，亦许之。广缙以闻，登入档案。自是，英人在粤稍敛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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