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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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见元祐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无聚敛之怨，天下虽未大治，而经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为非者。惟奸邪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规求复进，不免百端游说，动摇贵近。臣愚窃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遂使忠邪杂进于朝，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
昔圣人作《易》，内阳外阴，内君子外小人，则谓之“泰”；内阴外阳，内小人外君子，则谓之“否”。盖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当置之于外，每加安存，使无失其所，不至忿恨无聊，谋害君子，则泰卦之本意出。昔东晋桓温之乱，诸桓亲党，布满中外。及温死，谢安代之为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无怨，江左遂安。故晋史称安有经远无竞之美。然臣窃谓谢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尝引之于内，与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置诸朝，人怀异心，各欲自行其志，则谢安将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顷者一二大臣，专务含养小人，为自便之计。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确、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众。及确、恕被罪，有司惩前之失，凡在内臣僚，例蒙摧沮。卢秉、何正臣，皆身为待制，而明堂荐子，止得选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职，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异同，为朝廷敛怨，此二者皆过矣。故臣以为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常使彼此如一，无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计也。
近者朝廷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而台谏杂然进言，指为邪党，以谓小人必由此汇进。臣尝论温伯之为人，粗有文艺，无他大恶，但性本柔弱，委曲从人。方王珪、蔡确用事，则颐指如意；及司马光、吕公著当国，亦脂韦其间。若以其左右附丽，无所损益，遇便流转，缓急不可保，信诚不为过也。若谓其怀挟奸诈，能首为乱阶，则甚矣，盖台谏之言温伯则过，至为朝廷远虑，则未为过也。故臣愿陛下谨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邪正。至于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无自而生，爱戴以忘其死，则垂拱无为，安意为善，愈久而愈无患矣。臣不胜区区，博采公议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谕大臣，共敦斯义，勿谓不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如此而后朝廷安矣。取进止。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进呈札子，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因复口陈其详，以渎天听。窃观圣意，类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
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论为邦，则曰：“放郑声，远佞人。”子夏论舜之德则曰：“举皋陶，不仁者远。”论汤之德则曰：“举伊尹，不仁者远。”诸葛亮戒其君则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凡典册所载，如此之类不可胜纪。至于《周易》所论，尤为详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后》，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复。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
昔先皇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躇，若无所措，朝廷虽不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
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晞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不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
《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故臣愿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迹可见之为善也。臣受恩深重，辄敢先事献言，罪合万死。
臣闻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
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弛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勿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蕃，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蚡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侥幸有功。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忧，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徕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隙，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已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者也。
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役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殚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谘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惟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馀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仕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馀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所供。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得通融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借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喻执政，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言根究详悉，续具闻奏。臣不胜区区，冒昧圣听，伏俟诛谴。取进止。
臣近以熙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论奏。臣窃复思念熙河边衅，本由谊、朴狂妄，觊幸功赏。今育虽已去，而谊、朴犹在，新除帅臣叶康直，又复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观望朝廷，为谊、朴所使。若不并行移降，则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论议，亦自不一。臣请详陈本末，而陛下察之。
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馀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何者，二寨广狭几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袭，其势必难保全。既克二城，乘胜以击兰州，则兰州之危何异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实，而轻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国若因此不顺，外修朝贡，以收赐予之利，内实作过，以收卤获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偿。此臣所谓质孤、胜如决不可城者，由此故也。
昔先帝绥御西蕃。董毡老而无子。赵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尝遣苗履多持金币以醇忠见之。是时圣意盖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毡昏病，遂为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董毡之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董毡之臣，如鬼章，温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实一时之机会也。是时朝廷若因机投隙，遣将出兵，拥纳醇忠，则不世之功庶几可立。而一时大臣不知出此，递以旄钺宠绥篡夺之臣，使得假中国爵命之重，以役属蕃部。臣主之势，由此而坚。然自是以来，颇亦外修臣节，未显背畔之迹。而育等欲于此时复举前策，盖已疏矣。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少缓之，蜀人既定，据险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会一失，七日之间，遂不可为。今乃于数年之后，追行前计，亦足以见其暗于事机而不达兵势矣。
臣闻种谔昔在先朝以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尝为先帝所薄。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谊于顷岁偶以劲兵掩获鬼章，以此自负。而西蕃惩于无备，久作提防，亦无可乘之势。况育自到任，屡陈此计。咫尺蕃界，谁则不知。臣谓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忧矣。兼闻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数以千计，纳之则本无朝旨，未有住坐之处，却之则于彼为畔，必被屠戮之苦。据此专擅，罪名不轻。臣不晓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并行责降，臣恐朝廷之忧，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结连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盗边，羽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相顾，不敢任责，而使圣君、圣母忧劳于帷幄之中，虽食主议者之肉，复何益乎？臣所谓阿里骨决不可取者，由此故也。
凡此二事，皆国家安危、边民性命所系，祸机之发，间不旋踵。故臣愿陛下蚤发英断，黜此三人。外则使异域知此狂谋本非圣意，易以招怀。内则使边臣知赏罚尚存，不敢妄作。此当今所宜速行者也。
然臣尚谓熙河遭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欲招纳，令就平帖，非得良帅，未易可也。臣观叶康直之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顷缘权贵所荐，节制秦凤。秦凤边面至狭，号为无事，而康直于前年冬，无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国大兵压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妄以地冻请于朝廷。役既不成，寇兵乃去。既无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熙河摇动之秋，臣恐陛下西顾之忧未可弭也。要须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将以领熙河，仍特赐戒敕，使知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边患庶几少息矣。取进止。
臣近再论唐义问处置渠阳边事乖方，致渠阳蛮寇贼杀将吏，乞早黜义问，以正邦宪，更选练事老将，付以疆场。经今多日，不蒙施行。访闻执政，止以临敌易将兵家所忌为说，虽知义问处置颠错，至覆军杀将，犹复隐忍，不即遣代。比虽遣衡规往视，然规凡人，未曾经练戎事，何益于算。徒引岁月，坐视边人肝脑涂地，臣甚惑之。谨按义问所为，盖全不晓事，留在边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赵任廉颇，以赵括代之则败；秦任王龁，以白起代之则胜。盖临敌易将，顾代者何人耳。今执政乃以虚文籍口，终欲庇之。远人何辜，日被涂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贤将往代，则臣恐陷害生灵，未有已也。
兼臣访闻渠阳诸夷蟠踞山洞，道路险绝，中国之兵入践其地，虽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于杨光僭；李浩从章惇自沅州入，过界即败。逵、浩皆西北战将，然并有败无成者，地形不便也。今闻朝廷已指挥诸道发兵，数目不少。然将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战，又不知守，老兵费财，渐致腹心之患，深可虑也。今朝廷欲弃渠阳，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数千，义无弃之虏中俾为鱼肉。要须略行讨定使知畏惮，肯出渠阳兵民，然后为可。臣访闻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蛮难以力争，可以智伏；欲遣间谍招诱，必用土人；欲行窥伺攻讨，必用土兵。舍此而欲以中国强兵敌之，虽多无益。然此可使智者临事制置，难以遥度也。
臣前者尝以众人言谢麟屡经蛮事，颇有劳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盖必有贤于麟者，惟乞速遣，以纾边鄙之患。至于义问，决无可望，幸陛下无疑也。臣又闻渠阳诸夷，与宜州群蛮相接，宜蛮部族众多，若与渠阳诸夷合谋作过，势益昌炽，猝难翦灭。亦乞指挥广西，预行招抚，虽不得其用，但勿与协力，亦不为无益矣。取进止。
臣为户部右曹，兼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馀万，略无赢馀，其它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边鄙绎骚，河议失当，赋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计不支。虽使桑羊、刘晏复生，计无从出矣，而况于臣之驽下乎。
今者幸赖二圣慈仁恭俭，天地垂贶，诸道秋稼稍复成熟，虽京西、陕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为深忧。羌人困穷，旋闻款塞。惟有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人，蓄聚梢桩等物三千馀万。方河朔灾伤困弊之馀，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劳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天启圣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纵使两河并行，不免各立堤防，其为费耗，又倍今日矣。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举动，义当如此。今议河失当，知其害人，中道而复，本何所愧。虽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为之改过不吝。今乃顾惜前议，未肯旷然更张，果于遂非，难于迁善，臣实为朝廷惜之。
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其说有三：其一曰，御河堙灭，失馈运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其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虏界入海，边防失备。凡其所以荧惑圣聪，沮难公议，皆以三说借口。夫河决西流，势如建瓴，引之复东，势如登屋。虽使三说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说，皆未必然。臣请得具言之。
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灭，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则御河有可复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如议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亦无由复见矣。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涨溢，浸败秋田，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此其害也。涨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麦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习其事，不甚告劳，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势亦如此，远为堤坊，不与之争，正得汉贾逊治河之意。此之故道，岁省兵夫梢芟，其数甚广。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税完复，为利不赀，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忧，为东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二也。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虏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戎马之冲。今河既西行，则西山一带，戎马可行之地已无几矣，其为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虏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虏中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臣虽非目见，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视图画而知。此河入虏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三也。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则开河分水之说，诚不足复为矣。
又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板筑之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若今冬放冻，来岁春暖，复调就役，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罢此役哉。
今建议之臣，耻于不效而坚持之于上，小臣急于利禄，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上下胶固，以罔朝廷。其间正言不避权要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职，亦不敢尽言。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取进止。
臣顷闻朝廷议罢回河，来年当用役兵开河分水。臣以为天下财赋匮竭，河朔灾伤之后，民力未复，未堪此役，辄奏言不便。既而采察众议，闻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阙，倡言于朝曰：“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快，上流堤坊，无复决怒之患，而下流湍驶，行于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请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之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己，罢归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三人利在回河，虽言其便，而亦知其难成，故于议状之末，复言“若将来河势变移，乞免修河官吏责罚”。都下汹汹，传笑以为口实。盖回河之非，断可知矣。然近日复闻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复故道，终为河朔之患”。外廷疏远，不知此说信否。然众心忧惧，深恐群臣由此观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职在财赋，忧责至深，不敢畏避诛戮，愿毕陈其说。
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讲之熟矣。虽大臣固执，亦心知其非，无以借口矣。独有边防一说，事系安危，可以疏动上下，伸其曲说。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尽达，是以迟迟不决耳。昔真宗皇帝亲征澶渊，拒破契丹，因其败亡，与结欢好。自是以来，河朔不见兵革几百年矣。陛下试思之，此岂独黄河之功哉。昔石晋之败，黄河非不在东，而祥符以来，非独河南无虏忧，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观之，交接契丹，顾德政何如耳。未闻逆天地之性，引趋下河升积高之地，兴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为设险之计者也。昔李垂、孙民先等号知河事，尝建言乞导河西行，复禹旧迹，以为河水自西山北流，东赴海口，河北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忧，送可无虑。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渐及虏境，虽使异日河复北徙，则虏地日蹙，吾土日纾，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过计，以为中国之惧，遂欲罄竭民力，导河东流，其为契丹谋则多，为朝廷虑则疏矣。议者或谓河入虏境，彼或造舟为梁，长驱南牧，非国之利。臣闻契丹长技在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设虏中遂成此桥，黄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则长艘臣缆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势禁，彼将自止矣。臣窃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陈此说，意其谋已出口，重于改过，而假此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耳。不然，岂肯于天下困弊、河朔灾伤之后，兴数十万夫，费数千万物料，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
夫大役既兴，势不中止，预约功料有少无多。官不独办，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费耗，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苟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昔秦筑长城以备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设险，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劳变生，其计又出秦下。异日虽欲悔之，不可得也。
陛下数年以来，休养民物，如恐伤之。今河已安流，契丹无变，而强生疮痏以扰之，非计之得也。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罢此大役，留神察之，自河决小吴，于今九年，不为不久矣，然虏情恭顺，与事祖宗无异。陛下诚重违大臣，姑复以三年观之，事久情见，大臣之言与天下公议，可以坐而察也。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干犯斧钺，死无所避。取进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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