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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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新法
[编辑]元丰八年夏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五月乙未，并罢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诏尚书省左右司，取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洎行人供应，吏并縁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帷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大小，悉改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细，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推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先帝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十六字并删去”】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路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馀见保马 〉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州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1]；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计会，当职官吏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绝事件以闻。”甲戍[2]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励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茍且具文，不能布宣实恵，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恊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恵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寖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实恵不孚则不能不更法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诏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之意，而餙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改。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路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粜，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买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昨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 详见保甲〉。庚寅[3]，司马光上䟽：“云云 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涕，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实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逹，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4]、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徳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实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茍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茍或不然，如逆阪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鐡、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眀。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徳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徳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馀，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徳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乙未[5]，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窖、菜园并依旧。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圏、东西面市、牛圏、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场已得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管官吏人等，并京东西牧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闻奏。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奏闻，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纳，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绶言：“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馀依旧输税。”从之。庚子，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旧录云：“先帝导洛入汴、缮完戎器，于无事之日皆专置司，事得以举，至是归之有司。”新录辨曰：“导洛水、造军器，此非人君必躬必亲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尝不归之有司耶？始则专置一司，得以核实事，既就绪，当有统属，故各归所隶，是亦先帝之意也。自‘先帝导洛’至‘归之有司’二十九字并删去”】戊午，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向曽上言 —— 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専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猝，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觧生民之急，救国家之祸，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顺，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徳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探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䕶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垣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为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飬，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时’，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圣虑，详酌施行。”癸未，诏户部提辖拘催市易钱物，准赦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展限三年。先是吕公著既上十事〈 见复用旧臣〉，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谕公著曰：“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吕公著复上奏曰：“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者，便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剰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财，中户取其力[6]，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缪；市易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槩，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贤路，选置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恊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诏给散青苗钱不许抑配〈 详见青苗法 〉差役〈 详见差役〉
十月己巳，太皇太后谕辅臣曰：“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于民者改之。”丁丑，诏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丙戍[7]，诏罢方田。〈 见本事〉
十二月甲戌[8]，罢后苑西作院。戊寅[9]，罢増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司马光言：“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槩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阯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祗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馀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竞献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苖，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人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奏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关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増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賖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状増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货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已，妄动轻举，是以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冦延敌，阖城之人翦为鱼肉，曽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内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干徳拜章，征伐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前此置提举官散青苖、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封状买场坊、増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千有馀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犹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加裁损，而监司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馀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厘革，虽非一日可行之[10]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侍御史刘挚言：“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法之弊，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 详见役法 〉市易务〈 详见市易 〉甲辰，监察御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毒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丁巳[11]，户部言：“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从之。
二月丁卯，承议郎章元方言：“两浙每岁旧买盐本钱，常以三十万贯[12]为额，近来又以四十万贯，虽本数有加，而计利益寡，刑严赏重，私盐盗贩，州县积压巨万，欲乞废罢诸处买盐场，将见管亭户，召情愿分等，第令每月纳净利钱，许依旧亭池煎盐出卖，馀人愿纳钱煎盐者听，仍许通商，于所过州县输税。”诏本路转运司相度以闻。复州县〈 见神宗朝废复郡县 〉议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 见贡举〉
闰二月甲午，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监，各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能尽知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榖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关预，无由尽公共利害[13]。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物，非尚书奏请得旨不得擅支，诸州钱榖金帛隶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旧日三司所管钱榖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是日诏尚书省立法。司门郎中吕陶言：“初熙宁十年，朝廷依李𣏌、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远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陈诉，及堋口茶场减价，亏损园户，臣尝三具论列，已蒙施行。从来李稷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论奏，后来寖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闻遣使入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伏乞详酌指挥。”诏札与黄廉[14]。丙午[15]，户部言：“陜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言：‘臣僚上言，解盐两池自来通行货卖，今京西转运司置官设局，使民间不得货卖，颇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増贴买钱一贯或五伯文。并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相度到本路増收贴买钱无名[16]，乞依旧法，许令通商，将来见在盐并钞，令本路依客例，变转拨还逐处。’”从之。庚戌，户部言：“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处茶货，昨刘何逐年差官置场收买出卖，收息止及一万馀贯，虑远方因此茶价増长，有妨民间食用，乞依旧，放令通商，所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指挥，更不施行。”从之。辛亥，诏以刘挚所言乞罢坊场新法及创増吏禄付韩维等相度以闻[17]。先是刘挚言：“伏见京师所置水磨茶场，前后累有臣僚论列，乞行寝罢，尚未蒙指挥，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犹许公私交易，故商贩之茶或不中官，则卖之铺户，自去年二月遂禁铺户不得置磨，然都下虽禁，犹有府界县镇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费，津置出入，至当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贾以茶至者，触藩抵禁，须至尽卖入官，而又使牙侩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价，留滞邀遏，其状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数，其亏额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潴民田，被害者数邑。伏望圣慈早赐出自睿断，罢水磨茶场，以通商贾，以养细民，以宽州县税额，以免农民水害，而上以副仁圣恵绥天下之意。”丁巳[18]，诏在京水磨茶场废罢，其结绝官物等，令户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挚言：“神宗仁厚之徳，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徳，推广其意，乃増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刑部修立到重禄条。
五月戊辰，诏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见学校〉
六月辛卯，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己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令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増置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惟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至过有诛求，而民无骚扰之患。”甲午[19]，户部言：“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丝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俵蚕盐，止令百姓虚纳盐钱，于义未安，请依旧俵蚕盐。”从之。庚子，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曽上言，乞并罢将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多阙雨泽，盗贼颇多，州县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20]，茍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邪？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兵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左司谏王岩叟言：“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以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实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才荐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尚书省言：“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言：“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令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惮奔驰之远，留滞之久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重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以大飨眀堂，大赦。【《吕公著家传》云：“文靖公之当国也，每搜访四方利害有可以施舎便民者，手笔记录，因大赦而行之，多至数十事，其后文靖罢，便民事[21]浸益少[22]。至是始尽贷青苖、市易息钱及其它逋负贫不能偿者，凡蠲放数百万；官吏坐违法用一切之制不得理去官及以赦原者，并听收叙。总校前赦，凡増一十七事，四方欢呼，以为新天子赦令，首以忧民为意，无不称庆”】
十月丙申，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入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厉大臣，裁抑侥幸，杜绝姑息，弃近例[23]，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舎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以闻，于是试给事申胡宗愈等言：“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此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从之。
二年正月辛酉[24]，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坊场一事，犹有馀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实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増价值，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争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馀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莭目烦多，不惟酒户縁此困穷，抑亦平民因而脧削，或系狱，或受棰，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县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毎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霈发异恩[25]，无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为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承议郎彭汝砺为起居舎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曰：“政无彼此之辨，一归于是而已。今所变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26]，未见其可也。”
七月乙卯[27]，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轻议变？”更又尝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或[28]得之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此据《徽录·商英传》及邵伯温《辨诬》修入。邵伯温作《章惇传》：“惇既拜相，荐蔡卞为右丞，林希为中书舎人，张商英为諌官。蔡卞为王荆公复仇，又以元祐中除知广州为置己于死地；林希在元祐间自中书舎人以修撰出知杭州，不除待制；张商英在元祐初为开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简苏内翰子瞻云：‘老僧欲住乌寺，呵佛骂祖一巡如何？’偶馆职孙朴过子瞻，窃得其简，示吕申公之子希纯，希纯白申公，申公不悦，出商英为河东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辅者。-云”】
八月癸未，诏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挥，广勇左第三军第一、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计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十月庚子，范纯仁言：“臣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未便，合行修正者，皆须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来虽有改更，众未必信，已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未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㡬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复广恵仓。丁巳，诏改封桩钱物库为元祐库，隶尚书省左右司。
九月壬申，户部请立明状，増钱买坊场，从之。[29]
四年三月甲申，中书侍郎刘挚上书曰：“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唯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揺，则反复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曰：“临御已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曰：“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 —— 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又曰：“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曰：“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之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
- ↑ 原作“沈希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4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4 补
- ↑ 原作“己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5 改
- ↑ 原作“诇逻之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5 改
- ↑ 原作“丙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7 补
- ↑ 原作“乙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0 改
- ↑ 原作“辛未”，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2 改
- ↑ 原作“丙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2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3 补
- ↑ 原作“丙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 改
- ↑ 原作“三千万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 补
- ↑ 原作“黄廉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 改
- ↑ 原作“甲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 改
- ↑ 原作“无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 付韩维等相度，系于丙午日
- ↑ 原作“丙辰”，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0 改
- ↑ 原作“癸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9 改
- ↑ 原作“长吏悉出其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9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7 补
- ↑ 原作“多”，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7 改
- ↑ 原作“弃旧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9 改
- ↑ 原作“乙卯”，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 改
- ↑ 原作“遍发异恩”，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 改
- ↑ 原作“士民皆流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 及《宋史全文》卷13 改
- ↑ 原作“甲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3 改
- ↑ 原作“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3 改
- ↑ 本节原书缀于二年八月后，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4 移改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