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溪集 (林泳)/卷二十二
读书箚录
[编辑]《孟子》
[编辑]孟子见梁惠王，有三义可讲究者。异国之君不能越境，而以礼貌先焉则往见，古之礼也。孟子处战国之世，行道救时之心非不切。然而未尝随俗自轻，乃独守古礼，必待礼貌之先焉然后往答之。此圣贤出处之正也。推此义也，则后世应举之当否可知也。
先儒云：“若是第一等人，定不肯赴。”此可为定论。先儒又谓“虽孔子在今世，亦必赴举”者，何也？此主于科举不累人之义而言，其言固有为而言者也。
且圣人无可无不可，与贤者断断自守者作用或不侔，其或赴举，亦未可知。自大贤以下，当以不赴为正。若明道、朱子则或是自处之已高，或是少年未及大成而偶一为之耳：此一义也。
梁惠王僭称王，而孟子见之，此与孔子尊周之义若相背驰者。自李泰伯、司马温公皆著书以讥之，以至我国金乖崖、金悦卿辈亦相与疑之矣。
然而斯义也，程、朱已详辨之，其曰“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不改”与夫所谓“冬裘夏葛”、“易地则皆然”者真确论耳。此则圣贤随时之义也。推此义，则古今天下莫不各有随时之当务，而今时我国之义亦可知也。
《春秋》尊周外夷狄，固万世之通谊，而朱夫子所谓“区区东南事，已不胜其可忧，何恢复之可图”者，亦不可不深念也。
然则今日之义，惟当以文王治岐为准的。修德行仁，自家及国，大得民心，维新旧命，则小国七年，大国五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若不务此，而坐谈大义，则空言而已，若不法此，而只求小康，则亦苟而已，皆非圣贤随时之大用也：此又一义也。
此外又一义，则古人虽不言及，而亦可以想像推测矣。孟子道既通，为太儒，当其时，平治天下之责，专在孟子身上。想当往见梁惠之时，理无不明，气无不充，手段之大，心法之严，庶几与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吻合无间。
而《七篇》之言，罔非其蕴，则其积于中者，溥博渊深，光明粹白，既如许矣。故随机接应之际，发微诣极沛若决河，阐至理于造次，正人心于毫差。使其言得行，则非但一国之民安，天下之民举安，非但天下之民举安，又可以开大平于万世，岂不伟哉？
盖有是抱负，则有是发用，若形随影，自然之应也。今也既无此抱负，而遽欲进为于当世，则是犹无形而责影，岂可得耶？学者知此义，则必不敢轻自用，而亦可以知所勉矣。开卷，便有此数义。凡读书者皆须如此推究，方有着实受用处也。
惠王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直对云：“发政施仁，行先王之道，则君之国无不利矣。”如是为言，亦非不成义理也。但不能先格其好利之心，而遽进之以行先王之道，则其弊必至于内好利而外效先王之道矣。岂大人格君心之至论哉？
故孟子即对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则先攻其好利之私心而开之以仁义之大端也。使惠王言下有感，反身自求，则可知好利之私不可不痛绝，仁义之道不可不尽力，而纯王之治可做矣。此孟子格君之义，而乃圣贤相传之正学也。
大舜所谓“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孔子所谓“克己复礼”、“先难后获”，《大学》所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抵皆此理耳。孟子平日所学，直得从上圣贤相传之正法，岂以时君不能而舍所学以徇之哉？
或曰：“齐王自言好货、好色，而孟子不攻其非，但引公刘、大王之事开广其意耳。独于惠王利国之问，攻之若此者，何也？”
曰：“好货、好色之云，骤而闻之，其为可贱，固若有甚于利国之问矣。然好货、好色，推其本，则乃天理之所宜有而上智之所不能无者。但就其中，分别公私，与众同之，不局于私，则是乃仁义也。故孟子之言，即此开广，使勉为公而已。若便攻之，人必以为“必待除去是心而后，可行王政矣”。岂理也哉？若所谓利吾国者，则是以吾对人，必欲自利之意也，以货、色言之，已是不公而局于私者耳。是以孟子直加斩断，令无所容，其义固已精矣。且惠王之心，以利吾国为极尽事业，而惟恐其不能然也。齐王之言，以好货好色为自家深病，而惧此心之不足以行王政也。孟子之对，或抑或导，或严或巽，不亦宜乎？此又圣贤应机曲当之妙用也欤！”
曰：“惠王之所谓利吾国者，玩其语意，似是比并邻国而为言耳。盖欲其国之加利于他国也，非遽有意于取下以利己也。孟子直言交征之害，无乃非其所问之本意耶？”
曰：“只此欲利于他国之心，即是利己之心。既有利己之心，其势必至于取下以利己。上既取下以利己，下亦取上以利己。孟子直言交征之害，乃所以发明其极致也。”
曰：“征利之弊，只言民散国危亦可矣，必以弑夺为言者，无亦太深耶？”
曰：“征利之害，若就财货上言，则以民散为言固宜也。今就心术上言，则其怀利相接之弊，必至于不夺不厌。故以弑夺言之耳。”
曰：“贤者初见人君，辄言弑夺之事，气象无乃不浑厚耶？”
曰：“不然也。夫怀利之弊，若不至有弑夺之祸，则不言可也，如使有之，何可不极言之？是亦发明极致之义也。圣人之言发明极致，而未尝不浑厚。未及乎圣而务为浑厚者，亦鲜能发明其极致。君子之论，当以发明极致为主。”
曰：“孟子言仁义而不言仁义之本，又不言仁义之方，乃直言仁义之效，何也？”
曰：“欲其无好利也，则不得不明言求利之害以遏塞之；欲其以仁义为心也，则不得不直言仁义之效以开诱之，其言固宜然也。王问此，而若复问‘如何是仁义’，则孟子必指言人心之本体矣；若问‘如何为仁义’，必详告扩充之方便矣。惜乎，王之不能复问也！”
盖圣贤蕴蓄，非不极博也，其为人之意，非不甚切也，然其启告之际，深浅详略随其所感而为之节，固未有言及之而不自竭者，亦未尝不止于所当止也。此可以观圣贤语默之节，而学者亦可以自省也夫！
第四节“千乘之家”注谓“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车千乘也”。然以辑注《汉志》车乘之制考之，方百里者百，乃为方千里矣。方千里出车千乘，则方百里当出车百乘也。以此推之，须是十同一封之地，截补作方，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九千九百六十井，大约可出车千乘耳。
今以方百里为千乘之国，此未可晓。但天子公卿，必封以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地，则天子畿内之地，其馀几何？齐、鲁大国之封，犹曰“俭于百里”，则畿内食采，宁有过于方百里者？然则其曰“方百里”，则无可疑者；其曰“千乘之家”者乃可疑耳。
意者周衰，列国世卿如晋三家、齐田氏之类，僭侈附益，或至有可出车千乘之地，故当时号为千乘之家。而孟子只据当时事迹而言之耳，初不以天子公卿食采之正制言之也。
朱子之注言“千乘”，则只依本章；言“百里”，则又却据故实，大槪泛释如此欤？齐、鲁之封，孟子虽云“俭于百里”，而朱子尝言“必不至于百里”，侯国之可出千乘则无疑也。〈又三百一十六里提封不及十万井。盖凡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井，所不满者一百四十四井。盖若增至十七里，则又馀四百八十九井，故大约以十六里言之耳。〉
第三节小注第六条朱子说“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
“此与‘在物为理，处物为义’者，无乃不相合乎？”
曰：“程子所谓‘在物为理，处物为义’者，此释理与义之名目，所以有寓物在心之别也。此注之意则乃言大注所谓‘事之宜’者，乃指事物当然之理，非指处事已能合宜而言之也。盖‘处事合宜’乃行义之义，此云‘事之宜’乃理义之义也。程子分别在物在心之意，此则分别其方指理，不是指事之意也，亦无不合者矣。”
第四节《汉志》“一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一井八家，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给一兵也。又兵车一乘有牛马共十六，计三十二家，又出一马或牛也”。按：古者兵制如此，宜其民有馀力而兵亦克诘也。
第六节辅庆源第二说“虽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祸，故害常随之。”按：“未必得”下下一“然”字，颇失本注“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之意。若曰“虽切于求利，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祸，故利未必得而害常随之”，则似差胜耳。
“蔡觉轩说，极有警发人意思处。但‘何必’云者，以朱子《答汪尚书》中意观之，‘不可’云者，有害之辞；‘不必’云者，无益之辞。今曰‘何必’，则无亦有不严之病耶？”
曰：“此章极言求利之害，则岂但谓‘无益’而已哉？求之必有害，不求将自至，正亦不必求也。‘何必’之云，意更超然，不但‘如何可’云者，犹有禁戒之意也。胡致堂论周勃问北军之非曰“非惟不当问，亦不必问”，语意正亦类此。且利固有害义者，亦有仁义未尝不利之利矣。若言‘何可’，则人知利之害义者，不可求而已。今言‘何必’，则虽未尝不利之利，亦不必先有意求之也，其旨微矣。”
“章下大注朱子说，推本仁义之所原，指示利心之所生。皆非此章所言，而乃并以为此章言，何也？”
曰：“既言仁义，则原始要终，其意自备。虽本章之所未言，不害其为所蕴，故如是言之。读者活看而深求其义可也。”
曰：“人有是身，便有自利之心。今以利心为生于物我之相形，何也？若物我不相形，则利心其终无之乎？”
曰：“所谓利心者，乃利己之心也。必与彼相形而后，乃有利己之心。较长量短，争多竞少，皆彼己相形而后有是念也，与人心之自发于形气者亦有间矣。然所谓利己之心，亦非本无苗脉，直待物我相形，然后猝然生出也。只此生于形气之心，乃是专主自家躯壳而已为私小根柢，故待到物我相形，便为专欲利己之心。此与人心只争浅深，非二途也”
曰：“利心是人欲之私也，而程子以为“君子未尝不欲利，何也？”
曰：“程子之意，非指物我相形，专欲利己之心也，乃是泛言君子之心，亦非以利为不好也云尔。盖君子于物固欲利之，其于己亦何尝欲其不利哉？事理固宜然耳。且其下即曰‘惟仁义则不求利而自无所不利’，尤可见君子之处心行事，又初无求利之意也。
若辑注东阳许氏之说，直曰“利物，所以利己”，则语似有病。君子之爱人利物，岂将以利己者哉？其下文虽有“但不可假仁义而求利”之语，恐不足以救此失也。人心之仁义得之于天，与生俱生，自然而然，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
君子之爱人利物，事皆合宜者，只为己与人物，本同一体，苦乐欣厌，毫发不异。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必欲使万物万事各得其分而已。如此者，初岂为将欲利己而为之哉？虽至于万物各得其所，亦尚以博施为病，其心犹歉歉，恐有一夫之不获耳。何尝有自幸之心哉？己亦万物中之一耳。物皆得其所，则己亦自得其所矣。
天下事无全利全害。故英雄料事，见六分利则为之，圣贤则更不论利害，只循义做去，然卒亦未尝不利也。此义亦可发明不求利之一意，然非正释也。”
第二章
[编辑]“与民同乐”，不可就台池鸟兽上求。盖平日发政施仁，使民各得其乐者，固已在经始之前矣。是以民亦乐文王之乐，而文王得享其乐也。
此与下篇锺鼓、苑囿、货色之对略相似，而其实有不同者。盖彼就锺鼓苑囿货色上，勉其循理而防其纵欲也。此只言平日爱民而得民心，则上下同乐而能保此台池、鸟兽之乐耳。
小注中云峯说所引“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得此章本旨。南轩说“天理人欲”、云峯说“仁与不仁”之类，皆是大纲说，似与下篇数处之对，只作一例看也。龟山说、南轩后说、新安说，意皆仿此。
然知得民之能保此乐，则必勉于循理而思所以同乐矣；知失民之不能保此乐，则必戒其纵欲而不为同乐耳，其归则又未尝不同也。〈已上庚午所录。〉
深思孟子“不动心”之道，正《大学》“正心”地位。“不动”云者，非全然守静也，虽动而不挠动其本心也。其所以能不动者，明无不至而行无不诚故也。
《大学》“格致”，明之事也，即孟子之“知言”也；《大学》“诚意”，诚之事也，即孟子之“集义”也。日常提撕致知诚意之功，乃是理会不动心之要本。然又不可谓知有未至、意有未诚。心无缘能不动而任其自动也，必以不动心为当体用力之准的。程子所谓“学者未到不动处，且须执持其志”，正此事也。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顺应，虽不能至，请事斯语也。
且不动心可以量言，而孟子以气为主，何也？凡人量不足而易动者，固由于识不逮，而识之所逮，临事犹动者，以气不足也。道义是无限量底事物，吾之气亦本无限量。
道义如此，而吾不能如此者，皆以气有所不足也。苟得其养而真无所不足，则浩然之体盛大流行。心岂有挠动？而量亦在其中矣。此孟子养气之论所以大有功于此学也。此义亦当体会，不可忘也。〈已上戊午所录。〉
“当浩气未生，而方有事于集义也，则独有义而无气耶？”
曰：“一念之动，一言一行皆气发耳，但不可谓浩然之气。”
曰：“虽一事既合于义，则其所发之气正矣，不谓之浩然，是又何气耶？”
曰：“虽正，非全体盛大流行，则不可谓浩然之气也。至于善养而全体浩然之后，则虽一言一行莫非全体，皆可谓浩然之气也。”
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穷理正心，心与理一，则更无事矣。然又有气在其中，必须养得气完，然后心盛而理达矣。若气未充完，善心虽具，不能极其理之用。惟气完，则理之所及，气无不到，仁至义尽，必得此为助而后能之耳。
人若学为仁义，到义精仁熟，则气自然生矣。然未至精熟之前，又能体得此意，实为精熟之一助。如人之不能发强刚毅，固是气不完；如不能宽裕温柔，亦是气不完。
人皆知发强刚毅是气，而不能知宽裕温柔亦是气。人知致广大之资乎气，而不能知尽精微亦资乎气。孟子命此气曰“浩然”，朱子释浩然曰“盛大流行之貌”。盛大则充塞天地，流行则贯彻古今，盖与道为体者也。
《公孙丑下》第二章
[编辑]“岂为是与”。孟子言“我之意，非谓是任职奔走者之常礼也言”。下文“吾何歉于彼”及“乌得有其一以慢其二”，乃孟子之意也。
景子之言曰“非此之谓”“此”者，指孟子之言而言；孟子之言曰“岂谓是与”“是”者，指景子之言而言，语意正相同也。
但景子再问，只是初发问未见敬王之意，故其曰“非此之谓”者语势能接上下。孟子再答“吾何歉”之意，又出于初答“莫如我敬”之外，故其曰“岂谓是与”者，语势能接下而不能接上。
或者疑之以为“岂谓是与”者，谓礼之意，非谓是为宾师者之道也。意则通矣，但又与景子“非此之谓”者语势不同。只当从前说为解，前说乃集注意也。
第三章
[编辑]“未有处也”，言无可处之义。如宋之馈，可处于赆行之义；薛之馈，可处于馈兵之义，而若齐馈则未有可处之义也。“处”字难的解，大槪“属”字之义。
第六章
[编辑]孟子于齐，宾师也。使出吊滕，待之亦不尊矣。孟子受命往返而不辞，何也？岂齐王藉重而遣之，特使王驩辅行，其义有不当辞者欤？
夫“既或治之”，集注谓“有司治之”，南轩谓“王驩治之”。谓王驩治之者似直截。
第七章
[编辑]“不以天下俭其亲”语意与“不以三公易其介”正同。如此则为不以天下为重而俭其亲之意耳。注以文中子“费天下”之语为据，终不明白。
第十章
[编辑]齐王如知孟子之贤，即可尊行其道，不当但授室养徒而已。如不肯尊行其道，则是未知孟子之贤也，其曰“欲使国人矜式者”，亦伪而已，不过欲以此笼络孟子耳。故孟子不复论其事之当否与己之去就之义，直曰“己若欲富，当已受卿禄耳。何以此万锺耶”。此直就齐王心意上，剖判其意，精且严矣。
政使齐王诚愿如此，已失尊贤之义，何者？夫不与共天位、理天职，是自不信服也。而独使国人矜式，果何义耶？彼贤者安有道不合于其君，而安受其禄以养其徒，甘心为国人矜式者乎？
程子谓“齐王所以处孟子者，未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为国人矜式者”。此其义恐有未精。盖孟子首言“时子恶知其不可”者，已包此意在“不可”二字中，程子恐考之未详也。集注所谓义不可复留者得之矣。
集注又谓“不可之义有难显言”者，余意孟子急于齐王心意上剖判，以晓时子之蔽惑，故不暇致详于不可之意耳，恐非有难言者也。齐王之意出于牢笼，孟子受之，则是欲富也。义不可而留，为欲富也。
第十四章
[编辑]“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盖天未欲平治，故舍孟子，使不遇于世，孟子不遇，则天意可知。天意既然，则孟子亦何为不豫哉？盖世道治乱天也。圣贤虽汲汲于救世行道，亦未尝不随遇而乐，天也。盖乃断置之言，若必待，天意未可知，其具又在我。庶几其一行而后，方无不豫，则若到天意可知，吾已矣之时，终必不豫矣，岂所谓乐天者哉？
《尽心》首章
[编辑]谚解以存养一句，不与尽心为对而与夭寿为对，未当。上中下三句如贯珠，皆不可搀断也。
第三章
[编辑]“求之有道”。
道乃蹊迳之谓，非以道义言也。如古之才德，今之形势，便是取富贵之道，便是求之之蹊迳也。若在古而无才德，处今而无形势者，便是无可求之道。至于得之也，虽有蹊迳者，亦未必尽得，惟有命而已矣。
盖“命”之一字，便是勘断贵贱贫富之公案，求之有道，乃是中间又自更有曲折也。今人见贵富贫贱于自己身上利害亲切，便认为在我者，而见圣贤德业崇高，以为此非常人所及，其视之不啻如千万里之远。此甚惑也。
殊不思富贵贫贱，虽切于吾身，而实难以吾心任意取之，则是在外而本非在我者也；仁义礼智虽蔽于物欲，直似本无，而一念悔悟，无不在是，终身竭才，无不可得，是在我而本非在外者也。
第五章
[编辑]“著察”。
著，显著也；察，察识也。然“察”字亦有训“著”者，如“上下察也”之类。今按：此章“察”字，作察识之“察”无可疑者。但“著”字差无力耳。然从道言之为著，由我言之为察，非有二致也。凡不知道者，虽贤皆不免此。
第七章
[编辑]“为机变之巧，无所用耻”。
凡权谋用术之人，欺人谩人，做得百般伎俩，而其心嘻然，全不当事。盖其初急于成事求利，不顾礼义，及其惯却心路，便居之安，都不识羞愧。盖本心亡矣。古今人喜用权变者，想其气象，迹其行事，无不然矣。〈已上中年所录。〉
附章旨歌庚午所作。
[编辑]但言仁义利何言？后乐先忧乐可存。等是曳兵休笑百，能行王道始为尊。
请看挺刃层层说，只要提撕父母心。省刑薄敛胜坚甲，不嗜杀人为旱霖。
王道无他只保民，保民心著见牛辰。举斯加彼非难事，仁政分明又一陈。〈右《梁惠王上》〉
鼓乐为园抚剑风，观游货色摠休攻。只应理欲分毫发，方信情行有异同。
责何为惮问何羞，博访尤宜更自求。辞严残贼君宜戒，物付能工国不侔。
人外无天莫谩云，顺民称武亦称文。一征自葛当为法，千里畏人曾未闻。〈右《梁惠王下》〉
行仁一语对邹侯，守义三章滕国谋。圣贤出处皆天命，臧氏区区焉用尤？
王犹反手伯宁为？养气知言是我师。心诚悦服方为德，尊使贤能要及时。
士商旅农氓皆悦，仁义礼智充四端。先须择术仍同善，夷、惠犹偏岂所安？〈右《公孙丑上》〉
《小学》
[编辑]篇目
[编辑]“《明伦》第二”
此“明”字是修明之意，与《立教》、《敬身》语意一同。
“明父子之亲”以下至“明饮食之节”。
此“明”字是发明之意。盖“修明”者指事言之，言凡孝亲忠君之事皆所以修明人伦也；“发明”者从书言之，言此篇所载发明此事也。或以一字异用为疑，非也。“明伦”之“明”，若与下“明”字同为“发明”之意，则与《立教》、《敬身》之目，造语不伦矣。下“明”字与“明伦”之“明”同为“修明”之意，则“敬身”之下，何以亦列“明”字乎？以此知其有二意也。
“明夫妇之别”。
“别”字之义，或谓“夫有定妇，妇有定夫，各有分别，不相紊乱之义”，或谓“夫妇之间，礼敬相接，不相混狎之义”。窃意本其立名之意似主于前说，而要必并包后说而后，其义方无不尽也。观此书所载，固兢兢于附远厚别之义，而虽夫妇得相亲者，内外之辨，亦未尝不截然，则是一证也。
“明朋友之交”。
亲、义、别、序、信乃五伦之定名。宜无可取舍者，而此不言“信”而言“交”，何耶？岂以“信”字不足尽包此篇所言之意哉？或言：“娶妇不举乐，昏礼不贺，是何与于夫妇之别？是‘别’字亦有不尽包处，而彼无改动，独何欤？”此言果似矣。
而但虽云均有不尽，固有轻重多少之辨。且夫妇之道，舍“别”字，更无可言，则与此篇舍“信”言“交”，意若较缓，而所包自广者，亦有异矣。恐不须据彼而疑此也。
总论
[编辑]其说多矣，其大义可撮而言之也。程子之说，盖言此学之法贵于早教，早教则私意未萌，正论先入。故后虽有谗说，而不能挠惑。教之不早，则私意既萌，异言又从而外铄，故后虽欲完全而不可得也。
朱子第一说言“此《小学》一部书直是做人样子”。“样子”者犹言“模样”也，犹言“本子”也。盖此书之于人，如物之有样本也。人不看《小学》，则虽耳目形体宛然如人，而其实不合于人之样子，诚与禽兽何远哉？亦如觚不觚，而不可谓之觚也。
第二说言“修身大法皆在此书”。盖明于人伦，敬于持身，则所谓大法，岂有外于此者哉？大法既存，则其馀零碎节文、精细义理，自当有所依附而无不凑泊矣。
书题
[编辑]此既有注释，书题下宜更有“诸家集注”四字，或只“集注”二字，而此幷缺焉，未详。后题辞仿此。又诸家说既见于此，此当列录诸家名氏，依《立教》篇首例矣。
凡注五家，集说后出。如集解、正误、增注，皆经集说采辑，若集成则其经采辑与否虽不可考，而集说凡例有称何氏者，安知非建安耶？如此则集说乃考合诸书而成者。
今继集说而有作，则凡已收录于集说者，似当通谓集说。而独此时标出者，各称本书以别之，则既不没集说纂定之功，亦集注修改之处简而易见矣。今于集说所已收录者，亦称本书名目，与今之新辑者谩无所别，而往往又有不入此例处。同一来历，而或称本书，或称集说者有之，此尤未精。必一一勘定，方无少未尽耳。
第一段集解、第三段增注并入集说。〈集解中独“道者当然之理”一语，今改为“讲习之方”。此与集说异矣。第未知何书改得如此也。〉
“道则讲习之方”。
言所讲习底方法也。若言“所以讲习之方”，则说得转冗耳。
“捍挌不胜”。
本文曰：“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既是从禁之者为言，而捍挌又是相持不入之意，则“不胜”之“胜”，只看作“胜克”之“胜”，似自明白。盖教化不能克其气习也，今以“捍挌难入，不能胜当其教”为解，恐反支离也。
“淳熙丁未注”。
此注当云：“淳煕，宋孝宗年号；丁未，其十四年也。”今直云“孝宗十四年”，则却似无隆兴、乾道矣。
题辞
[编辑]此辞十节注说皆本集说，独第六节非旧耳。其间虽本集说，而有一二语删去者，则辄没《集说》之名。又或有仍存者，殊可疑也。
第一节只删“纲犹网之纲，所以总摄众目者也”一语。第七节无一语增损，但自颠倒一二训诂。第八节只删“斯此也”一语及“由是推之，使家齐国治天下平”一语。第九节只删“乏无也”、“利欲犹言物欲”二语，所删动至细也，即不存集说之目。第十节又却删去五行，而犹称集说。此恐失照管也。要须幷存旧目，始是得体耳。
第六节“培根达技”。
集说以《小学》、《大学》分解，而集注说乃如此，未详孰是。愚意《小》、《大学》之说，似更精确矣。若集注则虽务该结上文，而考之下节，未见著落。验诸事实，亦似非初学简谅之业也。
第八节“德崇业广”。
《语类》正说此段谓“德是得之于心，业是见之于事”，可谓尽矣。今注以“功之成”者为业，无乃少偏耶？
又考集说“德之积于内者极乎崇高”下，即有“由是推之，使家齐、国治、天下平”之语，始乃接之以“业之施于外者，极乎广博”。盖其意若以“修身”以上属之“德崇”，“齐家”以下属之“业广”。是德与业各自为一时事，不可以交修并进矣。且必天下平而后，方为业广，则在下之圣贤皆可谓其业不广耶？
集注删此一语，而于“身修”之下，即以“德崇业广”滚同说去，其处之亦审矣。但删去“齐治平”而终不言，则又不见《大学》规模之全，其弊反至于外天下国家矣。亦岂德业之谓哉？是又不免少偏也。若于“身修”之下，即以“齐治平”接之，令条目备见，而“德崇业广”继此而滚说焉。则既可见《大学》规模之全，亦无德、业各分一时之病矣。
或谓“如此则天下平却亦在德业里面，以此言德业，则于在下之圣贤，尤说不去矣”。此亦未然。若分德、业，强立界限，则诚有说不去者。今既混然通言，则意思自别矣。
圣贤其道皆足以平天下，虽或不行于一时，自不害为能平天下之人。德固未尝不崇而业未尝不广也。〈改之，则当云：“学者诚能从事于《大学》，使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而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德之积于内者极乎崇高，业之施于外者极乎广博，乃有以复其性之本然矣。”〉
集注总目
[编辑]按：《小学》一书，其规模节目之大者，〈规模谓《立教》、《明伦》之类，节目谓明父子之亲、明心术之要之类。〉已列于篇目，固灿然明正矣。今更考之，则节目之中似又有节目。盖或以缓急，或以大小，汇分类从，自成条序，不专以人书先后为次，则其间必皆有意。
李氏、饶氏之说，诚不可无。而但牵强穿凿之处亦自不少，殊可恨也。此盖当初次辑虽各有意，既非篇目所载大段节目之比，则今难一一局定为言。正当随文活看，通其可通，而姑阙其不可通可也。必欲强为之说，或反失本旨而有蹙切之患矣。注说此类甚多，今不暇尽论，其中尤可疑者略识于左。
《立教》“立师弟子之教”。
自出就外傅，已是师弟子之教。家塾、党庠、司徒、乐正无往而非是也。今截自《弟子职》以下，特谓之师弟子之教，何也？
且此下“兴诗立礼”、“礼乐不可去身”、“贤贤易色”诸章，又何曾有师弟子意思？岂见《弟子职》中有先生弟子之称，下章孔子说又有所谓弟子者，仍遂赚连硬定而立此说哉？恐终非是。
或曰：“然则此五章果何所归宿乎？”
曰：“此章以上既历序胎孕、保傅、学校、君政之教矣。此下五章又取古训切于《小学》之教者以补其未足之意也。若必曰‘此立某时之教’而求与上文整齐，则未见其可也。”
《明伦》“明谨身之礼”。
谨身之义详见于“孔子谓曾子章”以下。盖先言事亲之礼，次及谨身之道，其序固然也。今观此二章，列于疾病、祭享之间，而其文有“父殁”、“父母虽殁”之语，其归又在于“不改父道”、“思贻令名”，则恐此为“明事亡之礼”也。
“皆言孝亲之道”、“警之于末焉”。
两节语意太宽，不见本旨。其下更结之曰“盖皆终孝之事而谨身之戒也”，则义稍明备矣。
“明男女之别”。
“别”是此篇大义，于此二章特言之，恐有病。
“明去取之义”。
此章不止言去取而已。若通上二章而曰“次三章明内外夫妇之道”，则似无病矣。其下“寡妇之子”云者亦太露。若曰“终则以远嫌厚别之义”结之，则恐亦可也。
“明辞受宾主之仪”。
“辞受”二字未有着落。或以“主客固辞”当之，而上一章终无说，可疑。
《敬身》
此篇虽不段段言敬，而敬即自在其中。今注说必欲将一“敬”字铺摊诸章，反使本经旨义不能自著，而其所分排或甚牵强，或甚无味，终归于笼罩说话，可疑。
“明二十而冠，实威仪之始”。
此章虽本《冠义》，然其文非有此意。此篇引载，亦非以此意也。恐不须如此立说，只与以下诸章同其说，似亦可也。
《嘉言》广立教“后十章则凡立志行己之事”。
十章既是同为立志行己之事，而更无分别，则据例当以世代先后为序。陈忠肃说何以得冠其首？窃意自首章至陈说，皆为教幼学之言；其下至胡文定说，为泛教子弟诸生之言；古灵谕俗一文为近于学校君政之言。故其位置如此也。
广明伦“次九章，广夫妇之别”。
最后有人民章。始虽历举三亲，末乃专言兄弟而加致意焉。恐与下三章同为“广长幼之序”也。
广敬身
此篇前二十四章，大抵皆广心术之要，而威仪、衣食亦往往错见矣。后十二章又言读书为学与异端之辨，以广其趣也。今以注说考之，则威仪、衣食之间，既多龃龉。且胡子一章下属颜训之上，失序而非意，未可晓也。
实立教“实师弟子之教”。
此章蒙上五章而通言实学校、师弟子之教。似当盖学校之外，固不无师弟，而学校却亦有师弟，恐不可做对别言也。
实敬身“后六章实饮食之节”。
六章中有言衣服者，有言居第者，恐不可槪云“饮食之节”。
又按：退溪《小学图》一依篇目所列，而独其《立教》下分注四条乃新补者也。此其必得本书之意，固不可知。〈如大小、始终、师弟、授受之称，终未的当。〉政使本意果如此，此特其微细界分耳，窃恐其与“父子之亲”、“心术之要”不成等例也。〈盖如“广明伦”、“实明伦”分明有五伦界分，而“立教”则不能然，观此可知。〉且其“上下”二字〈如“立”字、“教”字〉与下篇所列异例，亦恐其势自有推不去处，故其不得齐整如此也。大抵不补四条，虽若欠缺，今既因书作图，则终是不补者，为无病耳。此图虽不载此书，读此书者不可不知，故仍附见其所疑云。
附《小学读书记箚疑》《读书记》即朴玄江所编。
[编辑]总论“众口辨言铄于外”。
《记》中以“口给御人”为说，恐未然。《近思录》此条注云“内为物欲所陷溺，外为流俗所消靡”，此说似得之矣。口给御人，只是自家口过，恐非所以解众口也。
“就上面讲究”。
或说取舍，恐皆非是。盖若论“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则愚伏说固好矣。今详本文主意，只论“学有大小，道则一也”之义，则其指《小学》所学之事上面而言者，似尤精切。而或说反以沙溪此说为非。至于愚伏说“日用不知”，则初无不可，而或说又斥其误，凡此何意也？
大槪日用不知，自非知道之君子，皆不免此。岂《小学》童子所遽能哉？若以其知爱亲敬长而便谓之知，则彼日用之百姓亦何可谓不知耶？
“点化”。
似是妆点变化之意。“点”字只如“点铁成金”之“点”，今谓出于“点额”之“点”，意似不明矣。
“文为制度”。
《小学》之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皆是也。今人于《小学》中有未晓者，多在于此。则朱子答或问之意，首尾似皆指《小学》而言也。李说谓“就《小》、《大学》而言”者，语欠精确，只成包笼，而记中谓“泛言而已，非就《小》、《大学》而言者”，亦转无交涉矣。但本虽言《小学》，而其言包含，又若不专为《小学》而言者。即记中所论，其于语势意向之间，不可谓无得，而恐其于问答本旨，却未照管也。
薛氏说是记中所补耶？他书已有收录处，而记仍之耶？
其曰“《小学》一书是理与事而已者”是一说纲领，而于此已不能无疑。夫《小学》所载，言与行而已。言固所以明其理，行固所以见之事。若直以言为理，行为事，则名言之间，为病不少矣。如此则恐不须特补，如何？
书题首段言“教《小学》，所以为《大学》之本”之意；次段言教《小学》必于幼时之意；次段言书亡学绝之意；次段言成书助教之意。盖四段各自成一意也。记中于第一段，只言《小学》为《大学》之本；第二段始言“教以《小学》”。则于本文要义，多所不包矣。且“今其全书”一节于所分三节之中，却无所属，复恐有脱误也。
题辞“德崇业广”注陈氏说。
记中论集注删节之意以为“圣人虽不得治平，亦有能尽《大学》之道”。“亦有能”三字，文义未精，不若代以“不害为”三字也。
《立教》“衣不帛襦袴”。
记中引朱子说，而遗“《内则》亦是小儿子不要着好物事”十三字，恐须添入为是。
“舞象”一节。
或人所问，似非欲闻以武为象之义者。似为注中解“舞勺”，则曰“歌酌为节”；解“舞象”，则不曰“歌武为节”而曰“歌象为节”，文势有少不同，故有是问也。如此则所答恐未说着所问之意。疑此缘上文解“勺”，别有“勺即酌”三字故然也。如何？
“姆教婉娩听从”。
若从沙溪说为解，恐一段文义不得通畅。且仍旧解，如何？男女九年以前，皆从教者为言；十年以后，却皆从学者为言。此亦不可不察也。若注说“教以女德、女功”之云，则不害自为一义，恐不足据以为决也。
“故谓父母之丧”下。
记中所引《通解》说，殊不可晓。盖“在母心丧而嫁夫”，固已可疑。然此则犹可诿无服。
若使女年二十岁正月遭父丧，二十一岁正月小祥，二十二岁正月大祥。将以二月嫁矣，而又遭母丧，一如疏中所言，则是遭母丧，不在父丧三年内也。又安有不得申丧之理乎？既申丧，则二十三岁二月才得练服而已，又非心丧之谓。此时而尚可以嫁夫也耶？此甚可疑。未知如何。愚意所谓有故，似是泛言有父母之丧，非必历指父与母也。所谓二十三年而嫁，亦是槪数三年之丧而言也。如此则于此书所言，别无可疑，而《通解》说终不可晓矣。
典乐章
记中论声律处，盖皆略略晓得，而所谓五声生于黄锺者，未详其意。如以黄锺管丝之数为宫声之数，而三分损益，上生下生者，只是黄锺为均用五声之法，恐不可以五声为生于黄锺也。盖五声是天地间自有底物事。其高下清浊之分，盖亦出于声气之自然，而非假人制作而成者也。律吕只得调和其声，使长短抑扬，皆有节族而已。若以五声为生于黄锺，则恐非其序。此必有义，愿闻其说。
《明伦》“端韠”之“韠”。
集注不言其制，记中亦不言。今按：《韵会》颇详说，恐合收录，如何？《韵会》说文“韠，韨也，所以蔽前也。以韦，下广二尺，上广一尺，其颈五寸，肩革带博五寸”。古者席地而坐，以临俎豆，故设蔽膝以备濡渍。
“将衽”一节。
记中分作三节，其意岂不以“将衽奉席”既为将卧时事？“少者执床”之床，又是坐床，则不应坐卧之具，一时齐进。故不免分作二节，而又以下文“举几”之云，与“敛席敛簟”事若不同，故又不得不为分别，遂作此三节之说耶？但详文势，终恐未然。
盖“将坐”下，不言少长，则“奉席请向”，非必长者独然也，不应更于隔句之下，别说少者之事也。“将衽”下，既言“长者奉席”，则其下当别有少者之事无疑也。何可截此未了之语而强为之说耶？
窃意“衽”只是卧席之名。衰老之人，朝起之后，未必坐于坐席，或欲更卧于卧席，则其礼当长者奉席请所趾，少者执坐床以与之坐也。如此则一节文势首尾一贯，考之注说，未见有碍。未知如何。下文“御者”以下，虽未必为收藏之事，然既与上文幷为朝起后事，则恐皆不须分节也。未知如何。
“年长以倍”。
冶谷引《吕刑》“惟倍”为例，此恐未然。使五年、十年下，有以倍之文，可如此说。今则首句便直说以倍，何可谓比十年而为倍也？今只得依集注看过，而其文势终未晓然矣。
《敬身》“居处恭”下。
记中有“行笃敬”，不可谓行笃且敬之意。如此则与“言忠信”不成对立底说话矣。如何？
《嘉言》注“赌博财”。
记中以为“博奕所取之财”，恐不合句意。《韵会》谓“赌，博、奕取财”，恐得之。
《善行》“巾袜”。
记中二说似皆未然。盖冠、巾，非十岁时所着，自是古今所同。此沙溪所以有巾袜一物之解，记中所以欲分看“日必”以下者也。但上文既有“日必冠带”之云，则巾之为头巾，固已无疑。下文有“时公方十馀岁”之语，总结上文，则不应中间杂陈既长后事。二说恐皆难从。
尝以司马公论冠礼之说观之，当时风俗，过十岁，犹总角者既鲜。则正献家虽名有家法，安知其必无随俗之事耶？窃意荥阳十岁，已着冠巾，此只从实记录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