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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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狱
[编辑]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因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两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䘮归于蜀，
熙宁二年五月，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力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云云，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于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未喻，故召问卿。’轼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官速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 —— 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却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详检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乞除臣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何如？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臣已尝论奏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十一月己巳，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右正言、直集贤院孙觉，并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苏轼及孙觉，王安石曰：“轼岂是可奖之人？”上曰：“轼有文学，朕见似为人平静，司马光、韩维、王存俱称之。”安石曰：“邪险之人！臣非茍言之，皆有事状 —— 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深交绛、灌，以取天下之权；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排章望之，其论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马光言吕惠卿受钱，反言苏轼平静，斯为厚诬！陛下欲变风俗、息邪说，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陛下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 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上乃罢轼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开封府，减价买浙灯四千馀枝，权推官、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言：“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乐；尽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且卖灯皆细民，安可贱酬其直？愿亟罢之。”上纳其言，轼因奏书献上，言曰：“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书凡七千馀言。 轼素不为王安石所喜，使权开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轼决狱精敏，声闻益远，论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殿，赐进士第，叶祖洽以阿时置第一，轼奏欲别定等第，上不许。〈详见科举 〉初，轼为国子监考试官，时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轼又尝上疏曰：“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棰扑，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稍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巧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
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幷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庚申[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著作佐郎、签书应天府判官[2]苏辙，监筠州盐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税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户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巩、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邠、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3]、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馀，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所宜忠信正直，思所以报上之施[4]，而乃怨未显用，肆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犹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又言[5]：“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軰，固无足论；乃若方平与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6]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吿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縁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苏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满中行言：“近论奏乞追寝翰林学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按清臣前任京东提点刑狱，苏轼在部中，亲见轼軰悖慢怨谤，附下讪上，而不能刺举，则清臣失职之罪，已在可诛，矧复与之更唱迭和，相为朋比，而怨怼讥谤之辞，又特过之，固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听。
四月辛亥，前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复庆州刺史，听朝参。诜前坐苏轼夺官，蜀国长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视主疾，问所欲，主但谢复诜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无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珪语塞，章惇亦从傍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然上毎怜之，一日语执政曰：“国史大事，朕欲俾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上曰：“非轼，则用曽巩。”其后巩亦不能副上意，上复有旨，起轼以本官知江州，中书蔡确、张璪受命，王震当词头，明日改承议郎、江州太平观，又明日，命格不下，于是卒出手批，徙轼汝州，有“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之语，轼即上表谢，前此京师盛传轼已白日仙去，上对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轼于此表有“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之句也。【此据李丙《丁未录》增入，不知丙传之何书？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苏轼既贬黄州，神考每记怜，一日宣谕曰：“国史大事，朕欲用苏轼成之。”执政有难色，帝曰：“轼不可用，则用曽巩。”巩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轼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张粹明皆禀命，而王禹玉以为不可，又令与江州太平观，禹玉亦以为不可，其后禹玉作相，帝语及轼，复欲用之，禹玉曰：“轼有诗云：‘此心惟有蛰龙知’，方陛下飞龙在天而不知，轼何求蛰龙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龙，非独人君之称，人臣亦有称龙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是也”既退，子厚谓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语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胜非所录，比丙差不同，如王珪独不可江州及太平观再命，并章惇詈珪云云，当并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