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山笔麈/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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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

学术不可不纯也，关乎心术；文体不可不正也，关乎政礼。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一，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敝，著作之文由制举而敝，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籯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箧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经济之文一出于正，必匡之于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于正，必端之于制举，而欲使制举之文一出于正，反之于经训而后可也。

夫诏令制敕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体在庄而且简，昭如日星。乃或组织求工，聱牙为古，铺衍太烦，奖借过当，既亵上体，亦淆下观，此训令之体失矣。夫建白题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献纳也，体在详而且明，较如指掌，乃有猥鄙杂陈，隐约无绪，藏头露尾，绘绚雕章，正使朋辈读之了不可解，何以仰孚高听，纳牖上心？此奏对之体失矣。夫纂述纪录之文，史局所以传信也，故必质而且赡，可以传远，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饰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语，平实则以为俗，明切则以为朴，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辞纪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万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纪述之体失矣。符牒檄命之文，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实，致在必行，今者颁布下吏，或修鞶帨之词，申请上官，或作雕篆之语，故有钱谷士马之数以文而不明，比谳讯鞫之条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为儿戏，民命为木偶也，此文移之体失矣。夫训命之体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对之体失，而臣下之志不达；纪述之体失，而一代几于无史；文移之体失，而百司几于无法。此其所关者政也，非文也。

文体之弊，大端有四：曰谲而不平，曰驳而不粹，曰巧而不浑，曰华而不实。此皆生于不足，非有馀也。夫文者，取裁于学，根极于理。不足于学，则务剽剥以为富，纂组以为奇，而谲与驳之弊生。不足以理，则以索隐为钩深，淡虚为致远，而华与巧之弊生，卒之有跂而及，无俯而就，有鼓之而出，无按之而应，心力尽于此矣。世方慕为环玮之声，卓绝之调，举群趋之，何哉？

夫不称御马而称御龙，谩以所不习也，不学画入而画鬼魅，欺以所不见也。文之敝亦然。

先年士风淳雅，学务本根，文义源流皆出经典，是以粹然统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来，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六经》之训目为陈言，刊落芟夷，惟恐不力。陈言即不可用，势必归极于清空，清空既不可常，势必求助于子史，子史又厌，则宕而之佛经，佛经又同，则旁而及小说，拾残掇剩，转相效尤，以至踵谬承讹，茫无考据，而文体日坏矣。原其敝始，则不务经学所致尔。

夫狂澜横发，汹涌滔天，是水之奇观，而决之兆也；开颜发艳，耀日从风，是花之缛彩，而洛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谓极盛，可谓极敝矣。川不可障则疏其源，华不可敛则培其根，亦反经而已矣。诚令讲解经旨，非程、朱之训不陈，敷衍文辞，非六籍之语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两汉文章，莫盛于武帝时，然其文有三种、如枚、邹、相如、庄助、吾丘之流，皆以词赋唱和，供奉乘舆，是词赋之文也；太史包罗诸史，勒成一家，是记事之文也；淮南宾客，摄诸家之旨，发明道术，是著述之文也。顾武帝所好，不过词赋夸靡之文，子长本为史，不以文称，其时书亦未出，至于淮南之言，山东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称说往古，曳裾侯门，卒成不轨，则不用之过也。尝谓此三种文章，至今为世所宗，《淮南》论道术，其言有识，不可磨灭，上也；《史记》不号为文，而其文之妙为千古绝唱，次之；至于夸丽求工，曲终奏雅，薄于技矣。

苏、李二诗，千古流传，为五言之祖，其风骨遒劲，气调雄浑，《十九首》之外无可仿佛者，信风雅之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则有甚可疑者：苏建、李广二传，在马迁时，二子终身履历尚未及详，时则然矣，至班民《汉书》，绸绎国史而成，在百年之后，诸人传中，有文字、诗篇无不记载，而《李陵传》止载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风》之体，使五言赠答之诗流传世间，岂有舍而不载者？至于《苏武传》中载《报任安》，而《李陵传》中亦无《报苏子卿》，则此书亦非真也。窃意，五言古风起于枚、邹，在苏、李之前，而苏、李二诗，必两汉士人设为赠别之辞以咏其情事，若《报子卿书》，则晋、宋、六朝所为，亦不似汉人语矣。

选诗所载，无诸王诗，法帖所集，无诸谢字。古今才士，亦无兼长如此。

《蜀道难》一篇，解者谓为章仇兼琼而作，又谓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语意，乃为明皇幸蜀耳。《远别离》篇亦尔。

李诗似放而实谨严，不失矩矱；杜诗似严而实跌宕，不拘绳尺，细读之可知也。然皆从学问中来，杜出《六经》、《班汉》、《文选》而能变化，不露斧痕，李出《离骚》、古《乐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浅易，韩文兆之也；宋诗之芜拙，杜诗启之也。韩之文大显于宋，而宋文因韩以衰；杜之诗盛行于宋，而宋诗因杜以坏。虽然，宋文衰于韩而韩不为之损，未得其所文也；宋诗坏于杜而杜不为之损，未得其所以诗也。嗟夫！此岂可为世人道哉！韩、杜有知，当为点头耳。

古人之诗如画意，人物衣冠不必尽似，而风骨宛然；近代之诗如写照，毛发耳目无一不合，而神气索然。彼以神运，此以形求也。汉、唐之古风，盛唐之近体，赠送酬答，不必知其为谁，而一段精神意气，非其所与者不足当之，所谓写意也；近代之诗，赠送酬答，必点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谓写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药，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药。何也？古人之文，读尽万卷，出入百家，惟咀嚅于理奥，取法其体裁，不肯模拟一词，剽窃一语，汎而读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无不有本，此如百草成煎，化为汤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读一家之言，则舍己以从之，作一牍之语，则合众以成之，甚至全句抄录，连篇缀缉，为者以为摹古，读者以为逼真，此如合和众药，萃为一剂，指而辨之，孰参，孰苓，孰甘，孰苦，可折而尽也。乃世之论文者，以渣滓为高深，汤液为肤浅，取古人之所不为，谓其未解，拾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尝，不亦鄙而可怜也哉！

《短箫铙歌》，汉之黄门鼓吹也。汉曲二十有二，存者有十八，《备成》、《玄云》、《黄雀》《钓竿》四篇，其辞已亡，魏、吴以下，准其曲数，各制《铙歌》一部，汉曲多不可解。盖《药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故致错迕。魏、晋所制，如以某曲当某曲，皆各叙其开创功德，与汉曲本辞绝不相蒙，体制亦复不类，而谓其当者，想祖其音节，或准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铙歌》十五篇，皆即汉曲旧名之义而以己意咏之，与其曲之音节不复相准，谓之拟题。自是以后，江左、隋、唐皆相继模仿，惟取其名义，而《药府》之法荡然尽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词，曲加模拟，词旨典奥，岂不彬彬，第其律吕音节已不可考。又不辨其声词之谬，而横以为奇僻，如胡人学汉语可诧，胡不可欺汉，令古人有知，当为绝倒耳。

《汉铙歌》二十二曲，盖骑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坡、弋射鸟兽之事，而其词旨所寓，又多感遇伤时之叹。魏、晋以降，不能传其声谱而拟其曲数以修鼓吹。齐、梁以来，又不能拟其篇数，而取其篇名以模《乐府》。总之其体绝矣。近世王、李诸公，好古钓奇，各模拟《铙歌》十八曲，历下之词旨颇近，而不能自为一词，娄东稍脱落，即不甚似，然其旧曲之名与其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寄性深远，可以发难抒之情，则君子有取焉耳。

古《乐府》之题，盖今之曲名也。其古词有与其题相涉者，有与其题绝不相涉者，则用其曲也，然其节奏不可考矣。后人拟之者有二：有拟其曲而为之，而辞不相蒙；有拟其题而为之，而曲不相中。大体唐人多取题目字面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节，则世变远而音节异也。

古人用韵有不可解者，即四声亦与后不同，如韦孟诗云：“微微小子，即耇且陋。岂不率性，秽我王朝。”又云：“我既迁逝，心存我旧。梦我渎上，立于王朝。”“陋”“旧”去声，而以叶“朝”，则四声亦不同也。

宋、元词曲有出于唐者，如《清平调》、《水调歌》、《柘枝》、《菩萨蛮》、《八声甘州》、《杨柳枝词》是也。朱温归镇，昭宗以诗饯之，温进《杨柳枝词》五首，今虽不传其词，彼时曲度多是七言绝也。以全忠之凶悍而能为歌诗，可与青陵嗣向矣。

《史》、《汉》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谓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于今，此应为古人笑也。《史》、《汉》之文如欲复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于当日，而但记其实耶？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实，无以示远，大家不为也。予素不工文词，无所模拟，至于名义之微，则不敢苟，寻常小作或有迁就，金石之文，断不敢于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辈名家亦多如此。

将军裴旻请吴道玄画东都天宫寺壁，道玄请裴将军舞剑以助之。裴为舞一曲，道玄奋笔立成，若有神助。夫舞剑之于挥毫，不相及矣，然能助之者，以神会也。文章亦有神会，大而天地，小而虫鱼，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不可以发人之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数寸之管哉？古之制器者，见转蓬而为车，闻风鸣而制律，岂拘拘于形声之中耶？盖必有以神契者矣。

选举

汉世用人之法，皆自州县补署，公府辟召，然后升于朝廷，当时未设选部，百官进退，属之丞相。魏、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及唐亦然，犹分东西两铨，使左右侍郎分领。及东都、岭表复别有铨选，不尽领于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铨选之弊，犹谓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后世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选属审官院，武选属枢密院，王安石欲夺枢密之权，乃以文选、武选皆属吏部，尚书左选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谓之审官东院；尚书右选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谓之审官西院。盖文彦博为枢使，安石为此以阻之耳。

唐天授元年，武后亲策贡士于洛城殿，此殿试之始也。长安二年正月，初设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此武举之始也。

宋时临轩策士，本用诗赋，熙宁三年，用吕公著之请，殿请进士专用制策，至今遂为定制。

熙宁四年，更定科举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令士各占《易》、《诗》、《书》、《礼》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次论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场之始，而四场不同耳。殿试则专以制策，罢去诗赋，分为五甲：第一第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此即今殿试之法，而五甲不同耳。盖宋初学校之制原未大备，而科举试士，惟以明经词赋为主，安石以为，古之取士必本于学，请举建学校，讲三代教育之法，专以经术取士，而科场之法遂为近代创始矣。此岂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宁四年，广太学斋舍，增置官师，分生员为三等：始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三百人；内舍升上舍，员百人。每月考试其业，以此升舍。上舍免其发解，及礼部试，召对赐第。此即近代积分之法也。至于免解、免试、径召廷对，则上舍生即礼部进土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效，恨今不能举尔。

司马光在位，尽变安石之法，惟经义取士则不以为非也。光谓：“神宗颛用经义论策取士，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先儒，令天下师生讲解。”此大公至正之论，安石复起，亦当心服也。经义之法至今遵用，安石于选举之制，可谓一开创矣。

宋初用词赋取士，安石变为经义。及元祐初，吕大防、范纯仁当国，乃立经义、词赋两科，凡诗赋进士，习一经，试本经、《论孟》义及诗赋、论策，凡四场；经义进士，习两经，试本经、《论孟》义及论策，亦四场。两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占其半，此亦调停之法也。绍圣初年，尽复熙、丰之政，又令进士纯用经义，而改置宏词一科，于进士登科后试之，所取不过数人，即今之馆选也。

宋自熙、丰以后，经义、词赋二科更为废兴，已而合为一科，至绍兴之未，复分而为二，盖宋时取士之途惟此两科，而离合不一如此。本朝以经义为主而尽黜词赋，则学醇而路狭矣。

元时，科举之法至仁宗始定，从李孟之请也。其制，三岁一开科，以八月郡县乡试，明年二月会试京师，中者策之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即今制所由始也。但彼有两榜，以蒙古、色目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各命题耳。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庆戊辰，一甲三人，一为元辅，二为正卿，自世庙以来所未有也。戊辰会魁五人，张、沈、陈三公同时为相，亦往时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举人内唐公汝楫为状元，陶公大临为榜眼，赵公志皋为探花。南直甲子举人焦公竑为状元，馀公梦麟、刘公瑊皆为榜眼，一榜三及第，亦异事也。

万历丙戌，乙酉以后，内阁三公俱南直人；申瑶泉状元，王荆石会儿，许颖阳解元。内阁三公应三元之数，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国家以科举取士，视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有成数，非人所能为。姑举一二事于左：嘉靖丙午，浙江省试，主者已如额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之榻上。偶主者困卧，梦一朱衣达官，自称杭州知府，直入卧内，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间，又梦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知所自来，因于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较案上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后所梦者得第为显官。又浙中士夫相传：嘉靖初年，浙江省试，主者灯下阅卷，不中者皆掷地下，忽见一披发妇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惊，取而复投之者再，妇人长跪而泣，主者感动，即取中。此卷乃馀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后，问田生以状，生哽咽久之，乃对： “母本侧室，为嫡挝杀，死时状正如此。”即此二事，场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与也，可不畏哉！

万历己丑，科场覆试，予获与事。先是，戊子，京兆都试黄官庶洪宪主考，黄游申、王二相君间甚欢，而太仓公子雅有家学，即非黄典试举首，亦其分内，徒以出于黄，所为众指目，而榜中复多黄所厚士，关节居间，都人悬书于衢。及京兆试卷呈送礼部，宗伯朱公命郎吏检阅，于仪郎孔兼因摘其两卷以呈，其一李鸿者，吴门之婿也，朱公语予其状，予谓：“郎吏既闻，公即当奏，不奏，即当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犹豫予之，密以白吴门，因寝其事。于复封送礼科，令其参劾，礼科苗给事朝阳，吴门之客也，亦寝不奏。于见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风郎中高桂，桂，抗直人也，遂上疏劾黄及太仓公子、吴门东床，凡八人。诏下礼部查核，且会都察院及科道覆试。御史大夫吴公、中丞詹公皆为二相、宗伯称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转自祭酒，以八人皆国学所选，避不阅卷，惟予及台长司其事。试毕阅卷，予先阅毕，稍定次序，以送吴公，吴公即送台省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壮者次为第八，与予所定相合。予因谓吴公曰：“甲子举场覆试，丙戌午门覆试，皆分二等定去取以闻，今奉旨覆阅，虽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请自上裁。”及召郎吏具草，以七人为“平通”，一人为“亦通”，其人即屠也。旧例， “亦通”者黜。吴公见屠在黜例，惧无以复二相，即起取卷再阅，曰：“此卷之文义甚优，老夫亦不能作，奈何弃置？就不作官也罢，要全天理。”揖台谏诸君共阅。都谏黄县王君指卷对曰：“卷内数语老先生所称者，以某观之，正是极不通处。”都谏苗君取视，指曰：“如此数语，却亦甚好。”都谏张君曰：“数语若是秀才，可居五等。”于是吴公大愤，噤不能语，而仪司吕正郎兴周与高直前力争，请落其二三卷，予因谓吴公曰：“郎官所请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别不妨，既奉旨品阅，岂得尽无可否？”吴公犹欲持之，予即厉声命吏书奏，即可印封，俟阙门开即上，时已三鼓矣。予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讲，黎明在文华直庐，三相已至，延予问状，相顾失色，新都曰：“奏可追否？”曰：“已上矣。纵未上，众印封，亦不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谓予曰：“如屠生文义，可作程式，奈何黜之。”予笑谓曰：“郎中云不通亦过，老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矫枉。总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属滥进。”二相默然。自是，高、吕、王、张诸子皆二相所切齿，而吴、詹、黄、苗诸君皆为公论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末次于黄，而衔予者次于高、于矣。覆试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大略云：连日查访，关节未有明据，事属嗳昧，遽难指名。但科场去取原凭文艺，今诸生试卷既经多官会阅，无甚相悬，可知当日科场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辞微，亦不悦也。而吴、詹二公以不能全胜，复有纵臾，滋不见与云。

唐时牛、李之党起于对策，成于覆试。盖宗闵对策讥切吉甫，为德裕所恨，又与元稹争进，平日有郤，及杨汝士、钱徽知贡举，不受段文昌、李绅之属，为其所嗛，而宗闵之婿及第，故德裕、文昌、绅、稹皆以科场之事攻击主司，而宗闵亦谴焉。由是宗闵、德裕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其机括所发，惟借科场一事以倾之耳。古今事体，大略不远如此。

唐渭南尉刘延祐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李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独出人右也。”此时风俗尚淳，后进少年为长者所诲如此。近时，年少甲科，出为令长，稍有一二荐疏，视台省要津如持左券，长年先辈降颜抚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勖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长年先进无𪟝其人耳。诚有如𪟝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观三年，集英胪唱，执政林攎当传姓名，不识“甄盎”字，以寡学被黜。近世士人，以经义致身，不暇博览，误书误读者不可枚举，设令古人见，何如为笑”记在朝时，有一台谏上疏，曾以草相示，内有“窃𫓧”二字，盖以“𫓧”为“𫓧”也，予难于面质，第曰：“此字莫是误写。”渠愕然不答，及奏牍已成，却已写作大“铁”字，不可复正矣。甚悔当时不曾明告，使陷于可笑如此，亦与有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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