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作者：康有为
1902年

本作品收录于《康有为全集》

一作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

顷得书，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内地纷纷加税，民不聊生，以赔荣禄通拳匪围使馆之款，广西变起，众情积愤，怒不可遏。恐皇上长为荣禄所挟，永卖中国。且吾会备极忠义以保皇，而政府反以为逆党，反以为匪会，捕逮家属，死者数人，监者累年。以竭忠为逆，以保皇为匪，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览书惶骇，何乃至此？想诸君热心太盛，以为回銮之后，西后必归政，荣禄必逐故也。一旦失望，愤怒交并，忧国诚切，迫而出此。近者天下纷纷怨怒，皆在此事，岂独诸君哉！夫以荣禄为通拳匪、围使馆之罪魁，而能欺弄八国，不独不杀，且柄政如故，此由各国公使因其曾馈瓜果所致。荣禄巧营二面，一面命董福祥围使馆，一面馈使馆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则不受其过。今竟得售其奸，脱然事外，挟权加税以虐吾同胞，伪为变法以欺各外国。今则并不变法，逍遥高卧而执政权。诸君之愤之怒之，宜也。然愤激之馀，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不独与保皇会宗旨相悖，且考时度势，则仆窃以为不可。盖有数说焉，惟仁人志士察之。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其先起者莫如强英，自崇祯十五年争乱，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立议院、予民权，凡四十八年而后定，然尚未有选官之权。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故英国之民权，二百年而后得。中间虽杀一君，流血无数，然不过求民权、定立宪，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奥国自道光二十年禁报纸、禁私会，不予民权，民党大起，求议政权，逐奥王，围奥相；又遇普、法侵割。乃始予民议政权，至同治十年，凡二十三年而大定。然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法国则自巴喳利亚国民逐其宰相罗拉蒙退丝而求权，普鲁士则自道光二十八年民求变法，大乱作，既得议政权而止；然毕士墨克尚以伸王权、开尊王会，而合二十五邦为一霸国，强于大地，未尝革命也。意国则自嘉庆时拿破仑予民权后，复遭维也纳约之压制；民党积数十年，凡七十万人，乃起大变。萨谛尼王独主张民权，大为民所归，于是合十数小国而成意国，且立帝权，更未革命矣。西班牙自嘉庆二十三四年民变求权，至今君主之世守如故，亦未尝言革命也。他若葡萄牙国、琏国、荷兰国、瑞典国，皆累经民变，皆得议政自由之权，而君主皆世守如故。日本虽曰言民权自由，而君主世守如故，亦未尝有革命者。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多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馀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藉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然各国民党之起，皆在其京师，故能迫其君相而成大事；其间有自边省起者，亦皆去京师不远，然皆少为势援，大要不在是也。若不在京师起者，则调大兵立平之，未见一国民权党能在边省成功者。此不可不取以为鉴也。

若夫民主大国，惟美与法。美为新造之邦，当时人民仅四百万，与欧洲隔绝，风气皆新，无一切旧制旧俗之拘牵。其后渡海赴之者，皆厌故国，乐自由，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故法革命而无效，美自立而见功。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之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

夫孔子删《书》，称尧、舜以立民主；删《诗》，首文王以立君主；系《易》，称见群龙无首，天下治也，则平等无主。其为《春秋》，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孔子岂不欲直至太平大同哉？时未可则乱反甚也。今日为据乱之世，内其国则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为君主专制之旧风，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不然，国者民之所积者也，国者民之公产也；孔子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固公理也。欧洲十余国，万战流血力争而得民权者，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皆仍立君主乎？必听君主之世守乎？甚且无君主则迎之异国乎？此非其力之不能也，有不得已之势存焉。故礼时为大，势为大，时势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公理常与时势相济而后可行；若必即行公理，则必即日至大同无国界、无家界然后可，必妇女尽为官吏而后可，禽兽之肉皆不食而后可，而今必不能行也。

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然民权则至在必行，公理则今日万不能尽行也。盖今日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正当过渡之世，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既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虽有仁人志士欲速之而徒生祸乱，必无成功，则亦可不必矣。不然，以欧洲十余国之志士才人万亿千计，累更百年，何以皆至君主立宪法而即止，不复更进至民主大革命哉？乃者英君后之丧，民戴之如此；英新皇之加冕，民尊之如彼；凡有礼会，必免冠起立，同颂祝其君。彼欧人之明智，岂伪为如是哉？诚以审时势而为义理，不可不如是也。若使百年来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皆愚冥也，则是不足称也；如使积百年欧洲十余国之亿兆志士才人稍有知也，然而彼十余国不为革命而国日强，但求立宪而民日乐，则是岂可不深长思也。故百年来欧洲十余强国，亿兆才人志士，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虽别称君主之国，其为立宪民权无异，但得自由自主之乐，斯已矣。君主民主皆虚位耳，民之实权不可失，故必求之；君主民主之虚位，无关要事，则可听之。实考欧美治强之故，人民之权利若此。若未尝深思其故，反复其势，绎按其时，徒见美国独立之盛，但闻法国革命之风而慕之行之，妄言轻举，徒致败乱，此仆之所未敢从也。

今日天下滔滔，志士发愤，或舍弃身命而为之，岂非欲中国变法自强、不受分割哉？岂非欲吾旅外同胞不受欺辱、独立不羁哉？岂非欲吾国民自由、有立宪法、有议政权哉？凡此皆天下之公理，万国之大效，而仆生平之素论定志，舍身为之，与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故仆昔在京师，曾合各直省举人与京师士夫开强学会、保国会争民权矣，盖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也。然前言英、法变争百数十年，流血数百万而后得之，其馀各国虽不至是，然皆几经争变流血而后得。惟戊戌之年，皇上赫然变法，百日维新；薄海额手而望自强，万国变容而为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虚想也。皇上既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亟亟欲与民议政之权、自由之乐，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满学士阔普通武，新学爱民者也，首请开议院予民权自由，上即擢为侍郎，主令开院。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则民有权而君无权矣。”上曰：“吾但欲救中国民耳，君权有无，何与焉！”张之洞力言未可，乃少待而后行，然已令天下上书，官吏有格不上者，谕旨称必革惩之。礼部尚书怀塔布六堂官，卒以格上书获罪，上亦因是幽废。

夫上不顾己之害，不待民之请，又非鉴万国之变，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权自由。其心至仁如天，其公如地，其公天下而无少私，视天位如敝屣，此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也。夫万国力争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与民；我四万万不待流血、不待力争，而一旦得欧洲各国民自由民权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有君如此，岂忍负之？皇上以救民变法，不幸被废，事竞不行。然以寻常言之，人以救我而至大祸，我乃不能救之，于报施之理已为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祸，被缚于贼之时，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吾国人岂可出此！夫皇上有虚位而无实权者也。今之割台湾、旅顺者，非皇上也，乃西后、荣禄也；推翻新政以虐我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荣禄也；通拳乱国，赔款加税，以虐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荣禄也。吾国人之恨政府卖我、辱我、奴隶我、剥削我，而仇而怨之宜也。然今之政府，是皆幽废皇上之贼也。吾国人恶贼、逐贼、杀贼可也，是则宜勤王敌忾而讨贼者也。奈之何不辨皂白，不择人类，因恶西后、荣禄之故，而概攻之曰满清政府，是岂非并舍身救民之皇上而攻之乎？因恶西后、荣禄之故，而慨言革命，是岂非并舍身救民之皇上而并革之乎？人有恶鼠之窟其室而自焚其屋，恶贼之质其子而并杀其子，尚为不智；何有于恶虐我之贼，而牵及救我之恩人哉？西后、荣禄满人也，皇上亦满人也。汤、武之革命，乃诛无道之桀、纣耳，非诛有道之夏启、武丁也。以一二人之罪而恶及一国，乃并其爱我恩我之人并除之，此岂为公理乎？故仆实不欲闻革命扑满之言，非徒为感皇上之知遇也，非为曾仕国朝也，实以公理不安，不忍闻也。又假皇上既不幸遇变，吾民绝望于自强自由，则不能不思所以自救，则不能不思所以自立，则援汤、武诛暴之义，用欧美求权之争，由之可也。

今皇上虽尚无权，然数年以来，经历万劫，履险如夷，至今无恙；溥儁立而复见废，旧党乱而几尽亡，不可谓非天命矣。始则囚于瀛台，郊庙、朝觐皆不得预；今则复能郊庙、朝觐，比之向者，已有进矣。凡此弑而未成，幽而复出者，皆天命也。吾保皇会诸公心力之为之也。内地四万万人，莫不同戴。而或者谓天命不存，人心尽去，足证其谬矣。太后、荣禄年六十余，危于朝露；皇上年仅三十，春秋鼎盛，相较显然。一旦有变，皇上可复辟，一也。荣禄自知通拳匪围使馆为罪魁之罪魁，得罪各国，岌岌不保，虽用诡谋，假于瓜果馈公使，仅以自免。然其部将董福祥犹在，荣禄督董围使馆，乃董革而荣存，董甚怨之。若各国诘问之，实情终露，奸雄诈术岂能久存？不久当败露。荣若败露，上即复辟，二也。又各国咸知皇上圣明，今惑于荣党之言，以为皇上复能朝觐，已复权矣，故各报纷纷言上复权，久之知上并未复权，太后仍复专政，必请归政矣，皇上即可复辟，三也。即不然，而各国咸认皇上、敬皇上，诸贼亦必不敢复行废弑，是皇上尚可从容而待复辟，四也。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主。诸君何不少俟之！与其忍公理、肆自屠求革命而必不能成，甚者且以资敌，何如仍誓保皇，发愤敌忾，以冀皇上之复辟，而民权自由为必可得耶？

夫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就使革命而获成矣，为李自成之人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灭，血流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加以枪炮之烈，非如古者刀矛也，是使四万万之同胞死其半也。董卓既除宦官，则吕布杀卓，郭傕、樊稠、张济更迭相争相杀，曹操、袁绍、袁术、公孙瓒、孙权、刘备更迭并争，或如晋八王之互攻。而五胡乱华，中国偏安者三百年。或如尔朱乱魏，而高欢、宇文更迭竞争，名分不定，则逐鹿并起，争杀无已，血流如糜。以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何能如欧洲民变之公。势必大者王，小者侯，如恒河沙，自攻自残，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何能整顿内治？夫欧美一切之美政、美学、美术，皆承平暇豫，而后能为之。岂有国内乱据仓皇，民不聊生，工商俱废，奔走不暇，而能兴内治乎？法国之地与民，不得中国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廿九万。中国十倍其地，十倍其民，万倍于巴黎，而又语言不通，山川隔绝，以二十馀省之大，二百馀府之多，三千馀县之众，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复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方列强竞争，虎视逐逐，今方一统，犹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残毁，其能待我数百年平定而后兴起内治乎？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必先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谁生厉阶，演此惨剧？夫今志士仁人之发愤舍身命而倡大变者，其初岂非为救国民哉？乃必自杀数万万人，去中国人类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况于屠戮同种数万万人哉？且杀子而救其孙，既不为智，况并孙而不能救，终于相持而赠他人。试问中国同胞何仇于彼，而造此无量之苦海恶孽乎？庄子言：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能发之者，谁能收之？若火之一发既燎于原，不可扑灭，有救民之圣主在，乃不少待而妄发此巨焰，焚人以自焚，且焚及其同胞数万万人。焉有仁人志士而如此乎？孟子曰：贼人者谓之贼。托于救国者，岂愿为民贼乎？夫始为变法自强而来，终为内乱自亡而去；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在妄发者，岂料其末祸至是！然放火之人，无能知火之所止者，彼放小火耳。风之所来，谁能定之？测火风犹若是，而况倡革命者？放大火、燎炸药以烧中国，又当四邻窥伺之时，彼虽号为智者，能料其所终乎？即智者妄谓能料之，其可信乎？方印度诸自立国，倡言背蒙古朝时，岂料不数十年国种全灭而隶英哉？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数万万，乃其本怀，原不足动其心。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屠杀．剪其种族数万万，而必至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

何谓中国革命？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也。闻今之言革命者，动引法军助美国自立之例，或言托外人运械，或言请外人练军，或言与外国立约，或言与外国借兵，盖无不操是说。然吾阅历已久，测验已多矣。夫欲假外援，亦必己能自立，人乃援之。今闻请外人运械者，则外人据其资；请外人练军者，则言语不通；土地无所，而糜费已巨矣。若请外国借兵，与外人立约，则试问洪秀全之时，英国之戈登助谁乎？波兰欲自立，无助之者；埃及以藩镇自立，英、俄、法、普、德且助土耳其而攻埃。必将如俄人之据伊犂、据东三省，借口保护其商人，借口定乱，因而据之耳。国朝人关，平李自成而取明鼎，亦用此法，此实为中外古今公理定例矣。各国皆堂堂大国，可取之则取之，谁肯与乱党结盟哉？何必待与乱党结盟哉？以台湾观之，当时欲以与英、法，尚不肯取，此最近事矣。又吕宋之阿坤鸦度，始与美国立约相助，乃发兵称自立，以拒西班牙；及阿坤鸦度既背西班牙，美即背约而取阿坤鸦度矣。夫阿坤鸦度之至诚得民，才略绝众，苦战累年，其精诚才志，真可倾服者矣。然究其成就，不过代吕宋人作中人卖与美国耳，于美诚有功矣；虽能脱西班牙之轭，而终不过涂炭其种类，以卖吕宋之土地人民与美国耳。究何益乎？此乃最近而可鉴者也。又近者波亚欲脱英国之轭，立国既固，苦战累年，德皇尝致电贺胜，荷兰益以同种而哀之，法总统首见其统领古鲁家矣；而前后数年，各国未闻一兵之助，卒以致灭。近观吕、波，远观埃、兰，可为殷鉴矣。吾审查各国之情已熟，公法具在，国交甚严，必无立约借兵者；若其有之，则如美之与吕宋耳。况革命之军动者必于江海之间，各国通商之地，或在某范围之域，即军令甚严，而西商之未易保，及教堂之必易扰，此实将兵者必无暇保全之也。外人必以保护商旅为名，教士必以教堂被扰为名，警报一动，兵船纷至，即以定乱为名而据之也。既无英、法之相忘，岂肯听吾人从容自定之乎？故今之言革命扑满者，其极不过如菲律宾之阿坤鸦度、波亚之古鲁家而止。顷德国以俄学生之在德谋乱俄也，且逐其党十人。近者广西之变，法人已告外务部，谓于其安南商务有碍，如六月不平，必遣兵代平之，而西抚丁振铎已电告法马兵闯入龙州。而革命自立者，犹望外人之助，岂不哀哉！故无论革命者能假外国之力与否，要终于自鬻国民，以速其割亡而已。以救国之故，而终至鬻国，又岂仁人志士而甘出此乎？

且倡革命者，必以民权自立为说，公举民主官吏为言，近引法、美，切乎时势，合乎人心；当水深火热之馀，莫不信之望之。夫民权自由之与革命，分为二者也。欧洲十余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者，除法国革命外，余皆有君主。然则必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乎？革命未成，而国大涂炭，则民权自由且不可得也。是故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然则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不见法之拿破仑乎？始则专倡民权，每破一国，辄令民背其主，既为民主，事事皆俯顺民情，而挟其兵力以行之，于是复自为君主矣。又不见拿破仑第三乎？始为议员，则事事必言利民，新为民主，则誓守旧章，三年之先，凡卫民、厚民、保民之事，无不力行，且补旧章之不及，以买人心。已而夜宴，一夕伏兵擒议员百数，民党头目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流于而美嵌监绝地中，拥兵五十万而称帝矣。盖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

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古今天下，安得遇尧、舜、华盛顿？法国累更革命，积化百年，定章极严，而拿破仑第三犹如此，况中国向来本无议论，更无立宪定章。彼枭雄能指挥十八省者，其拥兵权何止五十万，如此则何为不可！夫华盛顿之时，美国人仅四百万，中国乃百倍之，其人之才能控制十八省四万万人、破万里之全国者，非有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之枭雄术略，好杀自私，必不能也。夫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再出，方出新法，以大肆屠戮而行其压制，而立其君权，其先言民权者，亦不过为拿破仑第三之买民心耳。今所见革命之人，挟权任术，争锱铢小利而决裂者，不可胜数。如此之人，使其有天下而望其行尧、舜、华盛顿之事，是望盗跖之让国也。故即有华盛顿之仁，盖其人亦只能抚四百万人，而必不能定四万万人。盖以人心未化之国，非极枭雄术略之人，肆其杀戮专制之权，必不能定之也。故今日中国，必无骤出华盛顿之理，不必为此妄想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故子哙之禅让，岂非绝世高义哉？而孟子日称尧、舜而不许子哙者，以人心未至，时候未及，徒酿篡夺之祸也。故尧、舜之为民主、大同之公天下，孔子倡之，而不能即行之。今民主之法、大同之道，乃公理之至义，亦将来必行者也。而今中国，实未能行民主也，世界实未能大同也。譬人方婴孩，将来必至壮老。然方当婴孩之时，当有父母抱育之、师长教督之，实未能待以壮老之礼也。今中国新论甫萌芽，乃当童年就傅之时，尚非七十老傅之日。一二文学好异求速之人，曰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馀人不深审本末，但乐闻其民主自立之说、改革新政之言，而嫉于西后、荣禄之割地，暴民遂发愤而从之，徒弃身命、沉宗族而自鬻其宗邦。即幸于万一，必无而仅有之事；至于有成，亦不过助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之帝业，然则岂其本心哉！

善乎满人瓜尔佳之言也。瓜尔佳曰：民主者，天下公理也。能爱民变法，天下莫如皇上；若举民主，莫如皇上也。吾以为今之言革命民主者，糜烂四万万之人，大战数十百年，而必不能成革命，必不能保中国。假而有成，而得一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拿破仑为民主，则益水深火热矣。即不可谓薄待天下人，或冀幸于万一，而有华盛顿者出；然与其望之空虚必无有、未可信、未出现、未著效之华盛顿，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皇上天生仁圣之美质，爱民如子；又有变法之大力，推破旧习；少即帝位，与人间绝，翁师傅教之数十年，无丝毫满人议论在其胸，且深恶满人之守旧不通；而又身历艰难，视天位如敝屣；久习富贵，则忘而生厌，故有天下而不与。不如起自由舍者，有艳大位之心。刘邦曰：今日乃知天子之贵。曹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杨再思曰：但得一日为天子，死亦无憾。今士人为诸生时，动谈高义，克己厉行；及一登第筮仕，即尽变面目，只谈宦达，不言学行。吾自田间至立朝，阅人多矣。其有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孔子亦称：隐居求志，行义达道，吾闻其语，未见其人。区区科第微末官位，犹足变易志士之素志，况于统一天下、手定山河者乎？曹操自称身死之后，墓文为汉故将军；而赞大业之苟文若，则以争受九锡赐死矣。此与议员之朝拥戴拿破仑第三，而夕则下狱远流，正同矣。言革命者乎，果能翊赞成功乎？不为斗鹌鹑者之互相斗死，即为勾践、刘邦、曹操、朱元璋之诛戮功臣而死耳。故望之必无之华盛顿之民主，不如望之已效之华盛顿之皇上也。

以皇上之仁圣英武，通于外事，足以变法而强中国；以皇上之久历艰难，能公天下，足以立宪而与民权。天生皇上之圣仁，令其阅历变难，正所以救中国生民者也。夫使众议纷纭，革命大乱而后能变法，则待之数百年而后成。夫中国为黄种之独国，与法、美迥异；方今外人侵压之力，岂能从容以百年之乱待之乎？若欲速变，非君主之权不能也。即如八股之案，建自王安石，行之千年；漕运之案，始自萧何，行之二千年。若非以君主行之，岂能一朝而扫除之哉！吾昔游英京伦敦，未到则极慕之，及游其中，则尚未有电灯、电车也。盖以众议办事之难也。若以君权变法，则举欧美至美之政器艺术，可数年而尽举之。故吾尝妄谓中国强犹反掌也，三年而规模立，十年而治化成，实藉数千年君权之力而行之。戊戌之时，上未有权，而百日维新成效如此。此仆亲办之事，天下公认之效，非以美言欺人者也。加以是时太后本不愿变法，有事必待臣下陈奏而后请于后而裁之，皇上不能自出一新意。吾所请开之十二局，四下军机、外部议而皆驳之，故制度局、律例局皆未立。刚毅曰挟太后之力，以尼新法；荣禄曰造谣言，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皇上乃无逐军机、督抚之权，一革礼部六堂而帝位即废。以此无权，尚能转移浩大如此；若使皇上有全权以行之，法例先草定全体而后颁行，诛窜一二守旧之大臣以耸其馀，则令下如山，风偃如草，不期月而举国上下皆变矣。故论政法之理，莫不善于君主；开明专制，莫善于民权公议。而当中国沉屙深重之时、望黄种独立之日，上适有舍身救民之圣主，则莫善于用君主开明专制之权以变之，如雷霆霹雳，天地昭苏。药莫善于参术，莫毒于天雄；然起沉屙而泻积疾，则天雄、大黄乃为最效。及既泻之后，乃以参术补之。今有圣主而用专制之权以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曾效之验方，吾亲服之而致效。今德国骤强，亦天下所共见也。亦愿抄此验方，与诸君共服之。故为保皇之会，所以保国保民也。皇上既早欲开议院、与民权矣，先以专制之君权变法，徐以公议之民权守成，不待革命糜烂之争，而可安享民权自由、变法自强之乐。吾为中国计，为四万万之同胞计，妄谓莫善于此！

盖因水陆而行舟车，视病情而施医药；地各有宜，物各有适；有宜于彼而不宜于此者，有适于前而不适于后者。今革命民主之方，适与中国时地未宜，可为理想之空言，不能为施行之实事也。不然，中国之人，创言民权者仆也，创言公理者仆也，创言大同者仆也，创言平等者仆也；然皆仆讲学著书之时，预立至仁之理，以待后世之行耳，非谓今日即可全行也。仆生平言世界大同，而今日列强交争，仆必自爱其国，此《春秋》据乱世所以内其国而外诸夏也。仆生平言天下为公，不可有家界，而今日人各自私，仆必自亲其亲、自私其子，此虽孔子，亦养开官夫人伯鱼，而不能养路人也。仆言众生皆本于天，皆为兄弟，皆为平等，而今当才智竞争之时，未能止杀人，何能戒杀兽？故仆仍日忍心害理，而食鸟兽之肉、衣鸟兽之皮，虽时时动心，曾斋一月而终不戒。此阿难戒佛饮水，而佛言不见即可饮，孔子所以仅远疱厨也。仆生平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事同权，而今日女学未至、女教未成，仆亦不遽言以女子为官吏也。仆生平言民权、言公议，言国为民公共之产，而君为民所请代理之人，而不愿革命民主之事，以时地相反，妄易之则生大害，故孔子所以有三世三统之异也。医生之治病，不能持独步单方以行之；志士之治国，亦岂可以革命民主之单方行之乎? <中庸》曰：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故孔子既广张三世以待后人之审择而用之，仆亦兼学多方而细审病情而发之，尽备冬夏裘葛之衣，以顺时令而服之，非称狐貉之美而五月尚必披裘、称缔络之美而九月尚必衣葛也。故审时者，无皇上之圣仁而绝望于西后、荣禄，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圣仁，则不必言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已遭毒弑之大变，而绝望于高丘之无女者，言革命犹可也；有皇上圣仁而历劫不坏，则犹有可望中国自强、生民自由之日，则不可言也。

谈革命者，知大事之本难，则又言割据自立。夫观于台湾割与他人也，旅顺、大连湾、胶州、广州湾之割与他人也。夫国者民之国也，地者民之公地也。朝廷不能保，则民自保之。即在朝廷，与其馈之外人，岂若还之吾民乎？故言自立者，义较可行。诸君之所居在美，其所感触亦在美，以属地成自立者，惟美一国最著也。然考其事势，与中国大相反者有三焉。第一则迁美之民，本由不乐故国政府，好行自由而迁新地，已有与本国反对之心。是时英重税既苛，压制既甚，而十三州本有议院，事可自立；故一日独立，合十三州而公布之，即成敌国之体。若中国人服从政教、结合为一已二百年，除一二秘会外，内地官民皆戴服朝廷，间无异志；各省郡县，皆无议院。言自立者，盖无尺土一民，与作乱者无异，从何布告？从何对抗？此地势、人心、政体之殊也。第二则法深怨英，与美结盟，遣兵赠械，以抗英军，而拉法伊脱之徒，仗义助战；西班牙、俄、丹、瑞、兰、普、奥、葡，皆为美结同盟而助之；故华盛顿得以成功。试问中国边方自立，无地无械，安得有此众大国遣兵助械、皆结同盟乎？第三则美洲远隔英伦，重洋万里，当华盛顿时未有轮船，英国仅帆船为渡，调兵运饷，事势甚难。中国则十八省皆为内地，江海相通，轮船飞渡，一处有警，旬日即调兵到；其与美国时势地势至相反者也。

且假令华盛顿生美国今日而称兵，事亦难成。不观于非洲之波亚乎？力战四年，流血千里，而今卒亡。不观于菲律宾乎？力战四年，流血千里，而今卒亡。夫以波亚之古鲁家、菲律宾之阿坤鸦度，其人可谓忠义诚勇、才略绝人矣。而华盛顿之功效如彼，古鲁家、阿坤鸦度之败亡如此，非必其才有高下也，时势之殊故也。又更观欧美各国自立之情，皆与中国相反者也。葡萄牙、西班牙、琏、荷兰各国，皆立于拿破仑既流之后。此则见灭数年，各复故国，不与中国同。若道光十年比利时之自立，因与荷兰教不同、权不等之故。荷兰立国仅十馀年，其基极浅，其地四五百方里，地又极小。欧洲各国视之本甚平等，法方逐君，未暇兼顾，故一动而英、法、俄、奥、普皆认之，故独立得成。今满之与汉，故同教也。自沈文定、李文忠、曾文正、左文襄、翁常熟、孙毓汶以来，汉人常秉政权；同治时疆臣几尽汉人，无几微之芥蒂也。立国二百馀年，结合为一，地广万里，岂与荷兰比哉？自立者若起，英、法、俄、奥、德其肯认之乎？此又不能引比利时为例也。希腊之能自立也，以欧人成为文明之始基故也，既咸馈军资，而俄方欲挫土耳其之势，与英、法同盟，以兵船助之，俄军深入土境，于是三国立王而认之。若中国与欧人异种，言语文字不通，有何感动而助军资？又安得三大国遣兵船相助？若果得此，事固可成，然必不可得也。

南美秘鲁、墨西哥等各国之自立也，则以西班牙、葡萄牙既灭于拿破仑，殖民不服，各自立国。拿破仑既不能越数万里海岛而征之，立国既定，及西、葡复立，亦不服从，乃其自然之势，非别谋自立者也。近者罗马尼亚、门的内哥、布加利牙之自立，则以耶、回之教不同，而耶教被杀，俄、英、奥、法、德、意六大国以同教而助之，故能有成。若今言自立，必无督抚之自起，又无同教之六大国相助，更安得成乎？埃及之自立，缘藩镇因战功拥大兵而后成之，此与吴三桂无异矣；其力能连破土耳其，至于土国乞兵诸大，英、俄、奥、普且助土而攻埃及矣。今欲自立，既无藩镇，然其成也，且犹有英、俄、奥、普之攻。然则以白徒倡义，安可得成？匈牙利虽自立矣，然奥合俄而攻之，不及数月卒败。

又至近者波亚欲自立也，蓄力十馀年，密购枪弹埋地如山，其同种人亦暗助之。吾见一英官自非洲战还者，称波亚人之蓄积坚忍、苦力苦战，以散队避炮弹，英兵出则没，英兵去则出，地险而多山谷林箐，人自小儿皆习枪法，善能命中，愤不畏死，真不可及也，故能以小国抗英累年。然德皇虽尝发电贺之，荷兰虽暗哀之，法总统虽尝见之，然何尝能出一兵救助也哉？彼有同种者犹若是，况中国黄种自斗，异种之人正可坐视之而取渔人之利，其何助乎？又若吕宋之阿坤鸦度之脱西班牙而自立也，精诚果毅，苦战累年，而卒见卖于美，降为隶属，徒死国民百数十万而已。波兰自有议院，民多秘会，新被灭于俄，因法之变，举国上下发愤同心，然累起累败。印度当蒙古末造之时，亦尝各省自立，不数十年而尽属英人。今英守其孟迈、加拉吉打、密者拉士三大镇之海，严禁枪械。印人二万万帖然受治，无复能为。台湾自唐薇卿谋自立矣，民心新灭，其热心至甚，更及简大狮之徒累起，皆自桧以下，无庸议也。

夫以远之波兰、匈牙利之热心而不能成，近之波亚、吕宋之已成国体、蓄力苦战而不能成；若印度之背蒙古莫卧尔朝而各省自立，适以召英人而自灭耳。至考之欧美之能自立有成者，则与中国无一而相类。其地势既非航海之绝域，其植基又无藩镇之厚力，三百馀年人心未变，团合久一；有所动作，内外皆视为乱民。今人之开口辄慕美洲言自立自立，而考之各国情势，无一似者，何其谬耶！此岂儿戏乎？且能起者必在南方通商之地，有兵事必扰西商及教堂，虽极力保护，而乱事既起，必不能保。西商岂肯为一日之亏？教堂岂肯听风火之惊哉？若其起事之难，党争之情，军械之乏，兵队之散，亦如上所言矣。以区区之地，而敌万里全国，其力必不逮；既乱通商之地，外人必不肯认，当必仍借定乱以取之。狡焉思启，何国蔑有？故起难，成尤难，事即成矣，亦徒资敌国，如印度而已。

又今真能自立，则必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者也。然使果分十八国，则国势不过为埃及、高丽而已，更受大国之控制奴隶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而授之外人而已。比为今日大中国之民犹有所望者，其相去亦远矣。夫今地球竞争，为何时乎？自吾身所见．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若琉球之灭于日本，若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之灭于法，若缅甸、波亚之灭于英，若阿霸科尔、土尔尼特之灭于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吕宋之并于美，皆近二十年间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变灭之急如此。自尔之后，霸国之义大倡，日人称为帝国主义者也，小国必为大国所并，殆于必然。观春秋时二百余国，至战国所余仅七国耳；虽有鲁、卫、中山，不过如安南之隶人藩属。盖自今以后，第二等国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强食，鲸之吞鲵，乃理势之自然也。计百数年后，所存必仅数大国，自英、美、俄、德、法五国外，其馀皆不可知者矣。我中国人民之众，居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资格，可以称雄于大地，可以自保其种者也。吾同胞何幸生于此文明之大国，当如何自喜、自奋、自合、自保，以不至侪于高丽、暹罗之列，而为印度、安南、缅甸之续乎！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物之理也。毕士墨克生当欧洲盛言革命之后，近对法国盛行革命之事，岂不知民立独立之义哉？而在普国独伸王权，开尊王会，卒能合日尔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为德国，称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民权者，而必立萨谛尼为共主，备力设法，而合十一邦以为意国，故能列于众大，为欧洲之强国。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则日尔曼、罗马纷乱数十年，必永为法、奥、俄所分割隶属而已，岂能为强霸之国哉！夫普、意本以小国，而毕士墨克、嘉富洱则苦心极力，合众小为大，以致强霸。吾中国本为极大国，而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毕士墨克而绝无知识也则可；使毕士墨克之合众小而得霸而为有识也，则革命者力为分裂，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则可法也；印度不数十年而全灭，则是岂不可鉴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时之自立，而忘同种之分崩；顾于目前之苟安，而不计百年之必灭，何其无远虑也！宁攻数百年一体忘怀之满洲，以糜烂其同胞，而甘分一统大同之中国，以待灭于强国；若此之谋，一何与毕士墨克、嘉富洱相去远也！发愤舍身不为大中国，而为小埃及、布加利牙乎？以仆之愚，窃爱大中国、爱一统；若其如印度焉，分为众小以待灭，此则仆之愚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与强国合者昌，与亡国合者亡，仆甯从毕士墨克之后耳，安能法印度乎？

且假如自立乎，亦必当四境沸腾之时，而后为割据之事，又必当外敌未侵之日，而预为风雨绸缪之谋，然后可也。未有四境无虞而喧然唱此，百事未备而迳欲举行，此无论理势之何如，而仆之愚又不敢闻也。诸志士而果忧外国之来分割，恐临时之政府不能保也，实情理之至也。当为波国之预蓄远谋，预筹大款，预办军械，以十年之力，密密谋之，舍家为之，待时乃动，乃为成事之人。岂有如此大言高唱、无端举行，少有所捐即日望办事，日责成效而能成大事乎？此又仆所不敢附和者也。

谈革命者，又谓中国积弊既深，习俗既久，静性既甚，守旧实深，虽皇上复辟，亦难大变之；非大震雷霆，大鼓风雨，以洗荡扫除其旧人旧性，如法之大举革命然，必不能真变也。故不望其成，但欲其大动大变以警醒之，甘为大火，甘为炸药，甘为大疫，宁杀三分有二之人，以望将来之大乐。若其筑室以庇之，行医以药之，则将来自有其人，今不暇计也。远引法、美之效，近法欧洲之风，谓变法自强，必无安然可致之理；-统大同，不如鼎峙竞争之各出智力、各出议论。此其决裂破坏，无所顾虑，但求欲速以成功名，可谓勇锐残忍以图事者矣。仆以为易动而难静者，民之性也，岂中国人独不然哉？方当地球大通、东西互遇、文明交易、新旧相搏之时，在天运为穷变之日，在大地为进化之秋。变亦变，不变亦变；顺变亦变，逆变亦变；上变亦变，下变亦变；内之自变亦变，外之迫变亦变。时机既动，人心已迁，无论如何权力，必不能以遏天机、逆时运，如转石于高山之上，经危崖蹂林曲，或小停移缩，要之必至麓而后止焉。如沸泉于星宿之源，为涓流，为小川，为伏流，为倒流，要之必人海而后止焉。

近观数年之变，自甲午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其反潮则翻新政、废君上、诛党人，而积极成庚子拳匪之祸。及都邑破、乘舆出、钜款赔，积极而复有近者勉强变法之诏。然而学堂既开，报馆既出，译书既盛，游学既众，民智日开，新说日出，即如戊戌之春，湖南已发自立易种之论，幸而皇上赫然维新，故异说稍释。及己、庚之间，溥儁立，京城失，人心骚动，革命之说复起。及去年旧党渐诛，回銮日闻，天下人人侧望，咸以为皇上立即复辟，异说渐静。及回銮后，不闻复辟，至今半年，天下复嚣然愤然而谈革命自立矣，广西之乱又起矣。顷闻撤帘有信，而贼臣阻之。呜呼！此皆李莲英、荣禄二人并力以亡国也。各宗室大臣、各疆臣环视而不动，是助荣禄、李莲英以亡之也。

夫人心之变，岂有极哉？民主之制，出自公举，可谓公之至矣；美国之治效，可谓盛矣，麦坚尼之为总统东定古巴，西收菲律宾，可谓殊勋矣，而尚有无君党以刺之。近年工党之变日起，均产之论日多。夫论转石流川之势，则千数百年后，必至太平大同之世、群龙无首之时、公产平均之日；若在今日，则无君、均产之事，中国固未萌芽，而欧美亦岂能行哉？夫美之不能遽行无君、均产，犹中国之未可行革命、民主也。欧洲须由立宪君主，乃可渐致立宪民主；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自夏徂冬者，必历秋之凉和，乃可由盛暑而至严冬，岂有一日能成者哉！若夫异说之倡、新说之出，则四万万人之众困于八股则已耳；既浸以欧美之说，导以自由之路，则为人心之趋，好异厌常，人之情也。聪俊特达之士，魁奇跅弛之人，既乐脱范围，又喜树名誉，其必好奇语怪，标新领异，无所不至，乃必然也。苟卿纯儒者也，而其弟子李斯乃至焚诗书、坑儒士，韩非乃至以孝弟、贞廉、诚信为虱；吴起，曾子弟子也，杀妻以求将。好奇立功名之士，亦何所不为？不待十五年之内，极奇之异论必横出无数，可逆料也。深识之士，当反复其利害，比较其得失，斟酌而维持之，变则当变，新则当新，保全国粹，扶翼大教，养育公德。岂如浅夫一得自矜，一切不顾，维新是求，维异是尚哉？是乡人初游五都之市，矜诧异闻而侈谈之耳！今之极新极异之说，吾廿年前皆已穷思之，然而不敢张言之者，诚以不必教猱升木也；又未至其时，言亦无益，徒生大害也。

且既动之后，不能复静，变乱滋生，不可复止。不观于法国乎？法之初革命也。废尊称，更新历，起尊崇道理之教，举旧政旧俗扫弃而尽改之，举国若狂，言愈发而愈激，愈激而愈偏。限行政之权，至于事不能举；行空想之论，使人皆无产，献工金之半于政府；既无名分以统一之，于是诸党争权而相杀，各省称兵而反斗。其革命裁判所，自王后以下，乃至杀戮名士贵爵数千人；遍派侦探，疑似辄杀，人人疑惧。此则秦始皇之坑儒、桓灵之钩党、魏忠贤之诛东林，凡帝国专制之酷政，无此惨矣。已而异党复起，辗转相功，党魁数百，皆被诛戮，凡各党之争，甚类晋八王故事，死者百廿九万人。名为公议，而其专制过于无道之帝政；欲求治安，而其毒乱过于列国之互攻。盖革命之馀，必至如此。诸党大乱之后，惩艾其乱，则厌民主之说，于是拿破仑复立为君。拿破仑既逐，布林奔继立，法议员则公议严刑，以罚民主之说。既而有七月二日两大革命，连逐两君，复思拿破仑而立其后。及拿破仑第三见擒于德，乱民争位之时，前后三次，巴黎扰乱，死亡载道，贸易皆无，工贾俱绝，谋食无所；其幸生者，或贫穷而无归，或积郁而致乱。于是相与为乱，劫掠官民，盘踞宫殿，流血成渠，积骸成山。故民党之意，虽曰倡自主平等同胞，终无济而益乱矣。英国鉴之，故宁迟迟变法，而力戒革命民主之说，果得渐进之益。

夫以区区之法、区区之巴黎，一唱革命，变乱无厌已如此；况于十倍法国、万倍巴黎之中国者哉！其惨状变态，益难思议矣。且谓中国安然变法亦非也，戊戌篡废之举，庚子拳匪之祸，皆始自京师，已从流血百万而来矣。各国皆变自京师，岂必边省并变哉！若暹逻以君权变法，则未闻有一人流血之事，又岂必引法事为变法铁案乎？吾则恐大动之后，湍流直奔，大火延烧，不知几百年而无以善其后也，况敢作俑乎？

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妄引法、美以生内讧，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夫革命之义，出于孔子之称汤、武，而孟子以诛纣为诛贼，不谓之弑君；此法之杀路易，英之杀查理士，号称国之公敌者也。故君而无道虐民，虽在汉人乎？逐周厉王于彘而立共和、诛纣于太白而封亳社可也。英之查理士，法之路易，岂非英、法之人乎？若其有道？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入主中国，古今称之。《史记》称“匈奴之先祖田淳维，夏后氏之苗裔”。张晏注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逐水草，随蓄移徙，故中国谓之匈奴。然则北方之人，皆吾同种。若泰伯为周文王之子，以居吴断发文身，则不以为诸夏耳。楚之先鬻熊为文王师，以在楚百蛮之中，荜路篮缕以启山林，故亦不以为诸夏耳。其实春秋之所谓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及战国时，无以楚为夷者。汉高祖亦楚人也，而亡秦为帝，天下古今，无斥其为夷狄异种者，盖楚行华夏之礼久矣。然则满洲、蒙古，皆吾同种，何从别而异之？其辫发、衣服之不同，犹泰伯断发文身耳。且中国昔经晋时，氏、羌、鲜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孙遍布中土，多以千亿。今中土之姓刘、姓石、姓符、姓高、姓姚、姓容、姓杨、姓段，乃若侯莫陈崇分为陈姓、侯姓、莫性，纥狄于之分为狄姓、於姓，库连之为连姓，若此之姓，不可胜数。又大江以南，五溪蛮及骆越、闽、广，皆中夏之人，与诸蛮相杂，今无可辨。当时中国民数，仅二三千万，计今四万万人中，各种几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为夷裔夏裔乎？若必并此而攘之，恐无从检姓谱而行之也。若如此，则莽操革命，可攻汉高为楚夷；而北省引义，可鄙江、浙、荆、广之人为蛮种矣。

夫夷夏之别，出于春秋。然孔子《春秋》之义，中国而为夷狄则夷之，夷而有礼义则中国之。故晋伐鲜虞，恶其伐同姓则夷晋矣；郑伐许，恶其伐丧则夷郑矣；鲁伐邾，恶其凌诸夏之小国则并夷鲁矣；楚庄王入郑不取，邲之战，则夷晋而中国楚矣。春秋当此之时，惟德是亲。然则孔子之所谓中国、夷狄之别，犹今所谓文明、野蛮耳。故中国、夷狄无常辞，从变而移。当其有德，则夷狄谓之中国；当其无道，则中国亦谓之夷。狄将为进化计，非为人种计也。楚先称荆而后称楚。定、哀之世，吴子爵而不殊。盖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至于太平之世，内外大小若一。故曰王者爱及四夷，又曰王者无外，又曰远方之夷，内而不外也。国朝入关二百馀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除近荣禄、刚毅挑出此义，已相忘久矣。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其教化文义，皆从周公、孔子；其礼乐典章，皆用汉、唐、宋、明，与元时不用中国之教化文字迥异。盖化为一国，无复有几微之别久矣。若衣服辫发，则汉人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其不安。又历朝皆少失德，无有汉桓、灵，唐高、玄，宋徽、光，明武、熹之昏淫者。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监大户加税矿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仁皇帝定一条鞭法，纳丁于地，使举国数万万人，数百年子子孙孙，永除差徭，无复有车辚马箫，弓箭在腰，爷娘妻子走送，哭声直上干霄之苦。此则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也。亦可谓古今最仁之政矣。

夫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不得为高官长吏，国民一切不得平等者耳。否亦如元朝之置南人于色目汉人之下，元谓契丹为汉人、宋为南人。贱其品流，不得为宰相，不用中国文字，是则不能不愤而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文定、李文正、翁常熟迭相柄政，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则为外相，倚畀极重。而若孙毓汶之奸邪，独当国十馀年，满人侧目，无可如何。除近年荣禄以预废君之谋，独专大政外，举国四十年政权，皆在汉人之手。恭、醇二邸，位虽最高，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邸外，何一非汉人为政乎？军械除荣禄外，王文韶、鹿傅霖、瞿鸿禨三相，皆汉人也。若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三督之权，至于朝廷不敢去之。若将兵之权，尤国所倚，则袁世凯、马玉崑、宋庆、苏元春、张春发，何一非汉人乎？满人无一统大兵者，即为总督者，仅一崧蕃耳。其极边将军大臣之用满人，则以用满、蒙文字，为汉人不识之故，而将来亦必改之，观新疆改省可见。即今步军员警改用汉人，东三省亦拟改行省矣。故除京官满、汉并设，满籍人少，迁移较易，似为占优，然当时分设满、汉者，已自有故。乾隆时，舒赫德曾请删除满、汉，谓开国时圣祖本欲删除，后恐满大臣权大，至使汉人无官，有若元时，故特分满、汉之缺。然则所以分之之故，盖专为汉人计也。且江苏、广东人才相等，而广东进士额少至数十，天下事原不能极平，岂广东可以此攻江苏欤？若外官则惟才是视，绝无满、汉之分。至海关、织造等官，明世原用阉人，而士人不屑为之，今满籍之贪横，尚不如明世宦官之甚也。然若东三省、新疆、西藏、蒙古为本朝开辟之地，而汉人今得官其间，此宋、明汉之所无，亦足以少相补矣。此外惟八旗兵饷数百万，独为虚糜，然自满大学士舒赫德、松筠等，皆尝欲改为屯田以养之，袁太常昶亦尝言之。昔盛祭酒伯熙与吾言，满兵挟弓箭坐食，日益穷，不如改业农工商贾，反足自谋。除选练精强，仍充兵籍，馀听为民籍谋生。其满籍人亦知其弊，以为宜改矣。仆昔亦尝言之，皇上然之，则此事之改必矣。皇上复辟，必妥筹良法安置而改之。然则国朝之开满洲、回疆、蒙古、青海、藏卫万里之地，乃中国扩大之图，以逾唐、汉而轶宋、明，教化既益广被，种族更增雄厚。俄罗斯所以为大国者，岂不以旁纳诸种之故？然则满洲之合于汉者，乃大有益于中国者也。苟未至民主之时，帝室统系必有一家，终非人人所能为，亦不过如前朝之汉刘、唐李、宋赵、明朱耳。且惟满、蒙乃称奴才，汉人则与宗室并称臣，皆比肩事主，无所屈下。今微论圣主变法自强，能公天下，即使西后、荣禄或后之当国者，更肆专横，亦岂能禁四万万人而不听其开议院参政权哉！以戊戌推翻新政，而辛丑已复行之，近且有满、汉通婚之谕，然则大势所趋，即顽锢权强，亦不能不俯首而移变。然则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夫以平等权利如此，英、普、奥、意、荷、琏、班、葡、日本人自为国政，不过如是，但不如法、美人之得为大统领耳。是岂可以奴隶言之哉？

今者割地鬻民、赔款剥民，诚可痛恨，然此但太后、荣禄一二人之罪耳，于满洲全籍人无与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千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其馀仆所识宗室之英、士夫之秀，通达大义、乐于维新者甚多。何为因太后、荣禄、刚毅一二人之故而尽攻之哉？文明之国，科罪不及妻孥；野蛮之刑，诛连不过十族。今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夫以太平之理、大同之道言之，无论黄、白、棕、黑之种，同为天生，皆为兄弟，并宜亲爱之。今虽未能，然而大地既通，万国合较，凡蒙古、回部、西藏之人，言语未通，教化未同，犹当在内其国之例，与之加亲。吾游印度北边，遇廓尔喀、西藏、哲孟雄人，待吾加亲，开室以居吾，煮麦以食吾。凡遇中国人，尊之曰叔而敬礼之。以不通言语、不同教化之人，缘念同国，且及藩属，其敬恭亲爱如此，悠然动吾内其国之想。何况满人之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教化、礼乐、言语、服食无一不同者乎？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或者动引扬州十日之记、两主人粤之事，皆当时之涂毒，若思复九世之仇者，此盖古时文明未开、敌国相攻之常。项羽、白起亦中国人也，而项羽坑秦新安降卒且二十四万，白起坑赵长平降卒且四十万矣。故在开国之时、万国未通之日，分别内外，犹之可也。方今大地既通，诸种并遇，若匈牙利、土耳其，说者方引而亲之，以为同宗，况满之与汉，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为一家也。然以同父之子，乃恶异母之兄弟之袭爵，当群盗环伺之时，乃恶而欲逐之；且实因袭爵者之妾母之管家擅权，私自盗卖田舍于邻家，乃并其袭爵之兄弟，及其异母之群季，一概欲尽诛逐之，不顾外患，惟事内讧；同室操戈，他人人室。无端生此大波、立此乱说，于伦理为悖而不顺，于时势为反而非宜，翩其反而何未思也。

夫今日中国积弱，众强环视，苟汉之与满，割而为台湾，亡而为印度、波兰，则必不得政权平等自由之利，是则可忧也。然既非其比矣，则国人今日之所当忧者，不在内讧，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则必当举国人之全力，聚精会神而注于是，或可免也。方当同舟共济之日，若为内讧，则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恐为阿坤鸦度之能脱于西班牙，而适利美国之渔人；至时则永为奴隶，永无自立，求如今者，不可得也。乃国之志士，不能审此，而颠倒误用之，吾恐若印度真奴之不远矣。

昔戊戌在京时，有问政体者，吾辄以八字言之，曰“满汉不分，君民同体”。皇上甚韪之。因言魏文改姓迁都事，皇上决将满、汉二字删除，凡官之分满、汉缺者亦删去。其任官惟才，不问何籍，各地驻防，皆附其地，听其谋四民之业。其满洲旧姓，皆取一字而行之，如魏故事。故只有所谓中国，无所谓满、汉；帝统宗室，不过如汉刘、唐李、宋赵、明朱，不过一家而已。不筑堤防，何有水涨？虽欲攻满，何从攻之？近者粤督陶模，曾上满、汉不分之折。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体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且即以为别种，欧洲各国且有迎君于异国者，不可胜数。盖欧但求民权自由耳。若君则如一大席位耳，终有人领之，不必其同国也。如一省之官，不必本省绅士为之也，孟子所谓天子一位者耳，若其无道则去之。何谓并其全国一律攻詈之乎？揣革命者之必为此言，外引华盛顿、印度、波之拒英，阿坤鸦度之拒西班牙自比，以谓保全其种，不为人奴也。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类于南阳、丰沛，其馀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岂得以奴比之哉？汉人科第、仕宦、权任，亦与唐、宋、明同。岂若英之与印度，西班牙之与菲律宾，种族、教化、礼俗、服食、言语无一同者比哉？政权大官无一分授、权利自由无一平等者比哉？岂与美国本出各国合众者比哉？岂与波斯已灭比哉？岂与罗马尼亚、门的内哥、布加利牙不同国教比哉？而妄引比例，情事不同。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实推其意，不过为起兵动众借口耳。

然则革命、自立皆不可，而西后、荣禄常柄政，则吾同胞当安坐以待灭亡鬻卖乎？是又不然。试观数年以来，推翻新政，禁报馆，捕党人，停学堂，止译书，其暴横之举，与前百年欧洲诸国之压制其民相等；今不二三年，已废八股、弓刀、漕运，开学堂，译西书，派游学，满、汉通婚矣。风潮所卷，正反相承，其后不能复止。皇上而复辟，固能维新自强，以与民权；皇上而有变，必有变乱相随，焉有伪朝篡乱而可久者乎？况西后、荣禄，皆已老矣。昔戊戌之时，吾开保国会于京师，合京朝士夫及各省举人为之，首言民权，以上无变政之心，则当由下变之，由下迫之。己亥上之几废弑也，以海内外四十馀电而不敢行矣。若能大集巨力，多开国会，多派游士，多开报馆，大启民心，大明民权，积以月日，民必风从，尽易内地，起自京师。然后为英国五十万人递禀而请议政之权可也，为英、奥、意杀相逐君之例，以迫君后、定立宪法可也，为皇上复辟可也。

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审之中国之故事，则必秦、隋、蒙古之无道，又无洋枪、轮船、电线之精巧，乃有匹夫革命之事。今求之时地、事势而皆非，考之人心、义理而不协，而妄听一二人之辩言，以构滔天之大祸，而斩削分鬻四千年一万里之国土，毒戕涂炭四万万之同胞，此则仁人志士所不为，而仆万不敢闻者也。仆已破家沉族，无所不可为，而终以为不可者，时势、事理皆非宜也。诸君何苦沉七族、捐父母而为此鬻国害种、必不成之事乎？保皇之会，开之累年，遍乎百埠；己亥救主之电凡四十馀，贼臣因以震慑，皇上赖以保全，此亘古莫大之功也。今累塔至尖，覆山欠篑，而节变于中途，失忠于末路，舍保皇已成可望之功，而图革命必不成之举，甚非策也。若夫仆者，受圣主之知遇，赞百日之维新，亲受衣带之诏，躬受筹救之责，数年以来，与诸公戮力，勤王无成，罪宜万死。夫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乎？

来书频谓开保皇会、累电救上，可谓忠矣，而举朝咸目为逆党，指为匪会，逮捕相仍，谁能白之，虽忠无益。夫忠义者，人之自靖自献耳，岂顾人之指目哉？且事实之真，可蔽乱于当时，未有久而不白者也。日本维新元勋，莫不数西乡隆盛矣，而当时咸目以叛徒，今则上野公园铜像巍然。人之立志，当贯初终，岂困外之暑寒燥湿而少变之哉？某君来书，谓：“刘元德亲与董承奉献帝衣带诏，而乃经营荆襄蜀汉，以立王业，天下不非之，盖以存汉祚为大也；若使垂手坐望献帝之复辟，则是终为曹操之所有，是存小忠而失汉业也。今皇上挟于西后、荣禄之手，虽回銮而无权如故。荣禄自挟天子而令天下，于今五年矣。若如汉献故事，是中国永割，而吾黄帝四万万神明之胄终亡，则是不行革命所致也。夫君与国孰重？一人与四万万人孰重？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岂可徇小谅而忘大事哉！”是其说甚辩，而亦不然也。当献帝时，群雄割据已成，大势瓦解已定，献帝必无复权之理；即使复权，而献帝既非英主，群雄既皆立定，亦无恢复之望，故先主不得不取荆、益以图存汉祚。若今者各省有已割据者乎？大势有已瓦解者乎？不过六十老翁之西后、荣禄二人擅朝耳。举国大小臣工，下及民庶，外及友邦，莫不归心皇上。一日归政，天子当阳，焕然维新，以上定立宪之良法，下与民权之自由，在反掌耳！皇上既非献帝之比，今亦岂汉末之比哉？时事迥殊，亦不能附会古义也。愿诸君审度时势，力终其忠义，厚蓄其实力，姑少待之。无误于异论，无鼓动于浮言，无惑乱于少变，坚守保皇会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刻心写腹，幸察鄙言，不胜倦倦毣毣之至！

康有为既告美洲各埠，其书既布，乃书其后曰：当国之权臣，及保位之疆臣，无以吾言为喜幸也，无以革命者难举，无所惮而益肆也。夫自割台而不能保，而人心变矣，则有发革命者；及割胶、旅也，则湖南有独立之说。幸有圣主维新，大慰人心，天下归之，人望自强。万里之中国，二百年之宗社，仅赖圣主而传一线耳。庚、辛大变，皇上无恙，人望回銮，可以复辟。今回銮数月，不闻复辟，薄海内外，骚然失望。即向之竭忠于本朝者，多已翻然变改矣。盖以变法自强，非皇上复辟不能也。今政府既经半年，无复辟之事，无变法之心，向之望之复辟者，既不可得，遂绝自强之望，则不得不思变计，以谋自保也。

月来所闻，消息绝异，加以广西、直隶之乱，人心大变，不独四年来所无，实二百年所未有。盖向者人犹望复辟之自强，今则别谋革命自强矣；向者不过变自小民，今则变自士夫矣。此其大变，又洪秀全之时所无也。以大变如此，而彼昏不知，一醉日富。荣禄方且以拳匪罪魁，幸八国不请杀革，受其愚弄为得计；方且以复揽国权，结姻亲王，纳贿卖官为得计。深官方且以息肩颐和，复能临朝为得计；各疆臣方且以和约幸成，竭力剥民，坐保高位为得计；各宗室之英、从龙之裔方且以国家无恙，富贵可长为得计。庚子之惨仅阅弥年，而举朝酣嬉，竟若无事。上之不闻触聋、狄人杰之谋，下之不闻平、勃、朱虚、五王临淄之策；遂无一人为二百年祖宗血食之谋、社稷保全之策、中国安存之计，力图皇上复辟以维系人心、固存宗社、莫安生民者。

夫所以为国者民也，所以扶立者人心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至于人心尽变，则有土崩瓦解之患。若法国之伏士倒戈，亲臣首难，祸起萧墙，衅启腹心，人皆敌国，五步溅血，岂待远边之弄兵乎！夫以数月之不复辟，大变已如此，再迟年月，岂复可言？岂复有人能调解之乎？岂复能以兵力弹压之乎？岂如外国有和约可订定乎？人心已尽变，敌国已隐成，辽沈、蒙古，皆无可归。至时不独太后有路易、查理士之祸，荣禄有井、伊大老之惨，各宗室之英必为法阿旁拿破仑之族，傍皇奔走，身死无所，各从龙之裔亦恐蹂躏剪绝，屠戮净尽，各老大疆臣同归于尽。至是乃悔，即使皇上复辟，亦无济也。

夫民不畏死，深愤大怨之所注，岂复有成败之计哉！以万里四万万人之怨恨忿怒，同注入于京师；以四万万人之怨恨忿怒，同注毒于一人一族；万弩齐发，同射一鹄，此岂复有以御之者哉！夫外患犹可避也，内讧无可避也；边乱犹可平也，近变不可御也。法、奥、意之君相被逐，其前车矣。勿谓戊戌以来，四年之变之不急，而轻视之、而傲很之也。后此四年之变，乃积前四年之变而乘之，又积十年之毒而发之，其厚大急激，久经阅历，得要以图，真不可量也。勿恃重刑严兵，可以恐之而绝之也，则法王路易罅礼、奥王飞蝶南、奥相没透泥，所以严兵重刑者至矣，而适足以杀其身、亡其国而已。

呜呼！吾甚痛列祖列宗艰难缔构之业，而顷刻亡于此一二贼臣之手也；吾尤痛千万亿宗室之英、从龙之彦，为屈忍于一二人之权力之故，而甘卖祖宗之大业，自剪其数百万之种族，自杀其身，自祸其家以从之也。是以庚子惨祸为未足，而必求国亡种绝而后已也。即为太后计，与其久不归政，而致杀身亡国，是以热河、陕西之幸为未足，而更求渐台之惨也；孰若归政皇上，犹得保全暮年，而见中国之自强、陵庙之血食也。即为荣禄计，彼固甘心亡国而不顾矣，然固忧其身，故骑虎难下也；与其久窃一日之柄，而身家必不能保，孰若早归大权，远游外国，犹可自免也。寝薪火之上而自以为安，无一日之谋而偷以为乐。噫嘻！安有为国为身而如此者乎？

要而言之，及今速请皇上复辟，以强中国。则国朝二百年之社稷，犹得与英、日帝统而并存；从龙数百万之裔胄，犹得列华族之富贵；中国四万万人，犹得以安存；万里之土地，犹可以自保也。再过一二年乎，则人心尽变，神州陆沉，天地惨黩，虽有圣者，无如之何。是则荣禄首其祸阶，而同时宗室之英、从龙之彦、封疆之臣，所共甘心发愤以赞助亡国灭种者乎？在诸人之心，或谓吾年已老，可幸苟免也，而祸患之来，速于风火。李文忠七十难免甲午之辱，徐桐八十难免庚子之惨，苏威遭王世充之廷辱，王衍遭石勒之排墙。呜呼！愿我王大臣无忘庚子京师之祸，无忘元世庚甲之变，无忘明世甲申之剧也。呜呼！愿临朝执政者，读英国杀其王查理士，法杀其王路易，逐其王罅礼布林奔，奥逐其王飞蝶南之书也；摩娑坛庙之鼎钟，披视开国之牒记。其存乎、其亡乎，皆视一二岁之复辟否乎。光绪戊子之冬，吾上书言日本朝鲜事，举朝笑之，及甲午乃不幸而言中。今吾复言此，若又不信，大祸复见，重不可救。独痛舍身救民变法自强之圣主，而无权无力，坐观亡国之惨。此则谁之罪夫，其惟奉诏孤臣死罪死罪而已。